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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语言文字起源探索
各种语言文字起源探索
人类语言的起源与古代汉语的语言学意义
【提要】人类语言的共性支持人类“非洲单一起源说”。
人类语言最初的表达就是“指称—陈述”的分化。
从语法的角度看也就是本体名词和实义动词的分化。
人类最初的表达形式（指称—陈述）、思维形式（本体—属性）和逻辑形式（主词—谓词）是高度一致、三位一体的。
因此，根据人类基本的思维形式和逻辑形式，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是一种只有本体名词和相应的实义动词的语言，其他语法成分都是后起的。
古代汉语是一种较为接近人类语言初期状态的语言。
它的基本语法形式与人类的基本思维形式是高度一致的。
相对于迄今为止建立在以印欧语为主要事实基础的、以“分”为主要特点的语法学，我们似可建立一种以古代汉语为主要事实基础、以“合”为主要特点的语法学。
我们知道，科学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原理上的简洁性，这是指科学理论的简单形式与其深广内涵的统一。
也就是说，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公理出发，概括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
例如，物理学上，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关系式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微观、宏观、宇观无数质能变化的规律，但形式却十分简洁。
再如化学中的元素周期律，生物学中的基因学说，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和商品交换等等。
所有这些，无不具有形式简洁而内涵深广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审美价值。
那么，语言学呢？
语言学中是否存在一个以至简驭至繁的公理？
如果有，它是怎样的？
好像不太有人探究这个。
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人类起源的单源性与人类语言的单源性
当今人类的语言复杂多样，要想探讨语言中的至简公理，恐怕最好是看看人类语言的初期状态。
因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事物的初期总是简单的，但这简单之中却蕴含着即将发展出来的复杂现象的一切因素。
人类在思考语言问题之初，就开始了语言起源的思考。
然而，这种思考的成效及命运，却一直不佳。
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甚至发表通告，禁止在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有关期刊也不再发表此类论文。
就是在今天，主流的看法依然认为“某些学者在谱系分类的基础上，企图重建‘人类共同的语言形式’（有的学者称作‘化石语言’），以此来证明世界诸语言同出一源的假说。
这种构拟建立在层层假设之上，多半是无法验证的”。
[9]
语言起源研究的这种命运并不奇怪。
长期以来，人们根据世界各地均有古人类化石发现这一事实，认为人类是由多地区起源、进化而来的。
这种学说认为人类共同的祖先，是二三百万年前的非洲猿人。
面对这种情况，以现有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无论是谱系分类法，还是类型比较法，抑或语言的内部构拟法，要想重建人类的原始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漫长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内，人类语言所经历的情况完全无法知道，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也。
[2,8]
然而，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古人类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科学家们广泛比较现代人类各个个体之间线粒体基因序列的差异，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亲缘关系，然后根据基因的突变率，计算出这些个体的共同祖先生活在什么时候。
用这样的方法，科学家们得出结论，现代人类是来自同一地区、同一时代、同一种类，甚至可以涉及到某一个体，即所谓的“夏娃”和“亚当”。
这就是大约十万年前生活在东部非洲的晚期智人。
