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司马迁与《史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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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司马迁与《史记》
教学目标：
1、司马迁生平与《史记》的成书
2、《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史记》的叙事艺术
2、《史记》的人物刻画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
8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导言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政论散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
《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成书、体例
一、司马迁的生平
1、家学渊源。
司马迁（前145～？
），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人。
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里。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出生于世代史官的家庭，父亲司马谈做了三十年的太史令。
当时的太史令执掌天文历算，兼管皇家典籍等事。
故司马谈精通天文地理、史事典籍，且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造诣很深。
司马迁早年即在文史职官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与学者父亲的指导下悉心学习。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即是能阅读非汉代通行隶书所记载的籀文古籍，足见早慧与勤奋。
他还转益多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
这些，不但为他日后创作《史记》奠定深厚的知识积累，也有利融汇取舍各家精华，领悟独出机杼的史识。
2、漫游交友。
司马迁入仕之前，曾有过一次相当广泛的漫游。
“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对他认识社会、寻稽史事，增强感性认识极有帮助。
嗣后，司马迁担任郎中一职，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就有更多的机会随武帝出巡或者奉命出使。
他曾经出使西南，远至昆明；东达碣石，观览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传说；北登长城，缅怀古迹。
他游览名山大川，考察风物古迹，搜求史料逸事，拜访古老遗贤。
由此而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识见，辨订了真伪，也累积了他创作的志趣。
今从《史记》各篇什中有关自述的稽考中获知，司马迁有着极为广泛的交游，与各色人等，广交朋友，特别与亲历史实和熟悉史事者及其后人多有交往，如樊哙之孙樊他广、冯唐之子冯遂、苏武之父苏建、贾谊之孙贾嘉等，从这些人处获取有价值的史料，加深对传主的理解，从而使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3、受命修史。
司马谈向有修史之志，他曾对司马迁说过：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当时泛指的史书）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矣，汝其念哉！
”（《史记·太史公自序》）然而天不假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重，自知不起，乃将他以前整理的一些史料，对司马迁作临终嘱托：
“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则含泪表示：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阕。
”（《史记·太史公自序》）自此，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下定了修史的决心。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太初历。
就在这一年（太初元年），开始了初名《太史公书》后亦即是《史记》的创作。
4、李陵之祸。
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之时，却遭受了不测横祸。
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友李广孙李陵率孤军深入匈奴境内，而以武帝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统帅的后续大部队迟迟未至，以致寡不敌众，虽大挫敌人而终陷于败，只得投降匈奴。
消息传来，朝廷震惊。
武帝焦虑；群臣忧惧，乃肆意攻击李陵。
而司马迁以为，若就事论事，则李陵已功过相当；而推想李陵平生作为，以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适当时机）而报于汉。
”于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指朝臣攻击）。
”（《报任安书》）谁知武帝以为为李陵游说，即是委罪李广利，视为“诬上”，“卒从吏议”，论为宫刑。
而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报任安书》）然司马迁因为之献身的《史记》“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忍受了这一奇耻大辱。
就情理揆度之，似乎仅仅因为袒护李陵、指责李广利不至于获此重罪，故刘宋裴骃《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行宫刑处）。
”此似较合理，至于其时景帝的本纪先成，亦不是不可能。
清人赵铭提出司马迁原定死刑，因《史记》未成，自请就服腐刑。
汉时有死刑改腐刑的先例，今细味《报任安书》，亦合情理，可备一说。
5、任中书令。
三年以后，司马迁才遇赦出狱，改任中书令，忍辱含垢，继续他《史记》的创作。
在《报任安书》（其作时有公元前93年与公元前91年两说）中，有“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
”可见其时，司马迁之于《史记》，是基本写完了的。
6、自隐而终。
司马迁大约死于此时之稍后的公元前87年左右，与汉武帝约略相始终。
而其卒年的确切时间，则尚难论定。
二、《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通史，“上计轩辕（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下至于兹（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计三千年。
《史记》的体例是全新的，是由司马迁一手创制的。
此前的《春秋》、《左传》为编年体，《国语》、《战国策》是国别体；而《史记》则为记述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司马迁根据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作用的大小，分为“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三个档次；“表”十篇是按世代年月谱列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作为本纪记事的补充；“书”八篇则是记载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的专篇。
全书计凡五十二万余字。
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
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此五种体例，除了表以外，在篇末一般均有以“太史公”领起的一段评赞。
这些评赞，有的是补充自己调查得来的史实的说明，有的是用传说异闻加以印证，更多的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示褒贬的评述。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思想内容。
一、司马迁的史识是欲借《史记》以“立言”
史书的思想内容由史识决定，史识又由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决定。
《史记》的思想内容极为繁富复杂，这既与通史的客观要求有关，也与私家著述、作者的生平际遇、作者的学养世界观有关。
第一，私家著述。
作为私家著述的《史记》，本拟“藏之名山”，未必即为当代君王作鉴，因此少有官修史书的正统观念，在采取史料、选择传主、臧否评述诸方面可以有相当的主观色彩与自由度。
叙事即秉笔直书，评论则不隐善恶。
这在传主的选择上，尤其明显。
本纪本是帝王君主正传，项羽本是秦末义军中的一支，且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对立面，司马迁见到他在推翻暴秦中的作用，于是置于本纪之列。
