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教育管理学要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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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教育管理学要点
教育管理体制的制约因素
教育管理体制并非处于真空状态，其建立、完善及效用发挥受到一个国家或艺会的诸多因素的制约。
国家政治体制的制约教育从来受制于国家政治制度、体制以及具体的行政机制。
一般来说，教育管理体制与政治体制有如如影随形，实行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教育管理体制也不大可能为完全的地方分权。
如在我国，国家政体属于统一和集中领导的形式，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管理体制实行了不少权责下放的举措，但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进程及步骤由中央统一领导的性质并没有也不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只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地方被赋予比以往较多的发展教育的权责，有更多的参与具体政策制订的权利和机会罢了。
我们强调的是统一领导之下的地方参与管理的制度。
当然，这并不排斥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的变化。
不过，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可能也会有例外情形出现，如政治体制是集权的，教育管理上却是分散和分权的：
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了，其教育也会得到发展，国家管理教育的组织形式也会相应地演进。
如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的财税体制也经历了较多的变革，所有这一切都在整体上推进了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也促成了教育管理体制不断进行局部的或适应性的调整、变化。
本国教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任何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文化教育传统，在有些国家，这些传统被强有力地保存下来．并对教育管理体制产生决定性影响。
以美国的情况为例，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教育的发展有自下而上的特点。
早期的移民初到美洲大陆时，由于村落散居，交通不便，各村镇只得自行办学。
到了l9世纪上半叶，由学校逐步发展到了学区，以后又在学区发展的基础上设立了州教育厅，最终建立了联邦教育部。
正因为有这一传统，故在美国教育及其管理体制历来被认为是地方的事情，联邦基本上不予干预，由此形成分权式的教育管理体制。
国际改革潮流的影响当代世界各国的教育正日益走向开放，国际教育改革潮流对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很多国家将他国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理念、经验与措施作为借鉴，效仿他国的做法，以调整或变革自身的教育管理体制。
时常可见，一些国家在进行着由教育集权式管理向分权式管理的改变，或是相反，由分权式管理向集权式管理的变革，究其原因，除了自身教育发展的需要外，往往与受到他国经验的鼓舞有关，以为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一定能对自己国家有成效。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外来的改革动力之下所进行的教育管理体制的革新，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管理主体的影响虽然教育管理体制从总体上说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也不否认管理主体在其中所起的一定作用，只是我们对这种作用的研究还很不够罢了。
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管理者，往往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管理形态。
①如管理主体可以在体制选择、具体制度制定以及效能发挥等方面产生影响。
即使是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下，面临大致相同的教育管理环境和对象，对管理体制的设计、评价的标准和偏好也会有所不同。
这说明，教育管理体制的确立和改变，同管理者自身的政治、学识、业务、能力、修养等都有内在的关系。
在我国，由于教育政治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于究竟哪些因素在对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作用，或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形式对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作用，认识还较为肤浅。
相信随着这一领域的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制约教育管理体制的因素的认识会进一步加深。
进一步完善我国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
“教育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全社会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提高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有利于促进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根据这一精神，今后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进一步把宏观调控与微观放权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之上实现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具体来说，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首先，要体现中央统—领导的精神。
但是，这种“统一”不同于过去事事由中央划定的模式，也不是事事由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对学校实行控制和管理。
新体制中的“统一”，主要是指对基础教育大政方针的导向，如提出中小学办学规格和育人质量的基本要求，调动社会各界的办学积极性，协调各地的普通教育事业发展计划，进行各种调控活动等，通过这些举措来真正发挥宏观指导作用。
