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精讲的国学境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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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庸》精讲的国学境界
《大学》《中庸》精讲的国学境界
——喜马拉雅电话采访王岳川教授
喜马拉雅：
王教授您好。
您精读的《大学》《中庸》在喜马拉雅开播一个月来好评如潮，点击率很高，近20万人阅读过。
读者们很想知道作者的详细情况和学术的最新思考。
因此，我们喜马拉雅上海总部想对您进行一次电话采访。
我们现在开始可以吗？
王岳川：
您好。
可以。
喜马拉雅：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四书》的？
王岳川：
大概是上小学以前。
我外公——饱读诗书的一位老先生在我四岁时教我读《千家诗》。
其后，有一天他开始给我讲“小学”，读什么呢？
礼、乐、射、御、书、数，简单的说就是：
第一懂得进退、秩序、规矩，就是礼仪。
乐当然就是音乐、乐教，古代的诗歌，它其实也是音乐的一种咏而歌之，读的诗，包括一些诗经篇章。
然后是“射御”，当然太小了不可能做到，就是射箭，驾驭车辆，这是过去说的少年必须要完成的。
最后是“书数”，书呢，要写字，同时书还有书写，还有文字的意思，要辨识六书，就是清朝人的《六书通》，还有汉代的《说文解字》，要认字。
数，就是有点像今天的算术等等。
长大一点，明白了“大学”要读经、史、子、集，既要读《四书》，还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那个时候只略知道，但是不能理解。
等我上中学的时候，有的时候读到经文，或者是四书五经当中的某一句，豁然开朗，才意识到当年外公让我读经典之书是多么有先见之明。
其后读《四书》，已是到了高小到初中阶段。
高小阶段经历“文革”乱象，我只好下乡到农村待了一段时间。
当时我的行囊里就有删节版的《论语》——“文革”时《论语》（节本）成为了批判对象，四人帮“批林批孔”，从侧面我又复习了一遍孔子的《论语》。
他们批判什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等等，这些理解偏颇，背离原文，无限上纲。
我举个例子：
子路从叶邑出来迷了路找不到孔子，只好前去问路于耕种的老农夫，老人回答说: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这句话被解释为批判孔子脱离劳动实践的罪状。
其实，是主语看错了——老头说“我四体不勤，脑袋已经转不动，五谷不分，眼睛分不清楚了，没看清楚你的老师是哪个”。
这当然不是在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当时意识到《论语》被人误读成这样子，也只能忍受。
最初读《四书》的经历大概是这样。
喜马拉雅：
王教授，第一次读《大学》《中庸》，和现在读《大学》《中庸》，感觉是一样的吗？
王岳川：
不一样。
第一次读《大学》《中庸》应该是在高中时期，尽管《四书》接触比较早，但那个时候大部分接触《论语》比较多，《孟子》只是读了小部分。
到了高中时期，我喜欢上了书法，有一次用蝇头小楷把《大学》《中庸》抄一遍。
它们的文字很短，没有标点的话，《大学》大概1500多字，《中庸》大概是3500字左右，抄一遍才发现很难读。
《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都是一些师生的问答很口语化。
而《大学》《中庸》就已经变成理论抽象集结，就像一个专家对某个领域的精辟理论总结，很深奥难懂！
很多人读四书五经就出现偏读——只读《论语》，甚至有些孩子整本《论语》都能背下来，大概有一万六千字，《孟子》挑一些熟悉的读，而对《大学》《中庸》置之不理。
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百家讲坛》，它开办了20多年了，一部《四书》没有讲完，只讲了《论语》心得，以及《孟子》的某些思想，《大学》《中庸》缺席。
我后来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做的也是国学，又重温《大学》《中庸》，那个时候才发现《大学》《中庸》的思想，比起《论语》和《孟子》来说一点都不低，相反更加精炼浓缩，它是儒家理论的高度总结，非常精彩。
喜马拉雅：
您什么时候开始讲《大学》《中庸》的呢？
王岳川：
十九年前，我刚从国外担任客座教授多年回国，2001年底中央电视台栏目组请我去讲《大学》《中庸》。
《百家讲坛》记得大概是2001年底开始举办的。
我是最早的讲座者之一——2002年4月播出我讲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未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展示古代中国如何从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最后进入太空文明，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文明。
