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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估计很多人都被叫做“主要看气质”的游戏刷屏了，或者自己就曾参与其中。
笔者想追问的是，这样一个游戏为什么会如此火？
背后的传播规律是什么？
人们参与游戏的心理机制又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的规则：
某人在朋友圈发一张自己的照片，并配上“主要看气质”的字样。
如果有朋友点赞或者评论，那么发状态的人就可以通过私信要求那些点赞或评论的朋友，要么发一张自拍照并配上相同的文字，并且不准说明是游戏，要么给自己发5.21元的红包。
从传播的角度讲，照片具有自我披露的功能，“气质”隐含有戏谑的味道，“5.21”的谐音有某种特殊的含义，点赞和评论则拥有了参与游戏的心理基础。
这样一个游戏之所以能够快速蔓延，主要是满足了“病毒式传播”社交、娱乐、变异的要素要求，再加上社交平台本身所特有的传播方式，即通过朋友圈套朋友圈的方式实现参与人数的几何级增长。
游戏通过社交平台扩散，人们参与游戏的基础是线下真实的社会关系。
对于一个喜欢晒自拍照的人来说，这样的游戏根本就不存在问题，反倒是多了个乐子。
对于那些不习惯在朋友圈晒照片的人，完全可以用其他搞怪、搞笑、夸张的照片代替，或者根本就不去理会。
除此之外，参与者可以在不改变游戏本身的前提下对规则进行变通或修改，比如红包金额、配图的文字，使其变得更加个性化。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或许你正想发一张自拍照而苦于没有一个借口，或许你只是为了应付某个朋友的邀请而勉强为之，或许你对这样的行为有着莫名的反感……只是，当你收到或没收到一个朋友要求你参加游戏的私信时的感受，其实可以从某个侧面反映你们线下关系的真实状态，以及对彼此关系的心理期待。
就微信朋友圈状态发布的技术而言，给谁看不给谁看，提醒谁看，都是可以控制的。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人担忧的隐私问题，在技术上是可以部分解决的。
若要说绝对的隐私，互联网上其实人人都是透明的。
此外，照片作为一种图像，其构图、风格，以及背后想要表达的意思等，其实有心理机制在起作用。
就游戏本身而言，如果你是游戏的被动参与者，点赞或不点赞、评论或不评论，接到朋友的私信之后，发不发红包、参与或不参与，都是具有选择权的；
如果你是游戏的发起者，发布什么样的照片和文字，拥有选择权和编辑权，时间和空间是可控的，对于参与到你所组织的游戏中的朋友，你想邀请谁参加、不想邀请谁参加，也是具有选择权的。
也就是说，游戏如何开始、怎样结束，都是根据你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决定的。
每个人在这个游戏中，可以既是参与者，也是组织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游戏是人的一种本能。
当一种游戏既有社交、娱乐的功能，又能使个体拥有主动权和控制权，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为什么风靡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也有人会追根溯源，说该游戏起源于某明星新专辑发布的自拍照，暗指可能是一种网络营销的手段。
若果真如此，这样的营销无疑是成功的。
游戏的特质、传播的要素、心理的需求，加上社交媒体的属性，使基于游戏的传播和基于传播的游戏融为一体。
至于商业宣传与社交游戏的伦理，那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
（谢建东）
46 来源：
京华时报
兵临
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救助制度的长远效应，还需从系统论的角度完善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诉讼费减免、社会救助等衔接机制，纳入日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一些因案件原因导致生活困难、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的当事人，将可获得国家司法救助。
近日，中央政法委等6部门正式向社会公布《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8类可获得国家司法救助的人群。
官司打赢了，胜诉人却拿不到一分钱；
犯罪人被绳之以法，受害人的生计却无着落……实践中的类似“赢了官司，输了生活”的现象并不鲜见，让一些人甚至怀疑司法救济的效果。
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背景下，建立全国性的司法救助制度，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既能解陷入困顿的当事人燃眉之急，又能传递司法和法治的温暖，避免司法裁判“口惠而实不至”导致公信力下降。
司法虽然是公民的权利救济渠道，但很多时候其运送的只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正义，与当事人所期待的实际利益不完全相符。
基于此，刑事司法领域很早就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尽可能弥补司法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差距。
这些年，我国各地政法机关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司法救济渠道，在法的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力求平衡；
但同时也存在政出多门、程序不够规范、资金缺乏保障等问题，亟待在国家层面形成统一完备的司法救助制度。
据此，中央政法委等6部门于去年1月联合印发《意见》，在全国司法政法机关逐步推进。
数据显示，2014年、2015年，中央财政每年下拨7亿元，2014年共救助80042人，社会效果已经初显。
