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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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成思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足1%上升到2007年的约8%。
中国的发展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广阔市场，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780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在大幅增长。
中国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
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增速达到16.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
2001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额近5600亿美元，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
[1]
笔者于2007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曾经讲过[2]，十年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崩溃论”，就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国经济增长是实在的，说中国就要崩溃，甚至有人预言2005年中国就会崩溃，但现在2008年了，我们中国还很岿然挺立。
三五年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要从两面看：
一面是他们对中国的不信任，对中国的怀疑；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也说明他们承认中国的发展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觉得中国的发展是个威胁。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尽管“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对中国的刮目相看，不敢轻视中国的发展。
近两三年来，情况又有些变化，出现了“中国责任论”，开始给我们戴高帽子。
就是说中国发展得很快，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的推动力，因此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笔者在达沃斯也讲过，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排名在世界100名以后。
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中国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中国只能承担和自己的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责任。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责任论”，可以看到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在不断地变化。
当然到现在也还是有对中国各式各样的看法，包括无知、误解、偏见，甚至成见。
但是只要我们不断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一定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多的了解，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国目前是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导，重化工业发展迅速。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不一定走重化工业发展的道路，可以走轻型发展的道路。
但笔者个人认为，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看来，这条路恐怕还是要走的。
众所周知，重工业以钢铁为代表，化学工业以乙烯为代表，这两项产品的增长都是比较快的。
2007年我国的钢材产量是56894.4万吨，比2006年增长21.3%，乙烯产量是1047.7万吨，比2006年增长11.4%。
笔者在达沃斯说过，我国的钢产量占世界首位，这虽然让我们感到高兴，但同时也应认识到，这不过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从历史看来，最初英国钢产量世界第一，后来依次是美国、前苏联、日本第一，现在中国第一，再过十几二十年，可能印度会成为第一，这就是工业发展的过程。
我国正处在工业发展的中期，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是一条客观规律。
到2010年我国将完成“十一五”规划，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德国而居世界第三。
实际上，现在我国与德国的经济总量很相近的，只是由于2007年欧元对美元升值比人民币快，因此我国按美元计算的GDP还略低于德国。
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有可能达到3000美元。
当然这也取决于美元的汇率，如果美元不断贬值的话，那就很容易做到，如果美元不断升值，那就要费点力气。
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有可能达到5000美元。
到2049年，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总量有可能居世界首位，人均GDP有可能达到1万美元以上，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
2008年1月至9月，笔者在达沃斯、香港、德国、瑞士、以色列、英国、意大利等地演讲时都遇到同样的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经济下滑对中国经济有没有影响。
最近还有一些朋友提出第三个问题，我国四川汶川等地发生的地震灾害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
本文拟根据笔者的研究和思考，围绕这三个问题来进行探讨。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能否长期持续，这是国外很多人的疑问，国内有些人士也在思考。
笔者个人认为，有利条件是我国的社会比较稳定；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生活的愿望强烈，人民群众致富的积极性高；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市场潜力巨大；我国的投资环境也在不断改善，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现在是世界第二，五万多公里，而排名第一的美国为八万公里。
我国的互联网服务发展也很快，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2.53亿，人数居世界首位[3]。
我国在投资环境的硬件上确实改善得很快，在软件方面我国也根据对WTO的承诺修改了相关的法律，受到WTO和不少国家的好评。
再有，就是我国的人力资源数量充足，素质较高，价格较低。
在我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普遍认为中国员工聪明、肯学、能干。
我国人力资源的价格和国际相比还是比较低的。
2003年在达沃斯开会时，有一位外国朋友在讨论时说，你们中国人把我们开发区企业的生意都抢走了。
笔者回答说，可能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我告诉你，根据《金融时报》发表的数据，中国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是50美分，墨西哥工人是4美元，美国工人是16美元，如果你是投资者的话，你会往哪投？
他笑了，说“我也会往中国投”。
笔者在此要补充说明两点：
第一，中国工人工资每小时50美分，美国工人16美元，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就只有美国的1/32。
因为中国人民币的购买力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可能要翻一番。