我在国外写完一本书《中国镜像》，2000年出版了。
还有一本手稿《发现东方》在完善之中，2002年也出版了。
于是，我收到香港凤凰卫视《世纪讲坛》邀请，去讲《发现东方》，讲后海外的华人反响很大，收到了很多来信。
其后，中央电视台邀请我讲国学《大学》《中庸》，很快录完23集，每一集30分钟。
在“考试频道”播出后，我把文稿整理成书《大学中庸讲演录》，增加一些必要的注释，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这本书销售很火爆，连续印了好多版。
201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根据我中央电视台讲座录像录音，整理成书《君子之道——王岳川教授讲大学中庸》出版了，反响很好，不断再版。
可以说，我做《大学》《中庸》讲座已经讲了近20年，出版著作两部。
现在收到喜马拉雅邀请讲《大学》《中庸》，我不打算重复过去的研究成果，而是重新审视这两部国学经典，尽可能讲出新世纪的新高度。
需要说明的是，别的讲座者，面对录音机是从容地读自己的书稿。
而我是面对录音机，面前放一张简单提纲，现场边思考边讲授，难度很大。
“国学”这个名称是悲怆的。
孔子时期叫儒学，汉代叫汉学，宋明叫理学，清代叫朴学，清末民初叫国学。
国学是救亡图存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保存国粹时由民国初年的学者提出来的。
国学要改造民魂，重塑国魂，道路漫长。
西方哲学强调哲学是向死而生，哲学就是学会如何去死，死得尊严。
其实中国早就说这个话了。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司马迁《史记》“人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也说，“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生死大事。
如何才能生得充实、死得无遗憾，实在是智慧人生应该观照的事情。
这些问题，我在《大学》《中庸》精读中，都会慢慢开化。
喜马拉雅：
昨天我看资料，看到梁启超好象不太同意把《中庸》和《大学》、《孟子》和《论语》相比，他觉得不太比得上。
王岳川：
清代和民国疑古者有这种看法，但是我认为宋代朱熹的做法没有错，其实在朱熹之前二程也这么做了。
你刚才说到梁启超，我想说几句话。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关于国学的看法不要太在意，他们是国学底子是有，还有晚清的一些小学底子，但他们的思想和文化身份出问题了，急于否定中国学术，无限想象西方思想。
什么西方神圣，中国落后，什么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什么崇尚改制，怀疑伪经，什么疑古，废除汉字，不一而足。
从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开始，就出了很多的问题。
康有为人品很差，他的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包括他对书法扬碑贬帖的看法大多是错误的。
而且民国时期知识人大多属于救亡图存，他们把中国学问看是无济于事，将道德学问嗤之以鼻，一味神话西方，我认为这可能开始了不对的学术方向，甚至会误导后学。
时过境迁，过了一百年，当时很弱的中国变成了世界强国，今天应该正视新的国学风范，不要把康梁的东西包括五四胡适打倒孔家店、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东西太过当真。
在我看来，民国知识人的问题和问题意识相当部分已经过时，过时的东西已然成为了历史。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的中国问题，是全球化时期知识界全新的问题和问题意识，有必要从新的文化自信角度重新解读国学。
喜马拉雅：
《四书》的阅读进程是怎样的呢？
王岳川：
朱熹想建立一个儒家入门之经。
他认为《大学》是入门之学，相当于学术导航，避免瞎撞浪费时间。
儒学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整个中国的古籍有多少本，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四库全书》在内是25万多册。
人只能活三万天，是读不完的。
朱熹把儒家精彩之作浓缩又浓缩，抓住纲目关键，是有他独特的思考的！
汉代“五经”形成体系，清朝《十三经》已经形成体系。
宋代朱熹用了20多年编一本《四书集注》，就是大道至简！
凡是伟大的思想都是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凡是伟大的体系都是直指心性而民众能够看清楚。
相反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云山雾罩，就没有人去读了。