但是也要看到，司法救助制度的社会功能也是有局限的，它不可能为贫困的当事人确立起永久性的生活保障，财政划拨的救助资金也不可能覆盖所有需要救济的对象。
基于此，统一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有限的资金如何发挥其最大功效，将“好钢”用在“刀刃”上。
这既需要规范实施程序，避免救助审批中可能的腐败或不公；
又应当严格审查条件，确保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能够及时获得救助；
另外还要做好制度衔接，让司法救助的“杯水车薪”能够变成“雪中送炭”。
也就是说，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保障制度，其救助对象和救助标准都具有有限性，在效果上也往往是对司法“无可奈何”的一种补贴。
而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救助制度的长远效应，还需从系统论的角度完善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诉讼费减免、社会救助等衔接机制，纳入日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这样才能在最大限度传递司法温暖的同时，促进当事人真正走出困顿、重新开始幸福生活。
（兵临）
56 来源：
新京报
于平
参与式扶贫，即民众全程参与的扶贫，每一个项目自然能经过反复地检验，每一笔资金使用，自然能受到严格监督，这样的扶贫，想不精准都难。
据新华网报道，每年我国投入扶贫开发的专项资金和行业部门资金高达数千亿元，但这么一大笔钱，许多并未花在刀刃上。
这几年来，审计报告年年都会披露扶贫资金的“跑冒滴漏”，骗取、截留、挪用扶贫资金的问题屡禁不绝。
一些扶贫款花得没有效益，扶贫项目与实际脱节。
许多地方甚至还出现扶贫款花不出去的问题，审计显示，截至2014年9月底，河南53个县结存扶贫资金18.19亿元。
贵州省2014年度审计报告披露，该省20个县有7.96亿元扶贫资金闲置6个月以上，其中，1.92亿元资金闲置2年以上。
种种乱象暴露出当下扶贫管理的粗放，也正因此，最近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专门提出了“精准扶贫”。
如何做到“精准扶贫”？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需要提升各种扶贫政策的精准性，使之更契合实际。
新华网的报道就提到，去年，山西对扶贫龙头企业及产业支撑项目贴息贷款有八千多万，但其中有一半用不出去。
因为预算贴息资金只限于银行贷款，有的扶贫企业通过发行私募债券融资，就不能享受这一政策优惠。
显然，这样的贴息贷款政策并未跟上金融创新，导致与现实脱节。
但也要看到的是，一年数千亿元的扶贫资金，仅仅靠垂直体系来封闭管理运作，恐怕难以杜绝现存的种种弊端。
事实上，扶贫资金存在的问题不仅暴露出行政效能低下，更暴露出公众监督和参与的缺位——作为扶贫资金的受益人，贫困民众恰恰是最没有话语权的，扶贫项目和资金均由当地官员一手操办，这样的扶贫怎可能真正接地气。
所以，精准扶贫必须提升民众话语权，将扶贫资源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交给贫困民众。
毕竟，什么扶贫项目更符合地方实际，扶贫资金该怎么花更有效率，贫困民众其实最有发言权。
现实中我们也可看到，凡是顺应民意的扶贫项目，往往都获得成功。
我们目前的扶贫模式，过于突出政府的主导，一些地方官员总以为在办公室里就可以为贫困民众规划幸福的蓝图，而不重视蕴含在民间的智慧和创新动力。
扶贫资源主导权下沉，让贫困民众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让贫困地区能够实现自我造血，其实这已有成熟模式可循。
早在2006年，我国就开始与世界银行合作，在一些地方推出社区主导型发展（简称CDD）扶贫模式。
CDD项目将扶贫资源及决策的使用权和控制权完全交给社区，通过民主选举社区项目组织和民主遴选项目，确保贫困民众的决策权，通过公示与投诉机制和监督小组的建立，确保民众的监督权；
通过民主讨论制定项目评选、实施、监督和财务管理等制度，确保民众的参与权。
据统计，CDD项目中，由村民自主讨论决定项目工程的预算单价，比国家定额预算的单价低1/3以上，比过去政府主导的项目节约投资成本2/3以上。
这就是参与式扶贫魅力所在，扶贫工作的主体就该是贫困民众自身。
民众全程参与的扶贫，每一个项目自然能经过反复地检验，每一笔资金使用，自然能受到严格监督，这样的扶贫，想不精准都难。
（于平）
2015-12-0910:
31 来源：
北京青年报
北京青年报社评
这次红警有太多值得欣喜之处，也有可总结的经验教训。
可确信，红警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次疗效甚久的药剂，让职能部门更有责任感；
也不是给民众吃的糖豆，而是一次操练，以此更加提升公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12月7日18时，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等级由橙色提升为红色，即全市于12月8日7时至12月10日12时将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
昨天是本市实施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第一天，全市各部门投入环境执法监管。
东城区一家汽车修理厂未经批准擅自修建烤漆房，被区环保局查封。
（相关报道见A5、A6、A7版）
这是自《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通过以来，本市首次启动红色预警。
红色就是信号，预警就是命令。
面对这个史无前例的全新“体验”，市环保局、市气象局、市教委、市经信委、市住建委、市市政市容委、市交通委、市水务局、市农委、市城管执法局、市交通局等部门无不严阵以待，迅速行动，丝毫不敢懈怠与麻痹。
红色预警是一次检验，也是一次考试。
红警第一天，相关部门究竟表现如何？
市交通委及时组织公共交通运输保障，负责落实部分重型车辆停驶；
市交管局负责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和本市公务用车停驶的监管执法工作；
