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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为什么叫秦王

李世民为什么叫秦王?

篇一:

李世民为何不玩“狡兔死,走狗烹”

李世民为何不玩“狡兔死,走狗烹”

李世民是中国最伟大的皇帝,没有之一,只有唯一。

——题记

【出家人一般不介入仕途纷争,为何少林十三棍僧当初会救秦王?

李世民武德年间开办文学馆,究竟是何用意?

夺取天下后,他为何没有搞“狡兔死,走狗烹”,把身边的功臣赶尽杀绝?

他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朋友的,他的朋友又是怎样对他的?

作为开国之君,当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对待过去曾经一起出生入死、帮助自己打天下的功臣,对他的执政能力和基本人品都是一个重大考量,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为了稳固政权的需要,大多数开国之君,对功臣都是采取“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策略。

这方面,有手腕比较强硬、吓走张良的汉高祖刘邦;也有方式比较阴柔、杯酒释兵权的是宋太祖赵匡胤。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却不是这样。

李世民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开国之君,但实际上具有开国之君的作用和地位。

当他发动玄武门之变谋取皇位之后,并没有改变对待身边那些有功之臣的立场和态度,不仅没有找理由将他们杀掉,也没有劝他们告老还乡,而是依然坚持既有政策,对他们继续委以重任。

李世民为什么这样做?

自有他的考虑。

客观上讲,当时,国内虽然已经平定,大规模的兴兵造反活动基本上已经没了市场,但外患依然没有根除,特别是东突厥和高丽的存在,始终对大唐帝国是一个巨大威胁,如果把那些有功之臣干掉,或者让他们解甲归田,刀枪入库,一旦外敌入侵,又靠谁去保卫国家安全、建立新的功业呢?

主观上看,李世民既是一个非常理性,又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性情中人。

多年征战,他和手下的人已经超越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成为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朋友,他对他们不仅格外信任,也充满志同道合的友情。

这样的一帮人都不相信,还相信谁?

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活在世上,主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干事业,另一个是交朋友。

无事业无以立身,无朋友无以立人。

其中的交朋友,虽然排在第二位,但至关重要。

因为有没有朋友,以及朋友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甚至改变人的事业,甚至改变人的命运。

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还三个帮,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交朋友的重要性,有人曾编写短信说:

民国初期的小凤仙,和蔡锷将军做朋友,当知音,结果成就了为后人广为流传的爱情传奇,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杰出人物;如果她根本没朋友,或者交“民工”为朋友,遇到扫黄打非,早就当妓女给抓起来了。

有证据表明,唐太宗李世民是喜欢交朋友,也很够朋友的一个人。

众所周知,出家人一般不介入世间的纷争,对社会上的权力争斗,基本上都是持中立态度。

可是,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李世民,率人攻打东都洛阳,与王仁则展开激战,曾一度受困。

这时候,嵩山少林寺的出家和尚们居然出手相救。

少林弟子惠旸、昙宗、志操等13人响应李世民的号召,生擒王仁则,投奔李世民。

少林僧人为何肯帮助李世民,而不是帮助对手?

答案只有一个:

他够朋友,为人好。

武德四年10月,时任天策上将军的李世民干了件大事,他创造性地开办了一个“文学馆”,纳四方学士入馆。

当时,文的如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等人,武的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人,都以自己的官位兼学士身份入馆。

这个文学馆,其实是李世民联络感情、交朋友的一个重要场所,类似现在的交友沙龙,平时并不怎么搞文学研究,也基本不搞文学创作。

加入该文学馆的18个人,都是李世民的好朋友,而且在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李世民当皇帝后,对于之前的老朋友,或者说那些有功之臣,采取了三条基本策略:

1、继续对他们委以重任。

2、帮助他们实现转型。

3、高调表彰他们的功绩。

关于继续重视他们,主要体现在他“组阁”的时候,既选用了一些新朋友,又不忘老朋友,对过去和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工作能力,都安排了一个相对比较满意的职位。

