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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市场化进程下的审计收费和审计师选择

不同市场化进程下的审计收费和审计师选择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蒋德权沈永建王国俊

2012-6-2611:

24:

00　　来源：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2期

　　摘要：

以2005～2009年593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审计收费和审计师的影响。

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四大”会计事务所和“非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均有所提高，但“四大”与“非四大”的收费差距在缩小。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审计收费差距的缩小可能是国有企业趋于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诱因。

　　关键词：

市场化进程，审计收费，审计师选择，国有企业

　　一、引言

　　会计师事务所受上市公司委托实施审计，并收取费用，以维持成本或赚取利润，这种经济依赖性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研究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深化资本市场各参与主体对审计服务市场功能的认识。

国内对审计收费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会计师事务所的脱钩改制。

王杭军[1]指出，我国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服务费用方面存在“明”与“暗”两个方面：

“明”是指与注册会计师制度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相比，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收费明显偏低；“暗”是指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中存在大量实际意义不确定的审计收费。

喻小明[2]认为，审计收费低是社会压价竞争的产物，而导致压价竞争的根源在于企业对注册会计师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不足，规范治理恶性竞争行为的应急措施是制定注册会计师收费的最低限价。

刘斌等[3]通过对2001年我国披露审计收费的590家上市公司取样，利用Simunic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上市公司所在地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而存货与资产总额之比、长期负债与资产总额之比、盈亏情况、审计任期和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并不具有重要影响。

韩厚军[4]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与公司总资产、子公司个数、资产负债率、审计意见类型等因素显著相关，与应收账款和存货之和、总资产的比率、净资产收益率不相关。

利用公司微观的风险数据，冯延超等[5]检验了公司的诉讼仲裁、违规处分等法律事件对审计收费和发表审计意见的影响，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也显著正相关。

　　国内研究多是从微观层面进行探究，较少触及资本市场和审计市场的生存环境，如地区的法律制度、政治体系和社会规范等。

Simunic[6]发现，风险溢价影响着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来源于客户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环境和审计客户的微观环境。

诸多研究均采用了跨国样本，如Shleifer和Vishnv[7]、LaPorta等[8]的研究表明，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环境是国家金融市场发展、公司所有权结构、公司政策以及会计信息特征的重要决定因素。

Choi等[9]认为，国家法律环境也会对审计市场产生影响，相对于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法律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更倾向于聘请“四大”进行审计，以期通过外部治理减少公司内部代理问题。

Choi等[10]的研究表明，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环境在决定审计师的努力和审计费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律体制影响审计定价和“四大”审计的溢价以及“四大”与“非四大”之间的审计费用差异，法律体制在不同的国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体现出差异特征。

　　我国是一个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11]，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

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某些沿海省份，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而在另外一些省份，经济中非市场的因素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2-13]。

本文利用地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来研究横截面影响，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跨国研究未能控制的影响因素，而且能控制地区层面和公司层面更详尽的信息。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是否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以及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差距。

有关宏观法律环境及微观诉讼风险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即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阶段，各地区法律框架虽然统一，但囿于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审计师的努力以及审计风险溢价可能会受更多地区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对我国市场化程度与审计费用及审计师选择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文献回溯、制度背景及理论分析

（一）审计收费文献回顾

　　国外对于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始于Simunic[6]。

Simunic首次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开创性地提出了审计收费定价模型，认为审计定价包括审计资源成本和风险溢价两部分，而风险溢价可能来源于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

随后，学者们围绕审计定价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

从研究领域来看，多数学者的研究还是围绕Simunic提出的审计资源成本和风险溢价两个部分进行。

例如，Francis[14]利用修正的Simunic模型对澳大利亚审计市场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反映上市公司经济交易或事项复杂程度的变量（控股子公司个数）审计收费显著相关。

Firth[15]对新西兰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公司的总资产、应收款项与总资产的比率及非系统风险是影响审计收费的三个最重要的变量，而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收费不具有重要的影响。

