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美国上市的服务外包企业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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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7日，东南融通被交易所停牌。
2011年8月17日，东南融通在停牌整三个月后正式退入粉单市场交易，交易代码“LGFTY.PK”。
宇信易诚（Nasdaq:
YTEC）：
2006年11月24日，宇信易诚的普通股和认股权证开始在OTCBB交易，代码分别为“YCHTF.OB”和“YCHWF.OB”。
2007年3月14日，北京宇信易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转往纳斯达克上市，YTEC发行价为每股7.8美元。
2012年5月21日，宇信易诚宣布买方集团提出的一份非约束性初步建议。
2012年12月27日，宇信易诚特别股东大会（EGM）通过了该协议，董事会主席及CEO洪卫东以每股3.9美元收购所有非其控制的流通股。
柯莱特（NYSE:
CIS）：
2010年7月21日，柯莱特登陆纽交所，发行价每ADS为11美元，1ADS=4普通股，融资金额1.47亿美元。
2013年3月12日，柯莱特宣布无附带条件的私有化初步提议。
文思海辉（NASDAQ:
PACT）：
2007年12月12日，2010年6月30日，文思和海辉分别在美国上市，这两家企业在2012年对等合并，新公司名称为“文思海辉”，并于当年11月19日开始以新代码“PACT”在纳斯达克交易。
文思海辉于2013年5月21日宣布私有化财团发出收购要约。
软通动力（NYSE:
ISS）：
2010年12月14日，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在纽交所上市。
每ADS发行价13美元，1ADS=10普通股，共发行1083万份ADS，融资1.4亿美元。
2013年6月6日，软通动力宣布私有化买方集团发出不具约束力的收购要约。
相对而言，在美国上市的主要印度服务外包企业却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基本保持着令市场投资人满意的20%以上的规模成长性和10-30%的税后利润率，展示了强大的盈利能力。
印度IT-BPM行业成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的热门目标，2012年，该产业占印度393起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交易总量的近40%。
Infosys（NSE:
INFY）：
1999年3月19日，Infosys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发行了价值7500万美元的存托凭证，开盘日股价报收5.25美元。
Infosys同时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均有交易，代码都为INFY;
同时还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市场交易。
截止到2013年6月28日，股价为41.19美元，总市值235.36亿美元。
Wipro（NYSE:
WIT）：
2000年10月20日,Wipro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当日股价报收5.27美元，截止到2013年6月28日，股价为7.28美元，总市值199.80亿美元。
（二）在美国上市的中印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存在差距
在美国到岸市场，中国与印度服务外包企业相比，在交付能力和盈利能力等多个方面，仍有着巨大的差距。
就中印两国第一梯队服务企业作对比，在产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及净利润率等指标方面，多年来差距基本未发生变化：
2008年，印度比中国的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多419.1亿美元，2012年，两国差距值为421.6亿美元。
十年前，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规模在三五百人的时候，印度企业规模为6000～10000人。
目前中国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突破万人的时候，印度第一梯队服务外包企业规模约为15万～20万人。
2011到2012年，印度在美国上市的服务外包企业（Infosys、Wipro）年度收入规模均大于70亿美元，净利润率在10%-30%之间，人均年销售收入在4万-6万美元之间。
2011到2012年，中国在美国上市的服务外包企业（宇信易诚、柯莱特、软通动力、文思海辉）年度收入规模均小于4亿美元，利润率在10%以下，人均年销售收入大约在1万—3万美元之间。
（三）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面临市场战略调整
推动印度及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美国上市的VC/PE大多以海外的金融投资机构为主，2000年前后，印度Infosys、Wipro等企业相继在美国上市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为投资机构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