这是大唐帝国发展的需要,也是对他们既有功绩的承认和尊重。

关于帮助他们成功转型,这一点李世民做得非常好。

他知道,和平时期不同于战争年代,再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显然不行了。

因此,他在努力使自己转型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引导和教育以前的功臣,学习怎样搞好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从而使他们逐步成为和平

建设时期的有功之臣。

对于有功之臣的褒奖,李世民一点也不吝啬,不仅给予他们非常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且给予他们至高无上的荣誉,让他们感到无上荣光,从不为当年追随李世民打天下感到后悔。

贞观十七年(643年),为了纪念文学馆的著名学士,同时也是为了表彰他们的不朽功绩,李世民在“十八学士”的基础上,增添六位新的学士,形成二十四名宿,让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画家阎立本为他们画像。

画像一律巨幅,规格气势堪比皇上。

画好之后,他命人一一装裱镶框,举行盛大仪式,全部挂在凌烟阁上,昭示了他对有功之臣的尊重与推崇。

作为一代君主,成就旷世伟业之后,并没有像其他帝王一样,命人将贵为天子的自己的巨幅画像挂到首都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上,让人山呼万岁,而是把手下人的画像挂在凌烟阁上。

同为帝王,同为皇上,差距貌似很大啊!

李世民如此对待有功之臣,那些有功之臣们自然也深明大义、知恩图报,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君臣关系,或者说另类朋友关系。

其间,没有任何有功之臣试图造反。

这证明李世民策略的无比正确。

在这里,可以有重点地分析几个代表人物。

第一个代表人物:

房玄龄。

房玄龄系学者出身,长期在秦王府工作,“在秦王府十年间,掌管文书,每有军书表奏,立地成章,文字简约,条理清楚。

曹植能七步作诗,房玄龄能立地成章,可见其文字功夫非常厉害。

玄武门之变前夕,李建成畏惧房玄龄的能力,在李渊面前进谗言,导致房玄龄被赶出秦王府,“下岗失业”回家。

李世民得知李建成和李元吉试图在昆明湖谋杀自己的消息之后,偷偷将房玄龄召回,要其帮助自己出谋划策,化解危机,房玄龄得以回到秦王府。

在那次非常重要的“政治局五常委会议”上,正是房玄龄选择了玄武门之变的地点,而且通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消除了李世民所谓“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心魔,促使其下决心发动政变。

可以说,玄武门之变成功,房玄龄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属于最重要的智囊,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李世民当皇帝之后,是怎样安排和对待这个有功之臣的呢?

主要有两条措施,一是委以重任,二是变成亲戚。

李世民不仅对房玄龄大加封赏,而且委任其为左仆射,相当于宰相,位置仅次于皇帝。

对于这一任命,李世民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认为房玄龄不过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仅仅会写点文章而已,不应该给他如此高的荣誉和职务。

李世民听了,把房玄龄的功绩当众一一列举,反问李神通究竟立下什么功劳,有什么能耐,让李神通羞愧难当,无言以答。

李世民不仅给房玄龄升官,而且还把房玄龄的一个女儿选作王妃,纳入宫中,这样一来,房玄龄便成了他的岳父。

老岳父身为宰相,为皇帝老板打工,虽然从辈分上讲有些委屈,但绝对会尽心尽力,不会有谋反之心。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将自己最喜欢的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二儿子房遗爱,可谓亲上加亲。

皇帝如此对待自己,房玄龄自然知恩图报。

他在任期间,为了大唐帝国的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裁汰冗官,任人唯贤,敢于直谏,修明法律,和杜如晦、魏征一起,辅佐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房玄龄一度位尊权高,但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为人低调,一点也不“得瑟”。

他曾多次上表,请求辞去宰相职务。

但都没有获得李世民的批准。

李世民说,急流勇退,主动辞让,是美德。

但国家需要良臣,你又是我的左右手,而且你虽年高,但依然能饭,以后就不要再辞让了。

这句话或许潜在这样的意思,过度辞让,容易让人以为有点小骄傲。

总结房玄龄的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事情:

