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延安 沈鸿带10台车床大迁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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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延安沈鸿带10台车床大迁移
奔向延安沈鸿带10台车床大迁移
苏州河之夜黑得让人发毛。
成群的日军飞机最后一次轰炸结束后，如血的残阳沉入地平线。
人们在惊恐中，或在窗户上挂上厚厚的窗帘，或干脆熄灯而坐，只怕成为日军飞机夜里轰炸的目标，只有远处可见忽明忽暗，星星点点的渔火。
水面刮起清凉的风，白天被炸毁的船的碎屑顺风漂流过来。
利用锁厂的股东兼经理沈鸿坐在船上，心里忐忑不安。
环顾周围，一些载有内迁大公司机器的大木船已准备就绪，他们这只小船悄悄跟在其后。
午夜过后，前方传来划水的声音，打破了夜的静寂。
船队浩浩荡荡向前进发了。
沈鸿记住了这个日子:
1937年8月26日。
他不知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到大上海。
轰炸之后
一架架印着日本旗的轰炸机，呼啸着掠过黄浦江上空，投下雨点般的炸弹后，消失了。
1937年8月14日，经受了一整天炮火炙烤的上海，沉入黑夜。
夜静得令人不安。
位于虹口区胡家桥嘉德里8号的一处小院里，响起阵阵钢铁相碰的叮当声。
这儿是一家名为“利用锁厂”的小工厂，声音从已半坍塌的厂房中传出。
30多名满身油污的工人，正在抡锤敲钎地拆卸机床。
每拆下一部分就立即猫腰抱起，搬到院中按组码放整齐。
临近午夜时分，各式各样的零件摆满整个院子。
一个穿着长衫、身材瘦小的年轻人，乘着幽暗的月色，对每组零件一一清点记录。
记完最末一组后，他一屁股坐到地上，呆呆地望着面前这片泛着冷光的铁疙瘩。
几天后，他将和它们一起踏上九死一生的旅程。
他叫沈鸿，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县（今浙江省海宁市）人。
13岁那年，沈鸿只身离开老家到上海滩闯荡。
只上过4年半小学的他，从布店学徒干起，一边打工、一边自学机械技术，25岁时终于与朋友们合伙办起这家锁厂。
6年来，厂子规模慢慢扩大，产品不仅在上海市场站稳脚跟，还远销到香港和南洋。
这些冷冰冰的机器零件，对于沈鸿来说是人生的全部寄托。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随即向上海发起了全面进攻，工厂最为集中的闸北、虹口、杨树浦等地最先陷入火海。
上海工商业界领袖之一、实业家胡厥文的长城砖瓦厂首当其冲，被炸得荡然无存;其在嘉定的合作五金厂的领班，也在搬运机器时中弹身亡。
更为悲惨的是申新纺织厂，开工时突遭轰炸，酿成数百工人悉数遇难的惨案。
位于虹口的“利用锁厂”，很快面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
14日上午，沈鸿和其他几位股东，冒着枪林弹雨齐聚虹口嘉德里8号院的厂房中，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工厂求生之策。
话没说上两句，头顶上响起阵阵飞机怪叫。
股东们连忙伏在地上，一枚枚炸弹顷刻落下，厂房的后山墙轰然倒塌，强劲的气浪喷进来，撞得钢筋铁骨的机器都嗡嗡作响。
直到听不到飞机的声音了，股东们这才战战兢兢地从已埋住身体的灰土中爬起来。
透过颓圮的后山墙，可以看见原来常去的那家商场，如今只剩一堆焦黑的瓦砾……
形势危急，刻不容缓。
机器留在厂房中，后果不外乎两种：
一被侵略者炸毁，二被其利用。
因此，沈鸿提议马上拆卸机器，零件封装保存，迁入内地。
沈鸿的意见为大部分股东所接受。
最终，他们决定让沈鸿带上10套可相互配合的工作母机（即生产机器的机器）零件，迁入内地建分厂，生产机械零件支援抗战；剩下的则分装深埋，以待战事过后重整旗鼓。
此前的7月30日，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工商业界德高望重的胡厥文，便召集同行专门讨论内迁问题。
当时的上海工商业界，有人贪恋十里洋场的繁华，有人不愿放弃经营多年的市场，更有人担心路途凶险、损失太大，因此面对内迁各执一词。
胡厥文拍案而起，当即表示，自己将不惜任何代价把所办工厂迁往内地。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大鑫钢铁厂的余名钰、上海机器厂的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的支秉渊、中华铁工厂的王佐才等企业家，也毅然决然投了赞成票。
