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文化素质讲座内容8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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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文化素质讲座内容8场
陈来教授做客“新人文讲座”解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2012年4月5日，“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第六讲在大礼堂举行。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做客“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以“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为题，从文化和历史反思的视角，为到场的近900名清华师生解读了新文化运动中传统思潮和现代思潮的碰撞。
我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外文系曹莉教授主持讲座并进行了点评。
中国近代百年，是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挑战，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志士所关注和探索的话题，而两者的对立关系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显得尤为突出。
陈教授以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为切入点，对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深刻反思和评价。
陈来首先以西方近代的文化运动为引子，通过介绍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要义，指出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文化批判和文艺复兴的交融，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变革的统一，并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决裂。
新文化运动是举世公认的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对中国的近代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带来了广泛的启发和深刻的震撼。
陈来说，“当我们回顾这一伟大的文化运动，我们不仅要歌颂这一运动的伟大作用，也要以反思的态度，去批判和审视其中的文化斗争，去总结文化讨论的理论经验。
”他主要从四个方面解读了新文化运动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富强与文雅
在新文化运动中存在两种对立的文化导向：
东洋文化爱好和平，以安息为本位，注重文化教养；与之相悖的西洋文化则崇尚战争，提倡法治和国家富强。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就曾把“爱和平、尚安息、雍容文雅”视为劣等民族的特征，这并不表示他对人类自古以来崇高的理想和价值的无知。
新文化运动初期，把和平宽容的价值观当作文化的劣根性，是因为救亡图存的现实意识压倒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判断。
然而，从文化反思的角度上看，若只以富国强民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终极标准，那么道德、宗教、和平与正义等人类崇高的文化价值观便显得毫无意义，反而会助长文化中狭隘的功利主义。
民主与科学
1917年后，新文化运动加入了更为理性的表达，那便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比起初期较为偏激的思潮，“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引入更具有积极的启蒙意义。
但在这一时期，全盘的反传统思想也在继续发展。
“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思潮之一。
从文化观念上看，这一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提出的伦理革命的主张，以及以胡适为代表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都引入了科学和民主作为判断文化价值的根本标准，但文化遗产中包含有哲学、美学、伦理、文学等内容的价值成分是无法在科学与民主的典范下被承认的。