市市政市容委对重点道路每日增加一次以上清扫保洁，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市经济信息化委按照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名单，实施停产限产措施；
市环保局加大对固定和移动污染物排放源的执法检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这个庞大的城市机器少了哪一个环节都无法运转，哪个环节有所偷懒，应急预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如果说首启红色预警，是对相关部门执政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那么没有全体市民的参与与配合，特别是相关涉事人员的积极响应，红色预警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整体看，绝大多数市民无须动员就显现出了主人翁意识，但是也有少数人因种种原因缺乏对红色预警足够的尊重。
比如，记者8日上午在夕照寺街北口看到，半个小时内，多辆单号车被民警截住，司机或称“不知道”，或称“有急事”。
一位司机向记者表示：
确实没想到今天查得这么严。
没想到查这么严，说明他们知道机动车单双号行驶，但出于侥幸心理无视规定。
再比如，尽管三令五申，门头沟第二再生水厂项目并未停工，昌平回龙观居住及公共实施项目仍进行道路绿化土方作业，某汽车修理厂未经批准擅自修建烤漆房，以及露天焚烧、露天烧烤、无照经营燃煤现象屡禁不止。
按照应急预案，对于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和个人，应从严从重依法予以处罚。
不管真不知道红色预警还是假不知道红色预警，应对雾霾天，该停限产的就应该停限产，该停工的就应该停工，该停驶的就应该停驶，该停烧的就应该停烧，不能讨价还价，更不能熟视无睹，否则就会被执法部门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可谓得不偿失。
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红色预警重塑遵守法规的意识，也重建化解雾霾的常态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红色预警，书记、市长都没有闲着。
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一大早就分头带队检查空气重污染应对措施落实情况。
在市环保局，市委书记郭金龙除了要求坚持依法行政，实施好各项应对措施，更好履行政府职责，还提出“更广泛唤醒积极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公众意识，把全社会动员起来、凝聚起来，攻坚克难，共同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据悉，市长王安顺带的一队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检查各项应对措施落实情况，短短一上午时间检查了5个点。
首启红色预警，难免有不够周全之处。
正因如此，在实施应急预案过程中，须注重积累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积累如何降低重污染天气对生产生活影响的经验，也应积累如何贯彻落实应急预案的经验。
有个细节是，北京市应急办发布通知，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但是，有人无奈地“顶霾”上课，有人选择在家中接受“空中课堂”的授课。
如何更细腻地回应各方诉求，就需要红警后总结。
7日晚，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专门召开专题会，充分肯定北京市及时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并下派12个督查组，赴京津冀相关地区进行督查。
红色预警，究竟“预警”了什么？
由于仅仅经历一天，尚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但可确信，这次红警有太多值得欣喜之处，也有可总结的经验教训。
（北京青年报社评）
32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乔杉
12月7日晚,有消息称,“男子大闹赴美航班遭拘,疑为西南财大知名教授。
”对此西南财经大学回应称,当事人卢勇现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副教授,2015年8月西南财经大学聘其为海外短期讲座教授、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特聘主任。
根据学校与卢勇签订的聘用合同相关条款,学校决定从即日起解除聘用合同关系。
西南财经大学表示,“坚持立德树人,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对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零容忍；
坚持依法治校,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的行为严肃处理。
”西南财大把这件事,上升到师德师风和依法治校的高度来看待。
这样的认识,切合社会期望。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对于《论语》中的这句话,人们向来用以评价官员,希望官员在道德建设中承担更多责任,有更多的道德自觉。
同样的期许,也被赋予在为人师表者身上。
人们期许的教授,不仅应该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而且应该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够为人师表。
历数一个个知名教授,莫不如此。
拿这位大闹航班的教授来说,在公共场合如此作为,显然有失风雅。
或许航班有不对之处,或许其本人受了委屈,可是顶着教授的头衔,做出如此出格的言行,又该如何面对学生?
