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分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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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同事强奸的有1件；
未满14岁幼女与“恋人”谈恋爱同居的有2件。
陌生人作案的性侵害案件有42件，占到总数的%，一般持续时间不长。
其中，采用尾随跟踪孩子放学或下班、威胁作案的共有13件；
以外出找工作诱骗女孩出走强奸的有4件；
歹徒深夜闯入农村学校或学校附近学生的租房内猥亵、强奸女学生的有4件；
多名少年劫持并轮奸少女的有3件；
利用迷信“驱魔”要和幼女发生性关系的有2件；
借口让女孩帮忙找人而强奸的有2件；
让他人采用欺骗、强制等手段为自己介绍处女的有2件；
罪犯趁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注意猥亵女童的有2件；
假冒记者照相来进行性侵犯有1件；
公安副局长强奸嫖宿幼女的有1件；
医生以检查身体为名强奸幼女的有1件；
自己想外出打工被骗而遭强奸的有1件；
打工妹因工伤住院而被陌生人闯入病房强奸的有1件；
强奸弱智女孩的有1件；
与家人赌气出走被强奸的有1件；
旅客强奸所住的宾馆服务员的1件；
女童半夜被“不明”老翁抱到村边强奸的有1件；
女孩错搭车被司机 强奸的有1件；
警察以检查为名将少女带到郊外强奸的有1件。
2、父亲以及其他近亲属对女童进行性侵害的14件案件中，孩子主动报案的有8件，母亲领着女儿报案的有1件，孩子的姑姑报案的有1件，受害女孩的表姐报案的1件，事发后很久邻居发现报案的1件，还有2件比较特殊，1件是外祖父强奸外孙女之后，被孩子的父母杀死，案发之后发现的性侵害情况；
另1件是被害的女孩假称遭绑架，骗局被公安机关识破后，发现女孩长期遭受其父的强奸，想以此来拿些钱摆脱父亲的控制。
3、从侵害的时间范围来看，陌生人实施的性侵害行为一般都只是一次；
而亲属、熟人和老师性侵害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从一次作案即被发现到持续达10年的都有，尤其是亲属、老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时间比之其他的侵犯时间都要长，平均在3年左右。
4、从受害的人数来看，陌生人作案的，大部分是1件受害人，但陌生人针对学生作案的4件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则平均有8名；
在熟人进行性侵害的案件中，被害人往往不是一个，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尤其是老师对学生发生性侵害的，被害人人数都比较多，从1人到43人不等，大部分都不只是1个人，平均被害人的人数是个人。
5、未成年人的父母曾试图以调解的方式私了的有32件，占到案件总数的%，大部分是涉及老师和熟人的性侵害案件，在这些案件中，被害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私了的有11件，加害人或加害人的监护人提出和解私了的有21件。
6、被害人随父母外出打工、父母在外地打工或者自己在外地打工的这类案件有32个，占到%。
其中，被害人随父母外出打工而遭受性侵害的案件有10个，父母在外地打工，孩子在居住地遭受性侵害的有16个，自己在外地打工而遭受性侵害的案件有6个。
7、在这些性侵害案例中，未成年人作案的有21例，占到案件总数的%。
从加害人的年龄来看，14岁以下作案的有2例，14岁作案的有4例，其余的15例都是14岁以上作案的，大部分集中在16岁和17岁；
从受害人的年龄来看，一般都比较小，最小的只有3岁，4岁、5岁、7岁等等都有，大部分集中在12岁以下，12岁以上被性侵害的案件有4件。
未成年人一般选择侵害比他年龄小的幼女，这些女童往往是他们的邻居或者同学，在案件过程中，较多的都是几个人结伙作案。
8、在这些性侵害案例中，被害人的年龄从3岁到17岁之间，最为集中的年龄段是12-16岁之间，共有案例81件，占到案件总数的%，案例中所有被害人的平均年龄是岁。
9、老年人对未成年女性进行性侵害的案件有14件，其中，70岁以上的老 人实施强奸的有6件；
60岁——70岁之间的老人强奸的有4件；
50岁左右实施强奸的有4件；
其中有12件发生在农村。
10、在受害女孩遭到性侵害之后，怀孕并生下孩子的有4件，其中有1个孩子夭折；
其他3件生下的孩子都面临着不知谁抚养的问题。
二、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特点 1、熟悉的人进行的性侵害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害的最大危险，还是来自于未成年人周围熟识的人。
从调查的资料来看，侵害人中数量最多的是亲属和其他认识的人，共有96例，占到所有案件的%。
其中，未成年人的亲生父亲、养父、继父或者其他家庭近亲属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犯的有14个，老师、校长性侵害的有15个，两者总计占到熟识的人作案的%；
被邻居或其他熟识的人性侵害的有68个，其中绝大部分是邻居、同村人的性侵害，其他还有网友，同学及同学的朋友，父母的同事、同居人，老乡，打工者的老板等等。
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孩子面临的性侵害的威胁中，负有保护职责的老师、家长以及孩子的其他长辈占有相当的比例。
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
如果从犯罪成本的角度来看，亲属长辈、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对孩子拥有广泛管教的权利，甚至是惩罚的权利；
而未成年人本身并没有任何自立的条件，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心理上，都是依赖自己的父母、老师。