所以，以科学民主来排斥其他文化价值观，把文化批判作为主要任务的思潮，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文化传承的发展。
激进与保守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革命派”与“保守派”，分别代表了功利主义与守成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潮。
与激进派完全集中于政治经济的功利的功效相比，文化守成主义者更注重文化自身的价值；与激进派要求的决裂式的变革相比，守成主义要求的是和传统继承相结合的温和改革。
对于这两种思潮，陈教授指出，文化的价值不应依照其外在的效应来衡量，而应该依照其本身的价值意义来衡量。
功利主义是人类历史的推进力之一，但功利主义有其适用的领域，比如经济领域。
即使在经济领域里，除了受功利主义支配的种种经济行为以外，社会如果没有一种价值原则在主体上进行制约和调节，那么纯粹的功利主义在经济领域也会造成冲突、形成阻碍。
在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中，更要排除狭隘的功利主义，因为人文学科的特点是，有内在价值的不一定有工具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某文化成分缺少经济价值，而否认其在文学和美学上的价值，这也是守成主义所提倡的“审文明真价值所在”。
东西与古今
近代文明的变革可以说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冲突的表现。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民族的差异，是时代的差异。
近代崇尚科学化的欧洲民族，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黑暗和蒙昧的时期，所谓东洋文明的要素在古代的西洋文明中都能找到。
因此，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异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差别。
所谓东西差异，即古今差异。
这一观点把中西文明的讨论提高了一个层次，与初期的思潮相比具有优越性。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西方文明中所贯穿的基督教价值观也是值得考虑的主要因素，西方文明中的伦理和价值观以宗教为载体传承，既有重进取、重科学、重竞争的一面，也有重保守、重宗教和重退让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整体，是一个连续的价值体系。
因此，工具理性的发展虽是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但新文化运动中的功利主义者把这一特色当成了近代西洋文明的全貌，绝对的排斥价值理性的传统，无条件的单一的推崇工具理性。
这种把传统和现代对立的观点，使我们对文明发展的继承性缺失了全面了解。
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思潮为例，通过上述四方面辨证地剖析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碰撞的各种问题，陈来强调：
传统必须经过批判、调整才能被继承并转化为适应现代的文化要素。
在全力实行制度改革、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尤其需要注意批判继承和创造转化传统的精神资源，消解传统与现代的不必要的紧张，以利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的发展。
“京昆明星公开课校园行”走进清华
2011年11月17日下午，新人文系列讲座之（十）“艺术人文”第十二讲在大礼堂举行。
“京昆明星公开课校园行”走进清华园，国家一级演员、上海京剧院著名老生王珮瑜等，为近千名清华师生作了别开生面的京剧教学讲座。
讲座由上海京剧院的缪韵韵老师主持。
讲座的前半部分采用座谈的方式，缪老师以生动活泼的主持风格与王佩瑜老师和台下的师生们互动，在一问一答中回顾了王老师的演艺生涯：
自小学习苏州评弹，九岁开始上台演出，成为评弹童星。
后由舅舅领进京剧大门，开蒙学的是老旦，后来改学老生。
小小年纪的她不但天赋异禀、具有很强的舞台表现力，还秉持着“勤学苦练”的艺术态度。
经过数年钻研，她练就了余派特有的古朴隽永、浑然一体的高超唱腔。
王老师当场请出梅葆玖先生之徒田慧老师，二人合作演唱了电影《梅兰芳》中的经典唱段《游龙戏凤》，让同学们现场领略了《梅兰芳》的原声。
讲座的下半部分是本次讲座的重点部分——京剧教学。
王珮瑜老师先请几位同学上台，教授入门的京剧身段“云手”。
重点传授如何唱京剧。
作为前奏，王老师首先列举各地方言中一些浅显易懂的例子，讲解了何为“尖团字”，接着便开始教授如何唱京剧中的念白。
“京剧里的念白没有任何乐器的伴奏，所有节奏、音高音准、字头字尾的把握都靠演员自己。
”王老师强调了念白的重要性，并示范一首《宋江题诗》念白。
在她一字一句的领读下，在场同学很快找到了京剧的感觉。
学完了念白，紧接着学如何唱段。
王老师邀请几位同学上台，选取了京剧经典唱段《三家店》来教学。