紧接着，胡厥文与颜耀秋一起代表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上书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鉴于国难严重，自愿将各厂机器迁移内地，以应军事制造之需”。
各界人士关于工厂内迁的呼吁一浪高过一浪，加之日寇狼子野心日益嚣张，8月10日，国民政府终于责令资源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共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简称“监督委员会”，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负责对内迁工厂提供经费、安排路线。
这些信息，沈鸿刚刚从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得到。
然而据说申请的有效期限已所剩无几。
不容多想了，沈鸿决定马上去找委员会提出申请，其他人负责找来工人即刻拆卸机器。
飞机轰炸一直没有间断。
沈鸿这边仅凭着工业公会提供的线索，一点点朝着监督委员会所在的卢湾区找过去，两地相隔10公里左右，危险、困难可想而知;而大本营里，从厂房中抢拆机器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1937年的《工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这样写道：
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各厂职员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所宝贵的机器。
敌机来了，伏在地下躲一躲，又爬起来拆，拆完就马上扛走。
当看见前面那位伙伴被炸死了，大声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筋仍旧向前工作。
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
白天不能工作了，只好夜间开工。
在那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常笼罩着许多黑影在那里攒动，只闻锤凿轰轰的声响，打破了死夜的沉寂。
这是一幅由血泪交织而成的“工业动员图”。
直到黄昏时分，当沈鸿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时，日军的飞机刚刚结束轰炸返航，而工厂的机器仍未拆完。
望着沈鸿低落的神情，股东们已经猜出了申请的结果。
“监督委员会”成立伊始，内迁工作千头万绪，然而兵荒马乱之际，政府无暇为其设立专门的办公地点，无奈林继庸一干人等，只得租下位于马浪路（今马当路）的一家舞厅暂且栖身。
沈鸿奔波了4个多小时，才在卢湾区找到了这家舞厅。
纷飞战火的威胁下，人们早已没有了歌舞升平的兴致，如今这里往来穿梭的都是神色慌张、手拿表格的工厂老板。
沈鸿也是一脸焦急，边拍着身上的灰尘，边朝人流涌出的地方挤了过去。
找了几个来回，终于撞进了主任办公室。
宽大而凌乱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人，左脚被从房梁上垂下的粗绳套高高吊起，脚板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
此人正是“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
连日来为了工厂内迁事宜，他奔走于南市、闸北之间，左脚受伤中毒。
医生嘱咐他说，必须要把伤脚挂起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
“我要内迁!
”沈鸿开门见山说起来意。
林继庸则高悬左脚，一边听一边忙着处理桌上成堆的文件，头也来不及抬，末了轻描淡写地甩了一句：
“经费有限，工厂规模过小的，不在政府扶持内迁之列。
”
内迁经费捉襟见肘这是实情。
国民政府一开始只同意下拨15万元。
林继庸等人凭借“老关系”从资源委员会处拨借了56万元，这才解了内迁资金匮乏的燃眉之急。
因此“监督委员会”只得选择一些关系重大的命脉企业提供扶持，而像沈鸿的“利用锁厂”等一批中小企业只能自费相随。
“凑钱，我们自费内迁!
说什么也不能呆在这里等着日本人炸!