对他们而言，这些熟悉的人就像天空一样在保护着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父母、其他长辈或者老师利用自己的优势对孩子进行性侵害，孩子会陷于恐惧之中，却不知道该如何去摆脱这种恐惧；
传统的服从式教育也让她们习惯于顺从、不反抗；
而实施犯罪的成年人，却相当有把握阻止孩子说出这些罪行。
很多女童对于性侵害与家长、老师、亲朋好友平时的爱抚和关照有什么本质区别都不知道，就更不用说去报案了。
可以说，相对其他的性犯罪，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对性没有了解的儿童进行犯罪，成本可以说是很低的。
这种亲密的长辈对孩子犯下的罪过，其影响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创痛。
如此亲密的人竟然会对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从孩子的眼中来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这种怀疑，以及周围环境可能对儿童，尤其是女童的歧视的氛围，都使得孩子的成长很有可能偏离正常的轨道。
在调查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教师对孩子的性侵犯，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乡村学校或者镇学校，共有12例，占到教师性侵犯案例的80%。
而且，在陌生人作案的案件中，歹徒深夜闯入乡村学校或学校附近学生的租房内猥亵、强奸女学生的也有4个案件，学校的安全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乡村学校于地处偏僻、物质 匮乏，孩子们对性的了解相对更少，娱乐活动也不丰富，学校管理相对而言更加松散一些。
很多学校连老师的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就更别说改善学校的环境了。
人才向城市的流动，使教师的素质相对较差，有不少学校几十年没有变化，这也产生了性犯罪的诱因。
预防这种犯罪的发生，就要对孩子普及正确的性知识。
老师和父母要让孩子知道自己身体的发育状况，以及身体的哪些部位是不能让别人碰的；
告诉她们不要与成年男性单独在一起；
遇到侵害时怎样保护自己，让孩子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常识。
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被害人最为集中的年龄段是12-16岁之间，平均被害年龄是岁；
发生在小学的案件有11个，发生在中学的有4个。
十岁左右的孩子正是生理上开始发生变化、性意识朦胧出现的时期，因此，对孩子的性教育最好能在这一时期进行。
而且，对于未成年女性如何抗暴御辱的教育也非常重要，但目前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几乎是一片空白，应该加强这些内容的教育。
同时，对孩子的父母普及这些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让他们了解防止孩子遇到危险的一般预防知识，比如应当正确的教给孩子性知识和自我保护，避免将孩子单独留在家里等；
在孩子遭受性侵害之后，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找父母，要让父母明白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孩子身上，怎样去正确的面对，鼓励孩子说出来，保护孩子免受进一步的伤害，包括犯罪的伤害、周围舆论的偏见以及追究犯罪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伤害。
2、打工者孩子遭受性侵害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被害人随父母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外地打工或者自己在外地打工的这类性侵害案件有32个，占到了全部案件的%，这个比例不容忽视。
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他们的子女的安全问题、教育问题都隐藏着危险。
如果父母在外地打工，孩子在家乡往往是和祖父母、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而长辈的年龄较大，精力不足，不能周全的照顾孩子，更别说对孩子进行教育了。
这样的案例共有16个，在一个案例中，孩子深夜被一个陌生人抱到村边的草剁上强奸，而就在隔壁屋子睡觉的奶奶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即使跟随父母到城市打工，孩子也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在父母身边仍然遭到侵害的有10个案件，打工的男青年常常用零食、零钱或者玩具来引诱邻近居住的其他打工者的孩子，对其进行性侵害。
这些打工者的生活一般都非常辛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是很常见的，没有时间来看管孩子。
而且，打工者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精神状态都比较差，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电视、报纸、网络在性方面的不适当宣传，对这些人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并且，许多男性打工者正处于青壮年时期，没结婚的，到城市打工后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而结婚的却没有妻子在身边，婚姻生活很不正常，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发生性侵犯的可能性较大；