一是助阵玄武门之变,二是助阵贞观之治。

概括其一生的功绩,可以说是“两个没有”。

即:

如果没有房玄龄,就没有玄武门之变的成功;如果没有房玄龄,也就没有贞观之治的盛世。

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李世民的赏识和重用,也就没有历史上那个有口皆碑的著名宰相房

玄龄。

公元648年,亦即贞观22年,房玄龄病重,李世民百忙之中专门到家中探望。

君臣相见,想到房玄龄不久将要告别人间,从此将失去一只左右手,李世民痛哭流涕,房玄龄更是泪雨纷飞。

两人感情之深,情谊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个代表人物:

李靖。

李靖又称卫国公。

曾为隋朝官吏,李渊起兵反隋时,被俘虏。

当时,有人要杀掉他,正好被李世民碰上,李世民欣赏他的才干,让手下人免他一死,从而保住了他的性命,得以进入幕府。

从这个角度讲,李世民对李靖有救命之恩。

但是,对于李世民的恩情,李靖最初并不知恩图报。

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因秦王府的实力明显弱于东宫和齐王府,曾派人偷偷向李靖求助,希望他能带兵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那时候的李靖以忠于李渊为由,拒绝了李世民的请求,显得非常倔强,也有些不通情理。

玄武门之变成功之后,论说李世民应该把李靖列为不受重用之列,但他依然欣赏李靖的才能,不计前嫌,对他委以重任,先后担任刑部、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还先后封其为代国公、卫国公。

自从跟随李世民之后,李靖可谓忠心耿耿,先后立下赫赫战功。

贞观三年,李世民任命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李靖为行军总管,率领几十万大军,北上抗击东突厥进犯。

在这一重大军事行动中,李靖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夜袭突厥首领颉利可汗的大帐,将其队伍打得哭爹喊娘;随后,他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阴山以北,将颉利可汗活捉,押回长安,宣布了东突厥草原帝国的灭亡。

后来,李世民曾被周边国家称为“天可汗”。

这一伟大名号的取得,与李靖有很大关系,是他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结果,更是他战无不胜的结果。

假如当初李世民将李靖杀掉,或者说根本不重用李靖,李世民又哪里会创造如此伟大的基业?

有一次,李靖和李世民之间曾经产生了一次误会,但最终依靠李世民的坦诚得以化解。

因为李靖在消灭东突厥中立下赫赫战功,引起了御史大夫萧禹的嫉妒,他上书皇帝,弹劾李靖,理由是李靖在袭击颉利可汗大帐时,把突厥人的珍宝据为己有。

李世民接到弹劾后,把李靖招来,言辞训斥。

面对无聊之人的诬告,面对皇帝的训斥,李靖虽然感到冤枉,但没有争辩,而是一再向李世民谢罪,说“我错了,再也不敢了。

”那样子好像他真的贪污了不少珍宝。

可是,事后李世民了解到自己冤枉了他,李靖根本就没有贪污任何珍宝的行为。

随后,李世民非常坦诚地对李靖说,我轻信他人的话,冤枉了你,错误在我,请不要放在心上。

有皇上这句话,李靖又怎么会介意呢!

第三个代表人物:

魏征。

提起李世民身边的人,一个人永远也绕不过去。

他就是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魏征魏玄成。

魏征与李世民,既是君臣关系,又是铁骨铮铮的朋友,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

首先,他是李世民从敌人阵营中改造过来的朋友。

魏征是河北巨鹿人,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丞元宝藏任为书记。

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

后来,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

在此期间,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把李世民干掉,可是李建成没有听他的劝告。

玄武门事变以后,李世民接到举报,诉说魏征的罪行,李世民将其召来,两个人展开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李世民没有任何过渡,直接开门见山:

“魏征,你为何挑拨我们弟兄之间的关系?