在唱段的教学过程中，王佩瑜老师讲解了如何发尖团音、上口字，并就同学音韵的给出中肯建议。
在王老师的言传身教和台上同学的积极配合下，在座的师生在短时间内便学会了该段的基本唱调，并分组进行了演唱与评比。
整个京剧教学在全体师生的《三家店》大合唱中圆满结束。
本次讲座让原本看似曲高和寡的京剧走进了清华，通过新颖、时尚而又平易近人的教学方式，让广大师生积极的参与进来，享受中国优秀传统艺术的熏陶。
同时，在讲座的互动过程中不难发现，清华学子中不乏对国粹的爱好者和精通者。
我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兼教务处处长白峰杉教授出席讲座，并向上海京剧院负责人赠送纪念品。
附演讲人简介：
王珮瑜，女，1978年出生，江苏苏州人，先后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上海师范大学表演艺术学院和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
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工老生，宗“余（叔岩）派”，是建国以来专业戏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师从王思及、朱秉谦、张学津、孙岳、蔡国蘅、刘曾复、范石人、关松安、李甫春、曲永春、王世续等名家。
王珮瑜嗓音圆润，演唱古朴隽永，韵味十足，扮相俊秀，气质儒雅，颇具大家风范，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京剧女老生。
近年来，她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结合自身的天赋，作了多方面努力，使她不论是表演风格、还是演唱技巧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擅演剧目有《失空斩》、《搜孤救孤》、《捉放曹》、《托兆碰碑》、《文昭关》、《洪羊洞》、《乌盆记》、《法场换子》、《击鼓骂曹》、《四郎探母》、《剑阁闻铃》、《赵氏孤儿》等。
肖鹰做客新人文讲座解读消费文化与身体美学
清华新闻网10月25日电（学生通讯员 张娜）10月20日下午在大礼堂，清华大学哲学系肖鹰教授走进新人文讲座，以“消费文化与身体美学”为题为同学们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讲座开始前，不仅有近千名本科生早早就坐，而且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研究生和教师。
肖鹰教授以曾经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处于妙龄的“超级女生”王贝因整形失败而在手术台上失去了生命,以及年近六旬的影视明星刘晓庆因整形而变成“美丽的玻璃娃娃”，顺势引出了整形美容的话题。
风靡一时的疯狂整容举动实际上是对于面部或身体的黄金比例的病态追求，早已脱离了以貌取人的标准，而落入了以数取人的窘境。
审美整形就是庄子所谓的“残生伤性”，既伤害了身体的属性，也失去了精神的个性。
肖老师认为，当代的消费文化对这一歪风邪气的社会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助长作用。
接着，他比较了历史以来的中西传统艺术中不同的女性美。
西方的女性美在艺术上的体现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立体表现神性美的希腊古典人体艺术,大多本着强调生殖崇拜的初衷,通过一些胸部丰满的女性雕塑作品来诠释美，实质上并不代表当时人们心中的美人,而是一种偶像的象征。
第二阶段，为平面与人性的阶段，无论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还是安格尔的大宫女，眼睛或者目光的魅力的表现达到了极致，标志着文艺复兴精神带来艺术史上重要的变革；第三阶段，即现代人体艺术的核心是以人体介入空间来表达美。
如法国著名时尚领袖香奈儿创造的时装，赋予了现代社会职业女性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风采。
相比于西方，中国的传统女性美完全不同。
从东汉的伏羲女娲像所强调的动态演化，到东晋的女史箴图卷丝毫不见人体细节，以及初唐的飞天表现的女性在空中的节律，都凸显了以神统形的精髓，重视艺术审美中的神韵。
这集中体现了古代“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自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的道理。
肖老师提出了面对消费主义横行霸道的解决之法，重建真正的身体美学。
首先是先锋运动的必要性，如奥兰德作品中的皮肤丑恶。
其次是纯真的艺术，他引用德国西美尔在《时尚哲学》中提到的一句话“时尚的动机是超客观、超审美和其他应用性的，而时尚本身的价值并无法实现”来追求从心灵深处焕发的美。
著名舞蹈家塔利奥尼开启了芭蕾采用足尖舞的大门，而实际她自己双臂过长、双腿过短，正是用艺术来提升自己身体魅力的典范。
再次，将自然与艺术相结合，也是走出消费主义的身体误区的美学路线。
舞蹈家邓肯赤脚舞蹈，她的身体在阳光和音乐中的自由，尽展自然之美。
最后，肖老师以莎士比亚名言来点睛：