其次，要体现地方分级负责的精神。
要负责，就要有相应的权限。
为此要加强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对基础教育事业的决策权和统筹权，加强中心城市和县级对基础教育工作的权，实行分级管理。
地方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都要有对本地区中小学实施领导和管理的相应权限。
各级地方政府要分级管理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学校，要分工管理中小学办学中各项教育行政业务工作。
肯定“分级”并不意味着确定全国划一的、凝固不变的分级模式。
由于各地区、各时期的实际情况不同，各级的管理水平不一，各地区的分级层次和各级的分工范围应允许有差别，并做不同模式的试验。
同时，分级和分工管理模式又应是动态的，要随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和发展。
再次，要注意理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
只有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了，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尤其确保税费改革以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人，切实减轻农民在教育上的不合理负担，从而从根本上建立长期、稳定而有效的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长期的农村教育实践一再证明：
只有当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有了切实保障，农村地区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才有基础和可能。
最后，还要体现调动有关各方积极性的精神。
中小学面广量大，尤其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几乎涉及每个家庭。
办好中小学，需要有关各方力量通力合作。
所谓调动各方积极性，是指不仅要发挥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积极性，而且要发挥中小学以及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的积极性。
因此，在确立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和分工管理的具体做法时，必须改善主管部门与学校的关系，使中小学在国家法规的指导下享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
此外，在理顺教育系统内部关系的同时，还需建立教育系统内外的协调机制。
为此，要设法采取多种形式（诸如社区教育委员会、企业与学校挂钩、家长委员会等），从组织上保证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支持中小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学校管理和育人工作。
学校组织机构设置的原则
学校也是一级管理机构，要提高学校管理的效率，同样也应该认真研究学校的机构设置问题。
对于中小学来说，设置校内的机构可以考虑以下几条原则。
精简机构，讲求效率学校机构设置要精简干练，可设可不设的坚决不设。
因事设人，而不是因人设事，这样才能提高管理的效率。
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给校长办学自主权，是为了加强对学校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提高工作的效率，但是权力过于集中，又容易造成个人专断，产生官僚主义，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
为了妥善处理这一对矛盾，最好的办法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
贯彻这条原则，最重要的是实行岗位责任制，各部门的职责是什么，各级管理干部的职权责是什么，一般工作人员的职权责是什么，都要明确，上下左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主动处理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
当然，校长也应该有一定的民主管理意识。
分工协作各个机构之间既要有明确的分工，又要积极协作，建立良好的横向
关系。
行政与工会之间，教导处与总务处之间，教研组与教研组之间，年级与年级之间，班与班之间，都需要互相支持，密切配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协作比分工更重要。
因为事业在发展变化，薪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有些问题一时难以确定应由哪个机构管，或与好几个机构有关，这就特别需要协作精神。
信息联系渠道畅通学校工作的范围很广，包括教学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总务工作、体育卫生工作、人事保卫工作、课外教育工作等。
要对这些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决策和指令必须准确、迅速地下达到执行人员；而执行情况和效果又能及时地反映上去，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左右通气。
为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学校机构的设置上，结合考虑学校信息联系的特点以及信息联系的方式，同时又考虑如何有效地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于学校管理之中。
因校制宜每所学校的性质、规模、师资队伍情况等都不同，因此，机构设置要考虑到学校的具体情况，切莫盲目攀比，强求一律。
如学校是否设政教处、校办公室，可以根据各校自身的情况决定。
学校变革的阻力及其克服
变革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即通过学校的变革给学校组织带来新观念、新技术、新结构、新行为、新格局和新结果，要求学校成员承担新的工作任务和职责。
如果学校的变革过程缺乏足够的宣传和沟通，仅仅是下发一份变革方案，颁布变革指令，大会小会宣传一通变革理念，就认为变革能够顺利实施，无疑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当教师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变革，不知道何时、何地、如何进行变革，变革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对学校和个人有什么好处等等问题的答案日寸，必然引发对变革的忧虑和不确定感，对变革产生排斥。
比如：
“变革好是好，但是就凭我现在的水平，没有能力去实施这场变革。
”“我们这里每天的日常工作就够忙的了，哪有时间去干那些事情!