”沈鸿向股东们讲完申请的遭遇后，咬紧牙关说道。
事已至此，容不得退缩了。
其他股东赶紧分头去凑内迁的盘缠，留下熟悉机器零件的沈鸿在工厂指挥装卸。
入夜，此时拆机器如果没有充足的光源，恐怕拆到天亮也完不成;然而，如果点亮灯火，敌机一旦夜间偷袭，势必成为活靶子。
“来不及多想了，点灯!
”沈鸿一声号令。
从来三思而后行的他，这次不得不来赌一把。
壮别苏州河
沈鸿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这样的生死赌博一次又一次摆在了自己面前。
首先就是迁移路线的选择。
如果跟着大部队走，目标过大，必将遭遇日军的阻击，自己租来的运输工具肯定比不了那些大企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就当了“炮灰”;自行内迁，万一大部队根据时局临时调整了目的地的话，自己即使安全迁到其他地方，也办不了开工手续，建厂参加抗战的初衷可能成为泡影。
为了抗日，沈鸿选择了前者：
跟上大部队走。
大部队初步的路线已在8月11日，即沈鸿找到林继庸的前3天定下。
那天，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监督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根据上海民营工厂分布状况，委员会决定：
先将机器、材料拆迁至武昌徐家棚集中，然后分别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
上海南头一带的工厂，集中在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
现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者，则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
仅仅两天后，“八一三”事变爆发，长江下游镇江以下江面已经封锁。
“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向民国政府报告说：
“现长江不通航，车运在商洽中，或用船拖至杭州转赣、湘、鄂，能救多少是多少。
”但是，随着车运商洽的失败，火车又被军队征用，陆路运输已然无望，上海与外界的交通唯剩水路一条。
至此，包括获得扶持以及自费相随的在内，一共148家企业，只得听天由命，从水路踏上凶险的内迁征程。
70多年前的这场血雨腥风中的民族工业大迁徙是何等悲壮，今人并未全然忘记。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教授。
他的讲述，为记者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沈鸿等人当年经历的诸多惊心动魄的险情仿佛浮现眼前。
8月22日，上海顺昌机器厂开始装船起运，为整个内迁队伍之先锋。
25日，上海机器厂的5艘内迁船也载着70余名员工，50余部机床及一批原料出发了。
同样是25日，利用锁厂租来的两条木船，也在苏州河畔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靠岸了。
早已等在工厂、心急如焚的沈鸿，恨不得即刻整装出发。
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密织如网。
沈鸿只得再次赌一把，期待天黑后能有片刻的间隙。
跟着沈鸿内迁的工人有陈孝良、曹金木、宋定良、沈保全、姜载愉、吴璜、四富，最大的才18岁，最小的只有16岁，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
突然，学徒时的好友黄文钦急匆匆推门而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18岁的黄海霖。
“阿鸿，让海霖跟你一起去吧。
他最佩服你，你以后好好教教他。
”黄文钦握住沈鸿的手嘱托。
沈鸿一时不知该拒绝还是接受。
“路上危险得很。
”他望着父子俩说。
“我知道，但是如今这么乱、家里这么穷，就算留在上海，我也不能照顾好他。
”做父亲的说完，抬起衣袖搌搌眼泪。
腼腆的黄海霖低头不语。
“如果天黑前轰炸停了，我们一起去留个影吧。
”沈鸿抚摸着黄海霖的头说。
黄昏时分轰炸果真停了。
沈鸿和工人们每人照了一张大头照，权当留给上海利用锁厂的一份纪念。
随后，雇车连人带满满5大箱机器零件，悄悄运至苏州河。
73年后，记者在海宁史志办见到了这9张已泛黄的珍贵留影。
它们本由“利用锁厂”股东张念椿珍藏。
张念椿去世前把照片交到女儿张小萍手上，反复嘱咐要妥善保存。
如今，张小萍女士将它们完好无损地献给了海宁市史志办，以备筹建沈鸿纪念馆之用。
水道行路难
待所有零件全部装船、沈鸿一行9人也都到位时，夜已深沉。