”魏征更直截了当:

“可惜你大哥没听我的话,不然他的脑袋不会搬家。

”这句话,看出了魏征既心直口快,又敢于担当,正是李世民所喜欢的性格。

当即被李世民免罪,并确立为好朋友关系。

假如李世民心胸狭隘,可能会说:

“你想让老子脑袋搬家,我先让你脑袋搬家”,那可就惨了。

第二,魏征是以对立面的形式当李世民的好朋友的。

李世民需要魏征当好朋友,但不是

那种在他面前唯唯诺诺,一味说好的好朋友,而是敢于提反对意见,专门挑自己毛病的好朋友。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需要魏征做的,其实是一面可以知得失的镜子,而魏征也很配合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第四个代表人物: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和李世民的关系有点特殊,两人不仅是君臣和朋友关系,还是亲戚关系。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因此,李世民应该称他“舅子哥”。

实践证明,这一对“哥们儿”,是史上罕见的好兄弟。

他们之间,最值得称道的不是李世民夺取政权之后对长孙无忌的重用,而是长孙无忌面对重用的一再推辞。

长孙无忌自李家父子晋阳起兵时开始,一直追随李世民。

他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他立场最为坚定,工作最为积极,不仅负责内外联络,而且亲自带兵参与战斗,立下汗马功劳。

贞观元年李世民封长孙无忌的妹妹为皇后,并拟提拔长孙无忌为宰相。

面对这一重用,长孙无忌并没有接受,而是坚决推辞。

谁都知道,被皇帝提拔重用,是莫大好事,但长孙无忌放着高官不做,主动推辞,自有他的考虑。

他怕对李世民产生不好的影响。

因为,他们是亲戚!

他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外戚”!

在李世民这里,一切好像都没问题,他说,我之所以重用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是他的能力。

在李世民的坚持下,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也就是右丞相。

长孙无忌担任一段时间右丞相后,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他隐约发现有人在背后议论他和李世民的关系,经过慎重考虑,他再次向李世民请辞。

这一次,李世民没再坚持,同意了他的请求。

当初房玄龄多次请辞,李世民没有同意。

而今长孙无忌请辞,他同意了。

为什么?

大概他本人也有了顾虑。

无论如何,值得称道的是请辞的长孙无忌和房玄龄。

人都说,主动请辞是一种美德。

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有这种美德。

这种美德,千年之后,基本消失。

因为,后人有的只是被迫无奈的引咎辞职,而不是主动请辞。

贞观七年,李世民对长孙无忌重新任命,委任其为大司空。

长孙无忌依然不肯接受。

这一次,李世民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是直接任命。

事后,还亲自做赋一首《威风赋》,专门赐予长孙无忌,让其打消顾虑。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重不起,临终之际留下的话,耐人寻味,而且几乎都与长孙无忌有关。

李世民当时留下三段话,一是对太子李治说的:

“有长孙无忌和诸遂良两位大臣,你不用担心天下。

二是对诸遂良交代:

“我打下天下,长孙无忌出了很大的力,他对我忠心耿耿,绝无二心,我死之后,不要轻信小人的话加害他。

”这是对长孙无忌的最好保护,因为,一旦发生政权更迭,往往外戚会受到冲击。

三是对长孙无忌和诸遂良交代:

“我死之后,希望你们能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尽心辅佐太子。

”可见其对长孙无忌的重视。

李世民虽然对开国功臣继续信赖有加,委以重任,但对个别掂不清分量,自我膨胀的人,也没有一味纵容,而是很巧妙地做出“艺术处理”。

这方面,尉迟敬德是个另类典型。

尉迟敬德原为隋朝低级官吏,随刘武周造反被李世民俘虏后投奔大唐,在随后的征战中,屡建奇功。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冲锋在前,当李世民和李元吉杀得难分难解时,勇敢地站了出来,亲手杀死了李元吉,从而立下不可替代的功绩。

李世民登基之后,任命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封吴国公,与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享受同等“福利待遇”。

