八年级语文下册 第五课《我的童年》教案 新版新人教版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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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为命：
互相依靠着生活，谁也离不开谁。
不折不扣：
不打折扣，表示完全，十足，彻底。
溺爱：
过分宠爱（自己的孩子）。
不以为然：
不认为是对的。
表示不同意，多含轻视之意。
然，对。
家徒四壁：
家里只有四堵墙，形容十分贫穷。
光大门楣：
光耀门第，光宗耀祖。
门楣，门庭，门第。
浑浑噩噩：
形容无知无识，糊里糊涂的样子。
二、整体理解
第一部分
（1）：
我的童年的色彩。
出生的时代与家境
父辈们的相依为命
第二部分（2~13）特殊享受与严格要求
我的识字与我的伙伴
离开故乡的人生转折
小结：
第一部分总领全文，第二部分具体写自己的童年生活。
第二部分第一层，写出了时代特点：
新旧交替；
写出了家景：
最穷的村中最穷的家。
第二层，写父辈们的相依为命，为第五层的离开故乡求学作了铺垫。
第三层写作者在家中的特殊享受与严格要求，为作者的居长作了铺垫。
第四层写开始认字和自己的伙伴，为作者成长的初始阶段。
第五层写作者到济南上学，为作者的人生最关键的转折。
第二步，精读课文，深入理解课文
1．第一段自然段表达了怎样的含义？
有什么作用？
明确：
童年生活十分单调，只有代表贫困的灰黄色。
总领全文，为全文奠定感情基调。
2．“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这几句话表达了什么样的时代特点？
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时代特点：
新旧交替，封建影响强烈，置之脑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感情：
失望和无奈之情。
3．“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它省份）穷。
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
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作者这样写有怎样的表达作用？
由大及小、由远及近，层层铺垫，突出了“我家”的极度贫困，能让读者产生深刻的印象。
4．在“父辈们”一节，并没有写到的我的童年生活，是否多余？
为什么？
不多余。
这一段写父辈们的友好情宜，相依为命，为为文写走出故乡到济南求学作了铺垫，而到济南求学又是作者最重要的人生转折。
5．在“每天最高的享受”一节，作者为什么要先写“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
是为了突出我的最高享受。
正因为“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吃到白面馒头才成了最高享受。
6．“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
”请认真阅读相关的文字，具体概括作者认为写这些事情的意义：
激励我前进，鼓舞我振作；
促使我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
启发我对子女要爱护得法。
7．“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
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
”结合原文思考文中的“好事”指什么？
“坏事”又指什么？
好事指：
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成为我人生的最关键的转折点。
坏事指：
文革中被打倒。
8．“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很小离家，对家非常思念，但我又无回再回到家里去。
9．原作在选入课文时有删节，其中删掉的最后一节是：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尽可能真实地描绘出来，不管还多么不全面，不管怎样挂一漏万，也不管我的笔墨多么拙笨，就是上面写出来的那一些，我们今天的儿童读了，不是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从中悟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吗?
”请问，同学们学了本文后，从中得得到了什么启发？
从中悟出了哪些有用的东西？
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只要我们努力去克服，最终会有收获。
在贫困中更需要亲人间的互相扶助。
穷困是一生的财富。
父母对子女要爱护得法。
人生的转折也可能是人生的不幸。
第三步，选读课文，个性解读
1．你对本课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理解？
2．学习本课后你有哪些收获？
总结固趣
本文语言平实朴素，叙述真切，历历在目，在平实的叙事中表现出真切的感情，这些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活再也不会像季羡林先生那样艰苦了，但他面临艰苦的乐观精神，从艰难的人生经历中获取精神营养、在艰苦的生活中不断成长的经历等将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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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感动中国人物之季羡林
季羡林：
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颁奖词】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
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
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国学泰斗季羡林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
山东清平（现临清市）人，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精通12国语言。
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泰斗，山东大学校友。
6岁时，季羡林从临官庄到达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926年，季羡林在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附中有两处校舍，一处在老东门外的山水沟，原为矿业专门学校的校舍，一处在北园白鹤庄，原为职业中学校舍。
季羡林在北园校舍读书。
这里荷塘四布，垂柳蔽天，犹如仙境一般，非常适合读书。
在这里，季羡林学会了用功，再也不去荷塘钓鱼虾、捉蛤蟆了。
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
他提倡读经。
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
两位老师对《书经》、《易经》等经典及其注释等都背得滚瓜烂熟。
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
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
他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
季羡林的习作曾得到他的高度赞扬。
这也激发了季羡林对古文的兴趣。
季羡林设法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进行阅读。
在中学期间，季羡林也学了德文。
1928年，设在北园的山东大学附中关了门。
同年，筹建国立山东大学，校址迁至青岛。
山东大学附中的学生，转入由附中高中部改设而成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今济南一中）。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一年。
这是季羡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
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正是在这些业师的教诲与熏陶下，季羡林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季羡林参加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冠”。
1929年，季羡林与彭德华结为夫妻。
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彭德华自幼丧母，只有小学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发过脾气。
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
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
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
季老的婚姻可谓中国封建婚姻包办的悲剧，但是他后来的独居也使得他内心平静安心的专研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正如梅兰芳的寂寞成就了他一样。
1930年，季羡林进京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结果“连中双元”，被两所学校都录取了。
由于清华大学的留学前景要好于北京大学，最终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专攻德文，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同学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胡乔木等。
大学期间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因成绩优异，曾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在大学期间，季羡林还有缘结识了沈从文先生和老舍先生。
1934年夏天，季羡林大学毕业。
受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之邀，回母校担任国文教员。
1935年9月，清华大学与德国DAAD签订协定，双方交换研究生到对方去留学。
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三年。
季羡林被德国录取。
10月，季羡林抵达德国哥廷根，入哥廷根大学。
1936年春，季羡林进入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辅修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其梵文主持讲师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季羡林也成为施米特教授唯一的听课者。
季羡林一边上学，一边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四个“优”，因特殊原因，经过两次答辩并顺利毕业。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并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1941年，季羡林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随后又师从语言学家E?
