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性质地位路径和意义Word格式.docx
《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性质地位路径和意义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性质地位路径和意义Word格式.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从研究者主体角度来看，其目的与文学鉴赏迥然有别。
如果说，文学鉴赏的目的是为了阅读者自己的愉悦，那么，文本分析的目的则是探索研究文本的艺术价值。
这种文学研究方式，从研究对象角度来看，是以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为基本前提的，也就是说，当文本分析工作开始的时候，已经是以认可了这个作品是值得分析为前提的。
从工作的工具和方式的角度来看，由于文本分析是一种充满着理性的、对应着具体文学作品的、并且具有明确目的的研究活动，所以，工具即方法作为中介贯穿在研究者主体和研究客体之间。
文本分析的上述性质来自于这种研究活动和方式具有其他文学活动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人类和文学最直接原始的关系是对文学作品的欣赏。
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经验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现象。
“以审美态度完成的阅读”是人类重要的基本的阅读，在这种阅读中，“文学的艺术作品及其具体化不再是某种其他目的的工具而是成为读者的活动，尤其是他的意识和意识活动的主要对象”。
[1]人类和文学作品的这种关系，确认了人类的主体性质和特点，即这种欣赏活动的根本性目的是为了欣赏者自己的主观愿望。
欣赏者对作品的喜爱是基本前提，被其感染、激动，浮想联翩为其特点。
文学欣赏在人类和文学的关系中显示出最基础最本真的性质。
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人类开始文学研究活动，截至目前，人类对于文学研究的方式有很多种，中西方大致差不多，主要有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潮史研究、以作品为核心的作家论研究活动、与时代同步的文学评论等几种。
（1）文学史研究是文学发展并丰富到相当程度之后的研究方式。
文学史的主要任务是力求准确地描述和概括文学发展的线索和面貌。
其基本方式是将散落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按照一定的文学观念，通过比较性的研究，排列出一个序列，给予其特定的文学史地位。
首先，评价性是文学史工作的主要性质。
文学史研究对于具体作家的评价立足在该作家全部重要作品的搜罗和概括基础上。
比如，由戈宝权任特约顾问、易漱泉、雷成德、王远泽为编辑小组编著的《俄国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的“第十九章契诃夫”中分别用四节介绍了契诃夫的“生平”“短篇小说”“《草原》、《第六病室》和《套中人》”“戏剧”。
在第二节“短篇小说”中写到：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灿烂的珍珠。
在他短短的一生里，写了七百多篇短篇小说，塑造了大约六千个形态各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作家绘声绘色的笔触深入到俄国社会各个角落，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
俄国短篇小说这种体裁，到契诃夫创作的年代，发展到了高度成熟、极为完美的地步。
他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短篇小说，是他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最大贡献。
”显然，这个评价是在对契诃夫全部作品概括基础上得出的。
其次，比较是文学史研究的原则和基本方法。
任何一位作家的定评都是与其他作家相互比较中得到确定的。
比如，李白和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中均占有一章的地位，是在与初唐四杰、杜牧、王勃、王昌龄等诗人比较的基础上获得的。
再次，比较的原则随着文学观念的改变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游国恩等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的《中国文学史》中，诗人李商隐没有专章。
而到了由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则发生了变化，“李商隐”和“李白”、“杜甫”、“白居易与元白诗派”处于同等文学史地位，提升到独占一章的文学史地位。
一般说来，文学观念、比较和选择原则等发生变化和调整必然会提出重写文学史的要求。
（2）文学思潮史研究在表面看来没有内在联系的一些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现象中发现具有连续性的思想潮流，描述其走向且给出历史性评价和理论说明。
比较是文学思潮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文学思潮史研究以评价性为主，分析性次之。
这种研究方式最典型的著作是丹麦的勃兰兑斯（GeorgeBrandes,1842-1927）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
这部六卷本的著作，是对于欧洲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到19世纪上半叶这样一个从前现代向现代转折时期的法、德、英三国文学中“一个带有戏剧的形式与特征的最重要运动的发展过程”的著述。