《大学》用1500多字作为《四书》开篇，用了极其简洁的语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把人从存在混沌状态引入到理性明晰状态，从人生迷茫的状态引入到生命启蒙状态，启开心扉，去掉心中的蒙昧。
朱熹倡导读《四书》，王阳明更加重视读《四书》，尤其重视读第一本《大学》，可见其宋、明两代的儒学大家都很重视用它来开启心智。
第一本，要读《大学》。
明白《大学》三纲八目。
三纲：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八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实指出了儒学的道路，就是从格物开始，修身为本，而最终是要治国、平天下。
《大学》首先通过格物的方法，穷究大千世界的原理，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
二，“致知”，把所谓的外在的知识逐渐变成自己的一种智慧，而那些对抗大自然、奴役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的人最终将受到规律的惩罚。
三，“诚意”，“意”是没有显示和言说出来的思想，主要是内在的活动和心灵的一种波动。
这个时候叫“诚”，叫“慎独”。
四，“正心”，正心就是为公心而放弃一己之私欲，而把心换成一种中正的公心。
五，“修身”，言辞要雅逊，合乎规范，行为方式和仪态要中和、平和，而且身心合一，不能是面和心不和、身心相分、口是心非。
六，“齐家”，在整个家族当中显示出自己卓越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和整齐整饬的能力。
七，由家及国，把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合二为一，对待国家和人民就像对待自己家庭人员一样充满了爱心。
八，使天下太平。
当然，就历史语境而言，当时所说的国主要指的是诸侯国，当时的天下是四海之内。
与今天的全球和世界有区别。
但今天在全球化时代，也可以放宽眼光，把天下看成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从而发掘引申出儒家思想中合理成份，放眼整个世界的风云际会。
第二本，朱熹认为要读《论语》，为什么呢？
《论语》是春秋时期首创 的一部“对话语录体”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论语广集道义、仁爱、文化、修为等等，广泛地涉及各个领域，学生提什么问，老师就要回答什么，甚至有人问怎么种庄稼，怎么做官，老师都要回答。
《大学》是精辟的精粹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精微”，那么，《论语》就是“致广大”——非常博大的、庞大的体系，领悟到天地万物如此之神秘，人间万事如此之壮阔。
第三本，朱熹认为要读《孟子》。
韩愈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后世尊称为“亚圣”。
《孟子》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的语录体，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详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是了解孟子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文化主张及其学说可靠文献。
孟子的仁政——学问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为国家服务。
仁政，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强调国君如何从政，如何当国君，国家如何能强大。
学问不是孤芳自赏，最终要为民族家国服务。
第四本，读《中庸》，明白中庸之道。
应该说，《中庸》是《四书》中难度最大的一部著作，其三十三章各有精彩。
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思辨性和践行性。
对此朱熹总结道：
“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
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
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怎样才可以保证自己的长久而正确呢，读《中庸》。
《中庸》在中国哲学体系中相当于辩证法，辩证法是非常深奥的对“度”的把握。
一般说西方的“度”形式上是一个天平，但天平有个很大的问题，左边搁一公斤物体，右边就需要一公斤砝码，它才会平。
左边要搁一泰山，右边搁泰山般大的砝码，有吗？
没有。
中国的儒家不这么干，中国人不这么干，怎么做呢？