在消灭东突厥的战斗中,尉迟敬德也建立了不朽功绩。

但是,这个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太自负,居功自傲。

尉迟敬德居功自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看不起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不仅背后说一些看不起他们的闲言碎语,而且有时还当面讽刺人家,幸亏人家脾气好,风格

高,才没有发生严重冲突。

二是他特别在意一些小事。

有一次,李世民专门设宴,与文武百官“共度周末”。

可能当时办公室人员在具体安排时,出现了一点小纰漏,结果在坐席位置上,引起了尉迟敬德的极大不满。

不满就不满吧,你可以找工作人员说说,让工作人员给调整一下,可是这老哥根本不懂基本的礼节,对坐在上席的人说:

你有什么功劳,敢坐在我的上席?

当时,任城王李道宗看到尉迟敬德随便对别人发火,于是便过来向他解释一下,试图把事情压住,没想到尉迟敬德给脸不要,上去一拳打在李道宗的脸上,把人家的眼睛差一点打瞎。

皇帝专门举办的一个周末party,就这样被他给“搅”了。

这哪是朝中大臣的作为,简直是来“砸场子”的。

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生气。

这事儿,任谁都会生气。

怎么处理,考验李世民的智慧。

按照大唐律法,在皇帝举办的party上闹事,属于“大不敬”,应该判死罪。

但李世民没有这样做,而是对他进行了一番哼哼教导。

李世民说:

你们都读过历史,汉高祖时代,那些有功之臣,活时间长的,属于稀有动物。

出于对功臣的爱护,我从来不搞“狡兔死,走狗烹”,而是对有功之臣格外珍惜和同情。

但是,你不能据此不知天高地厚,一味“得瑟”。

从你今天的表现来看,我感觉汉高祖当时的有些做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是奖励有功之臣,同时要惩治犯罪。

希望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加强自律。

别把脑袋主动向铡刀上放。

李世民这番话,语重心长,恩威并用,立竿见影,尉迟敬德当即羞愧难当,从此后再也不敢把尾巴翘到天上了。

贞观十七年,尉迟敬德向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学习,主动请辞,回家颐养天年,李世民批准了他的请求。

同年,李世民将其列入凌烟阁24功臣之一,享受国家至高无上的荣誉,让尉迟敬德激动很心情,感慨颇良多。

后来,李世民东征高丽,用人之际,尉迟敬德不顾年老体弱,主动请求出征,随军出战,再立新功。

这一切,都有赖李世民对问题处理得好。

篇二:

5国学智慧与为政之道16-3

我国古代先贤就是以“修心”作为每一个为政者的内在修炼过程,以“修行”作为每一个为政者的外在修炼过程,通过这一“内外兼修”的过程,从而真正实现为政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这是中国国学的为政智慧,也是每一个为政者需要遵循的为政之道。

国学智慧与为政之道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秘

书长刘志伟

“国学”一词,最早出现于2800年前春秋时期典籍《周礼》: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随后,约2200年前西汉初年典籍《礼记》又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近代学者孙诒让指出:

“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原是指称国家一级的学校。

唐代以降,历代学者开办学馆、书院,其中一些学者进而将其称作“国学”,“国学”的涵义随之演变为古代学馆、书院所传授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因此,人们当今所谓“国学”,也就是指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形成、发展和延续至今的传统学术文化。

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大量涉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从政为官的思想和观点。

这些思想和观点对历朝历代为政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十分丰富而系统的治国理政学说和从政为官理论,成

为每一个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获取政治智慧、吸收道德滋养、塑造人格魅力、形成领导风格的重要精神来源,成为每一个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理论宝库。

近代学者邓实曾经指出:

“国学者何?