以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串联起这三国作家和他们的创作。
在宏阔的视野中，运用心理分析、比较和相互联系的方法，对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给予了精到的品评。
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在我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有许多重要的著作，比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以后一本书为例，其研究方式是选择从1895年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年份（例如1921年，1942年、1948年等）进行描述，以这些关键性年份所发生的文学变化，把百年文学进展贯通起来，丛书整体为撰写更具有科学性的、深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就总系中的任何单本著作来说，都是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某些重要阶段的深入研究。
（3）以作品为核心的作家论研究是个案性质的批评。
以对作品细致分析和批评为核心，但最终结论落脚在作家定位和评价。
比较是其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
以特定的文学观念为依据，在比较中确定作家的地位。
最典型的著作是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的《伟大的传统》（TheGreatTradition）。
利维斯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和比较的途径，对于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加以洞幽烛微的分析，并且以此为基础描绘出英国文学的“伟大的传统”。
在比较中确认了所谓的小说大家，即乔治·
艾略特、亨利·
詹姆斯、约瑟夫·
康拉德三位小说作家，认为：
“他们即是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所在。
”[2]利维斯的文学观念为，小说必须对人类的道德抱有关怀。
法国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朗松（Lanson,Gustave,1857-1934）也是这样的文学研究者。
我国自现代以来对于中国古代和现代作家所做的大部分研究，都属于这类研究，比如，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古代典籍中钩稽关于屈原及其相关史料，以进一步阐明屈原生平及其时代的著作为典型以文本为核心的作家论研究。
（4）与时代同步的文学评论主要从文学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评价和评论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关注新近出版和发表的文学作品在当下社会文化和人们精神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对于社会进步和文学发展的意义等，较多从功用角度品评判断。
文学评论一般以社会学方法为主，侧重评论而不注重分析。
并不执意追求学理性。
我国当下发表于各种刊物和报纸上的跟踪性的文学批评文字大多属于这种研究方式。
综上梳理启示我们思考：
第一，侧重于宏观文学及文学思想发展脉络、侧重作家创作和地位、侧重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任务，都有相应的文学研究方式来承担。
人类文学研究方式承担起了对于文学活动从作家到作品到读者各个环节的研究。
第二，还有需要研究的领域需要特定的方式加以研究。
这个问题来自如下思考：
文学史上已有较高地位的作家的某部优秀作品的艺术构成及其特性，在哪种方式中予以研究呢？
或者说，以具体的优秀作品为对象，探索和总结其中的艺术特性乃至进而获得对于其所属的文体的具体细致把握，这样的任务如何完成呢？
显然，这不是简单的评价问题，或者说评价任务已经结束，继之而来的是分析的任务。
那么，难道从来就没有理论家们涉足这样的研究吗？
回答是否定的。
让我们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现象入手：
法国经典叙事学家热拉尔·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绪言》中开篇就说：
“本书研究的特定对象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事。
”“和一切作品、一切肌体一样，《追忆》由普遍的或至少超越个别的要素组成，它把这些要素集合成特定的综合体，独特的整体。
分析它，不是从一般到个别，而正是从个别到一般：
……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在希望理论为评论服务时我不由自主地让评论为理论服务。
”[3]热奈特从评论《追忆》入手，得到的却是《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这样的经典叙事学重要理论著作。
即评论为理论服务。
仅就我所阅读过的由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评论而升华为对于理论问题探讨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就有瓦尔特·
比梅尔（BiemelWalter）的《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美国著名的叙事学家希利斯·
米勒（J.HillisMiller）的《解读叙事》（ReadingNarrative）中的第十二章以《追忆似水年华》为对象讨论“错格的谎言”。
