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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婚恋价值观

当代青年婚恋价值观

广西脑科医院王亚东

时代迈入21世纪,经济文化科技信息领域飞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的变革,即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文化核心——精神价值观念的变革是社会的一种巨大进步,婚恋观是人的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婚恋观的变化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发展的轨迹,青年在婚恋方面的变动中,呈现出自主、宽容、开放的态势。

一、当代青年婚恋状况特点

  1.择偶标准趋于务实

  

(1)注重人品的择偶观。

社会对于任何个人的择偶标准具有巨大的影响,个人的择偶不仅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还通过巨大的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左右人们的择偶行为,对于违反常规的择偶形成强大的压力。

因此,社会对于个人的择偶有很大的限制。

具体说来,未婚男女在择偶时至少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标准,即社会属性标准和自然属性标准。

调查显示,从这两个方面提供的15个选项中,自然属性标准为外貌、性格、气质风度、身体状况、身高五个选项,社会属性标准为才能、收入、人品、家境、海外关系、情趣爱好、文化程度、职业、理家能力、过去与他人有无性行为十个选项,要求被调查者选出三项,并按先后顺序排列,调查结果,位于选项前五位的为人品(60%)、才能(37、1%)、性格(%)、外貌(%)、身体状况(%)。

人品对男性使用的词汇为“正派宽厚”、“诚实开朗”、“德才兼备”,女性则为“善良温柔”、“善解人意”、“会体贴人”等等,与道德品质密切相关的是修养与气质。

大部分青年将“人品”作为第一选项反映出,现实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明白无误地给了青年们这样的信息:

只有人品好的人才看重感情。

青年择偶观深深地打上了社会转型的印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崇尚个性解放、下海经商成为时尚,很多青年择偶观以“气质风度”为首选,随着改革开放地不断深入,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给青年们的情感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新世纪青年情感世界遭遇的挫折,使他们感到真实感情弥足珍贵。

另外,地域的特征也影响了青年的择偶标准。

  从全国来看,青年对于道德品质的要求一直在择偶条件中名列前茅:

近日,在北京多家报纸的100条征婚消息中,其中男女各一半,结果表明:

不管是男是女,择偶标准人品列第一位,50条女人所登的征婚消息中,要求男方人品好的占了45条。

  人品因素成为择偶的首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巨大的冲击,但人们的品德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熟。

  

(2)经济地位成为才能的重要体现。

才能包括了才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等,据济南调查数据显示,有%的青年将“才能”作为择偶的第二位标准,其中男青年为%,居第四位,女青年为%,居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女青年对“才能”的重视程度更高,女子爱才既是传统思想的影响,又是现实竞争的需要,很多女青年认为,有才能才会有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才能是让女人靠得住的好男人。

青年择偶看重“才能”的标志就是普遍看重对方的文化程度、工作能力及经济地位,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双方的文化层次处于相近的层面上,才有共同语言,才便于感情交流,而情感的交融及心理的相容,才是爱情中最为本质、重要的因素,这表明,青年对爱情的理解已经进入深层,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择偶标准表面。

在许多青年的意识里,经济收入状况已经成为衡量自己个人才华的重要尺度之一。

征婚男性自介经济收入的比例高于女性,征婚女性对应征男性的经济收入要求较高,而征婚男性对应征女性的经济收入要求较低。

这表明经济收入状况之于男性的重要性高于女性。

  (3)性格、外貌、身体状况为第三、四、五选项,体现了青年对自身价值的重视。

这三个选项都属于自然属性标准,特别是在男青年中,对性格和外貌的要求高于女青年,分别占%和%,而女青年对身体状况的要求高于男青年,占%,将身体状况作为首选排在了第五位,这是近些年调查中的首次,由此看出现代人对自身存在价值的重视。

  在前五个选项中,位于前两位的是社会属性标准,体现了当代青年思想价值观的变化,他们更重内在涵养、轻外在表现,重精神内涵、轻物质含量,重个人素质、轻家庭条件;择偶标准越来越求真务实,越来越看重个人素质,越来越注重组建一种感情丰富的精神型家庭,这也是社会进步的充分体现。