这就是说，相当于50美分的人民币在中国能够买到的东西在美国可能会要1美元甚至更多。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也会不断地提高，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在此过程中，就可能有一部分劳动密集的产业从我国的东部转向西部，甚至从我国转向其他劳动力更便宜的发展中国家。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还会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也是客观事实。
以上是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的有利因素，而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收入差距增大，影响社会稳定。
当前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6。
按国外的说法，基尼系数0.4以上就属于不够稳定的区域了。
如果收入差距更进一步增大，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另一个问题是地区、城乡间发展的不均衡。
我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的3倍，城市居民的购买力是农村的4倍，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也都要比农村好得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而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西部农村中最穷的人和东部城市中最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变得很大。
如果将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分别计算，则都在0.4以下。
当然，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我国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之一，是从学术角度分析，是一个需要我们辩证地去认识的客观现象，二元经济结构归一肯定会使我国的基尼系数降低。
二元经济结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那时起，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就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
城市殖民地色彩浓一些，而农村保留了更多的封建色彩。
从茅盾所著的《子夜》一书中就可以看到，城市中的资本家生活奢侈，而农村中的农民则备受压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问题没能及时得到解决，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因为当时我国经济落后，要实现工业化。
这一是要靠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积累资金，二要靠农民到城市当工人来提供劳动力。
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鸡蛋只卖2分钱一个，但邮票却要8分钱一张，农民寄一封信要拿四个鸡蛋去换，由此就能看出当时的剪刀差有多大。
到了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今天，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
因此中央将“三农”工作作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就谈不到中国的现代化。
第三个问题是环境和能源的制约。
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发展较快，对环境和能源有较大影响。
中国的环境情况不是很理想，尽管作了不少努力，但从全局看来，环境污染仍然严重。
2007年，全国26.7%的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劣于V类标准，30.2%的监测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数有所增加，污染向农村转移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突发环境事件呈现高发态势[4]。
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2000年后我国的能源消费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这一阶段能源消费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7%。
2007年能源生产总量23.7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达到26.5亿吨标准煤，能源生产和消费分别比上年增长7.0%和7.8%，消费增长快于生产增长[5]。
再如水资源，中国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还分布不均匀。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分析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为环境和资源所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是相当高的。
例如2005年我国由于耗费资源、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所付出的代价为2.75万亿元人民币，而当年GDP的增长仅为2.24万亿元人民币[6]。
近两年来情况虽有所改善，但这一问题仍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国缺乏金融和管理人才。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看来，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依靠资源，也包括劳动力；第二个层次是依靠产品；第三个层次是依靠资本；第四个层次是依靠知识。
我国目前还处在依靠资源和产品的层次。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累计引进外资共7800亿美元，累计输出资本约1000亿美元，大概是引进的1/8。
而且输出的那1000亿美元里中第一大国是加拿大，第二大国是开曼群岛。
开曼群岛那里既没工业，也没服务业，到开曼群岛的投资，实际上就是“出口转内销”。
就是把钱打到那里注册公司，然后再把钱投回国内。
因此我国实际输出的资本还不到1000亿。
从资本的运用来看，也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产业资本主导，多年来我国都是产业资本主导，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生产决定流通”的思维延续至今。
我国目前还是以宝钢、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等大型国有企业的产业资本主导。
第二个层次是商业资本主导，因为产品需要市场，需要通过流通才能变成商品，才能销售出去，例如美国最大的企业沃尔玛，就是把企业生产的产品放到它那里去卖，没卖出去的时候不但不给钱，还要向企业收进场费。
第三个层次是金融资本主导。
现在发达国家都是金融资本在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工业和商业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
我国目前仍然处在产业资本主导阶段。
我国不缺资本，但是缺少会运用资本的人才。
例如我国的外汇储备中大约有1/3用于购买美国债券。
这就意味着我国把资金借给美国的金融资本家，他们赚钱以后付给我国利息，其余的利润归他们所有。
此外，我国还缺少管理人才，特别缺乏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是在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后，负责进行经营管理的一类专业人才。
在我国的现状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准官员”，经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民营企业的很多管理者是所有者本人或其近亲。
笔者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如果不能成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国企改革那是很难成功的。