”借口没有时间、精力或能力去傲变革所要求的事情而对变革加以排斥和抵制。
有时，即使教师们知道详细的变董方案．但如果变革方案是由学校之外的政府或变革专家制定的，他们就会把外来的变革方案看作是“不符合实际的理想主义方案”，而对变革方案的可行性提出之一。
联合国所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就这个问题提出过报告书：
“教师因为知识水平高．比其他人更容易求全责备，对待新思想尤其如此。
从心理学角度看，他们倾向于拒绝威胁他们安全的革新；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他们要求教育理论无法提供的证据；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他们把从外界发起的变革看作是侵犯了他们权能所及的领域；他们看到业余作者不向他们请教，也没有预见到将惹起的困难便采取决定而感到恼火。
”①由此可见，学校变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阻力。
虽然学校变革必然会遇到阻力，但只要通过努力，阻力是可以克服或减少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变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变革阻力。
针对各种学校变革的阻力，我们可以采用以下一些对策及方法。
一是教育和沟通。
沟通的目的是让所有人了解变革的原因、变革的内容、变革昀步骤以及变革的目标等。
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是，产生阻力的原因在于信息失真或沟通不良，如果学校人员了解了全部事实并消除了所有误解的话，阻力就会自然消失。
有效的沟通需要一定的技能，需要双向的交流。
科特曾提出沟通的7大原则：
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形式多样、反复强调、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和虚心倾听。
迈克尔·哈默也提出了变革中信息沟通的十项原则：
将受众细分；利用多种沟通渠道；让更多的人传达信息；沟通应该清晰明确；沟通、沟通、再沟通；诚实是最佳方针；不但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治疗、安慰、鼓励；使沟通看得见，摸得着；倾听、倾听、再倾听。
二是参与与投入。
参与方法的前提假设是个体很难抵制他们自己参与作出的变革决定。
在变革决策之前应把持反对意见的人吸收到决策中来，听取他们对学校变革方案的意见和建议，对变革方案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消除对变革的恐惧和抵制。
三是提供便利和支持。
学校变革推动者可以通过提供一系列支持性措施来减少由于资源不足导致的阻力。
比如在学校中实行教师弹性坐班制、发展性教师评价、团体绩效考核等等，让教师愿意和能够完成学校变革的要求。
四是协商和同意。
面对某些非常强硬的变革阻力及其团体，比如中老年教师对学习和发展抵触时，学校管理者可以通过谈判和协商来取得他们的妥协和同意。
不过，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所有变革阻力人群，否则变革成本太高。
五是制度支持。
可通过带有一定强制作用的相关制度，如规定对直接抵制者实施调职、扣薪、淘汰、不予晋升等处罚措施，迫使学校人员接受变革，执行变革。
这种应对方法见效快，但容易使人121服心不服，甚至产生抵制情绪，故应用起来宜小心谨慎，即使要用，也要配合思想教育工作。
教育管理的政策导向
与教育过程的某些领域如教学方法、课程、教育哲学等相比，教育管理似乎受教育政策的影响更大些。
如从上述建国以来教育管理政策的回顾可以看出，教育管理工作与教育政策关系是何等之密切．教育管理离不开政策的导向，教育政策又为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进一步分析的话，教育政策在教育管理工作中的导向作用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社会转型期，教育政策常常成为教育管理的指路灯。
例如，“文革”结束以后，教育事业拨乱反正，方向在哪里?
i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此提供了完整的思路，即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建改革劳动人事制度。
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教育体制改革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并通过体制改革带动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教育管理又怎么发展?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又为此提出了系统的方案，即在进一步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发展社会多元化办学的模式，形成国家办学和社会办学相结合的局面。
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新世纪的教育以及教育管理又如何发展?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次为此勾画出了蓝图，即从管理媾制、课程、教材、教师观念创新、师资队伍培养等方面人手，进一步加大教育改革力度，为培养新世纪高素质的人才创造条件。
总之，在社会环境发生较显著和激烈变化的时候，教育政策的导向作用总是显得非常突出。
要协调的关系，如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关系、教育发展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教育的效率与教育公平蕊关系、教育的发展与现实的可能性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需要教育管理者去尽可能加以理顺。
靠什么去理顺?
