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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君无疑矣。
杜挚曰：
‘利不百，不变法；
功不十，不易器。
’臣闻：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君其图之！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
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礼、法以时而定；
制、令各顺其宜；
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臣故曰：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
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孝公曰：
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
愚者之笑，智者哀焉；
狂夫之乐，贤者丧焉。
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题记：
此篇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革新派与守旧派围绕该不该变法，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争论。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
"
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
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
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
我听过这样一句话：
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
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
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
俗语说：
'
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
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
郭偃的法书上说：
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
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
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
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
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
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
好！
甘龙说：
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
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
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
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
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
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
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
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
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
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
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
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
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
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
臣听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
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
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
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
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
所以臣说：
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
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
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
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
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好。
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
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
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垦令第二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
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
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敝。
农不敝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
上壹则信，信则官不敢为邪。
民平则慎，慎则难变。
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
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
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
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任爵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
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
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
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
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
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
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
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
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
休居不听，则气不淫；
行作不顾，则意必壹。
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
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
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
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
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
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然则商酤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
商酤少，则上不费粟；
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
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
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
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
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
不可以辟役。
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
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
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
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
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
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
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
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
盗输粮者不私稽。
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
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
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
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
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
官属少则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
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
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
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
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
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得取僦，无得反庸；
车牛舆重设，必当名。
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
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
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
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
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
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本篇共分两方面内容，一是有关垦荒法令的内容，共有二十条法令，二是对法令的论证和解释。
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谋求一己私利。
假如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
邪恶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
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那么国家的田赋制度就会统一，而百姓承担的赋税才会公平。
国家的田赋制度统一了，就会在百姓中有信誉，有了信誉大臣便不敢做不应做的事。
百姓的负担公平，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职业，百姓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改变。
如此百姓就不会议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会感到官吏害民。
百姓就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恨官吏，那么壮年农民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
壮年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轻人一定会不断向他们学习，从事农业生产。
年轻人不断学习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权势来给某些人封爵加官，那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笨，百姓愚笨无见识，就不会到外国交游。
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
农民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生产而不偷懒。
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吃闲饭的人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数收税，从重役使他们。
那么这些邪僻、淫丄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
这些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就一定务农。
人们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
农民不准买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商人不准卖粮食，到了丰收年就不能靠卖粮谋利来增加享受了，那么饥荒之年也没有充裕的厚利可图。
没有厚利可图，那么商人一定会害怕经商，会想去务农。
懒惰的农民努力从事生产，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那么农民在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奇异服装，在家里休息时听不到使人丧失意志的音乐，那么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会涣散。
到田间劳动时看不见奇异的服装，那么他的心思一定会专心在农业生产上。
心思专一且意志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雇用佣工，那么卿、大夫、家长就没有办法建筑修缮自家府院的房屋，他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儿女就无法不劳动吃闲饭，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
卿、大夫、家长不建房修房，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危害。
卿大夫娇生惯养的儿女和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农田就不会荒掉，农业生产不会受危害，农民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对从事农业生产迟疑不定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周游，而且那些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
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婪的人就没有吃饭的地方。
没有吃闲饭的地方，那么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本钱十倍，如果这样的话，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