于是，2007年左右，这类投资机构试图把该模式复制到中国企业，投资并推动了一批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到美国成功上市。
但是，由于中印服务外包在产业环境及发展路径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复制印度模式”实际上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发展，而该影响因素在上市评估阶段没有被投资机构及企业有效重视和充分解读，因此，这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获取短暂的高额收益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显现，与印度同类公司渐行渐远。
另外，随着东南融通等中概股企业被“浑水”“香橼”等机构做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普遍遭遇商业信用危机，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再融资功能被大幅削弱，造成企业后续发展的资金动力不足，而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适时的选择退市，某种程度上讲，也不失为是一种回归由企业主导的下一轮转型升级发展的调整战略。
二、中印服务外包发展路径差异解析
（一）中印服务外包发展的起源不同
1、印度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起源是“由外及内”，即借助千年虫机遇，先期进入美国本土提供到岸服务后将外包业务带回印度，因此，印度服务外包企业在提升了离岸业务的到岸市场服务能力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离岸市场资源。
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驱赶跨国服务企业的同时，建立了本土服务外包产业，并借助20世纪90年代的千年虫机遇，以到岸服务为始点，直接进入了美国市场。
千年虫问题和美国IT技术人员的缺少，给了印度软件技术人才在美国从业和将美国部分外包业务带到印度的机会，大量的印度工程师被派往美国解决“捉虫”问题，锻炼了数以万计的IT工程人员，直接推动了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
后来，这其中30%有丰富经验的驻美软件工程师留在了美国，成为一线的优质服务提供商，年度人均销售单价在10万美元左右。
其余70%的赴美印度软件人才返回印度，开始将部分工作量带回印度本土加工，逐渐开始承接应用程序的编写、测试工作，他们不辞辛劳的为美国人、英国人做下手工作，维护IT基础设施、承揽呼叫中心服务、进行数据处理、编写程序、管理数据，开创了服务的规模化离岸交付时代，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印度IT-BPO产业。
2、中国
中国服务外包发展起源是“由内及外”，是借助在华跨国企业的服务转移开启的，最初主要在中国本土提供服务。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离岸业务存在坐等买家和订单上门的现象，离岸市场拓展能力先天不足。
中国与印度的发展路径恰好相反，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历史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日本和美国的MNC（跨国公司）在中国创立了他们的全球研发/技术中心，主要目的为获取成本套利。
这些跨国公司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转移给中国服务外包提供商，大多数离岸活动都是一些非核心业务，仅需一些低端技术，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大型人才库，以提供基本的支持服务。
随着成本套利服务模式的日益普及，许多国际性企业开始广泛采用离岸活动，将维护、支持、测试、研发等较低功能的业务转移到中国，这一时期的重点是服务的低成本和高效交付，员工扩充是主要业务模式，这包括基于时间和材料的定价。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之初，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依靠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桥梁作用，间接进入离岸市场，确实迈出了快速成长的第一步。
同时，由于过于依赖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桥梁作用，也让中国服务企业患上了面对离岸市场的软骨病。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主要业务份额，一直以来都十分依赖于跨国服务企业的开发、测试业务转移，许多企业仅仅成为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附属“加工车间”和成本中心，在美国目标市场的到岸服务能力比较薄弱。
（二）中印政府的产业扶持模式不同
印度政府采取的服务外包产业扶持策略是“免征不补”，即采用大幅免税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但同时也不给予企业财政补贴，企业生存与发展完全取决于市场行为。
