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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1

爱因斯坦小时候在学校里的成绩很糟糕,老师们都认为他迟钝。

拿破仑。

波拿巴年轻时只是法国陆军中几百名炮兵中尉中的一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

乔治华盛顿,十几岁时不是受训当兵而是受训做土地测量员。

尽管他们的起步平淡无奇,但是每个人后来都为自己在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是什么使得他们变得伟大呢?

是他们生来就具备一些特殊的东西,还是他们的伟大与时机掌握、献身精神和也许是一种坚定的个性更为有关。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

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已经发现了证据。

这些证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出类拔萃,而另外的人——也许同样很有才华——却被甩在了后面。

他们的发现可能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启示。

谁是伟大的?

伟人的定义取决于如何衡量成功。

但标准还是有一些的。

“对人类文明作出永久性贡献的人是伟大的人”基思西蒙顿院长说。

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心理学教授,1994年出版的《谁创造历史以及为什么》一书的作者。

但他又提醒说:

“有时侯伟人并没有被载入史册。

许多女性取得了巨大成就或者颇具影响力但却没有得到承认。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西蒙顿把有关伟大人物的历史知识和遗传学、精神病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融合在了一起。

他所聚焦的伟人包括获得过诺贝尔奖、领导过伟大的国家或赢得过战争、谱写过流芳百世的交响乐或在科学、哲学、政治学或艺术上引起过革命性巨变的男性和女性。

虽然他没有一个公式来解释某些人怎样或为什么出类拔萃,其中涉及的因素太多了,但他却提出了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种“永不屈服”的态度。

西蒙顿说,如果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者具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一种持续不断地追求成功的动力。

“人们往往认为他们天生具有一些超常非凡的东西。

”他解释道。

“但研究结果表明,有的伟人并没有惊人的智力。

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伟大是建立在大量的学习、实践和献身精神的基础之上的。

”他举出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一个永不放弃的冒险者的典范。

丘吉尔在全国上下士气最为低落的时候被推上台,并出色地领导了英国人民。

在1940年盟军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的一次演讲中,他的话激励了全国人民:

“我们绝不会衰退、失败。

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永远不会屈服。

你可能生来就伟大吗?

在研究丘吉尔的历史作用——以及其他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的作用时——西蒙顿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模式:

“头生者和独生者往往会成为危难时期的优秀领导者,他们习惯于承担责任。

但是在和平时期,中间出生者是更好的领袖,他们更善于倾听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作出必要的妥协。

独生子丘吉尔就很典型。

他在危机关头是伟大的,但是在和平时期他却并不称职——甚至于不得人心。

时机是又一个因素。

“如果你把乔治华盛顿放在20世纪,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将一事无成。

”西蒙顿宣称。

“他不善于在公众前演讲,他不喜欢同公众握手。

而从另一方面讲,我看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很难在华盛顿的时代有所作为。

那时还没有他用来进行炉边谈话的收音机。

你可能太聪明吗?

西蒙顿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是:

许多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虽然很聪明,但并非过于聪明。

他解释说:

超过了某一程度,其他因素,如有效沟通的能力等便变得比通过智商测试测得的先天智力更为重要了。

西蒙顿说:

最具才智的美国总统——如托马斯杰斐逊、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肯尼迪——好不容易才当选,而其他智商更接近于平均水平的人如沃沦哈定却大获全胜。

因为还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因素,所以具备天才般的智商并不是成为一名伟大领袖的必要条件。

在科学领域,西蒙顿补充说:

那些具有“天才级”智商的人确实更有可能获得承认。

然而证据也表明克服传统的思维方式也许同样重要。

他提到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一些大学生一组数据,问他们能否找出一种数学关系。

几乎三分之一的人找了出来。

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刚刚解出的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等式之一——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

约翰尼斯开普勒在1618年发现的一个等式。

西蒙顿说:

开普勒的天才并不在于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而在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思考数字——将其数学知识运用于对行星运动的观测之中。

正是他的胆识使他与众不同。

热爱你的工作。

童年时爱因斯坦就迷上了磁铁同金属相吸的现象。

“他忍不住要去想这件事。

”西蒙顿指出。

“他16岁时就被物理学上的问题迷住了并从未停止过对它们的研究。

所以他在26岁时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

”西蒙顿补充说:

“而是我们没有花费时间。

你必须投入精力,并忍受所有的挫折和障碍。

像其他有创造性的天才一样。

爱因斯坦的动力并非对名誉的渴望。

西蒙顿说。

相反,使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对工作的痴迷。

这样的动力来自何处仍是一个谜。

但它几乎在所有有创造性的天才身上都能找到——无论他们的才华是否被同代人所承认。

“艾米莉迪金森的诗歌直到她去世后才得到承认。

”西蒙顿说。

“但她并不是为了名而写。

詹姆斯乔伊斯也是如此。

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担心会有多少人会读《为芬尼根守灵》。

如今,研究者们有证据证明,对自己工作的一种内在的热情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关键。

在由现哈佛大学工商管理教授特蕾莎阿玛贝尔于1985年在布兰代斯大学主持的一项研究中,一批专业作家——没有一位是有名气的——被要求各写一首短诗。

当时每位作家被随机分到三个小组中,一个小组被要求记住是为金钱而写,另一个小组被要求想着只为消遣而写,第三组则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然后这些诗歌匿名交给一个由专业作家组成的评判小组进行评审。

想着为金钱而写作的人所写的诗歌排名最低。

那些想着只为消遣而写作的人写得最好。

“从对工作的热爱得到的动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阿玛贝尔说。

unit2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在纽约上了一辆出租车。

从司机的表情和他猛拉排挡的样子中,我可以看出他很不高兴。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我完全有理由生气!

”他怒气冲冲地说。

“今天上午我的一个乘客把钱包忘在我车里了。

里面有近300块钱。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方设法找那个家伙。

最后我在他的宾馆里找到了他。

他拿了钱包,一声不吭地瞪着眼看着我,好像我本来打算要偷他的钱包似的。

“他没有给你酬金?

”我大声问。

“一个子儿也没有。

但我要的不是钱……”他咕哝着,然后突然大声说:

“只要那个家伙说句什么……”

因为他诚实的助人行为没有得到感激,那位出租车司机一整天都闷闷不乐。

而且我知道以后他在做类似的好事之前会仔细考虑一下了。

这种对感激的需要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而拒绝表示感谢则会大大扼杀善良与合作的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辛辛那提的一位母亲收到他参军的儿子一封来信,信中提到诺曼底一个村庄中的一位妇女在他受伤饥饿时将他带到家中,帮他躲过了德国人的搜捕。

不幸的是,后来那男孩在阿登高地的进攻战中阵亡了。

然而,这位母亲却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的驱使。

她积蓄了两年,穿过大西洋,找到了她儿子提到的那个村庄。

经过多次打听之后,她找到了那位曾经保护过她儿子的妇女——一位贫穷农夫的妻子——将一个包裹硬塞进她手里。

那是她儿子在毕业典礼上获得的一块金表,是那个男孩曾经拥有过的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这位母亲表示感激的举动深深触动了人们的心灵,在那个村庄内外成为传奇般的故事。

它比出色的演讲更能让人培养起对美国人的好感。

感激是对每一个无论大小的善行优雅地接受并表示欣赏的艺术。

我们大多数人受到款待,接受礼物和明显的好处时都不会忘记表示我们的愉悦之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还能够完善我们表示感激的方式,让它尽可能的个人化和真诚。

最近,我和妻子在意大利南部旅游时,我给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朋友寄去了几瓶令我们喜欢的当地佳酿。

那是件小小的礼物,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收到的不是一封传统的感谢信而是一张电唱机唱片。

我们播放它时,听到了我们的朋友在饭后的一段话,描述他和他的客人们如何喜欢那酒,并感谢我们考虑得周到。

有这件不同寻常的东西来证明别人欣赏我们的礼物真令人愉快。

有时感激不仅仅是一件个人的事。

我在麦吉尔大学学医的儿子告诉我:

有一位被送到蒙特利尔医院的病人经过输血而获救。

康复以后他问:

“我是否能找到那位献血者的名字,向他表示感谢?