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一、素质修炼:

为政之道的器、识、见

素质,原是一个生理学概念,指人的先天生理解剖特点,主要指神经系统、脑的特性及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特点,它是心理活动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

各门学科对素质的解释不同,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素质是以人的生理和心理实际作基础,以其自然属性为基本前提的。

换言之,个体生理、心理成熟水平的不同决定着个体素质的差异。

然而,素质只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与发展水平,人的心理活动是在遗传素质与环境教育相结合中发展起来的。

人的素质一旦形成,就具有内在的和相对稳定的特征。

那么,为政者治国理政必须具备和修炼哪些素质呢?

对此,国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智慧与深刻启迪。

择其大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器”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首要素质。

器,即为政者的胸襟、度量。

早在3000年前,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周文王就指出,为政者的胸襟与度量决定了其事业大小与成败,他在《周易》中说:

“器有大焉,高天厚地。

唯其能容,容而不盈,故见其大。

”正如中国古代圣贤所言:

故大器者,厚载万物,有所用也;兼纳百川,有所容也;为绳墨校,有所正也。

由此可见,所谓“器”、“大器”,就是为政者是否具有宽广的胸襟与度量。

换言之,也就是为政者是否具有“宽容”的素质。

所谓宽容,首先,就是要求为政者能够“宽容”他人之短、他人之过;其次,就是要求为政者能够“容纳”五湖四海、四面八方。

古人说: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从人性角度而言,每个人都会有缺点,每个人都可能出错误,为政者不应该求全责备;从人的差别性角度而言,大千世界,各色人等,知识、智慧、能力、素养、性格千差万别,为政者不能要求他人办事一个水准;人们信息掌握不对称、认识水平不一致、思维角度不同一,为政者也不能要求他人完全事如己愿。

否则,为政者只能做孤家寡人,正如古人所谓:

“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

宽容也是为政者能办事、办成事的必备素质。

2500多年前,学生子贡曾经问老师孔子:

“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人们终身奉行的原则呢?

”孔子回答:

“那就是‘恕’!

所谓“恕”,也就是对他人要宽容之意。

蔺相如对廉颇的宽容,成就了“将相和”的佳话;鲍叔牙对管仲的宽容,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壮举;李世民对魏征的宽容,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泰山不辞杯土,方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

是宽容,成就了山的高大;还是宽容,成就了海的辽阔。

正所谓: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刘邦之所以能够推翻秦王朝,战胜楚霸王,就是因为胸怀宽阔,能够容纳各种人才。

在他的麾下,樊哙以屠狗为业,郦食其是混迹乡里的酒徒,周勃是编织养蚕器具的工匠和举办丧事的吹鼓手,陈平是乡里的贫寒子弟,张良是沦落为刺客的贵族后裔,韩信是有“胯下之辱”的乞丐,萧何是沛县狱吏。

相反,项羽气度狭窄,仅有一名谋士范增,还不能见容,结果霸王别姬,自刎乌江。

宽容还是一剂良药,它能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安徽省桐城市老城区西南角,现今有一个名叫“六尺巷”的普普通通小巷子。

然而,这个长约100米、宽约2米的普通小巷,历史上却有着一段不普通的故事。

原来这个“六尺巷”,曾是清朝康熙年间官至宰相的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府邸,鹅卵石路面,小巷的一边为“宰相府”张宅,另一边为吴家的普通民居。

据《桐城县志略》记载,张英在北京朝廷担任宰相时,其家人和吴姓邻居因建房占地闹起了纠纷,两家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张家人便给在朝廷当大

官的张英写信讲了此事,期待他出面干涉。

张英看信后,没有倚仗自己的官威欺压邻居,而是回信赋诗一首劝解道:

“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家人看完,便主动让出三尺空地。

邻居吴家深受感动,也将墙退回三尺,两家和好如初,这就是“六尺巷”的由来,至今传为美谈。

第二,“识”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基本素质。

识,即为政者的知识,这是每个为政者胜任治国理政使命的基本素质,正如《周易》所言: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而所谓“知识”,按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可以进一步区分为“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

所谓间接知识,通常是人们经过学习所获得的理论知识,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学识”;所谓直接知识,通常是人们通过亲身参加社会活动所获得的实践知识,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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