因为有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能对企业经营管理下功夫少，而是更加重视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以便取得优惠待遇，甚至转变为政府官员。
民营企业的管理者由所有者本人或近亲担任虽然无可厚非，但要有能力担当才行。
有人说民营企业富不过三代，就是因为其管理水平一代不如一代。
总的看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还是较多的，只要我们注意解决存在问题、稳妥地应对挑战，改善不利条件，就有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7.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美国经济下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迅速下滑，2007年第四季度出现了负增长，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0.9%，二季度为2.8%。
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
次贷危机和石油涨价。
所谓“次级贷款”就是美国贷款机构放松条件，将贷款贷给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主要是信用程度较差或收入较低的人。
贷款条件也比较宽松，甚至可以不用先付头款，通常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结合的还款方式，即：
购房者在购房后头几年以固定利率偿还贷款，其后以浮动利率偿还贷款。
在2001年之后，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前几年美国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
因此贷款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预计过于乐观，借款人如违约时，银行将房屋收回拍卖也不会吃亏；而且美国国会和政府也允许并鼓励发放这类贷款。
借款人也寄希望于自己的房屋升值，不但不愁还贷，还可以用住房向银行抵押借债。
但是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再加上短期利率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随之上升，很多条件较差的借款人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现象。
这两个原因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违约率上升（2008年6月底为18%），使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
美国银行为了取得流动性并转移风险，通常将应收贷款本息打包形成资产池，卖给投资银行等机构，将其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债券（MBS），这是需进行信用增级并向保险公司投保。
投资银行又进一步将MBS再证券化，以MBS为质押资产发行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即将MBS重新组合包装，在市场发行平均收益较低的证券，以获取利差。
CDO投资者的收入均来自资产池的现金流量和为弥补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而进行的信用增级。
信用增级经常采取超额担保的形式，由最高信用等级的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政府机构、金融保险公司提供。
此外，投资银行还可以将一组贷款债权汇总包装，与第三方（通常是保险公司）订立信用违约互换合约（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
这类似于为贷款债权买保险，投资银行定期支付权利金，当发生违约事件时，可按照契约获得全额或一部分的赔偿。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金融供应链——商业银行把贷款提供给贷款人，投资银行把流动性提供给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把保险提供给投资银行。
在美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时期，MBS、CDO、CDS等债券及其衍生产品利润丰厚且风险不大，许多投资者趋之若鹜，不少金融机构也大量持有这类产品。
“次贷危机”发生后，风险沿着这个链条传播并扩大，再加上一些评级机构“火上加油”，迅速降低一些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评级，有些对冲基金也乘机做空，使得许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出现大幅亏损，甚至被迫申请破产保护。
此外，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投资基金买入了大量由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它们也受到了重创。
受投资者恐慌心理影响，美国债券市场大幅度萎缩，2008年一季度与2007年同期相比，减少了28.27%，其中CDO减少了93.73%，资产支持证券减少了82.58%；美国股市也大幅度下挫，今年以来跌幅已高达45%。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美国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已经导致美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美国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和“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因为各主要经济体目前经济基本面总体较好，而且美欧中央银行在对经济实施调控方面拥有足以使用的手段。
为了阻止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化，维持政府的公信力，美国政府出台了85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欧元15国于巴黎峰会后，决定连手救市，估计金额高达1.3万亿欧元，估计会逐渐取得实效。
然而从近期看，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将更多体现在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上，有可能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
笔者估计全球金融市场可能需要经过2—3年的调整时期，才能基本恢复过来。
美国经济下滑的第二个原因是石油价格飙升。
近两年来，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最高时超过140美元。
但是对上涨的原因则是众口纷纭，莫衷一是。
美国的说法是供求不平衡，供应难以满足需求的增长，造成石油价格上涨；而产油国的看法是认为是金融投机、炒作石油期货造成的。
2008 年初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一位非洲产油国的证券交易所所长出席，是一位女士。
大家问她，石油价格这么高你有没有负罪感？
她说没有，石油价格升高使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长，我很高兴。
大家又问她，你认为合理的石油价格是多少，她回答说60美元。
笔者认为她说的是实话，因为根据粗略的测算，石油开采成本约为30美元，加上环境补偿等等费用，60美元的售价是比较合理的。
过去售价低到20美元一桶当然不正常，但100多美元一桶也肯定不正常。
笔者在2008年初在达沃斯演讲时指出，石油价格不可能长期维持在高位。
原因有两点：
一是价格上涨以后，需求肯定要降低，现在全世界的耗油量大概是每天8750万桶， 约合1250万吨，油价上涨后，这个需求量肯定会下降。
第二是油价上涨会刺激代用品的发展，例如上世纪60年代南非因为搞种族隔离，所有国家都对它禁运石油，它就自己开发了一种名为SASOL的煤制油技术，一共建了三套装置。
现在石油那么贵，煤制油、生物燃料和其他一些可再生能源都会发展。
这些代用品发展起来以后，不可能因为石油价格下降就停产，例如南非那三套煤制油装置现在还在生产。
从长远看，石油价格高涨不仅不利于消费国，对生产国也是不利的。
因此笔者指出，石油价格会降低至100美元以下，曾几何时，2008年10月16日，国际油价已跌至70美元以下。
由此可以预计，2008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大约在1%—1.5%左右，比2007年（3.2%）明显下滑，但还不至于衰退（经济负增长）。
笔者估计2009—2010年美国经济仍是低速增长，2011年可能会上升。