”他被告知献血者的名字是从来不公开的。

出院几个星期后他回来献了一品脱血。

从那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为了同一目的回来。

当一名外科医生称赞这种不留姓名的高尚行为时,他只是回答说:

“有个我永远也不知道是谁的人为我这样做了。

我只是在说谢谢。

感激不仅可以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是一种能持续终生的更新。

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感到欣慰。

丈夫充满感激地回想起妻子慷慨无私的行为,妻子从不忘记丈夫送给她的礼物,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使家庭生活保持和谐。

英国作家和博物学家赫德森曾经写道:

“一天晚上,我带一个朋友回家同我们一起吃了顿家常便饭。

后来他对我说:

“你真幸运,你的妻子虽然身体不好还要照顾孩子,但菜烧得那么好吃。

”那句赞美的话打开了我的眼睛,它教会我要感谢妻子日复一日的、而一直被我习以为常的英雄行为。

感激的礼仪首先应该在小事情上用得最多。

送报的男孩、送牛奶的人、邮递员、理发师、饭店里的女招待、开电梯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在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服务。

通过表示感谢我们可以使日常平淡的关系具有人情味,使单调的任务变得令人愉快。

我的一位在伦敦当公共汽车售票员的病人有一次对我吐露说:

“有时我真厌倦了我的工作。

人们抱怨,麻烦你,说车钱找得不对。

但是有一位早晚乘我车的女士总是在我收她的车票时用一种特别友好的方式感谢我。

我真希望她是代表所有的乘客在说话。

这使我一直保持微笑。

阿诺德本涅特的一个出版商夸奖自己的秘书效率特高。

一天,本涅特对她说:

“你的老板说你效率极高。

你的秘诀是什么?

”“那不是我的秘诀。

”秘书回答,“那是他的。

”每次她为他做一件事,无论多小的事,他从未忘记表示感谢。

因此,她工作一直非常努力。

有些人不愿表达感激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受欢迎。

我的一个病人在出院几个星期后回到医院来感谢他的护士。

“我没有更早地回来。

”他解释说:

“是因为我猜想你们对于人们的感激一定厌烦得要命。

“正好相反。

”她回答说:

“我很高兴你来。

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多么需要鼓励,我们从那些鼓励我们的人身上获得了多大的帮助。

我们所给予的感激永远不会过多。

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在构筑他们的人生哲学时所依据的正是这些微笑、我们所表示的感谢和我们表示欣赏的各种小小的示意动作。

unit3

医生正忙于设法解决天花问题。

在研究了一个又一个病例之后,他仍然没有发现可能的治疗方法。

他的思维陷入了僵局。

这时,他改变了策略。

他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天花患者身上,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没有患天花的人身上。

结果发现,挤奶女工显然从未得过这种病。

从无害的牛痘能预防致命的天花这一发现,产生了疫苗的接种及天花作为一种灾难在西方世界的终结。

我们的思维经常会陷入僵局。

我们观察一个问题,试图解决它,却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变得紧张,我们感到压力,不堪重负,忐忑不安。

我们徒劳地挣扎,拼命想把问题解决。

然而,詹纳医生却对这种情况有所改进。

他不再与这个问题搏斗,而只是改变了他的视角——从他的病人们转向挤奶女工。

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假定大脑是一台电脑。

这台电脑已经将你所有的历史、经历、受过的训练和通过生活获取的信息并入它的数据库,电脑则根据所有这些数据进行编程。

为了改变你的视角,你必须为你的电脑重新编程从而解放你自己,接受新思想并逐步形成观察事物的新方法。

詹纳博士实际上就是通过为他的电脑重新编程而清除了观察天花问题的旧思路,自由地接收了新的选择。

你也许会说,这一切都很好,但我们具体怎么做呢?

医生兼哲学家爱德华·德·博诺找到了改变我们视角的方法,他把它称作横向思维。

一般西方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与之搏斗。

“进展越困难,硬汉子越向前”这句话便代表了这种解决问题的积极进取的态度。

不管是什么问题,不管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框架总是搏斗。

德·博诺医生称之为纵向思维,即那种传统的、按顺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思维,坚定地从一步移到下一步,就像玩具积木一块搭在另一块之上。

当然,它的缺陷是,如果在任何时刻其中一步没有达到,或者一块积木没有放对,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坍塌。

事情就会陷入僵局,沮丧、紧张和搏斗的情绪就会笼罩心头。

维德·博诺医生说:

是对事物进行思考的一种新方法——一种完全避免这种拼搏,用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一个案例中,他的助手华生医生指出某条狗对那起案子并不重要,因为它看上去并没有做任何事。

歇洛克·福尔摩斯却持相反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狗没有做任何事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因为它本应该做些什么,而正是根据这一点他侦破了这起案子。

横向思维听上去很简单。

它也的确很简单。

一旦你根据横向思维解决了某个问题,你就会奇怪你以前怎么竟会为它而心神不宁。

关键是做出那个至关重要的重点转移,横跨一步避开问题,而不是正面去解决它。

在纽约私人开业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专家A·A·布里杰博士阐述了横向思维对他的病人是如何起作用的。

“比方说,很多想戒烟的人来找我,”他说。

“大多数人在他们试图戒烟时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最后都是对自己说:

“不,我决不吸烟了。

不,我不该吸烟了。

不,我决不吸了,不,我不能……”这是场战斗,结果是你最终吸得更多。

“所以我不再让他们用这种“不”的老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并与之搏斗,而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你是自己身体的监护人,你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体验生活的。

如果你停下来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的确有一些不能无能为力的东西。

它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

它毫无选择,就像一个婴儿的身体一样。

于是你就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它——“现在我将要通过戒烟来照顾自己给自己一些尊重和保护。

“日本有一则寓言,讲的是一头驴被绳子拴在柱子上。

绳子将驴的脖子套得很紧。

驴越是挣扎,越是用力拉绳子,绳子就将他的咽喉勒得越来越紧——直到最后驴子死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驴子一停止挣扎,就发现绳子松了,他能兜着圈子走走,也许还会找到一些草吃……这是同样的道理,你越是同什么东西搏斗就越是焦躁不安——你在一种恶劣的境地中陷入越深,就越难逃离痛苦。

“横向思维。

”布里杰博士继续说,“只是用我所谓的一种东方式的侧攻策略来对付一个问题。

当一个信奉禅宗的弓箭手想要用一副弓箭射中目标时,他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而是集中在他手中的东西上,所以当他射箭时,他的注意力是在箭上,而不是在目标上。

这就是东方式侧攻策略的内涵——不是直攻目标,而是从侧面攻击它——或者说是横向攻击而不是纵向攻击”。

“我想答案就在那个方向上。

”布里杰博士断言。

“拿某人处于危机中的情况为例。

汉语中„危机‟一词分为两个字,一个字的意思是危险,另一个字的意思是机会。

我们西方世界的人只注意到了危机的危险一面。

在西方文明中,危机指危险,仅此而已。

然而这个词也可以指机会。

现在就让我们向那个处于危机中的人建议,不要再把那么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有关的危险和困难上,而是集中在机会上——因为危机中总是有机会的。

从机会的角度来看待危机就是一种横向思维.

 

unit4

在一项对教育方法的研究中,一位教师被告知她的新班中全是有非凡天赋的孩子。

“你应该从他们那儿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成绩。

”有人这样通知她,而到了期末她所得到的正是这个——超出平均水平的成绩。

这件事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事实上这个班的学生并非异乎寻常。

他们只是一群中等水平的、智商处于正常范围之内的学生。

这位老师被告知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潜力。

这项研究揭示了许多关于教学和孩子问题的许多答案,但它留下的未回答的问题更多。

但它的确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一点,即当一个孩子相信老师的期望是真诚的时候,他通常是不会辜负这种期望的。

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是,那位老师是以什么方式向学生们表明他们是特殊的,能取得优异成绩的呢?

她没有用许多话告诉他们这一点,但显然在她的态度中有某种东西使学生们确信他们是有非凡天赋的。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老师态度中那种特别的“东西”,一部分是她给全班布置的作业,一部分是她布置作业的方式。

但最强有力的“东西”还是老师本人和她对全班学生及其能力的态度。

当她说“你们是聪明的孩子”时,她的声音中有更多的信心和关注。

一直有一种鼓励性的语气在告诉他们他们会取得进步,很大的进步。

孩子们收到了这些信号,并对它们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某个学生的成绩达不到老师的期望是常有的事。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个学生面对的不是失望、愤怒或恼怒。

相反,老师认为这是一次例外,一件偶然的事情,倒霉的一天,一次暂时的失误——而学生相信了她,并消除了疑虑。

下一次,他更加努力了,决心做到老师知道他能做到的事。

很难精确地确定老师传达的信息:

“我期待着最好的成绩。

”中到底是哪一部分告诉了孩子。

它的一部分包括显示信心的平和语调,言语上的耐心,及没有讽刺、贬低和恼怒等消极因素。

期待着最好成绩的老师满怀信心地提问,因为她知道她得到的答案将是正确的。

而孩子也感受到了那种信心。

这一信息大多是通过声音传递的,但也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表现在态度、接触和面部表情上。

跟这个对“天才”儿童所做的实验相类似的实验也在“天才”老鼠的身上做了。

一位科学家得到的是一群普通的老鼠,但却被告知它们是一个特殊的品种,曾接受过在创记录的时间里穿越迷宫的训练。

在与这些老鼠一起工作时,这位科学家发现它们确实比其他老鼠学得快,穿越迷宫也的确更迅速。

但是老鼠对我们的语言一无所知。

那位科学家是怎样得以将他的期望传达给它们的呢?

对实验中所有变量的检查表明,这些异常好的结果应归功于他对待老鼠的方式。

他对它们讲话的方式和语调,他声音中的信心、安抚和确定无疑。

老鼠理解了所有的信息,并照着做了。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两个实验,那位老师和那位科学家都运用了一个对所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通用的原则——贴标签原则。

我们所有的期待都带有偏见,我们对于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期望,甚至对各个民族也是如此。

我们依据民族特点来判断人。

我们认为美国人贪婪,想赚大钱,我们在心里给他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我们给德国人贴的标签是整洁而有条理,英国人是冷漠、不友好和矝持寡言,意大利人是易动感情日本人彬彬有礼——等等等等。

我们在一个非常宽阔的、远非同质的群体上贴了一张非常狭小的标签。

我们在种族层面上也是这样。

黑人有音乐感,印第安人坚忍,东方人神秘莫测。

我们甚至给性别贴上标签——男人积极进取、女人消极被动。

在家庭层面上,标签有时是由邻居们贴上的。

“琼斯一家都是废物……总是依靠救济。

”有时标签也许是由那家人自己贴的。

“我们史密斯一家宁愿挨饿也不会请求政府帮助。

”史密斯家的男孩因带着这个令人敬畏的独立标签长大,很容易与自己的标签名实相符,正如琼斯家的女孩很容易与她的标签名实相符一样。

“他们都认为我们是废物,那我就表现得像废物!

这种标签也许不太全面,甚至带有性别歧视。

某个家庭也许会自豪地说:

“我们家的男人一直都是专业人员。

”当这个家庭里的一个儿子比尔发现木工活是他最喜爱的工作时,他便面对着同家庭的冲突——以及同自己的冲突。

他内心的力量也许能使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坚持到底,成为一个木匠,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他没有符合家庭的标签,因此他怀着一种负罪感度过一生。

他甚至可能给自己创造标签。

“我是一个失败者,真的。

”即使比尔在自己这一行里是个成功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拥有了自己的企业,比他当律师的兄弟鲍勃赚的钱还多,那也没用。

比尔仍然不是一个专业人员,因此他内心的标签上仍然写着失败。

在家庭内部贴标签很早便开始了。

在宝宝听得懂口头语言之前,他便能对肢体语言和间接交流作出反应了。

他在懂得词语之前,已经从父母的声音中感受到爱,他也感受到嫌弃、冷淡、恐惧或敌意,他也对这些情绪作出了反应。

如果他得到的是爱和温柔,他也以爱和温柔作出反应。

以后,当他理解言语时,他便接受他的标签。

吉米是家里的乖孩子,而一向难弄的莎莉则得到了惹是生非者的标签。

每个孩子除了名字外还得到一个标签。

她是聪明的。

他爱出风头。

诺曼老是迟到。

贝蒂不招人爱。

芭芭拉很冷漠。

杰克很野。

纳塔莉很甜等等等等。

这些标签也许反映了事实。

纳塔莉也许很甜,但往往是标签把现实强加于孩子身上。

如果纳塔莉经常听到别人说她很甜,她便开始表现得很甜。

你往往会使自己与你的标签名实相符。

同样,参加教学实验的学生们被加上了聪明的标签,于是他们便设法变得聪明,超常地发挥了他们的能力。

 