  但从前述调查结果中看出,将“外貌”作为择偶首选的仍占了男青年的%,说明“以貌取人”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市场,也说明青年择偶中的偏颇性和幼稚性。

  2.择偶方式体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性

  在择偶方式的八个选项中,从第一位到第八位的选项依次为:

“自由恋爱、自己做主”占%,“自由恋爱、父母同意”占%,“无所谓什么方式”占9%,“通过媒人介绍”占5%,“完全由父母包办”占3%,“电视报刊征婚”占%,“其它”占%,“通过婚姻介绍所”占%。

  其中自由恋爱、自己做主、父母同意的占%,说明自由恋爱成为青年们基本认可的观念,表现了新世纪青年的自我意识和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自信。

由于青年对自己认识问题没有把握性,加之对父母的尊重,有一部分青年将父母同意作为首选,体现了择偶方式的时代性与传统性的结合。

调查中也发现,仍有3%的青年选择了父母包办,目前步入婚恋年龄的越来越多的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依赖心理严重、自立能力不强,心理断乳期滞后等,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成熟,在婚恋中体现出依赖特点。

这点一方面说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家庭教育中存在缺陷。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尽管许多人在座谈中对于利用网络等现代化的传播媒介给予了认可和肯定,但在实际选择中,利用“电视报刊征婚”、“通过婚姻介绍所”及“其它”的仅占6%,座谈会上青年们表示,择偶采取什么方式无所谓,只是为了更加让人放心,自己认识的和熟人介绍更好些,可以免去一些彼此熟悉的过程,原因是工作时间比较紧、工作压力大,很难拿出更多时间去了解一个陌生人。

  3.性开放从表层走向深层,婚前性交往呈现出全方位的快速上升态势

  吴鲁平在《1949-1999中国青年婚恋性观念的变动轨迹》一文中指出:

“青年对性的开放度表现为三个层次:

一是对性知识的开放度;二是对性行为态度的开放度;三是人际性行为发生率的高低。

第一层次为性开放度的表层结构;第二层次为性开放度的中层结构,第三层次为性开放度的深层结构。

  青年们对性知识持相当开放的态度。

2003年在济南市的调查中,对“当您周围的朋友发生婚前性行为时您怎样看待”一题的答案依次顺序是“表示反感,认为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非婚同居是现代人的现代观念,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突破”(%)、“说不清”(%)、“不必恪守传统道德”(%)、“与人非婚同居没有什么不好,国外不是也有试婚青年吗”(%)。

其中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只有%,比1999年(%)降低%,这一结果比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所做在全国的调查结果(%)也降低了%,比1992年的全国调查结果则降低了%,1992年的调查结果为:

对恋人之间的婚前行为持明确反对态度的占%,即有近一半的青年对婚前性与婚姻的分离现象持赞成(%)或说不清(%)的态度。

而坚决支持的达到%,比1999年(%)上升%,还有37%的青年虽然没有坚决支持或不支持,但也表现出偏向赞同的倾向。

  在坚决反对的人群中,女性占了近2/3,女性的传统意识高于男性,她们更注重道德观念和社会的看法,更注重爱情婚姻的成功率,对婚前性行为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男青年对婚前性行为总体上持宽容态度,有%的人支持。

由婚前性行为赞同率的提高可以看出,青年性意识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其它。

目前14-28岁的青年出生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大多是独生子女,丰厚的物质条件、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生理年龄的提前,性早熟成为普遍现象;加上传媒中性信息的泛滥对青年性意识造成多重刺激,这一代青年的青春期躁动较之以前更为强烈,而我们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性教育几乎是空白,青年们在性健康问题上是“跟着感觉走”,认为只要有感情发生性关系不为过,这是自己的事,别人无权过问;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受西方思想的冲击,整个社会道德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婚前性行为的社会认可度较前有提高,人们越来越将这些问题看成是个人的私生活而趋于自然化,青年对此问题的态度也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4.网恋,难以从网上走到网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现代社会越来越进入“网络时代”。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作为人类以往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新的生存模式,打开了“虚拟世界”的大门,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活动本身。

