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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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嵌入机制研究
唐志良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又称之为“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Services），是指作为中间投入服务的、直接为生产或商务活动提供服务的产业，它包括金融、保险、会计、研发设计、法律、技术和管理咨询、运输、通信、现代物流、广告、营销、品牌、人事、行政、物业管理等，它具有明显的高知识、高智力、高成长、高就业、高辐射等特点。
它是以制造业为母体所派生出来的，因而，它与制造业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的产业关联性或互动性。
这也得到了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的研究证实。
ParkandChan（1989）的研究认为，制造业的发展能够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它们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关联关系。
FarrellandHitchens（1990）则从反面论证指出，一个地区如果缺乏生产性服务业，或者该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价格和竞争力不足，会阻碍当地制造业的效率、竞争力和运作，进而破坏区域的发展进程。
还有一些学者如植草益（2001）、周振华（2003）则是从产业融合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指出，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持续推进，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二者将呈现互动融合发展趋势。
刘志彪（2008）也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降低制造企业的装置成本，进而有助于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在产业关联度上形成它们之间的互动。
可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内在紧密关系，并可外在表现为二者之间的有机协调发展。
然而，这种“协调性”在现实当中的实现，需要它们二者之间具有可行的、适当的融合机制。
由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基于制造业而派生出来并为其服务的，因而，它们二者之间的融合机制其实就是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嵌入机制，即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母体来实现二者的融合。
可见，从一般性来看，构建和完善制造业发展中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嵌入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直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有效嵌入”[④]，从而促使它们之间“协调性”的实现。
那么，我国制造业发展中是否需要构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嵌入机制，以及该机制又是什么呢？
二、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嵌入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制造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如，2000—2006年年均增长11.2%，分别比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快9.4、4.2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高达12.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3%；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在全球制造业排行榜上与日本并列第二，其中高技术产业规模和出口规模也已具世界第二位。
但是，我国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却并不理想，2008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0.1%，其中消费性服务业占相当大的比重，这说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低于40%。
而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般是接近或者超过7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一般为2/3，这说明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一般占GDP的比重高达40%以上。
再从服务贸易方面来看，美国2006、2007年服务贸易总额分别高达7654亿美元（其中进出口分别为3428亿美元和4226亿美元）、8515亿美元（其中进出口分别为3723亿美元和4792亿美元），而我国2007、2008年服务贸易总额分别才2560亿美元和3044.5亿美元，远低于美国。
这说明我国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还不能与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匹配，凸显了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调。
对此，我国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来进行了研究。
如，刘世锦（2006）和吕政、刘勇、王钦（2006）认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在于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的不足、工业生产方式的落后、有效区域协作机制的缺乏等，进而提出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变革工业生产方式，构建有效的区域分工协调机制等措施，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其与制造业之间的紧密互动。
唐强荣、徐学军（2007）则以分工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认为，我国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是产出变量，决定于作为投入变量的制度、基础设施和教育。
不可否认，这些学者所强调的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制度等因素的确是促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因素的作用并不必然会形成有效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嵌入机制，如果该机制没有形成，我国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联系就会疏散，二者关系会呈现出明显的、不稳定的“离散”状态，这样，这些因素的作用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就难以形成一股“有效的合力”，从而作用效果难以理想。
因此，这些因素在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方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见，我们必须构建和完善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嵌入机制，在其作用下，来实现它们二者之间的融合互动发展，而且，作用于它们的各种外在促进因素，又能形成一股最大的合成推力，进而可靠地解决它们之间发展的失衡问题。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2003）认为，当存在共同或集团利益时，组织就能一显身手，它们特有和主要的功能是增进由个体组成的集团系统的共同利益。
柯武刚、史漫飞（2002）的研究表明，组织能够创造一种有序的、可预见的系统环境，使相关行为主体之间实现密切互动，并能有效地节约信息搜寻成本和协作成本。
为此，我们必须、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借助一些现实中有相当发展程度的经济类或者与经济联系紧密的组织媒介，如跨国公司、产业集群、行业协会等，来实现基于有共同利益的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系统化”，即通过这些组织来形成一些“嵌入机制”，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到制造业体系中去，实现融合互动，并继续促进它们“整体化”，形成一种能不断自我修正、协调的“自组织体系”。