显然离不开教育政策。
例如针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针对长期以来教育发展的中心过分偏向高等教育，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间比例倒挂，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偏重，基础教育发展滞后的状况．近年来我们逐步实施了义务教育阶段免学杂费、高等教育收取学费的政策，从而推动计划内教育拨款向基础教育倾斜，推动基础教育办学条件改善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再比如，由于国家经济条件的限制，难以把整个教育包揽下来，为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实行了国家办学为主、社会共同参与办学的政策，从而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发展，较好地解决了教育的需求与发展的可能性的关系。
正因为政策对协调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若干关系，带动教育事业的全面振兴”。
第三，教育政策直接或间接作为教育管理的手段和方式。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必将从过去的直接管理、过程管理转向间接的宏观调控。
教育政策将逐渐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通过教育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虽然是间接的，但影响深远。
如提高教师地位和生活待遇的政策、师范生免费接受高等师范教育的政策等，会影响人们就业的选择，引导学生积极报考师范院校。
高考实行“3+x”的政策也必将有助于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实施。
教育经费匮乏，“穷国办大教育”一直是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
如何筹措更多的教育经费？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革和完善教育投资体制，增加教育经费”。
“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
这些筹资手段带来了教育的大发展。
对解决中小学的“一无两有”和危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案例5—3所反映的数据可以看出，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所取得的巨大成效。
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的错位
虽然教育政策对教育管理工作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之间有时也会发生错位现象。
这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了政策却不去执行，即教育管理工作不到位。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教育政策的有效性，不仅要认真严肃，而且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这一点上，有些校长漠视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凭借经验和主观意志管理学校，我行我素，以致既有的政策得不到有力执行，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例如，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忽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乱收费、高收费等现象，都是教育管理工作中政策不到位或架空政策的表现。
再有，近年来，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声中，有些地方发文随意取消或停止执行农村教育附加费等筹资政策，使本来就投人不是的办学经费更加紧缺，以至于造成拖欠教师工资、中小学校舍危房比例回升等严峻问题。
针对这一现象，必须在中小学管理工作中大力加强对教育政策的宣传和学习，使学校管理者真正认识到政策对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有了实践，却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撑，即教育政策的滞后。
．教育政策：
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随着外界情况的变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性质的变化，以及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现，需要不失时机地作出调整和更新，以加强对教育管理实践的指导和控制作用。
然而在现实中，时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新的改革方案出台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撑和政策配套措施，结果不了了之，改革的倡导者也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
丽在另一些场合，教育管理工作中出现了矛盾和问题，同样由于没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只能听之任之，等到同题实在无法拖延下去，才有政策文件出台，结果对事业造成了损失。
比如，在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上，一度只讲求发展速度，对于办学条件、质量等方面则没有相应的政策规范要求，结果造成办学效益不高，办学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等现象。
再比如，教育体制改革是我国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缺乏配套的具体政策措施，致使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其结果是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难以真正得到落实，妨碍了学校管理效能的提高。
还有，现在我国市场经济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的建立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政策，但这方面的政策到现在为止仍然很薄弱。
所以，政策滞后的现象也需要引起每个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关注。
总之，教育政策虽然出自宏观，但对具体的教育管理工作影响巨大。