午夜后过不多久，前方的船动了，沈鸿他们赶紧跟上，各家船连在一起，悄悄向前进发。
一夜无事。
黎明降临。
天亮了意味着危险也随之而来。
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内迁队伍中的船上都盖了树枝、茅草一类的简单伪装，船的四周还要装上钢板来防御流弹和弹片。
沈鸿他们钱紧，船身的钢板换成了相对简陋的铁皮。
船与船之间，保持着不低于250米左右的距离。
轰炸最终还是到来了。
中国标准笔厂的吴羮梅曾这样描述：
“我们将拆下的机件，装上木船，在船外以树枝茅草伪饰，掩蔽船内物资。
各船沿苏州河前行，途中遇到敌机空袭，就停避在芦苇丛中，空袭过去再继续前行。
”
记者从当时的《西南实业通讯》查到这样的记载：
“在苏州河那段艰苦情形，至今谈来没有不被人钦叹的，天上有敌机的追袭，地上又得想尽办法领护照通过防线，尤以敌机的追炸与扫射，使得迁移工作寸步难行，时时刻刻如过火炮山。
”
不幸中的万幸，沈鸿他们的木船没有中弹，但被弹片和其他中弹船体的碎片划出道道裂缝，还有几次险些被炸弹激起的水波掀翻。
几天昼伏夜出，沈鸿他们到达了第一站--苏州。
在这里，机器被装上小火轮托运至镇江，然后再转轮船一路驶往武汉。
实业家颜耀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
“我们在苏州、镇江两处都设有运输站，与当地军运及政府取得密切联系，并与上海时通情报。
那时因江阴已被封锁，铁路又侧重军运，我们只有循苏州河一条路运至苏州，或取道南市由松江转苏州。
初次尝试成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国建设工程公司、慎昌铁工厂、康元制罐厂、中华铁工厂、丰益搪瓷厂等的物资都相继采用这种办法急遽运出。
”
事实上，从沈鸿他们走后开始，一直都有工厂依照同样的办法陆续出发。
8月27日，有21艘木船载着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顺昌机器厂及上海机器厂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连同各厂员工、家属160余人，踏上内迁征途。
8月30日，大鑫钢铁厂等更多的内迁工厂纷纷启航出发。
林继庸本来对水运能否成功还缺少把握，而这些内迁工厂的成功使其下定了决心。
他说：
“取道水运，几经考虑乃决定，此后当源源由此道而行，虽稍缓，但较安稳。
其他捷径每有欲速不达之感。
”
内迁进程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9月。
9月中旬，国民党空军失去了在上海的制空权，日军轰炸机往来一马平川，轰炸更加肆无忌惮。
10月底，上海闸北一带被日军攻占，苏州河暴露在日军的枪炮之下。
不得已，当时的内迁船队只好改经黄浦江绕道松江转往苏州至镇江再往武汉。
不久，杭州湾又遭攻陷，松江告急，因此内迁船队又改由黄浦江租装外轮，先运抵南通，再驳装木船至镇江，最后逆水而上到达武汉。
一场空欢喜
历尽千辛万苦，沈鸿等人于9月中下旬随大部队抵达武汉。
武汉是当时内迁的主要目的地，上海只有121家民营工厂、总计1500余技术工人和5000多吨物资最终到了这里，其余的尽皆葬身途中。
庆幸虎口余生的同时，沈鸿急着联系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立即在当地开工。
然而，令他以及所有内迁人员万万没想到的是，国民政府没与当地协调好，提供不出足够可建厂的地方。
雪上加霜的是，湖北省政府竟表示在汉所有工厂一律不得减免产销税。
林继庸找有关部门交涉也是无济于事。
多数工厂因此无法在武汉立足，沈鸿他们更是如此。
冒着枪林弹雨跋涉至此，却原来只是空欢喜一场。
正当工厂老板们手足无措之时，正在汉口养病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得知了这一情况。
正欲发展当地工业的他，向民营资本家们抛出橄榄枝，又以“凡迁川工厂厂地印契准免收附加税”为优惠条件。
最终迫使工厂再次大规模内迁四川的，还有日益恶化的战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唇亡齿寒，武汉形势亦愈加堪忧。
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委员会以武汉有沦陷之虞，正式通知各厂再次启程迁移。
“被困武汉的这段时间，是他人生的低谷，也是他走向高峰的转折点。
”沈鸿的儿子吴英这样向记者介绍道。
“当时在武汉的所见所闻，令父亲大失所望。
”吴英说，当时身在武汉的众多国民政府官员、当地商贾各色人等，都急着乘船溯江入川避难。
在这种情况下，内迁工厂老板们要想尽快得到船只，就得不停地向当地黑白两道的势力行贿。
难道为了支持抗战的内迁，就这样变成了狼狈的溃逃?