另 一个方面，打工者的孩子的教育、安全得不到保障，打工子女学校数量上就很少，而其自身的设施和老师素质都没有保障，有些甚至还不如家乡的教育质量好，老师也缺乏对孩子进行性知识教育和保护的条件和能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性侵犯的威胁无疑更大。
而有些年仅十几岁就在城市里打工的孩子，他们出门在外，又没有父母的照顾，一般只能依靠带她们进城来的老乡，或者招工的老板。
但是，对她们实施性侵害的，恰恰是他们熟识的老乡和老板。
在这些案例中，有一个是12岁的女童在县城的饭店当服务员，被隔壁饭店的打工者强奸；
还有的则是被老板的儿子强奸，或者老板以不给工资为要挟而强奸。
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应尽可能给打工者提供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包括获得报酬的权利、合理休息权、子女受教育机会等。
其次，应当重视打工者的业余文化生活，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使他们的生活充实、健康、丰富，关心他们的婚姻家庭，让打工者感受到城市给他们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温暖。
对于童工，政府应当加大查处力度，尽可能使儿童接受教育而不是外出打工。
3、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的案件比例不小 在这些性侵害案例中，未成年人作案的有21件，占到案件总数的%。
这些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是未成年人。
从加害人的年龄来看，14岁以下作案的有2例，14岁作案的有4件，其余的都是14岁以上作案的，大部分集中在16岁和17岁；
从受害人的年龄来看，一般都比较小，最小的只有3岁，12岁以上遭遇性侵害的案件有4件，大部分集中在12岁以下。
从加害人的背景调查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少年都有不良行为。
很多都辍学在外、在校的学生也是成绩很差，有的家庭不和睦或者父母离异、无人细心照顾，有的除了强奸之外，还有盗窃、抢劫等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
而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承认看过色情录像带或者上过色情网站，有的作案竟然完全是按照录像上的或者网站上的内容来实施。
在一个案件中，15岁的少年看了淫秽录像后，照录像的内容，先后9次强奸同村6名幼女。
可以看出，实施性侵害的少年都存在性早熟的现象，而性早熟95%以上来自环境刺激，其中语言、文化环境的影响最不容忽视。
现在各种媒体对性的过度渲染，以及网络上的各种色情网站，都使孩子容易受到不良的诱导。
一旦性意识强烈的孩子形成生理上的性早熟，或者性早熟的孩子形成心理性意识时，将比一般孩子更容易发生“危险”。
因此，对儿童进行正确的性教育是当前一个重要的任务。
案件中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于很早就露出端倪的儿童的不良行
为，我们应该如何矫治？
目前法律提到的矫正未成年人的机构就是“工读学校”，从有关法律的规定来看，工读学校是义务教育的特殊形式，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和矫治的责任，未成年人到工读学校上学，应当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部门批准。
然而近年来，于种种原因，工读学校出现了萎缩现象。
于工读学校收费受限，一些学校就采取建工厂的方法，让学生边学习边劳动，只能依靠孩子的干活才能继续学校的正常运转。
在很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中，一个城市才有一所工读学校，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工读学校的萎缩，以及入学时的“家长、学校、公安三方同意”的条件，使已经沾染了不良行为的孩子，得不到应有的矫治。
即使现在有的省份规定了，不允许学校开除尚在九年义务教育年限内的学生，但于普通学校没有对不良行为进行特殊矫治的功能，结果往往是其他学生受到了不良少年的影响，而这些少年也没有变好，甚至有的学校只是名义上让他们上学，实际上却不管不问，反而放纵了他们的不良倾向的发展。
因此，加强工读学校势在必行，当然，应当改变现有的这种只是限制自的管理模式，为少年的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
4、老年人对未成年女性实施的性犯罪 从调查的案件中可以看出，老年人对未成年女性进行性侵害的案件共有14个。
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实施强奸的有6个；
60岁—70岁之间的老人强奸的有4个；
50岁左右强奸的有4个；
在这类性侵犯案件中，犯罪人一般都是儿童的邻居、同村人或老师，往往利用儿童比较单纯的心理，以给零花钱、糖果等为诱饵或以关心学习、同情家庭遭遇等为借口，或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对儿童进行性侵害。
这种案件大部分发生在农村，这种现象和农村老人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
农村老人常常随子女生活，子女不在一起的，老人就少有机会在一起；
另一方面，丧偶未娶或终身未娶的老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也有自己的生理需求，但有的受经济条件所限，无钱结婚或再娶；
有的虽然具备经济条件，但受着旧思想的束缚，担心子女的反对和周围邻居的谈论，不敢或不能再婚。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在加上小孩子往往容易控制，有的老人就对周围的女童实施性侵害。