　　国内学者围绕微观公司特征对审计收费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包括公司财务特征、规模及公司治理等方面。

王振林[16]借鉴Simunic的审计收费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发现客户规模、被投资公司的数量、主营业务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等变量对审计收费的确定具有显著影响。

张继勋等[17]、赵立三等[18]、江伟等[19]从财务角度研究了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如应收账款比重、存货占总资产比重、负债率等，这些变量也是刻画公司业务复杂程度的代理变量。

伍利娜[20]、朱红军等[21]、张继勋等[22]从公司规模的角度研究了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发现客户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公司规模等都对审计收费产生了显著影响。

刘明辉等[23]、潘克勤[24]等则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了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发现较好的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审计费用，即内部治理可以减少企业对外部治理的依赖。

李爽等[25]分析了中国宏观环境变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发现监管信号对审计定价产生了潜在影响。

通过比较自愿性与监管诱致性审计师变更样本的审计定价，他们发现，在控制了一般意义上的审计风险评价差异后，监管诱致性变更的审计定价显著高于自愿性变更样本的审计定价。

（二）审计师选择文献回顾

　　有关审计师选择，国内外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认为，公司规模、代理冲突与独立等都会影响审计师的选择。

Dopuch和Simunic、Danos和Eichenseher等从客户规模的角度研究发现，大公司更容易选择大型、有名的事务所。

Michaely和Shaw则发现，越有声望的审计公司越会选择那些规模较大的IPO客户。

另外，财务杠杆越大的公司，对债权人的掠夺风险就越大，亦即代理成本越高，就越有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需求。

Firth和Smith（1992）发现，公司财务杠杆与选择著名事务所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Simunic和Stein[26]发现，财务杠杆与选择“八大”负相关。

Palmrose[27]等检验了所有权稀释度、公司所有权集中度的提高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

Becker等[28]发现，“非六大”客户报告的操控性应计要比“六大”客户的操控性应计高，说明“非六大”在管理者对操控性应计项目的选择上允许更多的弹性。

Francis等[29]也发现，即使“六大”的客户有更高水平的总应计项目，其操控性应计项目的数量也较少。

因而应计项目更多的公司更可能聘请“六大”，以提高其盈余的可信性。

此外，关于公司治理对审计师选择的研究集中于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的特征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上。

Eichenseher和Shields[30]发现，是否有审计委员会与从“非八大”变更为“八大”具有正向联系。

Abbott等[31]发现，审计委员会中不包含雇员且每年开会两次以上的公司更可能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

　　在国内的研究中，徐冰[32]研究了家族企业的审计需求，发现家族企业的规模、债务比例与对外审计需求相关。

孙铮和曹宇[33]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管理人员选择注册会计师策略的影响。

吴溪研究发现，公司规模是审计师变更的主要影响变量。

曾颖等认为，代理冲突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具有显著关系，而其他因素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没能得到一致的结论。

车宣呈发现，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重、负债水平、异地上市以及是否选择大事务所存在显著关系。

雷光勇等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

毛丽娟发现，董事会特征与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关系，董事长同时在股东单位任职的公司以及董事会中设置了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Seetharaman等分析了起诉风险和审计收费，发现审计师对英国交叉上市公司（在美国）索取较高的审计溢价。

Choi等[10]研究了l5个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发现一国的诉讼环境是决定审计收费以及“四大”与“非四大”收费差异的重要因素，当诉讼环境趋于严格时，“四大”与“非四大”的收费差距会缩小。

但是。

Francis等认为，在不同的法律和管制环境中，当投资者保护制度更完善时，“四大”（Big4）提高了审计质量，而“非四大”的审计质量不会提高，“四大”与“非四大”的收费差距不会缩小。