因此，印度服务外包企业经营所获取的利润基本全部可由企业自行支配，从而获取了创新与发展的内生动力。
政府税收政策优惠。
1990年之后，在NASSCOM的帮助下，印度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均围绕着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展开。
印度政府免掉了服务外包产业链上，除个人所得税外的全部税收，这包括：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软件和服务进出口环节税、服务企业设备进口税。
员工社会保险缴费标准在15%～20%左右，效果非常显著。
压缩载体和平台成本。
在印度企业高速成长期间，印度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了零地价或近乎零地价的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用地政策，为企业搭建载体、员工安居提供了低成本承载平台。
同时在网络与通信成本方面，提出了建立国家虚拟软件园区的概念，通过微波中继、卫星通信和光缆，构成了连接各企业自建园区的低成本国际通信网络，在保证网络通信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
中国政府历来采取的产业扶持策略是根据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方向，有重点的实施“先征后补”，即企业依法缴纳相关税收后，政府再通过研发支持、人才补贴等相关政策对企业进行反哺。
但中国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为制造业发展量体裁衣的政策支撑体系，在服务业发展领域存在着较大的不适用性。
如何让支持制造业的相关政策也适用于服务外包企业，将成为中央政府有效推动服务外包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抓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制造业高速发展。
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法规、金融服务、财税管理、贸易物流等诸多方面，都随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完备的支持体系。
但这一体系与正在迅速成长的服务产业对环境需求尚有较大的差距。
服务外包业是“人脑”加“电脑”的轻资产产业，投资规模远小于制造业。
在这一产业中，企业的全部资产是人力资源或言是“人力资本”，企业一旦失去有经验的人，即刻会失去价值。
制造业发展中，从招商项目落地、产品研发到市场推广、乃至员工的薪酬和社保等各个环节中，都主要以投资规模、固定资产为核心考量内容，而面对服务外包业这套体系已不再适用。
以社保为例，中国的社保公积金取费标准，在设计运行之初主要参照的是中国制造业用工的工薪水平，服务外包产业的迅猛发展大大提升了行业的平均薪金水平，以至于我国的社保公积金标准面对税后实得工资超过5000元的人群时，企业和个人的社保公积金负担就显得过于沉重。
企业与个人社保公积金缴纳比例合计为税前工资的66.3%，这近乎等于税后实得工资额（同时考虑个人所得税因素），故此制约了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成本竞争优势。
未来，服务业能力的竞争将远高于制造业水平的竞争。
所以这一产业，应有国家层面的研究和战略，而不应是不同的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去定义、划分产业的边界和发展方向。
我们必须先形成国家层面的知识服务业扶持政策战略，而后才是部门间的通力合作，合理利用国内市场需求，扶植规模企业形成面对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和企业品牌，最终使我们的企业积累出与全球一线服务企业一较高下的能力。
（三）中印服务外包企业的交付能力不同
印度服务企业始终致力于与欧美客户不断提升的服务需求趋于一致，已积累起综合服务交付能力，由：
“基于人力成本优势的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提供商，”转化为：
“具有垂直行业业务流程再造咨询能力及依托专有服务技术的服务提供商，”积聚了与IBM、HP、埃森哲等美国服务企业在全球信息服务市场一决雌雄的实力。
十年磨一剑，印度的服务外包企业通过采用“迎合业务需求”的模式，整合可重用资产并将其与深入专业领域和创新能力相结合，不断提升服务交付能力。
在按订单的生产模式中，价值重心一直是技术和流程，即帮助客户降低成本为主，而在“迎合业务需求”模式中，价值重心则是业务价值，主要帮助客户提高收入和优化资产利用。
印度服务外包企业不断在特定的行业积累专业知识，通过与客户在行业解决方案的深度合作，由短期研发合作转变为长期战略性服务流程重构。
此外，专业领域和创新能力还为客户带来了差异化价值，有助于提高供应商的利润。
目前印度的一线服务企业的核心价值，由帮助买家降低应用IT的成本提升到帮助买家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转变，让“外包”提升为“服务”。
自2009年开始，印度服务企业实现了收入与用工的非线性增长，即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大于人员规模成长速度。
2012年印度一线服务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速大约是用工增速的两倍，印度服务企业交付能力发生了质变。