每个教育管理工作者都应该熟悉政策，了解政策，并通过自己的工作实际，全力保障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与此同时，教育管理者也应该发扬主人翁的精神，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不断去总结摸索，创造性地应用政策，如有可能，向有关方面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致使教育政策不断发眨和完善。
教育立法的意义
教育立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通过教育立法确立教育的基础性地位，保障教育优先发展。
虽然可以通主多种途径和方法发展教育，但各国都将教育立法作为一种必要手段，期望借助于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来达到发展教育的目的。
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美国朝野震惊，美国政府迅速制定了尽快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战路目标，美国国会则起草并通过了《国防教育法》，从制度上和财政上加以保障。
在我国，l995年颁布的《教育法》也明文规定：
“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教育是整个国家建设的基础，依靠法律规定保障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
第二，通过教育立法协调教育系统的内外部关系，有效进行教育管理。
同传统教育相比，现代教育体系越来越庞杂和复杂，这给教育事业的管理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通过教育立法，在教育系统内部确立起一系列法律制度，如学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制度、职业教育制度、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教育督导制度等，使教育的管理有序化、规范化，理顺教育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从而有效地整合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效益。
第三，通过教育立法明确教育关系主体的法律权利与义务，规范教育行为。
教育行为是各教育关系主体在参与、实施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行为，教育法是调整教育行为的法律规范．法律的核心是权利与义务，合理行使自己的权利，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是法制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通过教育立法，明确主体各方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就可以知道自己该如何行为，不该如何行为，这样就把教育活动全面纳入法治的轨道中来，使教育事业得到健康发展。
基本观点：
一是对校长权威的现有认识需要扩展；二是必须将道德领导置于首位。
在道德领导理论之前．教育领导理论界已鉴别了三种领导权威：
科层权威、心理权威和技术一理性权威。
科层权威源自于校长的职位权力和学校的等级制度，行使科层权威的典型方式是对教师的监督与考核。
心理权威建基于校长的人际技能和激励技术，行使心理权威的典型方式是了解教师需要并满足这些需要以换取教师良好的工作表现。
技术～理性权威的基础是科学知识，行使该权威的典型方式是以科学知识为依据，找出教学工作的最佳路线，并在教师中推广应用。
由于在道德领导理论发表之前，人们对科层权威的弊病早已明了，因此，道德领导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对心理权威和技术一理性权威缺陷的揭露。
按道德领导理论的分析，心理权威的致命弱点在于把校长与教师的关系建筑在互相利用、各取其利的交易之上。
倘若把这种关系复原到实践情景中，就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整日忙于事务的校长根本无暇观察每位教师各不相同且又不断变化的需求；第二，校长手中通常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与教师作不断的交易；第三，只看重交易而没有信仰、承诺支撑的教师，是不能真正完成教育使命的。
技术一理性权威的根本问题，是将教育环境看成是因果一一对应的线性环境，想用“科学”解决一切，殊不知有关教学的知识不是科学知识而是一种技艺知识（CraftKnowledge），而技艺知识难以标准化，也几乎没有统一的最佳路线。
萨乔万尼指出，以往的领导理论往往只根据前三种领导权威来描述领导的工作维度。
这虽然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
因此，他又鉴别了两种领导权威：
专业权威和道德权威。
在专业权威之下，教师依据共同的社会化、专业价值观、认可的实践原则以及内化了的专业精神对环境召唤作出回应。
专业权威需要道德权威的支撑，而道德权威则是来自学习共同体的共享的价值观、信仰、理念、承诺和
调，鉴于学校组织所担当的育人使命，真正适合于学校的领导理论，必须将道德领导置于首位。
②
校长的第一要务是什么?
校长应作怎样的角色定位?
萨乔万尼认为，既然要将道德领导置于首位，校长的第一要务就不是监督考核，不是和教师去做交易，不是为教学工作开具“科学处方”，而是学习共同体的共享的价值观、信饰、理念、承诺和理想的建设。
而这一建设，又可以通过建树目的来实现。
建树目的（purposing）与传统领导理论中的确立目标（goatsetting）相比，具有三个方面的根本差别：
第一，在传统的理论中，确立目标主要依靠校长个人的智慧与卓见，常常是校长一人提出高见，而后众人服从、响应的过程；而道德领导理论中的建树目
教师评价中的三对关系
教师评价的多维性和发展性问题十分重要，在建立教师评价体系时必须要加以考虑。
然而在教师评价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在实施教师评价体系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作出妥善的处理。
在当前的中小学教师评价实践中，妥善处理好下列三对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显性与隐性的关系教师的工作大致可分为显性工作和隐性工作两大类。
显性工作主要有教师的出勤、任课节数、所教班级的成绩、发表文章数量、参加进修情况等等。
隐性工作主要指对学生的日常品德教育、心灵陶冶；课堂教学中对学生思想的引导、品德的熏陶等等。
教师的显性工作容易记载，而教师的隐性工作却常常难以计量。
实际上，就实现学校教育目标促使学生全面发展而言，显性工作和隐性工作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而且，从中小学的实践来看，成功的教育教学工作往往都是教师的显性工作和隐性工作有机结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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