拿什么赢得学生的尊敬?
如果学生以此为范,又会产生怎样的“破窗效应”。
如果我们接受秀场是一个中性词的话,那么对于教授来说,最大的秀场只能是学术场,最应该秀的只能是学术涵养和学术精神。
在公共领域同样如此,一旦秀错了场,难免引来笑场,甚至迎来不好的下场。
像这位教授这样,即便西南财大不做出解聘处理,其形象也在学生心中轰然坍塌,如何还能理直气壮地“为人师表”。
（乔杉）
35 来源：
长江日报
李杏
12月6日，位于蒙甘边界的额济纳旗农牧业局马莲井综合执法检查站遭到近百名蒙面者暴力袭击，造成13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该站部分设施和车辆被毁坏。
当地公安机关称，经初步查明，此事系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边界纠纷引发，已定性为重大刑事案件。
尽管袭击者身份尚不明确，但这已经不是马莲井检查站第一次被袭击。
就在今年9月17日，金塔县航天镇一田姓副镇长曾带领40余名蒙面男子围堵过马莲井检查站。
频频爆发的冲突背后，是两地长期以来围绕着土地资源的归属和开发权益的争执，出现如此严重的群体暴力事件却极为罕见，令人震惊。
关于两地之间的边界问题，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按理说，我国省、县两级行政区域界线已于2002年全面勘定，成为法定的行政区域界线。
然而，由于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存在，尽管基地在行政区域上已经划归内蒙古，但实际上依赖距离更近的甘肃酒泉金塔县提供后勤保障，这让金塔县迫切需要向地广人稀的额济纳旗境内扩垦，引发两地矛盾不断。
即使在全面勘界之后，行政区域边界争议也并未完全消失，这种争议是历史遗留和现实困难的叠加结果，情况非常特殊。
根据国务院2002年施行的《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边界争议发生后，任何一方都不得往争议地区迁移居民，不得在争议地区设置政权组织，不准破坏自然资源。
由此看来，无论是额济纳旗设立检查站，还是金塔县的扩垦，都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更加糟糕的是，一些所谓的“维权”行为本质上已经无异于“武斗”，严重影响到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发展。
事实上，在频频爆发的“守卫”与“抢占”较量中，很难保障争议地区的土地和资源得到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地方治安和群众生活秩序也受到严重破坏，有损地方团结与和睦，这样的争斗对地方而言都得不偿失。
在更大的范围内，地方之间“打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止于地方。
一个小小的马莲井检查站和其背后的地方对立，成了一颗名符其实的“钉子”，人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障碍，横亘在蒙甘两省之间，阻断了资源流动，破坏自由竞争，进而影响到建设统一、公平和开放的市场。
很难想象，明明身处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地方之间却在地界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严禁对方“越界”。
地方有各自的切身利益，但不顾法律法规的约束，以不正当的方式谋取私利，却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
种种迹象表明，马莲井检查站遇袭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以直白得近乎夸张的方式暴露了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在一些区域肆意横行的现状，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应当引起深刻的反思。
此次袭击事件应当被严肃处理，而双方为权界之争导致闹剧不断升级，也应当承担应有责任。
要化解地方之间的争议，显然不能依靠暴力抢夺，更不能相信所谓的强势逻辑，用“生米煮成熟饭”的结果当理由，根本途径还是要在法律的框架内积极沟通，寻求共识。
在地方之间，除了利益对立，也要更多看到共同利益，基于互惠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理解双方的实际困难，尊重双方的需求，充分发挥对话和协商机制，在最大限度上谋求合作共赢。
（李杏）
41 来源：
长沙晚报
朱昌俊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8月份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自11月份以来，河北、江西、重庆等地相继出台意见，明确提出鼓励2.5天休假模式。
（12月8日央视）
2.5天休假的说法出炉之时，就被调侃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因为对大多数还深陷加班之苦中的人而言，它确实还很遥远。