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6年季羡林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的怀抱。
季羡林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并兼任系主任。
从1946年至1949年，季羡林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四十余篇文章。
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学术论文，如《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等；
一类是介绍东方语言文化以及国外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现状的文章；
还有一类是各种评论文章。
1951年，季羡林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
同年，季羡林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这一年季羡林写了八篇文章，并汉译了马克思《论印度》出版。
1952年7月，教育部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的工资进行调整，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
这一年季羡林只写了一篇文章，即《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这一年季羡林共写了五篇文章，并汉译《沙恭达罗》出版。
1954年、1959年、1964年季羡林分别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1983年，季羡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8年，季羡林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
其实，季羡林近十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
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
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2009年7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
季羡林的骨灰在他的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对季羡林的评价
季羡林在大陆被许多人尊重，并被一些人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温家宝曾五次看望季羡林。
他称：
“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
”“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温家宝评）
贺剑城称自己“为老搭档的逝世感到悲痛”，贺剑城道：
“季先生对待学术、工作非常严谨，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非常严格。
他精力过人，每天到单位非常早，有时竟然会提前三个小时到。
贺老称，季先生一生对待学问十分刻苦，提及他在德国同时学三门语言的情况，笑称‘简直是自我折磨’。
”（贺剑城评）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
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
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
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
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
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
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
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
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
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
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
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
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
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
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
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
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
泰者，泰山也；
斗者，北斗也。
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
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
人们常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
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
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
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
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
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来一个急刹车。
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季羡林经典语录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
一曰真，二曰忍。
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
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
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
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
只望有誉，不能有毁。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
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
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
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
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
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
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
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
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
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
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
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
俗语说：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这就是窍门。
季羡林的故事
恩师朋友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其国文老师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还是著名翻译家。
季羡林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耄耋之年，仍旧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季羡林毕生难忘”。
1946年，臧克家到南京国立编译馆去看望老同学李长之，恰好季羡林在，在这里臧克家第一次见到季羡林。
1949年春，臧克家从香港来到北平，和季羡林重又相见。
20世纪50年代初，臧克家支持季羡林入党。
1978年前后，臧克家见到季羡林，见季羡林头发半白；
1980年再次会面，已满头白雪。
于是臧克家顿生感慨，随即赋诗一首，赠给季羡林：
年年各自奔长途，把手欣逢惊与呼！
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
苦涩童年
季羡林，字希逋，曾用名齐奘，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
该县在山东西部几乎是最穷的县，官庄村在穷县中的穷村，季羡林的家在全村中几乎是最穷。
季羡林出生后，家境仍然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
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
一年到头，就吃这种咸菜。
好在季羡林在故乡只待了6年。
在6岁那一年，他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叔父把他接到济南上私塾。
季羡林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
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对小说情有独钟。
书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
这个时候也开始学英文，当时英文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
那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
综观季羡林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济南求学
季羡林在十三四岁时上了济南当地一所三流学校正谊中学。
季羡林还是不喜欢念书。
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他对蛤蟆和虾的兴趣。
每次考试，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
在正谊中学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十五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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