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
农民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
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
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处罚措施，并且建立联保组织，使他们互相监视，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其他人一起受处罚，那么那些气量小、性格暴躁的人就不再敢打架斗殴，凶狠强悍的人便不敢争吵斗嘴，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喜欢挥霍的人也不再会产生，善于花言巧语、心怀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进行欺诈。
这五种人在国内不存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就会愚昧迟钝。
百姓愚昧迟钝就安居不迁移，那些摇唇鼓舌迷惑农民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了。
愚昧无知、性情浮躁多欲念的人也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心务农。
农民安心务农，愚昧迟钝的人也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等同地发布有关卿大夫、贵族嫡长子以外弟子担负徭役赋税的法令，根据他们的辈份让他们服徭役，再提高他们服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为服徭役之人供给谷米的官吏那里领取粮食，他们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够获得，那么他们就不再四处游说或投靠权贵，就一定会去务农。
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诸大夫们，对那些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到外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那么农民就没有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
听到蛊惑人心的学说。
农民没有地方听到异端学说，那么有智慧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来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笨的农民就会无知识，不喜欢学问。
愚笨的农民无知识，不喜欢学问，那么就会积极务农。
有智慧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军队的市场上不准有女子，还要命令内部市场上的商人自己给军队准备好铠甲兵器，让他们时刻关注军队军事行动开始时的战斗动员；
还要让军队内部的市场不能有私自运输粮食的人，那么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就没有办法找到隐藏粮食的地方，偷运来粮食的人就不能私藏偷运来的粮食，那些轻浮懒惰的人就不能到军中市场上游荡。
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卖，运送粮食的人全由国家派出，轻浮懒惰的人不能到军中市场游逛，那么农民就不能四处游荡，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浪费，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各郡县的政令和统治措施必须一致，那么到期离任和升官的官吏就没有办法弄虚作假来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隐藏自己的错误举动。
错误行为不能隐藏，那么官吏中就会没有不正派的人。
升迁的人不用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么官史的从属人员就会减少，农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
官吏中没有邪恶的人，农民就不用到外躲避邪恶的官吏；
农民不用四处躲避，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危害。
官吏的从属小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
农民的负担不重，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多。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多，征收的赋税也不多，农业不受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商品的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就会对经商产生怀疑甚至懒得干的思想。
农民讨厌经商，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业怀疑，不愿意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让他们家中砍柴的、驾车的、供人役使的、做僮仆的人都一定要到官府登记注册，并且按名册服徭役，那么农民的负担就会轻，商人的负担就会重，来来往往送礼的人就不会在各地通行。
如果这样，农民就不会饥饿，做什么事也不用送礼讲排场。
农民不挨饿，做什么事不送礼，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对国家让做的事积极努力，并且个人的事也不会荒废，那么在农业上的事就会做好。
农业上的事优先发展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运送粮食的人不能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人货物。
车、拉车的牛、车在运粮时的载重量服役时一定要同注册登记时一致。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去得迅速回来得也快，运粮的事就不会危害农业生产。
运粮不会危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靠。
奸民没有了依靠，那么他们做坏事就得不到鼓励。
做坏事得不到鼓励，那么奸民就没有了靠山的支持者。
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
农民不会受到危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农战第三
原文：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
劳民者，其国必无力；
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
国去言则民朴；
民朴，则不淫。
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
作壹，则民不偷营；
民不偷营，则多力；
多力，则国强。
今境内之民皆曰：
“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
”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
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具备，国之危也。
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
国大、民众，不淫于言。
则民朴壹。
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
不可巧取，则奸不生。
奸不生，则主不惑。
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
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
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
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
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
“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
”曰：
“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
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
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
”百姓曰：
“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
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
仓虚，主卑，家贫。
然则不如索官。
”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
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
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
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
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故曰：
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
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
国富而治，王之道也。
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
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
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
而地焉得无荒？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
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
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
兴兵而伐，必取；
按兵不伐，必富。
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
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
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
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
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
是以其君胮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
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
如此，则不远矣。
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
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
今夫螟、酟、苝雏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
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酟、苝雏亦大矣。
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
故先王反之于农战。
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
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
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
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
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
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
作壹十岁者，百岁强；
作壹百岁者，千岁强；
千岁强者王。
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
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
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
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
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
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
主好其辩，不求其实。
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
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
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
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
众，则农者殆；
农者殆，则土地荒。
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
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
此贫国弱兵之教也。
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
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商鞅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农战政策，并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农战的重要性，提出要根据民众在农战中的功绩受官加爵，那些儒生、说客、商人不参加农战，不能受官加爵。
平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
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
现在民众用来求取官职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就让民众学习奸诈巧舌，不但不能兴国，反而误导了民众。
误导了民众，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没有实力；
国家没有实力，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被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务农来得到官职和爵位。
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得到官职也没有爵位。
国家废除空谈，民众朴实而且不放荡，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
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苟且谋求其它事。
民众不苟且谋求其它事，国家的实力就会雄厚，实力雄厚，国家就会强大。
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
“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
”所以那些有才华的豪杰都要改变自己的职业，而专研学习《诗》《书》，追随其它诸候国的权势，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次一点也能得到一个官职；
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稿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
以上情况都出现，国家就要危险了，国君用以上两种人来教育民众，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然满了也不放松农耕；
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也不能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那么民众就会淳朴专一。
民众淳朴专一，那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
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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