印度第一梯队企业，一直保持着20%以上的年成长率，年度人均销售收入基本保持在4-5万美元，并已经在行业咨询、整体解决方案、系统设计方面，进入全球化高端市场竞争行列。
从最初被定位为“服务成本中心”后，多年来，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战略定位仍在以为客户“降低成本”为主，没有及时与日益重视成本以外利益的客户期望值保持同步发展（客户期望能够告诉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提出修改建议、改进和更换现有工作流程），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要提升在目的市场的到岸团队规模和交付能力，还要经历若干年的奋斗。
由于经济形式、需求状况及客户对离岸外包接受程度不断发生变化，服务外包业务认知和执行的方式也逐年发生了适时的转变。
买方已将全球外包作为业务流程标准化和提高流程效率的一种方式，希望服务供应商不断提高其流程效率和提升服务水平，并试图利用全球外包推动端对端流程的基础再建工程，并从其全球外包的合作伙伴处寻求更高产业水平和职能专家。
而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始终难以走出人脑“格式化”的外包圈子，接受“低单价、按交付团队服务人数计价”的业务方式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技术和业务模式的高端化转型与创新起步较晚，全球化到岸交付中心的战略部署步伐也显得十分迟缓，因此，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年度人均销售收入一直徘徊在2万美元左右。
（四）中印服务外包企业获取利润能力不同
1、中印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不同
过去5年，中印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呈现了相反的走势。
印度卢比呈贬值态势，而人民币却呈现了持续升值态势。
以2008年和2013年6月30日为对比标的，印度卢比贬值38.1%，而人民币则升值10.3%。
从贸易链条来看，我国的服务外包企业与国际客户的贸易关系是产业链上下游互补型的出口业务。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以及商业契约，这类业务的合同及支付，绝大多数以外币形式实现。
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2、印度
通过印度政府的免税政策，印度企业获取利润的大部分得以用于研发与运营管理创新，在跨行业垂直市场中拥有有效的成本管理和相对成熟的客户交付能力，从而可持续获取高单价的服务合同，得以维持稳定的高利润率水平，形成良性循环。
印度服务外包企业通过政府的零税率等优惠政策，得以将营业利润投入技术与管理创新，在盈利状况良好、发展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印度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建立了广泛的全球交付体系，越来越多的印度服务外包企业正成为多国服务外包的全球运营商，它们从多个国家雇佣具有多国文化的劳动力，服务于全球客户，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降低服务成本。
印度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各种内部流程以及生产力提高措施，继续保持最佳成本效益水平。
许多企业正通过各种战略措施缓解不断上涨的成本通胀，包括灵活的交付模式、业务流程的自动化与标准化、交付优化、开发备选交付地点以及为优秀员工提供更快速的职业转换/发展道路。
印度服务外包企业还通过部署多种控制策略来保持其成本竞争力，包括在昌迪加尔、艾哈迈达巴德和斋浦尔等主要的二/三线城市不断扩大自己的交付中心、通过运营收益和生产率措施抵消工资上涨。
印度服务外包企业强大的盈利能力和有效的成本管理成为在全球外包区域中的关键吸引力和显著因素，从而保持了20%左右的净利润水平。
3、中国
近几年中国高企的房价（住宅和写字楼）、不断上行的通货膨胀、高昂的信贷利率、个人所得税、高达44.1%（仅企业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与公积金统筹、不断上升的汇率等因素，在压缩企业实际收入的同时，不断抬升企业的人工成本、办公物业租赁成本和财务成本，让服务外包企业的实际利润锐减。
2010年以来，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员规模成长迅速，而年度人均销售收入，却仅仅成长了大约20-30%。
同期工资成长、员工社保、人民币升值、物业租金、办公费用等成本增长因素，让企业人均成本支出几乎翻了一番。
因此，企业服务外包业务虽然保持收入增长，但利润下降的情况却普遍存在。
一方面，中国服务外包提供商面临着诸如企业人力成本偏高、高端人才匮乏、融资渠道单一、研发投入不足、外汇管制制约等诸多挑战，另一方面，基于其他各种硬性商务成本的上涨，如商务办公场所的租赁、人员社保压力、自有设备的引进、等影响因素，经营成本不断上升，扣除以上诸多成本因素影响后，中国企业的净利润有着30%～40%的缩水。
尽管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竭尽全力控制费用预算，而且国家商务部等有关部委适时出台的政策也为企业分担了部分员工培训成本，而企业的净利润率仍迅速下滑到5-10%。
（五）中印服务外包企业的主要面向市场的不同