但是，这些著作，目前都是作为文学理论著作被认定的，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获得充分认识。
而文本分析则可以承担这样的任务，在各种文学研究活动和方式中，文本分析以不可替代的作用占有自己的地位。
二、文本分析的对象及对象存在样态
分析艺术价值构成的机制，潜在的逻辑是以优秀文学作品即文学经典为分析的对象。
文学经典是在文学史上经受住历史考验，被普遍认可的重要文学文本／作品。
文学经典固然借鉴已有优秀文学的经验和成就，但是创造性远远大于借鉴性。
这些文学文本／作品因艺术上创新和成熟而成为经典。
文学经典形成原因很复杂。
除去时代、文化、意识形态等外在原因之外，文学经典必然还有独属于文本自身的特性，也就是创新和成熟的因素。
这些因素和特性值得研究。
文学经典作为精神文化资源体现在：
其一，滋养人们的精神。
文学经典作为人类感情的库存，其中蕴含的人类感情丰富而且多样。
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TruthandMethod）中认为，历史流传下来的文物、传统哲学、经典文学等，都是历史流传物，这些东西一定能够向我们传递一些信息，并且具有教化功能，其教化功能通过历史流传物自身蕴含的人性的、普遍精神的有效张力而实现。
历史流传物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加进去新的理解，新的理解不断地被融合到这个流传物中去，丰富着这些历史流传物。
文学经典对于人们精神的滋养是其他文化形式不可替代的。
其二，文学经典对于文学理论的价值。
从文学经典中总结文学理论，是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们在前面已经涉及过法国经典叙事学家热拉尔·
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绪言》的研究方式。
《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现象非常丰富，出现了一些以前叙事性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创新的手法，可以从中提炼和概括出来普适性的理论，推进理论发展。
由此，热奈特才说：
“我觉得不可能把《追忆似水年华》当作一般的叙事，或自传体叙事，或天知道什么别的等级、类别、种类的普通例子来处理：
普鲁斯特叙述的特殊性从总体上看是不可缩减的，任何推论在这里都将是方法上的失着；
《追忆》只说明它本身。
但另一方面，这种特殊性并非不可分解，从分析中得出的每一个特点都可以进行对照、比较或展望。
和一切作品、一切肌体一样，《追忆》由普遍的或至少超越个别的要素组成，它把这些要素集合成特定的综合体，独特的整体。
分析它，不是从一般到个别，而正是从个别到一般……”《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在文学理论中的学术价值已经表明，《追忆似水年华》不仅对文学作出贡献，而且对文学理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爱玲的《金锁记》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文本。
笔者曾经在《“金锁”隐喻与诗性的故事——张爱玲〈金锁记〉的文本分析》一文对其做过文本分析。
发现故事情节设计明显地呈现为平衡结构，即曹七巧吸收聚集恶与释放恶的两个阶段所组成的完整过程是一个平衡结构。
人物的形象就在这个结构中臻于完成。
表层叙述结构来自深层原因，深层原因就是曹七巧在这个平衡中运行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此外金锁意象在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非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而以往的文学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尚未做出很好的回答。
[4]这些现象都印证了文学理论的诞生脱离不了具体的文学现象，任何一个理论命题的诞生都有特定的原始语境。
文学经典对于文学理论的价值有待于深入开掘。
文学经典即文学作品存在样态是怎样的呢？
确认对象的存在样态，是文本分析的基础。
关于文学作品存在方式问题，中西方学者曾经不约而同地深入探讨过。
西方20世纪文论中，波兰现象学家英加登（R.lngarden）在《文学的艺术作品》和英美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ReneWellek）沃伦（AustinWarren）在《文学理论》中，都大同小异地提出了文学文本的层次结构问题；
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NorthropFrye）《批评的剖析》中则提出了相位的理论，从若干层面进入对文本的思考；
中国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的刘勰的《文心雕龙·
知音》篇中提出“先标六观”的思想，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从六个角度进行。
这些理论依据不同哲学体系基础，对于文本或者是从若干层次构成的结构，或者从诸多侧面加以把握。
从理论的共同点来看，英加登和韦勒克、沃伦可以看成是一个理论平台上的理论家。
作为现象学派的理论家，英加登虽然师从胡塞尔，但是他不赞成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他希望确立独立于意识的实在世界的存在，而反对把知识的基础建立在纯粹的意识之上，并进而认为，我们认识对象的方式取决于它的存在方式与结构形式。
英加登首先排除了对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物理主义思路和心理主义的思路，以此为基础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多层次的构成”确证他的文学作品是以结构的方式存在的思想。