就婚姻、爱情而言,随着网络成为新的恋爱载体或者工具,“网恋”,不仅成为“E时代”的时髦话题,而且直接冲击着传统的“面对面”互动的恋爱方式,对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制度伦理造成深刻的影响。

据21CN的网上调查显示,近40%的网民有过“网恋”的经历。

尽管21CN的调查数据可能不能完全科学、客观和准确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网恋”者的数量,但是作为伴随互联网而迅猛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网恋”,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

  什么是网恋?

曾坚鹏在《虚拟与现实:

对“网恋”现象的理论分析》一文中指出:

就是有爱情意向的年轻男女,以超越时空限制的网络作为载体或者工具,对情感对象进行虚拟性或者虚拟性和现实性兼而有之的理性选择的“交易”过程。

  网络作为最新的交流技术,以其信息传递的瞬时性、广泛性、超时空性、虚拟性、符号互动性等特点,极大地满足了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需求,成为现代人交流、恋爱的“理想”工具或载体。

“网恋”可分为两类:

  

(1)将网络作为载体(例如“虚拟社区”和聊天室等)的“网络的恋爱”:

在网上认识,在网上恋爱,甚至在网上“结婚”,组成网上“家庭”,在现实生活中双方是完全不接触的纯精神性的“柏拉图”式的“网恋”。

  

(2)将网络作为工具(例如QQ和E-mail等)的“网络+恋爱”:

首先在网络上认识,双方都有进一步交流了解的愿望,这种交流了解慢慢发展为恋情,然后再通过见面形式,从网络走下来开始传统的恋爱过程。

  现实调查显示,青年对网恋有一定的认可度,但真正认可并能亲自尝试的人数只占不到半成。

在2004年济南市青年婚恋状况调查中,在回答“你对网恋持何种态度”时,选择“完全赞成,是青年人交友方式的突破,而且愿意从网络走到现实中来”和“愿意在网上尝试但不会走到网下”,即对网恋持赞成态度的占到%,高于全国的调查比例,而有%的人选择“网络爱情太虚幻,坚决反对”,36%的人选择“不感兴趣,没经历过,也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两者合计达%,高于赞成态度比例近3个百分点。

  即使赞同网恋,能真正从网上走下来的比例极小,即第一种网恋类型多于第二种,在%的赞成网恋者中,只有%的人选择“完全赞成,而且愿意从网络走到现实中来”,其余%的人明确表示“愿意在网上尝试,但不会走到网下”;测试问题“如有可能你愿意与网友或网上情人走到网下吗”让青年们进一步明确网恋走到现实的可能性,表示愿意的占%,表示不愿意的占,有39%的人认为“说不清,视情况而定”。

由此可见,青年在网恋问题上有着一定的尝试性。

  网恋从网上难以走到网下,其原因是:

首先,网络的虚拟性构成一种依附于空间、不同于现实的电子网络空间。

在这样一种数字化世界的环境之中,网络交往行为也就成为了一种虚拟的交往行为。

网络中没有人知道你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

网络的天空任你幻化、“包装”和伪装,给你弥补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体会到的“缺失”的“快感”,这样很难让人感受真实性,因而加大了网恋与现实的距离。

其次,网络的交互性不仅包括了不同网络交往行为主体之间多维度、非中心化的互动关系,而且也包括了网络交往行为主体自身不同角色扮演之间的变动性和多样性。

尽管它可以使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结识很多朋友,为相识、相恋创造机会,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让交流变得更加自由、自然和充分,选择的余地更大,有着其它媒介难以比拟的优势,但同时也加大了识别难度,从网络走到现实需要角色的转换,许多青年难以接受将网恋变为现实。