这样，在现实中就能有效地实现它们之间内在的产业关联性和互动性，逐渐化解它们之间发展的失衡问题。
下面就以这些组织媒介为基础来进一步探讨相应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嵌入机制。
三、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机制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实力雄厚的经济组织，一方面，由于它是一种资本密集度很高的组织形式，而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因而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对外扩张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它寻求并在不同程度上制定和实施全球战略，在该战略中，它不再将世界看作单个国家市场的简单组合，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全球一体化市场（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2008）。
正是基于这“内在动力”与“全球战略”两方面的结合，跨国公司纷纷对外进行扩张，展开全球布局，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快速深化，并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支主导力量。
马丁·柯尔（2006）甚至认为，21世纪初，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支配性的制度力量居于人类活动和地球本身的中心。
为此，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机制已经广泛地扩展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并在不断地改变它们和改变整个世界。
在该机制的作用下，激烈的市场竞争引发了对不断提升效率的强烈诉求，又由于国家和地区间壁垒的不断弱化，很多产品的价值链不仅持续被拉长，而且该连续的价值链还被一段段分割，呈明显的“片断化”特征，并基于国际分工，在空间上离散地分布于世界各地。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凭借其强大实力，在全球不断进行价值链的重组和优化，控制了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片段”，如研究开发、营销、品牌、现代物流等，而把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片段”，如加工组装，留给发展中国家。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涉及世界广泛地理区域的，包含跨国公司的独资公司、合资公司、外部独立供应商、经销商和R&D联盟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在内的基于国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
我国现在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种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的产品遍布世界各地。
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制造业还是处于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的低端环节，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甚至还有被“锁定”（Lock-in）在这低端道路的危险。
我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为此，就必须突破这种被动现状，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升级，向GVC的高端攀升，为我国世界性强国地位的确立塑造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融合互动是它们升级的一种可行途径，刘志彪（2006）的研究表明，现代制造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来源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对其的中间投入，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在降低服务业投入成本和提高投入品质的同时，能有效地促进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而且，它们二者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⑤]的效应，这也有利于我国产业集聚格局的形成和集群的升级。
而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机制，在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并实现融合发展方面，却又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强大的压力，然而，由于国内外巨大市场需求和政府的战略性支持，这“压力”就会转化为动力，来积极地作用于它们自身。
对我国制造业来说，要想升级到GVC的高端，一方面就要进行有效地创新，而创新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则可以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那里获得；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要想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培育自己强大的跨国公司，然后以此为中心，建立自己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该体系的最终建立，需要首先在国内建立自己的全国性的生产网络体系，然后再逐步进行全球扩展，而全国性的生产网络体系的建立，就需要得到国内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支持。
对我国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而言，它的发展已经明显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发达国家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必将纷纷登陆我国，这对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在这现实面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必然选择，就是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跨国公司，积极寻找制造业客户与合作伙伴，以强大组织力量和“联合行动”（Jointaction）来共同面对挑战与发展。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来说，在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机制的作用下，都有彼此接近、合作的客观必要性，这“必要性”进一步就会转化为行为主体展开市场行动的内在动力，该动力对制造企业来说，就会因巨大的内生需求性而生成一股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强大“吸引力”，而对生产性服务企业来说，同样会因内生依赖性形成一股针对制造业的“亲和力”。
在这吸引力和亲和力的双重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就会自发地嵌入到制造业体系中去，并逐渐现实融合互动。
然而，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除了微观行为主体的积极行动之外，还需要政府从战略上强力支持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市场体系，理顺价格竞争机制，并让国际竞争机制能充分扩展到我国的一般性行业[⑥]，同时，积极进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为企业之间的互动构建社会性基础。
四、基于产业集群的共生机制
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s）是由一组在地理上邻近、有交叉关联性的企业和支撑机构组成，它们同处于某特定领域中，由于具有共通性和互补性而联结在一起（MichaelE．Poter，1998）。
它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通常成为产业发展乃至一个国家和地区获取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所谓基于产业集群的共生机制就是指，以政府和市场为基本动力，把相关制造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企业纳入到统一的产业集群体系中，然后利用该集群内在的自组织功能，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生产性服务业有效嵌入制造业体系，以促使它们二者的持续协调发展。