沈鸿看在眼里，痛彻心扉。
他没有足够的钱继续西行，也不愿再这样一味地随大队人马奔逃下去，滞留武汉，一筹莫展。
沈鸿在武汉郊外找了一处便宜的房子租下。
工人们看管机器，他则每天都要跑到武汉政府游说，希望能得到批准免税开工以支援抗战。
然而，此时的武汉政府官员心思都在继续内迁以自保，即使沈鸿苦口婆心，又有谁会理会呢?
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沈鸿似乎连再赌一把的机会也没有了。
他乡遇故交
一扇通向光明的大门正悄然朝忧闷之中的沈鸿打开。
此时，身为《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范长江来到武汉，发表演讲、论说局势。
1937年2月，范长江曾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层领导人。
在武汉的演讲中，范长江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身临其境地描述了延安的生活。
宝塔山下的军民们自力更生的斗志昂扬与乐观积极，深深感染了骑虎难下的沈鸿。
他托人找来一本旧的《西行漫记》，开始主动地了解延安。
一天，沈鸿在三联书店遇到了老乡陈振夏。
他乡遇故知。
陈振夏是沈鸿在“协泰新”布店当学徒时结识的。
那时，他们都追求新知，碰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沈鸿16岁时，利用代表吴经理外出开会的机会，参加了虹口公共租界梧州路、嘉兴路、沙泾路等商界组织的“六路商界联合会”活动。
“六路商界联合会”是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推动而组织起来的，“协泰新”布店是联合会的常委。
联合会会址设在一个小教堂里，白天教会搞活动，晚上联合会办夜校。
在夜校，沈鸿、陈振夏哥俩又成了同窗。
他们学习了英文和初中数、理、化，还第一次接触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然而，越来越动荡的局势，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沈鸿、陈振夏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四·一二”惨案等一系列事件。
一个深深困扰着他们的问题，在脑海中逐渐清晰--在攸关国家兴亡、民族荣辱的关口，一个渴求知识的青年能够做些什么?
应该做些什么?
沈鸿约陈振夏来到武汉郊外自己租住的屋里，两人促膝彻夜、相谈甚欢。
“如今你准备去哪?
就这样在武汉一直呆下去吗?
”寒暄过后，陈振夏首先发问。
“武汉政府不让开工，我们现在没事干，失业了，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沈鸿无奈地笑笑。
“我这次来武汉只是暂时落脚，过一阵我要去延安。
”陈振夏说道。
再次听到延安这个名字，沈鸿心里竟生出一丝亲切。
“你也去延安吧，到了那里你能为抗日出力。
”陈振夏拍了拍沈鸿的肩膀。
几天后，9月25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痛打日本侵略者的捷报传到武汉。
国人无不欢呼雀跃。
沈鸿开始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刮目相看。
他怦然心动，当即给上海的股东写信，提出搬迁到西北去的愿望。
沈鸿在信中陈述了武汉现状之令人失望--“至此人心依然只顾自己，一盘散沙。
”剖明自己为国尽忠之决心--“以国家为第一之旨……生当斯世本无他冀，但愿无愧于己、无愧于国而已。
”
股东们很快回信表示赞成，并且委托沈鸿全权处理。
这封决定性的信件，日后被原样誊抄，保留在了上海利用锁厂档案室里。
假道西安
10月份，沈鸿托陈振夏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打听，延安需不需要机器?