大约五六万年前，这种人来到欧亚大陆，取代了原来生活在那里的原始人类，成为现代人类的唯一祖先。
这就是现代人类的“非洲单一起源说”。
[21]最近，以色列和美国科学家发表于《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的一份遗传研究报告表明，大约7万年前，人类祖先曾经只有2千人左右。
[20]
对于“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单一起源说”这两种假说，近些年在人类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大多数人类学家在全面权衡各种依据后，较倾向于“非洲单一起源说”，于是这种学说逐渐占据了上风。
[21,50]
人类起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甚至可以推测人类语言的起源时间。
王士元说：
“令人鼓舞的是，分子基因学开始指出，哪些基因学上的事件与语言的产生有高度相关。
最近《科学》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就把两件这样的事追溯到距今37000与58000年前。
”[27]
李讷从古人类解剖学和古人类考古学角度关于语言产生时间的推测也与上述分子基因学关于语言起源时间的推算不谋而合。
[11]
显然，人类发展史上，发生在4-6万年前①的人口首次激增、艺术大爆炸、工具的爆炸性发展以及穿越横亘于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激流深海等飞跃性事件，与大约发生于同一时段的语言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语言学研究从来是支持人类单一起源的。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BaronvonWilhelmvonHumboldt）早就指出：
“语言实际上只有一种，也只有这种语言才是人类语言，它在世界上无数具体语言中得到了不同的显示（sichoffenbart）。
”[36]96J.G.赫尔德也说：
“假如人类是一群群民族动物（Nationaltiere），每个群体都在隔绝和独立于其他群体的情况下发明了自己的语言，那么，人类语言的差异想必会像土星人与我们地球人在语言上的差异一样巨大。
”[10]105事实上，从“普遍唯理语法”到“转换生成语法”，都是以人类语言的内在统一性为其理论基础的。
对于人类进化来说，5-6万年是个什么概念？
韦尔斯（Spencerwells）说：
“对生活在当下的人来说，6万年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人类进化的领域谈论时间。
考古发现的化石表明，猿出现在230万年前，这是一个我们的想象力无法企及的遥远过去。
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形象的叙述，从中对进化的时间产生具体的概念：
在新年的第一天，猿出现了；到10月底，出现了最早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猿人，到12月初即距今200万年，直立人离开了非洲；直到12月28日，还没有出现现代人；而到新年之夜，他们还没有离开非洲！
人类仿佛是进化的雷达刚刚在地球上搜寻到的一个微弱的点，他们将走出非洲，开始对这个世界的征服之旅。
”[21]74-75
二、“指称—陈述”的分化与人类语言的产生
从进化的角度看，我们与我们的共同祖先仅仅有一天之隔，这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关于人类起源以及语言起源遥不可及的旧有观念，重新燃起了我们对于语言起源的兴趣：
人类原始语言可能是什么样的？
这种语言现在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留着？
尽管如此，以现有的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要想重建数万年前的人类原始语言，依然是绠短汲深，必须另辟蹊径。
我们知道，人类的思维与人类的语言是与生俱来的关系。
诸如“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与思维同时产生”等等，早已列入教科书，成为常识的一部分。
既然就语言而研究语言难以构建语言的原始面貌，那么我们不妨先想想，如果上述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从思维产生的角度看，人类的语言，其初期可能、甚至必然是个什么样子？
说到思维，首先应该注意的就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说。
杨寿堪指出：
“哲学范畴是人们的思维反映客观世界的最普遍、最本质的概念。