具体来讲，最初，政府采用适当的产业政策和空间布局政策，结合市场的自发力量，坚持“协同定位”的原则，以区域制造业基地为核心，引导和推动相关生产性服务企业在邻近空间上进行相对集聚，逐渐形成一种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联动的产业集群，然后，该集群内部的分工合作机制和学习机制[⑦]就会自发地发生作用，产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持续创新的积极效应，形成一种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这不仅会不断地吸引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向该产业集群集聚，同时更使集群内企业之间处于利益共享和基于频繁交流的“关系依赖”状态，即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的生成，会加快催生出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知识信息、生产贸易、社会信任、社会信仰等集群网络资本，进一步升级集群内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之间的合作紧密性。
该“紧密性”的升级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合作由以前的“局部性、战术性和短期性”转向“全面性、战略性和长远性”。
至此，在基于产业集群的共生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所产生的有效“嵌入性”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然而，我们还要注意该产业集群的衰退问题，产业集群本身包含促进它发展的积极因素，如分工协作、学习机制等，同时也内含阻碍它发展的消极因素，如协调成本、竞争度、信息不对称等，在产业集群发展初期，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这时候，产业集群就能很好地带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但是，当产业集群规模扩展到一定程度，处于发展的成熟期以后，其内含的消极因素的作用就会日益凸显，会逐渐产生诸如协调成本过高、过度竞争、信任危机、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其自组织功能就会弱化甚至消失，从而会引起产业集群的衰落，进而难以真正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有效嵌入。
林竞君（2005）的研究表明，由于存在嵌入性依赖[⑧]、学习失败、网络失衡以及信息失效，促使了集群交易的低效（交易成本提高）和集群创新的退化，进而引发集群的衰落。
为此，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代表性企业等主体组成治理结构，加强产业集群治理，注重集群内部的知识信息、生产贸易、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等网络资本的持续生成与整合，推动产业集群的显性升级和隐性升级[⑨]，进而持续保持基于产业集群的共生机制的活力。
五、基于行业协会的协调机制
行业协会（TradePromotionAssociation）是规范行业秩序、促进行业发展的一种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社会经济组织，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治理主体，它具有正规性、非盈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特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协会之所以能广泛存在，并快速发展，是因为它能有效降低经济社会的运行成本。
企业与政府之间，跨度过大，信息不对称十分严重，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难以实现协同作用，这对企业与政府来说，就会分别产生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和经济社会治理成本，因此，就迫切需要在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中介联系组织，以此来协调市场与政府，降低成本。
这样，由企业与政府共同放弃部分权利来组成的行业协会就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
可见，协调是行业协会的基本功能之一。
Greif、MilgramandWeingast（1994），以及DonerandSchneider（2000）等人的研究表明，行业协会具有可行的协调功能，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行业协会协调功能的实现，依赖一个关键性的元素：
信息。
吴军民（2007）的研究指出，在自由市场制度背景中，行业协会运作机制的核心要素是信息，信息交换是该组织运行的基本机制。
具体来讲，由于行业协会是处于企业与政府之间，并相对它们而言，拥有不同的“信息集”，这样，它在与企业和政府的交换关系中，因信息不对称而获得一种相对“信息优势”。
该信息优势的存在，促使了企业和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展开合作，进行信息交换，从而实现了行业协会的协调功能。
基于行业协会的以上特性，在我国制造业发展中，可以积极利用它，来构建一种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嵌入机制——基于行业协会的协调机制，即以制造业行业协会和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协会为作用主体，充分调动其内在的协调功能，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有效嵌入。
具体来讲，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制造业发展集聚性强（如闻名于世界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基地），规模庞大，实力比较雄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较大，而我国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则布局比较分散，规模较小，双方实力的巨大差异，致使我国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联系比较疏散，制造企业难以找到信任的、合格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服务外包。
这样，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就陷入一个“僵局”当中，呈现出一种不良的“锁定”状态（陈守明、韩雪冰，2006）。
在基于行业协会的协调机制作用下，我国制造业行业协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协会就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积极游走于政府、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之间，进行信息交换，为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搭建交流、合作的公共平台。
利用该平台，各企业之间可以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换，这不仅可以减少搜寻成本和协调成本，而且还能持续地催生“社会信任”资本，形成对未来稳定的预期，弱化或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高交易效率。
可见，该公共平台成为了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互联系的作用平台，在这作用平台上，我国制造企业群体就会凭借其内在强大的服务外包需求力量，紧紧地“吸附”住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而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客户—供应商”关系。
这样，就较好地实现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嵌入。
不过，由于我国还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并没有实现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决定了我国行业协会在结构和功能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谷永芬、孙艳萍（2007）和高娟（2009）等人研究表明，我国行业协会发展中还存在相关立法严重滞后、官办色彩浓重、经济利益导向严重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弱化和扭曲了行业协会的内在功能。
为此，就需要从立法、政府职能转变、发展战略选择、行业协会素质等多方面来采取有效措施，以便完善基于行业协会的协调机制。
六、总结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选择工业强国是我们行动的必然，然而，这种战略的选择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失衡，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失衡就是其表现之一。