左边搁一泰山，右边还是那个砝码，他把中轴线右移，就变成称中药的秤，四两拨千斤，秤砣移动就把这个“中”的平衡找到了，这就是“中庸”。
《中庸》是一个很微妙的四两拨千斤对“度”的精准把握，这是一个方面叫“空间”。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时间的把握——本体论时空观，时间的把握就是朱熹那句话“庸者常也”。
“常”有两个解释，第一是恒常不变，第二是时时刻刻——经常、时常。
于是，就出现了你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不偏不倚，你坚持不了两三个月，坚持不了一个月，就做不好。
儒家给列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要“中”——不偏不倚，第二就是要“庸”，就是要时时刻刻“中”并坚持到底。
喜马拉雅：
那在《红楼梦》里，好象曹雪芹也对“四书五经”不太感冒，他假借这些人物的口说出来的。
王岳川：
历朝历代对自己的生命践行选择中，都有几条路。
曹雪芹当时是属于比较边缘化的人物，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宝玉身上，使得贾宝玉带有曹雪芹自传的色彩，是曹公集恋爱（意淫说）、补天济世说、正邪两赋说于一身的“领会者”形象——鲁迅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
我研读《红楼梦》多年，体会道《红楼梦》几个主人公构成了生命探索四条路。
他让几个主人公找到自己的路，比如说：
黛玉喜读庄子走的是道家之路，宝钗要宝玉考科举走的是儒家的道路，妙玉古佛青灯走的是佛教的路。
你注意到这三个女孩子的名字，正好构成了“宝玉”的名字，而他们的路就是儒、道、佛三条路，但这三个人都没有走通。
为什么呢？
宝钗最终活守寡，没有走通向功成名就之路；黛玉找到心灵的应答灵魂的共鸣者，但在“一死生”中最终含恨死去；妙玉古佛青灯，但最终被强人掳去深陷肮脏泥淖中。
这三个女孩子的儒道佛之路三条路都没有走通。
但是有一个人走通了，这就是“混世魔王”贾宝玉。
他是无所不作，大致记得《西江月》调侃道：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可谓入木三分。
他早年顽劣不堪，喜欢吃丫鬟们的口红，还不喜欢读书，常常诋毁儒家，和戏子们互相来往，甚至还有同性恋倾向，……被他父亲打了一顿。
宝玉正是曹雪芹“正邪两赋论”的代表：
“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
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
但宝玉出狱后落入到生活的贫困底线，成为打更敲钟人，到了晚年一无所有。
最终他彻底悟道，在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风雪中，穿着一身大红猩猩毡出家了——终成正果！
《红楼梦》给人的启示就是坐在屋里的古佛青灯修行未必能成，而生活的苦难让贾宝玉最终能够超越了他生活的局限性——纨绔弟子，富豪之家，“情不情”——终于成了一个大彻大悟的人。
至于《红楼梦》曹雪芹对儒家的贬斥，在明清小说中比较常见。
比如说《西游记》对道家非常贬斥，什么道理呢，是当年吴承恩在写《西游记》的时候，当时明朝皇帝对道家大加吹捧，满眼都是道观烟火，他很反感，因此反其道行之，在《西游记》里把道教置于佛门之下，经常诽道，把道士写得很不堪。
曹雪芹在清朝的时候同样是这个情况。
清朝科举制度非常强大，以后达到了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程度。
曹公对清代儒家当时那种腐朽没落——变成书虫、蛀虫，不敢去进行思考，只去做文字朴学，甚为痛恨，坚决反对科举功名。
这里要分清楚有几个儒家，明白《红楼梦》反的是哪一家。
一般在学术史上儒家分成四家：
第一，原始儒家，就是说孔、孟、曾参、颜回、子思，充满了活力的天行健的原始儒学；第二，到了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带有天人相交、君权神授的神秘主义的儒家，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儒教；第三，宋明理学，里边充斥禅学思想和哲学思辨型的思想，是禅学化儒家；第四，现代新儒家。
唐君毅、牟宗三等港澳台的一些学者在西方留学回来以后，用西方康德、黑格尔体系来改造儒学的新儒家。
我认为梁启超大概出于对宋明儒学乃至清儒的反感罢。
而今天我在喜马拉雅精读的《大学》《中庸》，却不是重视宋明儒更不是清儒，重视的是原始儒家。
原始儒家是刚健清新的儒家开创者，是创立思想江山的原创者。
而原始儒家后面的人，乃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不能把板子打在先秦原始儒家身上！
我认为今天重要的任务是重新解读原始儒家清新刚健的仁爱大同精神，而不是去继续愚蠢地毁损国学。
喜马拉雅：
王教授，刚才您说您读《四书》，包括《大学》《中庸》，你读了不下千遍，大概《大学》《中庸》加起来也就5千多字，这个怎么读呢，读一千遍了早就会背了，还怎么读呢，为什么还继续读呢？