5、受到性侵害后未成年女性生下的孩子谁来抚养 在138个被报道的案例中，虽然只有4件案件中受害女孩遭到性侵害后怀孕并生下孩子，而且其中有1个夭折。
但是，在未成年女性遭受性侵害之后，这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并予以认真考虑的问题。
在这3个案件中，女孩和其生下的孩子都面临着很大的生活困难。
女孩自己就是未成年人，还需要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照顾，而生下的孩子更是需要抚育。
就这3个案件的情况来看，有1个是女 孩自己来照顾，但也是靠乡亲和好心人临时性的捐助；
其他2个案件中，均没有提到孩子的抚养问题。
我们可以想见，对于女孩的父母或亲戚，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物质上，对这种被强奸后生下的孩子不会乐意的去照顾；
而加害人因为受到刑事处罚，也不可能让他承担抚养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考虑对这些孩子启用国家监护制度。
三、程序上对未成年人的救济及问题 1、报案难 在发生了性侵害之后，如何正确的面对这种现实？
哪些人可以帮助孩子？
应当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
这些都是最急迫的问题。
然而，对问题的回答却并不令人满意。
当孩子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很多父母却选择了隐瞒，他们认为这是很丢脸的事情。
于我国传统的“处女”情结还很有影响，尤其是在比较闭塞的乡村，女孩失去贞节，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是有了“缺陷”的女孩子，背后的指手划脚使女孩和其亲属不得不承受犯罪之外的沉重压力。
一位父亲就无奈的说：
“女儿家出现这样的事情，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尤其在农村，谁敢自己往外面说啊？
而且，说了也白说。
女儿被人糟蹋了，痛的是你自己心头的肉！
”还有一位家长，她的女儿在学校遭到性侵害后，说：
“我不敢再跟学校闹了，问题解决不了，反倒闹得谁都知道了，怎么办？
”在一个案件中，女孩遭到不良少年的强奸，但受害者在遭受犯罪的侵害后，还不得不忍受同学和邻居的背后议论，无奈之下去了另一个地方读书。
在案例中可以看到，在遭遇到性侵害之后，很多女孩会变的自闭，不愿与他人交往，除了犯罪本身的影响外，社会氛围的不宽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舆论的不公平对待，原本就使报案较难；
而当加害人是亲友时，告发的难度就更大了。
有些人认为，孩子受到家人或熟人的奸污，虽然严重触犯了“禁忌”，但不能算是犯罪，而且这种“乱伦”的事情最好是接受补偿后隐瞒了事。
有时，受害女孩会受到家庭成员的压力，迫使她三缄其口，否则，女孩则会成为家里的罪人，这种案件中报案率就更低。
在一个父亲强奸女儿的案件中，全家人就此事召开了家庭会议，到场的家人均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并提议，只要父亲肯当面认错，孩子和她的母亲也就原谅他了；
另一个同样的案件中，为“捞出”犯罪的爸爸，孩子的姑姑和其他家人竟然指使被害的孩子翻证，试图把这个案子瞒下来。
如果案件中被害人不只一个，即使有些父母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其他的父母仍然坚持不报案；
或者，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进行侦查的过程中，也不配合，不做笔录；
有些案件中，所有受害人的父母竟然出奇一致的保持沉默，直到侵害人因为其他罪行被逮捕后才供出强奸案件；
更多的情形是，父母和侵害人私了，因为私了不成或其他原因才向公安机关报案，这种提出过私了的案件总共有32个，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熟人犯罪的案件中，而且被害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的 就有11个，这种在法律之外解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的意识可见有多强烈。
2、报案难，立案也并不容易 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发生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受到侵害的人数比较多。
从侵害的持续时间来看，亲属、熟人和老师性侵犯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从一次作案即被发现到持续达10年的都有，其中，亲属、老师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的时间比之其他的侵犯时间相对更长，平均在3年左右；
从侵害的人数来看，被害人数多也是此类案件的特点，被害人往往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甚至几十个，尤其是老师对学生实施性侵害的，往往被害人人数都比较多，从1人到43人不等，平均被害人的人数是人。
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案件中，平均就有10个孩子成为受害人。
这个特点说明了，对这类案件的敏感度以及侦查手段方面，却应该提高。
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以后并不就立即立案，而是在立案之前要审查涉嫌犯罪的基本事实材料，能够证明所报的案件可能涉嫌犯罪，公安机关才立案。
但是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中，这样的标准却并不适合。