为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失衡就成为我国的一项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是脱胎于制造业母体而派生出来的，因此，借助于中介组织，构建和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体系的机制，是促进二者融合发展，解决二者失衡的一种可行途径。
为此，全文主要探讨和分析了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机制、基于产业集群的共生机制和基于行业协会的协调机制等三种嵌入机制，希冀此来推进我国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在这三种机制中，第一种侧重于经济全球化背景，借助国际性力量来作用于我国产业体系，后面两种则主要立足于国内，以充分利用国内的组织力量来作用于产业体系，它们是互补性地共同作用，来促进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嵌入。
这些机制的形成和持续的作用，还可以促使作用于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上的各种激励因素形成更大的“驱动合力”，因而当然也可以增强政府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的作用效果。
然而，我们也要关注政府在这些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加快自身职能转变，从战略上支持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全球网络生产体系的建立，完善市场机制和城市功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的合理深化，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宏观产业政策和空间布局政策，大力支持行业协会的发展，以及促进全国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等等。
④这里“有效嵌入”的“有效”主要是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嵌入制造业，而且还能进一步与其融合互动。
[⑤]协同定位是指，基于“供应商—客户”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成本考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各自在空间布局上要实现彼此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可达性”，即它们在空间上相互接近。
[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足在服务领域比较明显，具体体现在金融保险、电信、邮政、供电、铁路、广播电视等行业垄断性太强，而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相对低下，同时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在对外开放方面也比较滞后，服务行业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还没有扩散到我国。
[⑦]产业集群的学习机制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
一是通过干中学来获得知识；二是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得信息和知识；三是通过集群内企业之间正式的合作安排来进行集体学习；四是通过集群内人员的流动来促使知识的流转和溢出；五是集群内竞争因素的存在而导致行为主体的自发学习。
这学习机制的作用会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创新。
[⑧]这里嵌入性依赖包括结构性依赖和关系性依赖，结构性依赖是指行动者网络所嵌入的社会文化结构、信仰体系一旦形成某种内涵，其未来的演化便具有不断保持、强化这些内涵，从而难以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结构性特征所替代的倾向；关系性依赖是指行动者所嵌入的关系网络一旦形成某种模式，便具有沿着既有节点，不断自我增强和扩张，从而使行动者很难再选择其他甚至更优网络关系的特性。
[⑨]这里所指的产业集群的显性升级是技术导向的，它直接表现为产业集群在价值链上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而隐性升级是成本导向的，它表现为集群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作为从制造业内部生产部门独立发展起来而又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多环节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提高，保持制造业生产过程连续性，为制造业提供服务保障的一个新兴产业。
理论和实践表明，现代制造业的推进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也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改造提升制造业。
对于制造业相对发达的浙江，如何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协调发展，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的关键之一。
一、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统计界定
（一）制造业。
制造业是指对制造资源按照市场要求，通过制造过程，转化为可供人们使用和利用的工业品与生活消费品的行业。
制造企业的主要业务活动是经过加工、制造生产的可移动的各类产品。
2008年，国家统计局新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明确将食品制造业、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等31个行业大类归并为制造业行业，目前工业统计报表的制造业就是按照这一标准进行调查统计的。
（二）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除了具有服务业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
一是中间投入性。
中间投入特征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最基本特征，它作为产品或其它服务的投入，发挥着中间功能。
二是人力和知识的高资本密集性。
三是技术和产品创新性。
人力和知识资本的高密集性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是高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的重要推动者，并能引导制造业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
四是产业关联性。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较高关联性的这一特征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
从企业发展的价值链分析，把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产品开发、采购管理、生产加工、产品发运、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上中下游三个环节。
基于上述生产性服务业的涵义和特征，因此对照2008版国家统计局编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本文从行业主体分析，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F）；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G）；批发业（H）；金融业（J）；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M）”等6个大门类作为研究我省生产性服务业统计的基本范围。
二、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
（一）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一些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种新兴服务业异军突起,80年代以后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70年代,英、美、法三国生产性服务需求占服务业全部需求的比重约为37%,到90年代进一步提高到48%。
英国生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25.9%上升到2002年的32.9%,年均上升0.7个百分点。
生产性服务业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成为英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同时,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间投入部分的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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