陈涉向被认为“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隶之人，迁徙之徒”（贾谊《过秦论》），司马迁亦因其推翻暴秦的首功而将其列为与圣人周公孔子、公侯张良萧何并列的世家。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吕后亦列为本纪。
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不尚虚空的名位，具有以历史作用分类的素朴的唯物主义史学观。
由于私家撰述，还可以将正史所鄙弃的小人物如优伶、游侠，不能登上正史殿堂如酷吏、佞幸亦以作传。
这里可以看出，在细小方面，已经不再以历史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而是以“趣味”、审美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
今人读来，具有一定的野史意味。
这显然是与私修有着因果关系的。
第二，生平际遇。
司马迁正在写作《史记》而牵累遭受李陵之祸，蒙受奇耻大辱的腐刑，这也对创作动机、目的带来重大影响。
从父亲处接受遗志，乃在“今汉兴，海内一统”，为“明主贤君”颂德，为“忠臣义士”歌功，为他们治国作鉴，这也应当是司马迁的初衷。
然而他后来顿遭横祸，倍感怨愤，影响着修史的动机。
这在他遭受腐刑以后写的《报任安书》中有鲜明的表示：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为……凡百三十篇。
因此，司马迁在受腐刑后“终不可用”的情状下，“述往事，思来者”，即写《史记》确实有“发愤”而作以及“思垂空文以自现”的意味。
正是这一变故引起的思想转折，使得司马迁把目光更关注悲剧人物，并赋予深切同情，借此表达自己的心中郁愤。
第三，司马迁进步的世界观。
紧接以上引文的，还有有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里可以理解为所以修史的夫子自道。
“究天人之际”，指的是探求天意与人事、人道的关系，（这里大的指朝代的兴替，小的指个人的成败际遇）司马迁在叙写“史记”的过程中，虽然免不了采用一些在“天意”、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的传说与荒诞故事，而评述史事时，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每持怀疑的态度。
在《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对项羽把失败归为“天之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则以“岂不谬哉”予以否定。
在《伯夷列传》中亦有“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等等，表明着对天意天道的怀疑。
所以，“究天人之际”不是已有的结论，而是表示作者探究的“预设目标”，－－天人之间是否有感应？
假如有，是怎样的关系？
抑或并没有关系？
“通古今之变”，即是该篇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另本为‘纪’为‘理’）”，从朝代兴替的史实中探求某些必然的规律，以达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目的；“成一家之言”，亦即儒家所崇尚的“立功、立德、立言”中最难、最高层次的立言的问题。
这里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他创纂的叙史新体制，有他的史识，有他的政见，亦即政治理想，等等。
假如概而言之，“成一家之言”，是他希望自己写的《史记》，能犹如孔子写《春秋》一样成为后世为人、处事、治国的宝典。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
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人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
“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
这里已把司马迁写《史记》以“立言”的用意说得十分明白，他自许是很高的，把自己看成五百年出一个的、与周公、孔子相仿佛的圣人，能承担撰写如《春秋》一般不朽经典的学者。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
从史学的角度说，是客观地再现了我国古代三千年的文明史；从文学的角度说，是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本质。
第一、《史记》首先是筚路蓝缕地整理记载了从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黄帝到他那个时代即汉武帝时代的历史。
内容涉及朝代兴替、政治军事、天文地理、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少数民族、域外风情，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让人较为可信的历史，或者可供参核的史料。
虽然早期的历史是粗线条勾勒，但弥足珍贵，其保留史料的贡献，功德无量。
而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则详尽真实，足称信史。
第二、客观再现“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真理。
此前的史籍，是朝廷史官所修，是统治者的历史，“英雄”的历史。
司马迁的《史记》，除了记述帝王将相在更迭政权中的事迹与作用以外，还叙写了贩夫走卒、辩士刺客、医师儒生、优伶术士、屠夫游侠等底层百姓。
叙写了他们的智慧机巧，以及在重大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功用，客观说明他们也是创造历史的力量。
《史记·刘敬叔孙通》中说道：
“语曰：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
’信哉！
夫高祖起细微，定海内，计谋用兵，可谓尽之矣。
然而刘敬脱輓輅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
”这正是司马迁看到下层百姓的智慧及其作用。
把佣耕的戍卒陈涉推上世家的地位，当然是更能说明问题的。
第三、《史记》还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品格，记述与保留了中华民族先祖的文化、文明。
《史记·八书》较为集中地记载了先民百科知识以及国家典章制度、民间风俗礼仪的变迁。
司马迁是太史令，是历法专家，参与制订太初历。
在《天官书》里记载了许多星体、星座，并说明它们出现的时间与运行的情况；《平准书》记载了西汉币制的演进；《河渠书》记载了兴修水利及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情况；《礼书》记载了礼仪的变化过程。
在《史记》里出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存意识，认识到匈奴民族寻找水草而迁移的习性及其由此而得出匈奴民族擅长攻战本领的原因。
《史记》首创的《货殖列传》不但为工商业者列传，还记述了经商交易的情况，乃至商业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四、《史记》能以较为客观平等的态度记述当时的少数民族，展示我国古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史实；还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大一统的主张。
《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在七十列传中达六篇之多，即分别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
记载了这些民族的风俗民情，记载了他们与汉民族的关系，还表达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不断融合的关系，甚至都是黄帝子孙的意思。
例如，《六国年表》有“禹兴于西羌”而后为夏之祖的记载；《秦本纪》中的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对于非中原地区的列国，如南方的吴国，“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世家》）“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
（《东越列传》）《史记》的这些记述，显然表明中国本来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意思。
三、《史记》的进步倾向
第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入史传者讳；记述君王，不但隐其恶，还当虚其美。
这就是《史记》以外的其他史书的共同倾向。
但是《史记》却不是如此，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所持的褒贬尺度，能以较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的视角，展示传主的“真人”面貌。
平民百姓是如此，帝王将相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帝王如此，当代的君王也是如此。
司马迁对这些帝王，既写他们的功绩与作为，也写他们的缺失与不足，甚至暴露他们的残忍与暴虐。
刘邦在推翻暴秦，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强盛国力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星相术家大谈阴阳五行之学，把开国君王刘邦渲染成君命天受之人。