所谓的“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也很容易被理解为“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这类本来休假权就能够得到较好保障的地方。
由此，必将进一步拉大不同群体间在休假待遇上的差距，制造更多的权利焦虑。
现在多个地方表态鼓励2.5天休假模式所引发的争议，仍是这一问题的延伸。
不过，在讨论2.5天假期这一议题上，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这一要求是来自《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各地方的文件表述中，也都强调是为了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
由此不难明白，提倡2.5天假的出发点，从来就与休假权利的满足关系不大，至少不是首要目的。
就此而言，为促进旅游和消费，让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先行先试似乎又并非不可。
但这一休假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仍要遵循国家法律规定的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
换言之，不是缩短工作时间，而是将原本的五天工作总时，压缩到4天半。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要避免这一休假模式成为机关事业单位的特殊福利，谁来监督他们完成了足额的法定工作时间？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确保不影响到正常的公共服务？
这些问题不解决，先行先试就难免引发众怒。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2.5天休假模式，专指夏季作息安排，但个别地方的规定中似乎省去了夏季这个时间限定，所以在落实过程中还要警惕随意搞扩大化的现象。
虽然是提倡自愿和有条件的单位推行，但对于条件不具备或成本太高的一般企业而言，不能搞强制，却也不意味着可以不管不问。
如有建议称：
能否将半天兑换成具体工时来计算，制定让员工中午多休息一个小时的夏季作息安排。
此外，最受一般员工关注的还是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作为提倡，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率先实施2.5天假期，但对于那些难以享受到这种休假模式的单位而言，强化对带薪休假落实的监督和劳动监察执行力度，却是必须。
这方面还有赖多个部门通力合作，以降低人们对权利落差扩大的焦虑。
这恐怕是当前让2.5天假期先行先试起来所最需要创造的条件。
任何一种制度的执行，都需要一定的博弈和妥协。
在当前现实条件下，2.5天假的推行也同样如此。
至少它不能继续加大不同社会群体间休假权利的落差，更不能让一部分人多休假建立在另一部分人权利的损害之上。
而相较于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落实2.5天假期，夯实整个社会休假权利的基石，在当下而言应该要迫切和重要得多。
（朱昌俊）
44 来源：
河南日报
邓海建
近期，河北、江西、重庆等地相继出台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周五下午加周末”的2.5天休假模式。
2.5天短假该如何休？
国家旅游局明确指出，要在遵循国家法律规定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的前提下，将周五下午的工作时间提前安排到其他工作日中，使周五下午腾出来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而不是缩短每周法定工作时间、周五下午直接安排放假。
（中国新闻网12月8日报道）
继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调整夏季作息安排，让职工将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形成2.5天休假模式后，河北等省市纷纷出台意见鼓励落实，终于让我们看到“楼梯上的人下来了”。
但两天半小短假，想说爱你真的不容易。
据新京报一项调查显示，仅19.2%的受访者预计单位能落实2.5天假。
此前，新华社曾援引新浪网调查称，“高达60.7%的网友对这一弹性休假的落实并不乐观”，认为实现“两天半小长假”的难度很大。
有网友甚至认为，在既定的劳资关系、劳动监察等定量不变的情况下，在休假天数上繁复绣花，无非也就是个心理安慰。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不足二成人料定单位能落实小短假，倒不是说大家对带薪休假不在乎、更不是凭空宣泄悲观情绪，而是基于现实劳动休息权益之上的客观考量。
顶层设计当然深谙中国带薪休假的现实困局，因此实则寄望这个“两天半”能单兵突进，攻破雷打不动的“不眠不休”的上班模式。
不过，“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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