”[35]34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是联系语法形式来研究哲学范畴的。
他认为，每一个不是复合的词（比如“白的人”）——即单一的词，总是各表下列十个范畴中的一种，即：
范畴名称例子
本体“人”或“马”
数量“二尺长”或“三尺长”
性质“白的”或“懂法语的”
关系“二倍”或“一半”或“较大”
地点“在市场里”或“在某个地方”
时间“昨天”或“去年”
姿态“躺着”或“坐着”
状况（具有）“穿鞋的”或“武装的”
动作“开刀”或“烧灼”
遭受“被开刀”或“被烧灼”
这十个范畴并不是并列的，其中“本体”占有特殊的位置，它指现实世界不依赖任何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各种实体及其所代表的类，其他范畴则只存在于本体之中，是本体的属性。
上述范畴反映到语言中，就是本体表现为主语，本体的属性——其他九个范畴表现为谓语，从而构成一个判断。
因此，主语总是和名词相联系，谓语总是和动词、形容词相联系。
这就是古希腊先人对人类语言本质的朴素而又深刻的把握，也是传统语法的基础。
这个观念，后来被归结为“谓语包含在主语中”这样一个在西方哲学史上不断被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命题。
[14]118-120杨寿堪说：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从语法的主词和宾词的关系来解释和阐明范畴的涵义？
我们认为这是由下面几个原因决定的。
第一，范畴和语法是紧密相联的。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或表达对事物的看法，总是离不开对事物的定义和概念，正如他说的：
‘我们必须注意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定义，若无定义，我们的研究就会徒劳。
’这是因为‘“定义”是一个表示一物本质的短句’。
给事物下定义就必然牵涉到语法问题：
主词和宾词。
例如‘人是两脚的动物’这个定义里，‘人’是主词，‘两脚的动物’是宾词，因此作为反映事物的本质的、普遍的概念的哲学范畴，当然也就同语法问题直接发生联系。
第二，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他对具体范畴的规定中清楚地表明，他的范畴学说首先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提出来的，或者说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
可以说这是亚里士多德研究范畴的一个主要特点。
而对逻辑的研究和思维过程的分析，是以语法为其出发点的。
他的逻辑学著作‘解释篇’的第一句话就是：
‘首先，我们必须把“名词”和“动词”加以定义，其次把“否定”和“肯定”，然后把“命题”和“句”这些词都加以定义。
’因此，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从语法中来了解哲学范畴的涵义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35]35
“范畴”的原意是什么？
就是“分类、类别”。
亚氏的范畴说说明，人类是通过分类的方式进行思维的。
最初的“分类”就意味着最初的概念，意味着最初的逻辑判断，同时也就意味着最初的语言形式。
正如汪子嵩所言，亚里士多德，“在人类认识史上，他是第一个研究思维和语言的形式，找出其规律（‘逻各斯’，由此得出‘逻辑’）的人”。
[24]17J.G.赫尔德也说：
“第一个有意识的思考行为（Besinnung）发生的那一刻，也正是语言内在地生成的最初时刻。
”[10]73显然，在这里，最初的思维形式、语言形式、逻辑形式是三位一体的。
其底层就是“本体—属性”的概念，其语言表达就是“指称—陈述”的分化（以下有时按一般的习惯，粗略地称为“名词—动词”），这是人类思维、语言、逻辑发展史上的根本性事变。
也就是我们所追寻的语言学的最简公理。
正如J.G.赫尔德所言：
“亚里士多德谈到过希腊语的情况：
在一开始也只有动词和名词，其他词类是后来语法家从动词和名词中发展出来的。
”[10]2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也说：
“一个形容词其存在乃是有赖一个专名词所意味的东西的，然而却不能反之亦然，我以为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意思。
”[13]21,[33、37、40]
说到原始语言，现今的观点可谓五花八门。
有说黑猩猩也有语言的，有说其他动物也有语言的，甚至还有说植物也有语言的。
这些说法与语言的定义有关。
如果说语言的定义就是传递信息，那么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说把一个统一的对象分解为“本体—属性”这两方面来认识，从而形成一个概念，并且用“指称—陈述”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么显然只有人类具有这种能力，如果语言的定义就是这种“指称—陈述”两分的表达，那么显然只有人类才具有语言。