“艺术不仅可以弥补自然，而且可以改造自然；然而艺术本身就是自然。
”
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文化素质基地副主任曹莉主持此次讲座。
此为清华大学新人文系列讲座之（十）艺术人文的第五讲，这是新人文讲座为了满足更多同学的聆听需要首次走进装帧一新的大礼堂。
历史在文学里成长
明清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重构
演讲人：
清华大学丁夏教授
主持人：
清华大学杨民副教授
日期：
2011年10月13（周四）15：
20
地点：
六教6C300
主持人：
丁老师是清华北大元老，他从北大毕业后，清华中文系恰好成立。
他的学生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他的早年研究诗歌，曾刻苦学习钱钟书的《管锥编》，黑泽明的电影很好，但是他把《战争与和平》看来不下一百遍。
丁老师把管锥编也读了很多遍。
后来，丁老师对于黄庭坚诗歌研究也很深入，它也写出了很多相关论文。
后来由于教学需要，他又研究古典小说多年，也有多本著作出版。
历史小说在中国和我们的人生联系非常紧密，《三国》《杨家将》这些都很大程度影响着现在的我们。
听老师的讲座，也相当于很好联系了文、史、哲。
他今天将对这些做很好的归纳。
现在，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丁夏老师。
丁：
中国很多文章有很多溢美之词。
比如主持人的话。
我读书的时候，的确对钱钟书先生的作品有偏好。
大家对他评价：
通，学贯中西。
对于今天的演讲，我有很多地方引用了钱先生的话。
杨老师确实很了解我。
我的题目叫历史在文学中成长，希望介绍中国史学基本特点及明清小说的另一个体系。
大家知道，《诗经》分风雅颂，这些雅和俗直充斥在中国文化中。
普通人受到的历史熏陶大多数来自演义而不是正史。
重史的民族文化
如果从文化角度讲，华夏民族最突出的特点当首推对历史的高度重视和推崇。
文化的角度，对历史的重视是非常突出的特点。
我们从龚自珍的《古史钩沉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周之世，官之大史”史官和史学处于文化的顶端，这区别于西方把哲学当做一切的最高点。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它是从日语中来。
比如《汉书艺文志》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它是我们长期沉淀的一种流露。
又如近代李时《国学五百问》。
何以中国人如此重视历史呢，是不是有一种莫名的精神魅力呢？
其实不是。
用四个字总结中国人文化特征“实用理性”为何重视历史，因为在我们看来，因为史书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不是别人能够替代。
唐代刘知己特别提到史书的功用，见《史通史官建置》，“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犹在，皎同星汉”。
电影的功能也大致如此。
此外，史书有教育的作用。
“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国共两党都高度重视历史系统建立，都通过教育方式使得广为人知。
党史上有两次整顿。
整风运动和八十年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而国民党有国史馆一再宣传蒋介石继承先总理的遗念。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
早期史学家就是照实写下。
战国，一国君发现史官记载对自己不利，杀了史官，后面的人前仆后继，最后国君终于妥协。
但后来，大家希望历史不仅是记录，并且还有思辨的色彩。
写历史的人其实是给现在的人提供教科书。
可以是历史循环的某种体现。
尤其是政治家必备的参考书。
似乎和他们的成就有一种成正比的关系，比如毛主席，他对资治通鉴谙熟于心，上面无数的批语。
历史也被看成一面镜子。
在此背景下，有一个纠结所在。
称为“中国著述的历史情结”。
早期经的地位至高无上，后来发现，早期的经，子，早期的集也是史。
清朝学者称为“六经皆史”。
比如贾谊的《过秦论》。
其他文学体裁，比如散文，诗歌，小说，历史题材莫不占据突出位置。
比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哪怕再世俗的小说，也要顶一个历史的帽子，比如《金瓶梅》，这小说煞有介事，明明讲明朝时期，嘉靖中京师，但小说讲它说的是北宋的故事——风流，也要在历史的幕帐下风流（笑）。
我最近看到好几篇文章，包括本校教师，说革命不能只换招牌。
辛亥革命百年，很多东西没变，古人叫“赤”，现在叫“红”。
现在历史仍是文学著述，影视节目的核心。
比如电视剧，康熙，雍正，乾隆出镜率极高（笑），包括近现代的革命领袖。
中国历史很早就是文学化的历史，国共两党决战的时候，共产党领袖谈笑风生，如果历史真是那样轻松，那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就不会几乎没人都要靠安眠药睡眠。
大家注意，影视剧中，大家的笑都是有先后顺序的，先是毛主席笑，下来周总理笑，紧接着，小平也笑了（笑）。
大概四十年代，钱钟书从清华大学离开了。