司马迁则不信这一套，把刘邦当常人写。
既写刘邦的深谋远虑、从善如流、坚忍不拔而在夺取政权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写他市井游民甚至歹徒的品性。
刘邦起事前，游手好闲，不事产业，曾被父亲责备为不如老二（刘邦行三）勤治家业。
取得天下后，修好宫殿，大宴群臣。
当众臣之面，翻起老账，责问父亲：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老二）力。
今某业所就，孰与仲多？
”叔孙通制定朝仪，引群臣礼拜，竟说“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贵也”，这两例体现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司马迁特别用了它篇“互见”的手法，对刘邦的丑行作了无情揭露。
在《项羽本纪》中，记述刘邦在项羽军追逐下，为轻车逃命，几次将自己的儿子孝惠、女儿鲁元往车下推，几次被车夫“收载”。
一次项羽被围，军粮断绝。
项羽以杀刘邦父亲作要挟，刘邦竟然说：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
吾翁即若翁也，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这不完全是无赖吗？
在《淮阴侯列传》里，借韩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士亡”，深刻揭露了最高统治者一旦取得政权，翻脸不认人，残杀功臣的狰狞面目。
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帝王不予讳饰，对当代的帝王亦是如此。
《太史公自序》中说曾作《今上（指武帝）本纪》，而今见的是《孝武（即武帝）本纪》，可能因触忌太多，已被改写。
但是，司马迁还是通过它篇互见的手法，给予巧妙的讽刺与揭露。
在《封禅书》里，记述了汉武帝的愚昧昏庸、荒唐滑稽；在《平准书》里记述了横征暴敛、穷兵黩武。
而在《酷吏列传》里，通过对酷吏行为的反映出武帝、以及武帝的统治。
杜周治狱，“上所挤（打击）之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现）其冤状。
”（为释狱准备）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
按法令，立春后不能用刑，竟遗憾地说：
“嗟乎！
令冬月益展（延长）一月，足吾事（刑人）矣！
”这不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刽子手吗？
司马迁冷峻地说：
“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
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对历史上的暴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的揭露自不待言。
项羽的悲剧遭际，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共鸣，倾注了自己的同情。
但是，司马迁并不因此而有所讳饰。
还是揭露了他的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妇人之仁。
第二，同情人民的反对强暴的斗争。
历来统治者把老百姓的反抗称为“作乱”，把作乱的百姓称为盗贼。
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历史上的老百姓反抗强暴的斗争持同情歌颂的态度。
把陈涉列为“世家”，这从别的封建朝廷的的史官说来，简直匪夷所思。
司马迁还说：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秦失其政而陈胜发迹。
”把陈涉已视为与汤武同列。
司马迁的反暴政的人民性倾向，使得历史上的反暴政的志士成了《史记》中歌颂的对象。
《刺客列传》里的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政等，司马迁都作了热情的歌颂。
《史记》还热情歌颂游侠之士铲除暴虐的正义行为。
讴歌爱国志士和对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司马迁对屈原爱国遭冤、怀石自沉充满同情。
《屈原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写道：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泪，想见其为人。
”字里行间，充满景仰与同情。
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充满激情讴歌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特别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品质。
在《李将军列传》塑造了一个热爱士卒、身先表率、勇敢善战、清廉正直的爱国将领。
这些鲜明的倾向充分表明了《史记》的进步性与人民性。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史记》人物传记的巧妙安排与叙事线索
第一、传主的选择以尊重历史为依据。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
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
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
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
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
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第二，《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如：
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
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
再看西汉人物传记：
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
公孙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
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第三，《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
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
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
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
《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
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
《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一系列相关的事件。
《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温舒事。
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吏群体。
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二、《史记》的叙事善于揭示事件的因果关系
第一，《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
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
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
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第二，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
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
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
而对于大将军卫青，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
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
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
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
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第三，《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
《李斯列传》开头写了李斯这样一件事：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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