陈振夏给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的李涛写信，并附上沈鸿写给他们的一封信。
李涛接到信后，很快派人来找沈鸿。
信使对沈鸿说：
“沈先生愿意为八路军服务我们很欢迎。
”
双方约好时间，沈鸿过江来到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
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出迎，拉着沈鸿的手走进办公室。
顾不上过多的寒暄，沈鸿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想到延安去，只是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事情干?
”
钱之光听罢，爽朗地笑了起来：
“打日本，还能没事干?
就怕事情太多，你不睡觉也干不完哩!
”
沈鸿一听摩拳擦掌，“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
“别急别急，先谈谈你们有什么要求。
”钱之光说着打开笔记本。
沈鸿想了想说：
“机器算是无偿借给八路军的，将来打跑了日本人再还给我就行。
再有，我带去的工人要比照八路军的待遇，每月发给工钱。
”
“没问题!
”钱之光满口应承，同时告诉沈鸿，延安的工业基础很薄弱，带来的机器必须得保证可以独立作业。
当即，办事处与沈鸿签下协议书。
后来，全国解放后，沈鸿带去的机器早已不能用了，按照机器的价值折合成八千块银元的人民币，还给了上海利用五金厂。
定下协议后，钱之光找来具体负责的赖祖烈，同沈鸿商谈起迁移细节。
赖祖烈对沈鸿言道：
“现在国民政府的封锁很紧，你要先想方设法拿到迁移委员会准许你迁往西安的通行证，到了西安，我们才能进一步想办法去延安。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
赖祖烈的话给沈鸿心里系上了一个疙瘩。
沈鸿找到了此时同在武汉的内迁骨干胡厥文，向他购买了一台发动机，以便给自己带来的机器提供动力，使其能够独立作业。
凭借对胡厥文的开明印象，沈鸿犹豫再三，还是对他讲出了自己投奔延安的计划。
没想到胡厥文大为赞赏：
“你选择的道路是对的，我年纪大了，大动作（指脱离国民党大部队）有困难。
你年轻力壮，到了那边为抗日出力，大有作为!
”
胡厥文的话给沈鸿增加了信心和勇气。
沈鸿找到驻扎武汉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申请办一张迁往西安的证件，只说要去西安经商，“西安有我汽车界的朋友，我要做汽车配件生意。
”面对资源委员会的提问，沈鸿从容答对。
而资源委员会的人认为“西安危险，日军有可能很快打过去。
要可靠还是去重庆。
”
当时国民政府重新划定了由武汉再次内迁的目的地，包括重庆、湖南常德等5处。
西安不在其列。
资源委员会以此为由拒绝发给沈鸿证件。
然而沈鸿锲而不舍，先后5次找到迁移委员会，力陈西安也是大后方、在那里发展汽车修配产业的重要性。
看起来沈鸿决心已定。
资源委员会同意发给他迁移证。
他们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小企业主会连人带机器投奔共产党。
凭借通行证，果然一路绿灯。
在钱之光的帮助下，沈鸿把所有机器及其他物品总共十几吨货物，塞满5辆汽车运到武昌码头装上船，在国民政府的严密监控下，堂而皇之地运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随时准备装上火车一路运往西安。
赖祖烈同沈鸿商量，留下两个工人押运机器，其余的人先行。
二人还商量好了到了西安在何处落脚，准备如何应付当地的各色人等。
随后，赖祖烈代表办事处向沈鸿一行提供了火车票、差旅费。
带到武汉的8名工人中，只有一人表示不愿意去西北，沈鸿发给一笔遣散费，让他回老家去了。
1938年1月，一行8人兵分两路向西安进发。
沈鸿带着5位工人坐火车先到郑州。
到达郑州后，一刻不敢耽搁，换乘陇海路直奔西安。
斗智七贤庄
有了钱之光的穿针引线，到达西安后，沈鸿很快就和当地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认识了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熊天荆夫妇。
出乎沈鸿意料，伍云甫告诉他，目前机器还没运到，他们一行还不能马上住进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要设法在外面拖一段时间。
远道而来的沈鸿，竟然吃了闭门羹，难道这将是由沪赴汉遭遇的重演吗?