以上研究结论虽然相左，但均承认国家或地区层面因素会对审计师的审计收费产生影响。

　　国内的研究较少从制度环境的角度来研究其对审计师和审计收费的影响，本文主要着眼于两个问题：

一是各地区差异甚大，外部制度环境迥异，审计师的审计收费是否相同，“四大”与“非四大”的收费是否有差异？

二是若地区环境会影响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那么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呢？

　　（三）制度背景和理论分析

　　我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采取了从沿海、沿江逐步向内地，从东部地区逐步向中部、西部地区梯次、纵深推进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地区间经济、法律等诸多差异。

然而，以上因素很难用一两个宏观或会计指标直接刻画，因此，我们要借助于市场化水平的概念。

市场化水平并非简单决定于某一项规章制度或者单一的经济指标，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综合量度[12]。

市场化水平的衡量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环境制度[12-13]。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当政府分配资源占经济资源的比重较低、对企业的干预较少、企业的税外负担较低以及政府规模比较小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可能会降低，因为行政干预和多元化目标的减少可以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使得审计师可以更好地识别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从产品市场的发育来看，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越高、地区贸易壁垒越少，审计师复核或审计时花费的成本就可能越低。

从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来看，金融、信贷的市场化以及外资引进的程度越高，地区所属上市公司越加市场化，审计师就容易识别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上述情形都可能带来审计收费的降低。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审计作业的专业化、流程化，审计成本得到降低。

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财务报告错报的风险较低，审计风险也较低，审计收费可能会低一些。

从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来看，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的发展有助于经营业绩确认的准确，也有助于降低审计师的成本，减少审计收费。

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地区，公司的财务透明度更高，盈余操纵更少，价值相关性也较高。

但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投资者保护更为健全，对于财务报告质量差的公司，事务所可能要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在同等错报风险的情况下），审计事务所承担的风险也更大。

Choi等[10]的研究支持了“法律成本假说”，他们发现，在较完善的法律环境中，审计师收取了更高的溢价。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竞争性研究假说1a、1b。

　　假说1a：

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审计师要求更低的审计收费。

　　假说1b：

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审计师要求更高的审计收费。

　　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于“四大”和“非四大”审计收费的影响却不相同，与“四大”的审计收费相比，“非四大”的审计溢价偏高，“四大”有着更大的降低收费的空间，且随着“四大”审计流程的程序化，其成本也进一步降低。

此外，从法律的角度看，在较好的法律环境中，投资者保护体系和诉讼制度更加完善，“非四大”承担的审计风险相应提高，必须付出更多的审计努力来提高审计质量。

“非四大”在承担的审计风险变得更大时，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弥补审计成本，会要求较高的审计收费。

“四大”是以其事务所规模和国际品牌声誉承担着巨大的审计风险，法律制度的完善可能不会促使“四大”提高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还会受到企业所处地区、年份、环境的影响，包括信息环境、市场发育、法律环境等。

不同的环境决定了审计的不同成本，进而决定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成本。

在法律制度较完善的地区，较低的盈余质量很可能被识别和被处罚。

“非四大”在审计低盈余质量公司时，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很小。

“非四大”审计失败的可能性较大，潜在的诉讼可能会促使其在审计时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弥补可能发生的法律诉讼成本，其可能会收取更多的费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假说2：

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四大”与“非四大”审计收费的差距将会缩小。

　　在我国的转轨经济中，政府仍掌握着经济资源，并扮演着分配经济资源的重要角色，而国有企业拥有获取资源的优惠或特权，其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较低，对高质量的审计也没有很大的需求。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四大”比“非四大”的审计溢价有所降低，这是否会影响到国有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呢？

本文认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国有企业会更多地选择“四大”进行审计，其原因有二：

一是“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收费差距在缩小，而审计成本可能是上市公司选择审计师的重要因素之一（如美国2005年有510家“四大”的客户更换了审计师，其中有280家是因成本问题没有继续选择“四大”）；二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自负盈亏，对审计有着较高的质量要求，这是加强外部治理机制以缓解内部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选择，其可以对可能存在的财务困境进行预警。