《新文学源流》。
“经示法，史存迹。
圣人之法，隐晦曲折，故以史为阐释工具。
司马迁《史记》，文采斐然。
《左转》开后世小说法门”。
有人问陈寅恪先生的学贯中西，他是他不过是乾嘉学派的后继。
中国历来传诵的史学名著，其为人称道之处不在“记事”，“记言”的真实可信，而在“传神写心”。
再现历史精神，可以说超出了史学的基本功能，属于文学的特征。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我们要让历史复活。
鲁迅曾说“无韵之离骚”，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它是以文学为阶梯到达史学的顶峰。
历史无法复原，司马迁写《史记》，多数事情已经离开了他。
我们很难相信他写的那些东西确实发生过，也不可能相信，这些东西在用竹简作纸的时代充分记录下来。
《管锥编》说“盖事有其势，人有此情，不必凿凿实有其事，一一真有其人，势所应然，则事讲无然”。
好比一个人只要面貌端正，胡子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画家要传达的不是胡子的根数，而是一个人的气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项羽本纪》。
项羽之所以被后世敬佩和惋惜，很大程度上由于此。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很大程度上不源于孔子，而是孟子。
从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以发现可以通过奋斗到达社会顶端。
古人画画好的真是少，要么渲染身份，要么渲染地位，很少有渲染气度的。
朱元璋不喜欢孟子，因为孟子太喜欢老百姓了。
但晚年读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
”，不禁拍案叫好。
他讨厌和尊敬孟子前后判若两人，但都有其中原因。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出场时也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人物——“彼可取二代也”。
并且长相也为奇伟男子，“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
当然，刘邦没有满八尺，但是也有奇怪的地方“龙尊而龙颜”。
后来，小说些人物都是奇人异象。
其实，各国领袖都没啥异于常人。
但项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遵循孟子的“仁者无敌”。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下手冷酷，绝无汉高祖“将将”的雅量。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很多时候都是历史场景的重现。
比如陈胜造反，开始响应的是秦朝的官员。
项羽就是“狠有余，仁不足”。
为啥《项羽本纪》成为绝唱，因为后来再也找不到类似的篇章。
《水浒传》出来，有人说，《史记》一下，便是本书。
再看最后，项羽和虞姬离别的时候，恐怕不会那样悲壮，项羽之前好像没有写过诗吧（笑）。
我们第一次看到项羽哭（笑）——史记是值得细读的。
还有最后项羽的死，最后又表演武艺，整个气氛渲染的很悲壮。
相比之下，胜利者多么卑下。
杰出的史学家必须努力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复活历史——保罗科里《法国史学及史论的贡献》。
下面讲明清历史小说。
到了明清，中国历史突然异军突起，那就是演义。
演义在当时的小说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明人称之为“史统散而小说兴”，严格讲“史统”并没散，《明史》在历代正史中仍为佳作。
但历史小说确实创造了新的历史谱系，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朝应该真有，但是很多地方不确定，但在明朝，《夏书》以及有了（笑）。
无稽之谈而为文人所叹服，足见当时历史演义一类作品深入人心。
至于民间，则更以为《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却为信史，并因此产生新的民间崇拜。
其中关于最为典型。
真正的刘备，用枭雄来形容不过分，但到了演义，又有了异象，双耳垂肩——不会是大猩猩吧（笑）。
还有关羽，之前很少有人提到，不是他不勇猛，而是跟他一样的人太多了，有些事情没有可比性，比如关羽和颜良谁的武艺高强，其实，小说提的很模糊，我认为，关于之所以能斩杀颜良，是因为他的马快——颜良还没准备好关羽已经到了（笑）。
其实关羽的脾气也很值得怀疑，凡夫俗子，毛病极多。
吕布是三姓家奴，那么刘备至少是五姓家奴（笑）。
历史上的关羽也喜欢阴谋诡计。
刘备和关羽也是忽悠背叛。
但是这样写就是“明君，贤相，虎将”（和诸葛亮）之系列的完美形象。
小说通过一系列形象塑造理想组合，影响深远。
为何《三国演义》的形象被广为接受？
就是因为时代变迁，大家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总是，史书也好，小说也好，他们都是构筑了文学的历史。
谢谢大家!