王岳川：
我出差讲学比较多，尤其是这十几年前，去了40多个国家。
我的行囊里面总是有一本《四书》，背是很早就会背。
但说实话，很多人背了而不知其意，要正确的理解，包括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这《中庸》开篇词，里面的“大词”没有几个学者把它说清楚：
什么叫天？
什么叫命？
什么叫性？
什么叫道，什么叫教？
都囫囵解释一通，甚至某电视台有很多学者读经史，都成了百姓厌恶的心灵鸡汤。
真正的学者读经不是背诵这么简单，通过千百次精读思考，要深刻领悟认识到“经”的根本——本、末、终、始、先、后。
“认”和“识”是不一样的，“认”一个人和“识”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认”一个人一眼就可以认，而“识”一个人要一辈子，这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才能叫做“识”。
比如：
什么叫做天，那就多了，我给法国出版的一套丛书写一本《天》，只研究这一个“天”字，我写了十万字。
什么叫做命，那就更多了，为什么“命”中国要加“运”？
去琢磨，命是不可改的规律，不可改的发展方向，而运是可以改变的。
精解精读，就要逐字逐句读解，找到经典的根。
我注意到，对国学“鸡汤化”、“娱乐化”的伤害是致命的，而西方一些名人对国学的攻击同样也相当致命。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攻击《论语》说这本书写得很差，都是一些生活常识和道德说教，还不如当时不要翻译成西文，这样中国孔子还可以去蒙西方人，现在翻译完了孔子形象就崩塌了。
这种低级错误当然是欧洲中心主义和浅薄文化沙文主义作祟。
这中外两种对儒学的有意误读和伤害，我们都必须在解读中逐渐展开正面回答。
喜马拉雅：
王教授，那你从四书之中读到什么呢，读出了什么呢？
王岳川：
要问我具体读出了什么？
我想在讲国学的时候，读到的国学不会给你带来财富，不会带来一栋楼，也不会给你带来一辆豪车，但教会你知道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脱离小人低俗气味而成为君子。
很多人以为成了君子都到头了，错。
孔子把人的境界分成五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就叫庸人，有的时候也叫小人，但也不是坏人，他只是比较自私的，没有开窍的一般的人；第二种就是士人，读过大学的读书人，离小人并不远就在小人旁边，不要认为带上眼镜读了书就变成了高大上，没有，他们仍然在小人之间纠缠。
第三是君子，我认为有些人一辈子都做不到君子境界，这两个字极简单，却很难做到君子“慎独”。
在《大学》开篇和《中庸》都有“慎独”这两个字，也就是说《大学》《中庸》都把“慎独”作为它的核心价值，很难做到。
《大学》《中庸》会给大楼高厦吗，不会，它让你慎独！
第四重境界是贤人，君子明道了，叫做独善其身，慎独就是独善其身。
但这样还不行，还要出来为国家所用，成为治国的人才——贤人，它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人之学”，就是让你从“小我”的悲欢离合走出来，为这个民族“大我”而担当。
独善其身君子也，而达者兼济天下贤人也。
第五重境界更难做到——圣人！
有几个能成圣人？
为什么儒家总是说尧、舜、禹周公，他们都不是自私自利的人，而是圣人——于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自己的温饱而不顾，为国家而分忧，这叫做贤人，进而超越时代影响千秋万世实乃圣人！
在这儿说个好玩的事，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不能够完全传承，富不过三代是有道理的。
但是经过教化可以传承文化。
比如，孔子很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音乐家等等，但他居然教不好自己儿子孔鲤。
孔鲤就没有什么作为，历史上没有看他写什么书说过什么名言，但他培养了一个超过自己的儿子，就是孔子的孙子——子思。
传说，有一天孔鲤对他的父亲孔子说:
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
又转过身对自己的儿子子思说：
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
孔子听了，笑而不答。
这当然是笑谈，经过考证，孔鲤死于孔子之前，而孔子死的时候子思才5岁，孔鲤怎么知道子思优不优秀？
事实上，孔子死之前，将孙子5岁的子思托孤给27岁曾参，没有曾参，子思恐怕达不到撰写《中庸》的高度。
可以说，曾参参与编撰《论语》，撰写了《大学》《孝经》等，是原始儒家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子思再传弟子又教会了孟子，可以说，《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本书就贯穿一体，成为原始儒家的代表著作，可谓非常重要。