因为当孩子受到伤害后，她不知道要保存证据以及怎样保存证据，也不知道哪些是证据。
而有些孩子因为年龄太小，遇到性侵害这种事情，都不知道这是对她的犯罪。
在一个案例中，当事后问起孩子老师是如何侵犯她的时候，她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老师在做什么，“以为在做俯卧撑”；
还有的孩子对发生的事情全然不懂，当母亲问孩子的内裤怎么脏了的时候，孩子只说“是一个盖房子的叔叔小便在自己的裤子上的”。
孩子就连这种行为的性质都不知道，更理解不了犯罪、权利、救济、保存证据等等是什么意思，而且，这类案件发生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第三者在场，也就不可能让其他人来作证，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孩子来提供证据显然是不现实的，对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也是不公平的。
还有一点是，案件的加害人，往往都和受害人有一定联系，老师、家长以及其他亲属，就是孩子生活范围内最重要的人，假如发生了对孩子的侵害行为，小孩会害怕，因为父母、老师就是生活中自己能依靠的全部，如果去报案了，他们会怎么处罚自己？
如果他们不在了，自己该找什么人去？
基于各种考虑，即使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也可能不敢报案。
而在这种案件中，孩子的保护人出于各种考虑，也可能不报案。
在调查的这些案例中，父亲或近亲属长辈对女孩性侵害的，除了一个案件中是母亲领着女儿报案的以外，其他都是孩子自己，或事发后很久才了解情况的孩子的姑姑、表姐、邻居等报的案。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孩子或者家属、邻居来提供基本的证据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这类案件当中，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就应当立即进入立案程序，依靠国家的力量来侦查案件，而不能等孩子提供证据。
要加强立案程序中侦查机关的力量，从而加大对这类案件的打击力度，这样也就增加了对孩子性侵犯的犯罪成本，以此来减少这种犯罪。
而如果按照现有的立案 标准，无疑会既放纵了罪犯，又对本来已经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在调查的一个案例中，5岁女童遭到猥亵后，其家人8天才报案，公安机关称，时间过久，导致证据无法固定，嫌疑人又始终否认有猥亵行为，因而事实无法查清，不予立案；
在受害女童的父母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后，经过调查，检察机关也认为没有认定犯罪嫌疑的有力证据，因此维持了不予立案的决定。
而被害人的父母拖延8天之久才报案，是因为侵害人是他们家的熟人，刚开始想私了，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才报案。
3、这类性侵犯的案件，取证很困难 这种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被害者年幼无知，自己并不知道保护证据，而这类案件往往是时隔很久才被发现，证据早已灭失；
从法律规定来看，只要行为人的生殖器接触了幼女的生殖器就构成奸淫幼女罪的既遂。
但是，奸淫幼女行为一般不会有第三人在场，显然没有人证；
多数犯罪嫌疑人又利用与女童熟悉，施加其对女童的权威，以哄骗和威胁等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这种情形下，犯罪过程中没有暴力行为，没有衣服被撕破或者身上的抓痕等证据；
而幼女处女膜完整，没有精液等遗留物。
公安机关靠什么来认定？
能只靠幼女的陈述吗？
幼女的陈述能不能作与成年被害人的陈述具有同样的效力？
《刑事诉讼法》中判断证人能力的规定是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被害的未成年人是否能够辨别是非，尤其是不满14周岁的女童，能否说清楚是谁侵害自己、怎样侵害自己？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办案人员都认为，10岁以下幼童的陈述不能作为证言。
在一个案例中，两名5岁的女童告诉家长有一个中年男子摸了“尿尿的地方”，并且到晚上一直感到“有点疼”，父母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警察认为，幼童证词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医院的诊断表明孩子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又没有目击证人，因而决定不予立案。
但是，在这类案件中，于案情本身的隐蔽性和迟延性，不应该如此忽视儿童的证言。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的参与权，这种参与权在司法程序中的体现，最重要的就是儿童的意见可以得到足够的重视。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儿童证言，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着对儿童证言的怀疑态度，这种做法是应当改变的。
4、取证时要避免“二次伤害” 于孩子的证词在此类案件中很重要，取证也就不可避免。
但是，在询问孩子时，应当尽量采取有些国家普遍推行的“一次成像”的做法。
也就是说，为了保障孩子的身心不再受到伤害，孩子就不应该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连续不断地追问受害的情形，第一次询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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