再次,网恋的超时空性虽然大大减弱了现实生活中时空距离给人们的婚恋所带来的种种限制,使得爱情能够通过网络传递得以迅速实现,但也使人们只能在超越现实时间、空间的全新的情况下进行交往,即使回到现实往往更多的是失望。

  网恋要想“网事成真”必须要经过层层筛选、多次过滤:

首先,网恋的信息交流必须是充分的;其次,网恋的信息交流是真实的;再次,网恋的网下资源交易是充分的。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网恋进行到底。

  5.既注重婚姻的稳定性,更注重婚姻的质量

  近年来,人们对中国婚姻家庭的普遍看法是60%的家庭在凑合,离婚率上升,这种观点是非常偏颇的,徐安琪在《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一书中通过对上海、哈尔滨、广东、甘肃4地区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上门人户对6000多位已婚男女的爱情和婚姻质量进行系统调查,为学术界和公众提供了大量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实证研究资料,重新审视了这些曾为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或某些学者的定性分析所促成的流行观点和偏颇结论。

指出:

凑合婚姻的“凑合”是“勉强”、“无奈”、“痛苦”的代名词,凑合婚姻也就是感情破裂的夫妻出于无奈而勉强地在名存实亡的婚姻中苟且度日。

大规模定量调查的可靠数据证实,中国人对配偶和夫妻关系较满意,尤其对两性平等的评价为最高,平均打分为分(1分为“非常不满意”,7分为“非常满意”),无论对配偶是否信任、尊重、理解、体贴自己,还是对双方的和谐、个人的独立、幸福感的评价,平均打分均在5-6分即在“比较满意”和“很满意”之间,自述不满意即打分在1-3分的比重极低,故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和信任依然是中国夫妻关系的主流。

而被访对象经常发生冲突并动武或威胁离婚的很少,自述在近一年来“经常”有与配偶分手的念头只有%,“有时”有离婚念头的占%,“偶尔”有过一闪念的为%,从来没有的达%,表明其婚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因此,调查结果未能支持“60%的婚姻是凑合型的”观点。

  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一结果同样如此,在回答“当你的家庭与事业发生冲突时,你会如何选择”一题时,有%的人选择“家庭为重”,选择“事业为重”的占%,大部分青年将家庭看得重于事业,体现了当代青年对家庭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可,并表现出对家庭的负责。

  对婚姻质量的追求也体现在对离婚态度的宽容性上。

“合则聚,不合则离”这是当代青年人崇尚的一句话,也反映出青年的婚姻观。

青年对传统的婚恋观不是被动的完全接受和继承,而是在对现实婚姻关系的现状进行感性认识后的一种开放式的自我判断和自我选择,在面临婚姻的抉择时,会受到来自我国社会化日益成熟、世界各国婚姻潮流以及自我的经济地位、职业、所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的影响,他们考虑自我的发展、生活的享乐、付出与收获之间的价值等的要求更高,考虑婚姻的质量因素更多,这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婚恋观念及行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调查中,对“当您的朋友离婚时,您怎样看待”一题的回答中,这句最时尚的话“合则聚,不合则离”受到%的人的赞同,而且其中女性高于男性,有%的人选择了“在现代社会,离婚是很正常的事”,这两个选项分列选项第一、二位,合计比例为%,这一结果显示出青年们对离婚问题多数持开放态度,对婚姻关系的宽容度在增加,另一方面也说明青年渴望在婚姻关系中适度的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希望给婚姻中的个体一片独立、自主的空间,保持婚姻的优良质量。

  后面依次是“对家庭应有责任感,离婚是不对的”,占%,“一方对婚姻不负责任”,占%,合计比例为%,反映了这部分青年对离婚所持的坚决的反对态度。

  “如果是我,还没勇气离婚”,占%,“离婚干嘛,凑合着过吧”,占%,“说不清”占6%,反映了青年对离婚无奈性和不积极性,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近年来离婚现象让青年看到的是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本来离婚是为了摆脱痛苦、追求幸福,而现实中往往是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大多数人却平添更多的烦恼,因此试离婚观点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