丁夏教授做客新人文讲座解析历史与文学
清华新闻网10月17日电 （学生通讯员 陶宇）10月13日下午，《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第四讲，“历史在文学里成长——明清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的重构”在六教C300教室举行。
清华大学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心常务副主任丁夏教授为到场的千余名清华学子解析了明清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的重构。
讲座伊始，丁夏教授开宗明义地表示，我国的著述起源于史官，后来历代不仅有丰富的史学著作，亦有大量围绕历史而成的各种著述。
明清两代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在民间极为通行，乃至于形成了有别于正史的又一历史谱系。
近七百年来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观，多半源自明清两代历史小说。
由历史小说取代正史所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质，即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交汇，即便是正史，也充满文学因素，而历史小说，则更以重塑历史为己任。
接下来，他引经据典，主要分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是怎样一个推崇历史的国家？
第二，中国最好的史集是用怎样的方式形成的？
第三，明清历史演义叙述了怎样的通俗的历史体系？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看，华夏民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高度重视和推崇。
丁夏引用了龚自珍的《古史钩沉论》，说明了史官和史学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文化的顶端，这是长期沉淀的民族思维自然流露。
中国人如此重视历史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文化特征，他引用李泽厚先生的“实用理性”作为佐证。
中国人重视实用，因此重视历史是因为史书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不可替代。
其重要性可以从刘知几的《史通·史官建置》窥见一斑：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同时，丁夏提出，从中国近代历史上看，国共两党均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国民党的国史馆一再宣传怎样继承先总理的遗愿，这表明双方都高度重视历史系统的建立，并通过教育的方式广为人知。
其次，中国的著述存在着历史情结。
在中国著述的四大类经史子集中，最早的内容都与史关系甚密。
例如，贾谊的《过秦论》就是通过论述秦帝国之灭亡来进行关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而在文学的各类题材中，历史题材都占据突出的重要地位，历来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多为历史题材。
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最初历史的记载都是为了复原过去的历史。
而真正的史学则由司马迁开始。
正如钱钟书所说，历史复原属于低层面的历史，而高层面的则是让历史复活，再现历史的精神，即“传神写心”。
其目的是为了超越记录，让历史具有生命力、思想性、启发性、影响力。
因此，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中可以看出，《史记》是基于文学的历史作品。
其内容“复活”了当时的氛围和情态，确实达到了“传神写心”。
例如，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是靠文学细节塑造的项羽，充满传奇色彩，引得无数后人的感慨、追慕和遗憾，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因此，所谓的史学，是借助文学使历史复活，使历史精神永存。
这是真正杰出的史学家希望实现的最大目标。
最后，丁夏介绍了明清历史演义叙述了怎样的通俗的历史体系。
明清历史小说可以看作是文学重构的历史。
当时出现的演绎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谱系。
通过重新构造历史人物的特征与事迹，演绎也构成了关于历史的新观念。
以《三国志演义》为例。
在正史中，刘备在历史上的作为很有限，充满了草莽英雄的气概。
但是在《三国志演义》中，其形象大变，有“两耳齐肩，双手过膝”之异象，被刻画成了仁主。
因此，通过文学虚构，《三国志演义》构建出了理想的明君、贤相和武将，这是中国历史上完美的政治组合，作为新的历史谱系，用理想来取代现实。
为什么会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
为什么这些重塑的人物深入人心？
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到了宋元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家建立的历史谱系需要被新的东西来继承。
最后，丁夏总结说，历史史书也好，小说也好，它们所构成的历史，其实都是文学的历史。
供稿：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基地编辑：
露英
附演讲人简介
丁夏，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入清华大学工作，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文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助理、副主任、清华大学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心常务副主任，主任。
丁夏研究领域为：
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要籍、历代小说研究、古代文学专题、中国古代小说鉴赏与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古代汉语、报刊阅读等。
著作有《魏晋南北朝诗卷》、《中国诗典》、《中国现代语法》、《咫尺千里—明清小说导读》、《永恒的顿河》等。
在校多年讲授《中国文学史》、《古代小说研究与赏析》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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