至于2008年中国是否会受到美国经济下滑的影响，国际经济学家看法不一。
2008年初笔者在达沃斯参加过一场讨论会，题目是：
“如果美国经济打喷嚏，全世界经济会不会感冒？
”记得当时坐我右边的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国际经济研究院弗瑞德·伯格斯腾（Fred Bergsten）。
他提出的一个观点可以称为“脱钩理论”，即认为中国和亚洲的增长势头现在非常强劲，足以不受影响地度过美国的衰退期，因此美国经济的下滑对中国经济没有多大影响。
笔者回应说：
“弗瑞德，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肯定会有影响。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减少，对美贸易顺差会减少，贸易摩擦会增多。
因此中国经济会受到美国经济下滑的影响。
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会由去年的11.9%下降到10%左右，对美贸易顺差会减少20%左右。
”
地震灾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等地的特大地震灾害，其破坏之严重、人员伤亡之多、救灾难度之大都是历史罕见的。
笔者认为，自然灾害是小概率事件，但破坏力是很大的，既然有破坏性就不能说对经济没有影响。
有人说此次地震并不会对我国整个经济运行趋势带来显著影响，因为地震影响地区面积较小，当地经济也不很发达。
笔者认为确切地说应该是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因为受灾地区的产值在全国所占比例很小，而救灾和灾后重建都是会增加GDP的。
但从深层次看，财政救灾支出增多，当然会影响对其他方面的投入；企业捐赠会减少其资金实力；个人捐赠会减少其消费能力。
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会缓慢地显现出来。
我国应当从地震灾害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要努力提高各类灾害预报的科学水平，制定预防及应对各类灾害的预案，并进行模拟演练。
要建立统一的调度和指挥系统，负责抢救及灾后恢复事宜。
对策：
从“双防一紧”到“一保一控”
在2007年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针对世界经济情况和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提出了“双防一紧”的方针，即防止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从局部性上涨转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一、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益
我国经济增长率从2003年以来都保持2位数，2003年10.1％，2004年10.4％，2005年10.7％，2006年11.4％，2007年11.9％，有人说这是经济过热，我认为还不算是过热，只是偏快。
从世界各国发展来看，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保持在11%—12%是有先例的。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搞了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是10年内翻一番，增长速度年均达到11.6％。
所以从经济增长看来，我国还不算过热，但在投资方面确实是过热了，投资的效率降低了。
近几年来GDP增长率和固定投资增长率的关系如图1所示，2000年还基本一致，但此后投资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
图1我国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的基本公式为Y=A+αK+βL其中：
Y—总产出（增加值）的增长率K和L分别为资金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α和β分别为资金和劳动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
α+β=1
A为综合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
综合要素包括教育、科技、管理等。
我国从1995年到2006年的投资弹性系数如图2所示。
图2资金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
由图2可见，近年来由于投资迅速增长，投资弹性系数下降。
现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只能拉动GDP增长0.3—0.4%%。
若按我国综合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为30%，而劳动力增长的作用可忽略不计，至少应该拉动0.7%。
还有一个指标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当年转化率，也就是说当年你投入100块钱，有多少可以转化为GDP。
大家知道，因为有一个建设过程，不可能当年全部转化，但是当年转化的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投资效率。
我国1990年以来投资的当年转化率如图3所示。
图3投资的当年转化率
由图3可见，投资的当年转化率最高的时候为45.35元，但是近年来大概只有20元左右。
再一点就是投资过热容易导致投资与消费失衡。
我国1990年以来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如图4所示。
图41990年以来的投资率
由图4可见，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投资率大概保持在0.28左右，也就是28%投资，72%消费。
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期，投资率大概在1/3左右，而近年来投资率上升很快，现在已经达到56%%，从而导致了投资与消费的失衡。
投资过热必然会引发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追求外延型发展，对科技、教育、管理的作用重视不够；第二是过分追求GDP增速，就容易忽视节能、环保和民生，对发展的质量重视不够；第三偏重建设速度容易导致热衷于引进技术，对自主创新重视不够，因为创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为此，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又快又好发展”改为“又好又快发展”。
要解决投资过热，就要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和质量。
在达沃斯曾经有人问过笔者，对那时我国刚公布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11.4%是否高兴。
笔者回答说，又高兴又不高兴。
高兴的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不高兴的是，全国人大确定的目标是8%，是想把更多资源用在科技、教育、节能、环保、改善民生、改善公共服务方面，但现在超出那么多，说明这一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防止经济从偏快转为过热的方针表明，我国不应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而应追求均衡增长，是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的共同发展。
防止经济从偏快走向过热的关键是治理投资过热，而治理投资过热的关键是控制新建项目。
新建项目是投资过热的根源。
一大批新项目在建设期间需要不断投入，一直要到建成后才能出产品，出产品后有没有效益还不一定。
因此一定要严格控制新增基本建设项目，把投资过热适度降下来才能真正防止经济过热。
今年以来，由于美国经济下滑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下滑，按可比价格计算，一季度同比增长率为10.6%，上半年为10.4%，前三个季度为9.9%，因此可以说我国经济目前已经不存在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
二、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
关于“双防一紧”的另一个防止就是防止物价从局部性上涨转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并不是所有货物都涨价，而是货币供应超过实际需求所造成的货币购买力降低，物价总水平提高。
我国的通货膨胀有两个原因：
一是流动性过剩的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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