日前,广东省有关人士建议采取“试离婚”的对策,也就是说从办理申请离婚登记到正式离婚之间最好存在一个自愿分居的阶段。

当事人前往登记处申请离婚时,登记员将按照正式离婚来处理双方的关系、财产和子女问题,只是不办理离婚手续而已,在自愿分居阶段,双方可以更加冷静、客观的重新思考自己离婚的理由,或许会做出新的选择。

  对核心家庭的赞同,体现了青年对完整婚姻的追求,有60%的人赞成核心家庭,即由父母与孩子组成的家庭。

在本次调查中,尽管选择丁克家庭的比例仅居第三位,占%,(另外主干家庭即祖父母、父母与孩子的家庭,占%,居第二位),但对丁克家庭的认可并实践,也体现了当代青年追求婚姻质量的意念。

  事实表明,经济发展对家庭生活和婚姻质量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离婚率上升并未危及婚姻的稳定性。

这是因为,尽管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流动的频繁和经济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会使一些夫妻的自身资源和婚姻需求发生分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社会控制的弱化也使一些人的私欲膨胀、自律松懈、行为出轨。

然而,更多的人因自身资源趋增,择偶的自由度也递增,出于经济考虑而委身于自己所不爱之人的情况有所减少。

已婚夫妻在物质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地追求浪漫爱情和性快乐,此外,一些因经济拮据引发的冲突也随之减少,因此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婚姻质量的正面影响无疑多于负面影响。

  6.对婚外恋的态度,既表现出极鲜明的传统性,又体现出宽容趋势

  在“您对婚外恋的态度”的调查中发现,青年对婚外恋的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分化的态势,但对其宽容的趋势却已相当明显。

  有%的人对婚外恋持“不赞成”和“不能容忍”的态度,低于1999年个百分点,此项指标与全国其他城市比,数量更多些,体现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限制,开放程度较小,济南市青年的传统婚姻观念较鲜明。

有%的人“认为婚外恋是作风问题”,将生活问题提升到思想意识领域来认识,表现出较深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只有%的人认为婚外恋“无可指责”,可以理解,有%的人“说不清”,表现出态度的模糊性,这25%的人不再对婚外恋表示厌恶,他们要么持同情态度,要么对之加以合理化,表现出对此问题的宽容性。

二、青年婚恋状况变化的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是双重转型——由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和文化的变化,作为社会观念、文化之一的婚恋观及婚恋文化也会随之变化,导致婚恋观与婚恋行为的多元化。

  1.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婚恋观念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经济的大发展不但极大的丰富了社会财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而且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以极大的冲击,转变着人们的意识,改变着青年的思想,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

  

(1)富裕的物质生活为现代婚恋观及家庭生活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使当今的家庭生活质量比过去有了较大提高,尤其是家用电器的普及、社区服务的发展,使人们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从事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人们在闲暇时间里可以进行各种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活动,可以得到愉快的娱乐和休息,可以学习各种自己爱好的技能,可以进行社会交往,参加各项体育活动,以求得智力、体力和心理的健康和全面的发展,人们在要求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要求精神生活的丰富,要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而闲暇时间使这些要求成为可能。

越来越多的人们将闲暇时间作为自己的财富。

  

(2)富裕的物质生活为现代女性拓展了角色空间,带来了女性角色冲突现象。

女性在现代生活中有双重角色,作为事业的角色,女性与男性一样面临工作事业竞争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作为家庭角色,女性又必须完成贤妻良母的任务,这种双重角色的互换交频,使他们许多人力不从心。

使许多女性不愿或不敢过早结婚或生育后代,带来女性婚姻文化的转型。

  (3)丰富的物质生活增强了人们的功利化心理。

在现代化生活中,物质生活的起点、水准不同对今后家庭生活有极大的影响,许多青年极想拥有经济的独立自主,在社会生活中展示自我,获得较高的认可和地位,想通过家庭、婚姻这一捷径获得物质生活和工作事业的高起点,因此,现代物质文化的发展也带来了婚恋中的世俗性和功利性。