韦勒克和沃伦借鉴英加登思想基础上，对于作品层次的归纳如下：
第一，声音层面，谐音、节奏和格律。
第二层面，意义单元，意义单元决定文学作品形式上的语言结构、风格与文体的规则。
第三层面，意象和隐喻，这是所有文体风格中可以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
由这部分转换成第四层面，也就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他们把这样虚构的、象征和象征系统称为诗的“神话”。
加拿大原型理论家弗莱则远距离地从宏观视角来考察文学作品。
弗莱从意义和叙述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对文学作品进行层次分析。
他首先把文学艺术界定为“假设性的语辞结构”，然后提出文学作品具有五个关联域，他称之为“五个相位”。
分别为文字相位，也就是文学作品内部各词语和各象征间的关系，意义是内向的和含混的。
描述相位，也就是文学作品对外部世界的描述、论断和教诲作用，意义是外向的、明晰的。
形式相位，也就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假设性的语辞结构对它所模仿的自然和真实命题的关系。
在最接近真实的事实的一极和最虚构的一极之间，存在多种具有差别的类似于过渡色一样的形式。
神话相位，这是文学自身的继承关系的体现，于此相位弗莱提出了文学原型的概念。
总解相位，也就是文学作品同全部文学经验的关系，这是一个原型比较集中的阶段，多种原型密集地形成一个“原型中心”，反映了人类普遍的经验和梦想。
刘勰《文心雕龙·
知音》篇中的“六观”的思想早在公元5世纪就聚焦在20世纪西方学者关于文本结构性存在这个问题上。
关于“六观”，刘勰说：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斯述既形，则优劣见矣。
”[5]刘勰认为，六个方面与文学作品整体具有机联系。
六个方面是可以进入文学作品的路径，在“面面观”中可以获得对文学作品整体的把握。
位体基本是作品的题材风格与作品内涵、主题相互协调适应的问题。
置辞基本是作品的语辞，用字修辞的问题。
通变，基本是文学作品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
奇正基本是肯定以正驭奇，也涉及正统与新奇的问题。
事义基本涉及作品中的材料、人物、事物等种种内容，以及典故的运用问题。
宫商基本涉及的是作品的音乐性问题。
总括韦勒克、沃伦、英加登、弗莱和刘勰关于文学作品的多层次立体结构或者面面观思想，可以概括他们对文学性存在于诸多层面的见解。
大致可以表述为文学作品存在于一个由语言构成的多层次的立体的结构中：
各个层次分别为：
1.语辞所具有的语音和语义。
2.句子和句子所组成的意群，这是重要的贮存文学性之所在。
3.已经形成的形象或者意象及其隐喻，其中已经具有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意义。
4.文学作品的客观世界。
这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
5.“形而上性质”（崇高的、悲剧性的、可怕的、神圣的）虽然不是以阅读可能意识到的对象样式而直接出现的，但是也是生成文学性的因素。
确定文本多层次立体结构存在对文本分析的意义在于：
第一，为文本分析从“多层次的立体结构”来探索艺术价值构成开拓了思路。
第二，确定层次性存在，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分析不同的层次，并且在文学作品的各层次间进行对话和交往，形成批评话语的间性。
也就是意味着拓宽了文本分析方法介入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叫做文本分析而不叫做作品分析呢？
确实，文学经典是文本分析的主要对象，文学作品多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存在着，是一个假设性的语词结构。
那么，既然文本分析是不同于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潮史研究、以作品为核心的作家论式研究以及一般的文学评论的一种特殊的研究方式，那么，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即从文学活动的全部过程中如何界定作品呢？
这就需要辨析作品和文本的关系。
也就是说，要回答为什么叫做文本分析。
作品和文本的区别及联系何在？
罗兰·
巴尔特的一篇论文《从作品到文本》[6]是我思考的主要借鉴材料。
巴尔特认为：
作品是感性的，拥有部分书面空间（如存在于图书馆中）；
文本则是一种方法论的领域。
文本是基础，依据文本进行想象的产物就是作品，也就是文本被阅读就成为作品了。
文本是对符号的接近和体验，作品则接近所指（signified）。
也可以认为，作品自身作为一般符号发挥作用并代表了符号文化的一般类型。
文本则相反，常常是所指的无限延迟（deferral）：
文本是一种延宕（dilatory）；
其范围就是能指部分。
……从词源上讲，文本就是编织物的意思，textus，意谓“织成”，文本就是由此转义而来。
每个文本，其自身作为与别的文本的交织物，有着交织功能，构成文本的引文无个性特征，不可还原并且是已经阅读过的：
它们是不带引号的引文。
作品则是在一个确定（filiation）过程中把握到的。
在借鉴罗兰·
巴尔特思想基础之上，我对“作品”和“文本”联系和区别的理解是：
文学作品（work）可以被视为文学家创造活动的最终成果，意指源自特定的作者，具有文学属性并蕴涵特定意义的语言构造。
文学中的文本概念，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的具体语言形态本身。
“作品”与“文本”二者的内涵和所指皆有部分的重合，重合在于都是指称一个特定的语言构造形态。
二者的区别是，作品，是指某位作家所创作的，并且被读者所阅读了的，与审美价值相联系的文本。
文本，更侧重于语言形态本身，是没有被任何一种审美阅读所具体化了的语言形态，如果探寻艺术价值，只能在文本中进行。
三、文本分析的路径与方法
1.面对文学经典的研究路径问题。