unit5

今天,许多当面或在电视上听我讲话的人,或者那些读到我讲话的人都以为我的学历远远不止八年级。

这一印象完全归功于我在监狱中的学习。

这是在查尔斯顿监狱真正开始的,当时宾比第一次让我对他渊博的知识感到了羡慕。

无论参与什么交谈,宾比总是起着主导作用,而我也曾经试图效仿他。

但我找到的每本书中,几乎每句句子都有一个以上甚至几乎全部的单词我压根儿不认识。

当我跳过那些词时,我最终当然不知道书中所云。

所以我来到诺福克监狱时,仍然只有看看书的意愿。

要不是我后来获得了动力,我本来很快就会连这些愿望也丢弃的。

我明白我最好是能弄到一本字典——为的是学习,学一些单词。

幸好我还想到应该努力提高一下自己的书写水平。

我的书写很糟糕,甚至于不能将字写在一条直线上。

这两个想法促使我要求诺福克监狱学校给我一本字典以及一些便笺簿和铅笔。

头两天我还拿不定主意,只是随便翻了翻字典。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多单词我不知道哪些词是我需要学习的。

最后,为了开始某种行动,我便开始了抄写。

我把印在第一页上的所有东西甚至标点符号,慢慢地、费力地、歪歪斜斜地抄到了我的便笺簿里。

我记得那花了我一天的时间。

然后,我便把写在便笺簿上的每个词大声读给自己听。

我一遍又一遍地把自己写的东西大声读给自己听。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还想着那些词——我无比自豪地意识到,我不仅一下子写了那么多,还写了许多我从来不知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词。

而且,我稍微动一下脑筋还能记得其中许多词的意思。

我复习了那些被我忘记了意思的单词。

有趣的是,就在此刻,词典第一页上的“土豚”一词竟跳入了我的脑海之中。

字典上有它的一幅插图,一种长尾、长耳、会挖洞的非洲哺乳动物,以白蚁为食,像食蚁动物捕食蚂蚁那样伸出舌头来捕食白蚁。

我完全被迷住了,于是又继续干下去——我抄写了字典的下一页。

当我学习它时我获得了同样的体验。

随着以后的每一页,我还了解了人物、地方和历史事件。

实际上字典就像一部小型百科全书。

最后,字典的A部分抄满了一整本便笺簿——于是我便继续抄写B部分。

我就这样开始抄写了整本字典。

如此多的实践帮我提高了书写速度,所以以后我抄得快多了。

包括我写在便笺簿上的词和写的信,我猜我在后来的囚禁日子里足足写下了一百万词。

我认为随着词汇量的增加,我肯定能第一次拿起一本书来读并开始理解书中讲的内容了。

任何一个博览群书的人都能想象得出那个被打开的新世界。

让我告诉你一些事,从那以后直到我离开那所监狱,在我的每一段空闲时间里,我不是在图书馆里看书,就是在我的床上看书。

你哪怕用楔子也休想把我跟书分开。

我学习穆罕默德先生的教导,我跟别人通信,我会客,我读书,日子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我甚至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坐牢。

事实上,在那之前,我在生活中从来没有那样真正自由过……

正如你能想象的,尤其在一个特别强调改造的监狱里。

如果一个犯人表现出对书籍异乎寻常的强烈兴趣,他就会受到赞许。

犯人中有相当多的博览群书者,尤其是受广欢迎的辩论家。

一些人被公认为活的百科全书。

他们几乎成了名人。

当这个新世界,这个能够阅读并理解的新世界向我敞开时,我贪婪地阅读文学作品,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所大学对任何一个学生的要求。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比在图书馆里读得更多。

一个以读书多而出名的犯人能超出规定借出更多的书。

我更喜欢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自己的房间里读书。

当我发展到开始读非常严肃的读物时,每天晚上10点左右,我会因为“熄灯”而愤怒不已。

它似乎总是在我正读到引人入胜之处时来跟我捣乱。

幸好在我的门外面有一盏走廊灯把光线照到我的房间里。

一旦我的眼睛适应之后,这点光线就足以让我读书。

所以“熄灯”后,我就坐在地板上,借着那点光继续读书。

夜间看守每隔一小时就走过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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