沈鸿脸上疑窦重重，看在眼里的伍云甫连忙低声向他说起根由。
暂不住进七贤庄，是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生疑。
原来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八号是八路军的，七号是国民党的，四号又是八路军的。
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对八路军办事处进行监视而故意隔开的，为了不出纰漏，任何行动都要倍加小心。
沈鸿等一干陌生人如果突然出现，势必会引起特务的猜疑。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暗战在所难免。
43年后，沈鸿在建党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回忆起了这段颇具戏剧性的智斗经历。
为避开特务的耳目，沈鸿命黄海霖为每个工人都买了件崭新的棉大衣，打扮成随行跟包;他本人则西装革履，乔装成大老板。
公文包里揣着国民政府准迁证的沈鸿，胸有成竹地住进了西京招待所。
第二天，拿着准迁证，沈鸿顺利地见到了国民政府陕西省建设厅张厅长，并声称要到此投资办厂。
张厅长一看是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推荐来的，自然十分重视，不仅亲自迎接，还陪同他到各地视察、选厂址。
而沈鸿眼看着西安的土地，心里想象的却全是到了延安后的场景。
刚到西安后的几天，沈鸿等人出行时，常会发现身后有人盯梢。
想来是特务们正在试探。
与张厅长接触后，沈鸿又在西安“考察”了五六天，身后的“尾巴”这才渐渐没了。
也正是在此时，沈鸿得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密信，机器已经运到，他们可以住进七贤庄了。
当夜，西装革履的沈大老板悄然消失在西京宾馆，所有人换上劳工衣衫，以雇工之名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七贤庄。
沈鸿几个人在七贤庄最后边一层院子里安顿下来。
虽说住进来了，但吃饭之类的集体活动都不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在一起，以免言谈话语被特务监听。
人在办事处住下了、机器也运到了，可什么时候向延安进发还是未知数。
沈鸿整天闷在屋里焦急地打转。
眼看已到了大年三十，忽然接到通知：
“现在就走，年夜饭也不吃了，马上动身!
”
后来才知道，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凡是运进边区的物资都要受到严格检查。
为了使这批机器万无一失地进边区，就只能趁着过年时国民党军队吃吃喝喝、值班站岗检查比较松懈的时候运出去。
1938年1月30日，延安方面已派了5辆汽车到达西安，秘密停在国民党西安城封锁线外，静待沈鸿一行。
两天后的除夕凌晨时分，沈鸿等人趁着月黑风高，将10台机床和新买的柴油发动机等物品装满5辆汽车，悄然离开西安。
先出洛城，3日后到达甘泉。
途中，一部车子装载的一台8英尺龙门刨床，一路颠簸把汽车的后桥压坏了，只好给延安打电话，又派了一部车来替换。
一路曲折前行，沈鸿一行2月4日安全到达延安。
是日，沈鸿向国民政府陕西省建设厅张厅长写了致谢信，说明已到陕甘宁边区建厂了，以后“如有赐教”，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转交。
机鸣宝塔山
延安虽然偏远闭塞，却拥有自由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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