我们所能肯定的是人类语言表达形式具有“指称—陈述”的分化，至于作为语言形式，二者最初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是“名—动”还是“动—名”，抑或二者兼有，以及它们与语义内容的对应关系，这存在多种可能性，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根据“生物重演律”，儿童语言获得过程可以看作人类语言发展过程的浓缩性重演。
如果我们上面从思维形式的角度对语言产生之初的状况的推定是正确的，那么它有没有在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中得到重现？
据Moskowitz介绍：
“在儿童语言的第一阶段，其句子最长只有一个词；其后的阶段最长句为两个词。
”“最初学会的词汇基本上都是具体名词和动词。
”[3]显然，这个单词句阶段就相当于历史上的“动物的叫唤”，而“双词句阶段”则相当于“指称—陈述”的两分。
后者才是真正的语言。
这就意味着，随着“指称—陈述”的瞬间分化，名词、动词、语法三者也在瞬间同时诞生。
王士元开始是主张词汇、语法先后出现的。
王士元、柯津云说：
“我们认为从没有语言演化到现代的语言，主要是要跨越两个大门坎。
第一个是词汇的形成。
……第二个门坎是语法的形成。
”[28]但几年之后，鉴于语言产生的计算机建模所显示的情况，王士元明显改变了看法。
他说：
“我们工作的一个主题，与语言中的句法组配相关。
关于这一问题的早期猜测，常常假定句法是一个独立的相变，很晚才出现，且其出现在词汇系统达到最大化之后，而我们的建模研究显示，词序的运用几乎跟词汇项目的首次常规化一样早。
也就是说，人类从整体话语（holisticutterances）中提取重现模式的可观能力，在语言产生之初就派上了用场。
我们的假设是，词汇和句法是共同演进的。
”[27]
我们从思维产生的角度对语言最初形式的理论推定，与王士元用现代手段对语言产生的仿真结果高度一致，这是令人欣慰的。
有些学者早就认为人类语言是在一瞬间产生的。
例如洪堡特就认为语言的起源是一种“突现”。
桂诗春也介绍了CurtisSmith的“语言的突然的发明”的观点；王士元通过计算机建模的方式仿真语言的产生，结果显示这是“突变的一刻”，是“灵光一现”。
B.N.Абаев甚至认为，语言的产生“这个奇迹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上只能出现一次，也许在宇宙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
[36]82-83[2,7,27]我们同意这种观点。
语言产生的“瞬间”说是与语言产生的单源说相一致的。
因为很难想象，这种万载难逢的近乎偶然的事件会同时在多个地区普遍发生。
三、原始语言与古代汉语
让我们再回到儿童语言。
Moskowitz把儿童语言称为“电报式言语”，他是这样描述这种语言的：
最长句为两个词，“没有三词句阶段”。
“最初学会的词汇基本上都是具体名词和动词；尔后才是比较抽象的诸如形容词之类的词。
”“许多基本的语义关系都是由两个单位表达的。
”“早期电报式言语的特征是句子简短，基本上是由实义词构成的简单句，这些词有丰富的语义内容，通常是名词和动词。
这种言语之所以叫做电报式的，是因为这些句子中没有功能‘词’，即没有动词时态词尾，没有名词复数词尾，没有前置词、连词、冠词，等等。
随着电报式言语阶段的发展，功能词逐渐加进句子中。
”[3]
我们注意到，这样的“有丰富的语义内容，通常是名词和动词”的“电报式言语”，既与我们所推定的人类语言产生初期的状态相近，也与古代汉语的状态非常接近。
众所周知，古代汉语几乎没有形态，在殷商时期，连虚词也非常少，而且往往可用可不用。
以介词为例，据杨逢彬研究，甲骨文实际只有两个介词：
“于”和“自”，其中“于”来自动词（这是公认的），在很多句子里与动词纠缠不清。
“‘自’也很可能由动词虚化而来。
”[34]如果杨说可信的话，那么，至少有一段时间，汉语很可能没有任何介词。
介词所表达的范畴，隐含在由实词组成的句子中。
请看甲骨文例句：
（1）辛卯卜，甲午祷禾上甲三牛？
用。
（合集33309）
（2）丁亥卜，御弱大甲。
（合集4324）
（3）丁亥卜，御弱大乙。
（同上）
以上各例，只有名词和动词。
例
（1）与动词“祷”相关的有四个名词：
甲午、禾、上甲、三牛，简单、直接排列于动词前后，其意略谓：
在甲午这一天为了年成用三头牛向上甲祷祭吗？
（其他两例性质相近）如此复杂的语义关系，却没有借助任何“形态”或虚词。
这样的句子，其语序甚至还可以变动，例如：
（1）甲申卜，御妇鼠妣己三牝牡？
十二月。
（合集19987）
（2）一牛一羊御妇鼠妣己？
（同上）
（3）一牛御妇鼠妣己？
（同上）
以上三句出自同一片甲骨，与动词“御”相关的有三个名词。
其中表牺牲的名词或置于动词后（例
（1）），或置于动词前（例
（2）（3）），没有任何形式标记。