  2.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导致婚恋观与婚恋行为的多元化

  李喜先在《论精神文化》一文中对精神文化作了概括:

“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哲学、科学、技术、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等,并可归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这两种文化是最有活力的要素,尤如系统中的‘软件’一样,它可以‘外化’为制度和器物,‘内化’为价值规范。

在文化系统中,精神文化,特别是价值规范,即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起着核心的作用。

价值观念是存在于人们内心中评价行为和事物所做出的判断,而行为规范则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最大变革是人的思想变化,即精神文化的变革导致婚恋观的变革。

  

(1)精神文化的变化改变了全社会的婚恋观念。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婚姻是“传宗接代”“养儿育女”的概念,现代人的意识已发生了几大变化:

首先,家庭是作为社会人的个体满足自己“心理——文化”需求的单位,而不是传宗接代的组合;其次,夫妻关系取代了亲子关系在家庭中的轴心地位,夫妻更注重双方在婚姻中的感受,决定着婚姻的存亡;再次,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不再是依附、生育的工具,成为平等的独立个体,对婚姻其重要作用;最后,人们对新生的婚恋现象态度越来越宽松,大众舆论关注重点发生转移,不再仅仅关注个人隐私,更多的是公众利益,为青年婚恋观念中的个性解放提供了土壤。

  

(2)精神文化的变化改变了青年的性观念。

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人性的复苏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的一大进步。

自我意识主要在于“关心自己”,在于对自我的认识,只有把自我从客体中区分出来,分清我与物、我与非我的关系时,自我意识才真正形成。

而传统价值观念对人的摧残、践踏最无情地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失落和人性的沉沦,看不到自己的价值也就只能自轻自贱,无所谓人格、自信、自强与尊严,人与人之间亦无法建立平等的关系。

主流文化、权力话语占据了青年的意识形态,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的潜能只有“螺丝钉”的作用,人不是完全的人而是被扭曲的物。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惟在生命的开发与自觉中,否则只有万马齐喑。

惟其自觉的开发了的生命才具有生命本质的精髓与精彩。

  现在全社会的心态是宽松多了,青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机会,中国青年在婚恋家庭观念上的变化其核心在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人性的复苏,从自我压抑、自我贬抑中走出来的青年,生活空间逐渐扩大,变化是肯定的:

青年们从过去偏面重社会评价、重信义、重名节而转变为具有较强独立意识、自我意识的一代,他们更看重社会提供的机遇和自身的情感;女性从过去明显的依赖性、依从型转变为追求独立人格、追求平等权力的新形象,她们挣脱禁锢,坚持言说女性语话,抗拒男子世界的神圣,从过去懦弱、压抑而变为坚强、大胆,同时极具反抗精神;家庭的双方旗帜鲜明地要求家庭的民主气氛、生活的多姿多彩。

“自我”、“人性”中的积极性、自主性、主体性不言而喻地值得倡导,高扬自我是对传统社会的反动,掌握好自己的命运,经得起一切的命运,这可能是当前我们不将家庭置于死地而努力为之的,灾难将以进步作补偿。

自我意识觉醒与人性解放带来了这一代青年性意识的觉醒,性意识产生低龄化、对性爱质量的追求、婚姻中责任向爱情的转变、在婚姻中个性意识的追求等等无不体现了当代青年性观念的变革。

三、加强青年正确婚恋观的教育和引导

  首先,必须统一思想,高度关注、重视青少年的性教育。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不重视性教育,学校性教育基本是空白点,许多人谈性色变,认为性教育不登大雅之志堂,由此引发的性教育放任自流,致使许多青少年对婚恋认识模糊,加强婚恋和性教育,必须社会、学校、家庭一起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必须强调婚恋观反映的是道德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看到,许多青年认为婚姻恋爱是个人私事,与他人无关,特别是婚外恋及婚前性行为都是个人隐私,别人无权干涉。

人类的文明史早有训示,婚恋和性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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