此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减少了对市场的干预，国有企业的软约束被硬化，政府或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选择性的差别对待也在逐渐改变。

“四大”是一种高质量的审计，国有企业对于“四大”的需求可能在增加。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假说3：

随着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收费差距将缩小。

　　三、描述性统计及实证检验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5～2009年在年报中披露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公司后，共有5934个公司样本。

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来自于樊纲等的《中国市场化进程——各地区相对市场化进程2009年报告》，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数据为手工计算，其余变量数据来自于深圳国泰君安数据库（CSMAR）。

根据2005～2009年中注协公布的《会计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综合得分名列前四的事务所分别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本文按照如下方式定义控制权和现金流权：

（1）控制权定义为“控股股东为最终控制人，有效的控制权为链条中的最小值，控制权包括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

（2）现金流权定义为“每条控制链中控制权的乘积尔后相加”。

本文研究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表3为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审计收费（FEE）与市场化程度、企业性质等显著相关（0.01的显著水平）。

除审计收费与公司规模（SIZE）的相关系数为0.628外，其余的相关系数均较小。

其他的研究变量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线性相关，但系数较小，不会影响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1和假设2，本文建立了模型1：

　　表4的

（1）列显示，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所属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也较高，这支持了研究假说1b，实证结果符合“法律成本假说”，即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法律制度（如投资者保护体系和诉讼制度）较为完善，审计风险较大，审计事务所会要求较高的溢价。

国有企业的审计收费较低，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倾向于聘请小规模事务所或地方所有关。

同时，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等微观企业特征对审计收费也有显著影响。

表4的

（2）列显示，“四大”在审计市场有着较高的声誉，且审计专业程度较高，其会要求较高的溢价。

由表4的（3）列可知，交叉变量（MAR-KET*AUDITOR）显著为负，即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收费差距会缩小，这支持了本文的理论预测2。

　　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可以显著降低“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收费差距，但这种效应是否存在于所有上市公司呢？

本文按公司规模和公司盈亏进行了分样本检验。

表5的检验结果显示，这种效应在大规模公司中更加明显，这可能是因为规模较小的公司倾向于聘请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的选择模式决定了这种效应的可能性较小。

另外，分盈亏公司来看，在盈利公司样本中，这种效应是存在的，但在亏损公司样本中是不存在的，这说明即便市场化程度提高了，亏损公司由于自身风险太大而存在潜在诉讼等原因，可能会促使“四大”谨慎地审计，并付出更多的审计努力，“四大”的审计溢价更可能增高而非减少。

　　为了检验研究假说3，本文建立了模型2：

　　表6显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四大”（交叉变量MARKET*SOE在0．1的水平下显著）。

这可能与“非四大”的审计收费提高有关，在收费差距变小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出于向市场释放公司高质量信号等目的，也会倾向于选择“四大”。

同时，国企预算软约束的硬化也使得其改善治理，进而提高了效益。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国有企业聘用地方审计所或小规模审计所的可能性有所降低。

　　本文进行了分样本检验，结果见表7。

在大规模公司样本中，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四大”（交叉变量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而在小规模公司样本中，本文未发现这种效应。

此外，分盈利和亏损样本来看，在盈利公司样本中，国有企业同样会选择“四大”（交叉变量在O.1的水平下显著）。

　　表9的逐年回归稳健性测试结果显示，在2007、2008、2009年，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对“四大”与“非四大”审计收费差距的缩小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表9还显示，在2007年，国有企业选择“四大”的倾向性更加明显。

　　四、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对审计收费和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发现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审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和审计师选择有着重要影响：

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会带来法律执行力的增强、审计法律风险的加大以及审计成本的提高，事务所会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弥补成本；“非四大”的审计风险增大，其会通过收取风险溢价来弥补法律诉讼增加等带来的成本，“四大”和“非四大”的审计溢价渐小，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公司和盈利公司中较明显；进一步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也倾向于选择“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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