这种只有名词、动词的句子，与上文的“电报式语言”，与我们推测的人类语占初期的简单状态，极为接近，这应该不是巧合。
古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大约在10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祖先全部生活在非洲东部，大约5-6万年前，现代人类的一支与他们在非洲的和同时进入欧州大陆的同类分手，来到东亚地区。
图示如下：
我们认为，此后，也许因为特殊地理条件的阻隔，进入东亚的这一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类从此绝少交流，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他们的文化幸运地得以一脉相承，他们的语言也幸运地较多地保留了原始特点。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和他们的汉语（也可扩大为汉藏语系诸语言），也就是汉语在世界语言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原因。
历史语言学认为，从同一语言分化出来的各个语言，其中离开原始母语的语源中心越远的，受语源中心的变化的影响就越小，因而可以在这种语言中找到同源语言中最古老的语言特征。
汉语正是如此。
汉语语法的保守性，至少可以从目前可考的将近四千年的历史得到证实。
在这四千年中，汉语基本的语法格局始终保持不变。
萨丕尔说：
“我们发现汉语比我们可能找到的任何其他例子都更接近完全的孤立语。
”[1]128J.G.赫尔德说：
“我们人类的语言是在一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而且，不仅是语言的形式，就连跟人类精神的进程有关的一切也都出自同一个基础；因为世界各民族的语言的语法几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构成的。
据我所知，唯一重要的例外是汉语的语法，但我敢说，我能解释汉语之所以成为例外的原因。
假定地球上遍地都是会发明语言的动物，那就会有多少类似中国人的那种语法啊！
”[10]105
洪堡特进一步指出了汉语语法形式与人类思维逻辑形式的关系：
“拿汉语来说，我们得承认它的形式或许比任一其他语言的形式都更好地突出了纯思维的力量，正是由于汉语摒弃了所有细小的、会起干扰作用的联系音，才使得心灵能够更全面、更有力地把握纯粹的思想。
”[30]299姚小平这样阐述洪堡特的观点：
“普遍语法以逻辑为基础，但并不等于逻辑。
任何语言的任何一个句子都具有两层关系——逻辑的关系和语法的关系，借用现在的说法，可以称为深层结构关系和表层语法关系。
这两层关系一定程度上是有可能重合的，在有些语言里重合得较多，在另一些语言里重合得较少。
在洪堡特看来，希腊语属于后一种情况，汉语则属于前一种情况。
何以见得呢？
他分析了逻辑判断——‘最基本构思总形式’——与句子的对应关系。
每一个逻辑判断不是肯定就是否定两个概念（主项和谓项）的一致，所以可以被看作一个‘数学等式’。
对这种逻辑判断，希腊语的处理办法是用一个屈折动词把两个概念联系起来。
屈折形式本不见于逻辑判断，而为语言所添加，逻辑关系遂与语法关系不完全重合。
而汉语由于不使用屈折形式，没有那么多的添加物，逻辑关系与语法关系的重合程度就远远高于希腊语，汉语的句子总是‘尽可能少地偏离数学等式的形式’。
”[36]98罗宾斯（R.H.Robins）也指出，洪堡特“他赞扬汉语句子跟思想的简单明确的顺序是密切对应的”。
[19]
为什么汉语语法形式与人类思维逻辑形式高度重合？
原因就在于，人类的语言形式、思维形式、逻辑形式最初本是三位一体的，而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只不过较多地保留了人类语言初期的形式特点而已。
关于汉语与人类原始语言的关系，西方人很早就有非常感性的推测。
罗宾斯（R.H.Robins）介绍说：
“J.Webb（1611-1672）争论说：
汉语是亚当的语言。
他在对《圣经》的历史重新做适当的解释时认为：
说汉语的人在巴别塔的建造和毁掉之前，就已跟人类的其余部分分开了。
Webb从结构方面论证说，因为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其结构又最简单（比希伯来语简单得多），所以显然必定是最原始的语言。
这正是汉语及其据说是独一无二的、明显地简单的结构的发现对17世纪的欧洲语言学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的一个方面。
”[19]语言谱系学说的鼻祖施莱哈尔（AugustSchleicher）也设想，人类语言的发展最初发源于类似汉语那样的简单状态，然后通过粘着期，最后进入最高形式的屈折状态。
[32]18
关于汉语与印欧语的关系，早在19世纪初，洪堡特就做出了天才的推测。
“他设想，语言在形成阶段，产生和发展了屈折形式，然后又逐渐退化，结构变得像英语那样更具分析性。
但是汉语由于其强烈的语言保守性，保留了原始的孤立结构。