我们说某作品是文学经典，意味已经认可了它的价值，可见研究文学经典是以效果为逻辑起点。
这与文学经典研究的路径问题相关。
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所提出的共时语言学理论，把语言作为一种功能系统来理解，从共时的角度观察语言，努力把这个系统中使得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得以存在的规则和程式说清楚。
即从语言效果出发，说清楚效果如何产生。
这个思路被文学理论家们所借鉴，并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
当今西方文学批评界的活跃而有影响的理论家、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康乃尔大学教授乔纳森·
卡勒（JonathanCullero）在他的理论著作《当代学术入门：
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
AVeryShortIntroduction,1997年出版）中明确提出：
“在文学研究中也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基本区别，就是两个课题的区别：
一个根据语言学的模式，认为意义就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并且努力证明为什么意义会成为可能，另一个与其相反，它从形式开始，力图解释这些形式，从而告诉我们这些形式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诗歌学和解释学的对比，乔纳森·
卡勒指出语言学的模式形成文学研究中相应的诗歌学研究模式，而文学研究中的解释学的模式则是从法律和宗教领域中借鉴的。
在法律和宗教领域里，人们试图对具有权威的法律文本和神圣的宗教文本加以解释，目的是对如何行动做出决定。
乔纳森·
卡勒认为：
“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
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
”他进而指出：
“以意义或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诗歌学）与寻求发现意义何在的方式（解释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7]乔纳森·
卡勒给我们描述出了面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两种姿态。
其他一些理论家比如英国文学理论家燕卜逊也谈到过，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在理论上加以分析和解释。
文学经典在漫长的历史隧道中如何逐步被经典化，这需要从文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甚至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考察和解释，除却复杂的外部原因之外，必然有它们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依据。
我们目前的研究模式应该是诗歌学的，即说清楚艺术效果形成的原因。
怎么说清楚呢？
我们以往习惯运用单一的社会学方法，其研究结论一般都属于社会和历史，与探索艺术效果形成原因相距甚远。
文学经典其构成中艺术特性的含量大，艺术手法和现象丰富，对于各种批评方法的承受能力强。
即各种理论和方法在运用对文学经典分析过程中更能得以发挥自己的力量。
诗歌学研究与方法的运用密不可分，分析会有丰富的意外发现。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文本艺术特性的蕴含非常丰富复杂。
笔者在《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分析废名《桃园》的时候，发现王老大在街上买的玻璃桃子被孩子撞碎后，出现了一个隐喻效果，暗喻在家里的女儿阿毛死了。
由此笔者联想起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几乎同样的艺术效果。
一篇是爱伦·
坡的小说《椭圆形的画像》，一篇是我国当代作家聂鑫森的小说《呼儿湾童话》。
这两个作品也都能引起神奇的联想，这是隐喻所产生的功能，即描写一处的物象以喻另一处的物象。
或者说都充分利用了意象，或者用一个意象置换另一个意象，如《椭圆形画像》。
或者用一个意象比喻另一个意象，如《呼儿湾童话》。
《呼儿湾童话》借用两个形象描写在同一时间里两个空间中发生的同一性质的事件，这个效果与《桃园》的效果一致，是同一种效果的会通现象。
诗歌学研究的路径是总结和归纳工作。
如果我们纵览人类认识方式和科学研究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某些时期人类的认知方式和研究方式以对现实和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和抽象的思维逻辑为主。
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归纳逻辑打破了演绎逻辑的垄断。
15-16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中，培根指出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原则的归纳法更有助于科学发明。
他奠定了科学实践观点和归纳方法的基础，美学才有可能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的领域。
后来，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政论家、哲学家博克也是放弃演绎思辨逻辑而改用归纳思维，而成为英国经验派美学的集大成者。
可以说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