我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做了一个多期节目《开心学国学》，明确反对摇头晃脑的去背四书，那样只学会了《四书》的言辞形式，而丢掉了精神内容，可能买椟还珠，本末倒置。
要学会在路漫漫中不断的提升自己境界，从小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的不断地求索超越，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我看来，对《四书》尤其是对《大学》《中庸》的误解有三：
第一，认为太深奥难懂，的确比《论语》《孟子》都难懂难学。
今天全世界在美国带领的图像化时代，人类的理论思维已经远不如前人。
德国人对康德黑格尔读不懂，也逐渐不读了。
在世俗化浪潮中，人们都喜欢读那种浅薄的心灵鸡汤和快餐文化，甚至是娱乐致死的文化。
我认为这是人类智慧的后退，是人类精神的沉沦。
认真读《大学》《中庸》，会提升生命的智慧和境界。
第二，很多人认为《大学》《中庸》里的思想过时了。
确实有过时的部分，比如《中庸》的“九经”，《大学》里面君臣父子的关系，《论语》里边的“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等等，这些都随着历史的农耕文明而失去它的意义。
现在进入后工业文明，你再去跟人家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权主义者肯定不答应，这是违背民主社会“政治正确”的一个基本常识，这些都应该抛弃了。
我在讲《大学》《中庸》的时候，不是说字字是真理，当然不是！
正确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过时的就过时了，好的就是好的。
比如说“立己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穿透了历史的云烟，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味着自己立起来，先让别人立起来，自己兴旺发达，同时让别人兴旺发达，翻译成现代语就叫“双赢”。
孔子2500年前就提出了“双赢”思想，难道今天人类不应该重视吗？
《四书》的阅读，一定要破除一个障碍，就是它要么全对，要么全错。
这都不对，要用辩证法一分为二地去分析优劣得失。
第三，很多人在读到《四书》，尤其读到《大学》《中庸》的时候，就觉得好象没什么哲学体系。
其实，古人对中国思想的理解，叫做思想史而不叫哲学史。
思想史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哲学史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
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为什么万古长青？
就在于它不是封闭的体系，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让每个人可以从中读到智慧。
正唯此，中国的思想叫做“智慧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纠正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以西方的马首是瞻，西方叫做哲学，中国就该叫做哲学，西方艺术中没有书法，中国的艺术学院全部把书法给干掉了，这些都是学西不化的结果，导致了民族精神的戕害和国粹的分崩离析。
我坚持认为，中国思想一点不输西方。
喜马拉雅：
王教授，那你觉得学习《中庸》《大学》，四书这些国学这些，更重要的在于实践吗？
王岳川：
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知而不行不是真知，而是无知。
可以举一个小的例子，王阳明对《大学》非常感兴趣，他读到第一段就被卡住了——“格物”，按照朱熹的解释“格”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是来去的来，第二个是分隔的意思，就是现在还叫区隔，第三，格有“穷尽”的事物的原理挖根到底的意思。
于是王阳明就躺在一丛竹笋下边盯着看竹子怎么长。
王阳明现在听的是朱熹的格物。
朱熹是比较有客观精神的思想家，格物是要了解事物的规律，穷尽事物的本质。
结果，竹子每天长，直到竹子7天左右长到差不多一米多高，王阳明在竹子旁边看了7天以后生病了，他没有看到竹子的本质，也没看到竹子的规律，于是他突然醒悟到，原来事物不在外在的规律和有一个客观本质让你去把握，而在于你的心，王阳明返身而诚发明了“心学”。
心学反过来就是说：
你心中的竹子。
于是，郑板桥画出自然界没有的“墨竹”——黑竹子，苏东坡画的是大自然没有的“丹竹”——红竹子。
在朝廷上东坡遭到了很多朝廷命官的嘲笑，说愚蠢啦，世界上哪有红颜色的竹子？
苏东坡说那是我“心中之竹”——一片丹心！
心学就是强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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