”[36]163J.G.赫尔德也说：
“语言越原始，其语法就越少。
”[10]65
人类起源是单源的，因此人类语言也是单源的。
原始语言距今只有数万年，古代汉语语法形式非常简单和保守，并且与人类思维形式密切对应，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古代汉语的语法形式，也许是现存的一种比较接近人类原始语言的语法形式，或者说是人类原始语言语法形式的“活化石”。
一种语言只有名词和动词，这可能吗？
如此“简单”的语言，能承载人类那么丰富的思想内容吗？
古代汉语虽然没有简单停留在“两词句”阶段，但也许是最接近“两词句”阶段的语言。
下面我们系统地看看古代汉语简单的“动词”和“名词”的组合（N-V（名—动）、V-N（动—名）、VA-N（形—名）），到底可以包含多少语义关系，从而看看它的语义承载能力。
1.N-V语义关系
1.1N是施事：
如彼飞虫，时亦弋获。
［郑笺：
鸟飞自恣东西南北，时亦为弋射者所得。
］（《诗经·大雅·桑柔》）
1.2N是受事：
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禄申之。
［毛传：
申，重也。
郑笺：
……天子赐之，神则以福禄申重之。
］（《诗经·小雅·采菽》）
1.3N是与事：
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毛传：
罹，忧也。
郑笺：
……无遗父母之忧。
孔颖达正义：
无于父母而遗之以忧也。
］（《诗经·小雅·斯干》）
1.4N是工具：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毛传：
宜以琴瑟友乐之。
］（《诗经·周南·关雎》）
1.5N是方式：
类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郑玄注：
造犹即也；为兆以类礼即祭上帝也。
］（《周礼·春官·肆师》）
1.6N是凭借：
公尸燕饮，福禄来成。
［郑笺：
……以福禄来成女。
］（《诗经·大雅·凫浥》）
1.7N是原因：
乡士掌国中……中旬而职听于朝。
［郑玄注：
十日乃以职事治之于外朝。
］（《周礼·秋官·乡士》）
1.8N是时间：
大行人掌大宾之礼.……时会以发四方之禁。
［郑玄注：
时会，实时见也。
无常期。
］（《周礼·秋官·大行人》）
1.9N是方位：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郑笺：
我非但对面语之，亲提撕其耳。
］（《诗经·大雅·抑》）
2.V-N语义关系
2.1N是施事：
（1）（儒）不思君王，不累长上。
不闵有司。
［郑玄注：
迺犹辱也；累犹系也；闵，病也。
言不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群吏所困迫而违道］（《礼记·儒行》）。
（2）牺者实用人，人牺实难，己牺何害？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2.2N是受事：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郑笺：
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征也。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2.3N是“兼语”：
岂不尔思，劳心忉忉。
［毛传：
国无政令，使我心劳。
］（《诗经·桧风·羔裘》）
2.4N是与事：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
［郑笺：
与我期于桑中，而要我于上宫。
］（《诗经·?
{风·桑中》）
2.5N是目的：
伯氏不出而图吾君。
［郑玄注：
不出为君谋国家之政。
］（《札记·檀弓上》）
2.6N是对象：
士大夫去国，……不说人以无罪。
［郑玄注：
不自说于人以无罪嫌恶其君也。
］（《礼记·曲礼下》）
2.7N是原因：
赏死事，恤孤寡。
［郑玄注：
死事，谓以国事死者。
］（《札记·月令》）
2.8N是工具：
西子蒙下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
［赵岐注：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洁，以不洁汗巾帽而蒙其头面。
］（《孟子·离娄下》）
2.9N是方式：
匡章，通过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善，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赵岐注：
问孟子何为与之善，又礼之以颜色喜悦之貌也。
］（《孟子·离娄下》）
2.10N是凭借：
上通九天，激厉至精。
［高诱注：
以精诚感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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