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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华民族一洗近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第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
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了。
第三，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从此结束，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人民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时期开始到来了。
第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五，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
它可以运用国家政权凝聚和调集全国力量，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解放并发展社会生产力，以造福于各族人民，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
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一项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这就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2、建国初期的严峻形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一些紧迫的问题。
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的考验。
主要是：
第一，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时，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遗留下的100余万军队、200多万政治土匪以及60多万特务分子还有待肃清；
在广大城乡，反动会道门和传统黑恶势力还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第二，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当时中国的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是与许多亚洲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
1949年，人均国民收人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
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
许多工厂倒闭；
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减少约四分之一。
第三，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划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愿意看到的。
它们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
第四，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前进中的问题。
毛泽东把当时的情况概括为三句话：
“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他指出：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样的气概，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
（二）建国初期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
为了解决上述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在追剿残余敌人、基本完成祖国大陆统一任务的基础上，摧毁旧政权，普遍召开各级各届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继续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先后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其它生产资料，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获得了翻身解放。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广大妇女初步获得自由平等权利。
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
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200多万土匪，仅在两年多时间内就被次第肃清。
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受到有力的荡涤，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开始树立，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2、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拥有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
同时，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
到1950年3月物价即基本稳定，从而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解除了人民过了几十年的因物价飞涨而带来的痛苦生活，使国家和国营经济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
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以利于统一调度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好大事。
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
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人增长30%以上。
3、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
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
收回了海关的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
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
针对美国等国封锁、遏制新中国等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新中国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收回旧政权丧失的国家权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
中国政府还在美国侵略军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
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朝两国人民及其军队经过近三年的艰苦作战以及谈判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雄辩地证明：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全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4、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针对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新情况，党和政府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必须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接管城市的考验和生活环境变化的考验。
进城前，党对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普遍进行了城市政策和人城纪律教育；
进城后，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纪律严明，清正廉洁，同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风气和旧军队欺压百姓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1950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等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曾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使全党震动，全国人民振奋。
随即又在1952年上半年发起“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这些举措对于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上述工作及其取得的显著成就，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的。
广大劳动人民真诚地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一些曾经对新中国、新政权、新道路抱有某种疑惑、观望态度的人开始相信，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第一个目的，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已经实现。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社会形态的设想，具体就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
就其性质而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主要的经济成分有三种：
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与此相关存在着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
一是工人阶级，二是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三是民族资产阶级。
其中，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构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矛盾），就是说，它是贯穿新民主主义社会始终并规定其本质和发展方向的矛盾。
但是，毛泽东早就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换句话说，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第二个目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何时实现、如何实现呢？
换言之，何时实现、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呢？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为了指导这一转变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当时，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
“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
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
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
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
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
在提出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1953年，新中国即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
实际上，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在1951年就在着手进行。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
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达1953年计划提要。
“一五”计划的编制，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确定下来。
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
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计划规定：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
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
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没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不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当时进行这样巨额的投资是不可想象的。
“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
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到1956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项零的突破。
如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从此铁路贯通中国南北。
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
限额以上的项目，平均每天都有一个项目开工或竣工。
全国城乡呈现出一派建设的繁忙景象。
当时建成的这些大中型工业骨干企业，都是国家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的国营企业。
这些建设成就，极大地加强和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068亿元。
财政收人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
这一期间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有大幅度提高。
粮食从1.6392亿吨增至1.9505亿吨；
钢从135万吨增至535万吨；
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
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
社会主义改造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使生产逐年增加。
它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到1957年应达到的指标，在1956年底就提前达到了。
1．农业合作化任务的提出
土地改革后，一方面农村的生产迅速发展了，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尤其是贫农、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耕畜和资金，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仍然比较大，而且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农村中的贫富分化也开始了。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不待农民在土改中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冷却，不待农村发生剧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教育、推动和帮助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这样，在土改后，互助组很快就在农村中相当普遍地发展起来。
在工业还不能向农村大量提供农用机械的情况下，互助组能不能前进一步，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呢？
毛泽东研究了世界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农村的实际需要，指出：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他讲的道理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草案指出，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集中地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党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但是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1953年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基本取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限制农村的商业投机；
大力发展供销合作，削弱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
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缩小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
这样，既保证了人民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又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概括提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
第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
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人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
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
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由此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其基本原则和方针是：
第一，在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
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第二，充分利用和发挥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第三，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
第四，要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
第五，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
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应努力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3．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基本完成
在党的上述方针的指引下，农村的互助合作积极、稳步地向前推进。
到1954年底，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40多万个发展到近1000万个；
初级社从1951年底的300多个增加到1953年的1.4万个，1954年秋为10万个，1954年底猛增到48万个。
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从1951年底的2100万户增加到1954年底的7000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从19.2％增加到60.3%。
当时8v％以上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产增收。
1955年夏季，由于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看法不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发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一场争论。
同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基本道路、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并对农业合作化同机械化、社会改革同技术改革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是继上面提到的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之后又一篇指导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文献。
但在报告中，不点名地错误指责由邓子恢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站在群众运动后面指手划脚的“小脚女人”，从而将正常的党内争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发展，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
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加人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87.8%。
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尽管如此，农业合作化在总体上是成功的。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从1953年到1956年，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
农民安居乐业，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有所改善。
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
至于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如何采取更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则是需要长期探索才能解决的，并且需要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加以完善。
（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1．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开始积极推进。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对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敌人，在政治上推翻他们的统治，在经济上没收他们的资本。
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
他们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用和平的方法逐步地改造他们。
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
采取这样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如增加产品供应、扩大商品流通、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等），又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在中共中央酝酿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
“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同年春，李维汉率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调查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
报告总结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组和改造的经验，提出：
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
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
随后，又确定对私营商业也搞国家资本主义，而不采取单纯“排挤”的方针。
这样，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就全面地确定下来了。
同年9月，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明确指出：
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它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它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订立合同等办法，在企业外部建立这样那样的联系。
其形式，在工业中有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
商业中有经销、代销、代购代销、公私联营等。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
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已经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企业内部，深人到了生产领域。
社会主义经济在企业中已经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着重发展的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士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
开始时，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
在这种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已经居于领导地位。
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
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四分之一。
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55年，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到全部私营工业产值（包括已合营的在内）的49.6%。
这一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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