印度的语言优势使其享受“英语红利”，在美国和英国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但是印度离岸外包的主要优势仅限于英语国家。
2012年印度服务外包出口收入达到了758亿美元，其中对英语国家美国和英国的服务外包占据78.6%的份额。
从印度的全球交付中心看，印度520家全球交付中心中有443家处于美国、欧洲、澳洲等英语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在英语国家的交付中心占比超过了85%。
因此，在美国上市的发展战略，非常符合印度服务外包企业的地域市场优势。
中国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来源地比印度相对更多元化，2012年，排在业务来源国前三位的是美国、欧盟和日本。
市场份额分别是26.6%、16.2%、14.4%。
再加上中国本土市场的业务，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要面临欧美、日本和中国三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文化。
2012年中国在亚太市场上离岸外包金额达到78亿美元，超过印度近2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外包达到48.3亿美元。
与印度相比，中国在亚太市场占优，特别是对日离岸外包市场优势明显。
与其它国家相比，中文汉字（也叫“方块字”）与日语非常近似，它与日语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笔谈”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字，成为中国对日外包的天然优势;
同时中国邻近日本，文化背景很相近;
另外，中国有超过200万的日语人才库。
语言与文化的近缘关系以及大量的日语人才，使得中国在“日语沟通能力”、“与日本企业的业务经验”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对日外包优势明显。
（六）中印服务外包企业的创新与全球化发展能力不同
技术与模式创新推动发展。
低成本运营，不但保障了印度服务外包企业的高速成长，同时让企业有能力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形成专有技术和行业解决方案能力，从而在向全球客户推动创新和差异化服务方面具有强劲动力。
2009到2012年，印度IT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78%。
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印度服务外包企业正在对其业务交付模式进行再造，更多地关注其解决方案领域知识产权的创建，而非单纯地集中于以最低成本交付外包服务，即对领域专长和能力的培养正在帮助该产业向更高层次的服务交付阶段迈进。
离岸并购积蓄竞争资源。
在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历史上，海外并购是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手段。
随着印度企业陆续上市融资，掀起了并购美国当地市场窗口企业和技术公司的浪潮，为印度企业积蓄了难得的高端人力资源、市场渠道、核心技术及行业解决方案能力，并以此实现了其交付能力的全球布局。
2005-2009年印度服务外包企业跨国并购了约200家境外公司，2010年跨境并购78次，2011年跨境并购29次。
跨境并购总交易金额，2010年为4.9亿美元，2011年为10.5亿美元，可见单笔并购规模在快速放大。
总体说来，2008-2012年间共发生600多次并购（跨境和国内），投资金额超过140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服务外包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目的已经从早期的“获得市场”走向“提高现地服务能力”，合并增长路径能让其获得现成且固定的市场/客户、知识产权、弥补能力缺口、为现有产品组合增加配套产品等，同时能让其获得细分领域的领导地位。
全球化提升目标市场的到岸竞争力。
资源的有效积蓄，让印度服务外包企业如虎添翼，人均服务单价不断上升，企业进入了高速且良性成长阶段。
印度服务外包企业越来越注重通过扩展客户群和重点服务领域来建立长期的客户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扩大全球网络，以更好地管理不断发展的客户需求并执行端对端的交付服务。
许多企业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可高度扩展的、成熟的全球交付中心，从而能够保证全天候提供服务。
2007年，印度服务外包企业在全球48个国家的184个城市建立了340个交付中心，2012年，已增加到在75个国家建立了580个交付中心。
日益广泛的服务范围及地区交付网络有助于印度服务外包企业加深现有的客户关系并获得以前未曾开发的机遇。
通过提供新市场和客户、合并不同地区的人才来开发独特服务产品以及获得本地专业知识，多离岸发展成为企业增长的驱动力量。
综上所述，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面临着许多严峻的发展问题：
一是在离岸目的国的到岸市场积累的有效市场资源不足;
二是近年来企业的服务交付能力，没有获得明显的提升，企业的规模偏小，人均单价偏低，成长性受到制约;
三是高所得税及高社保缴费比例，进一步加重了服务企业的成本负担;
四是中高级人才的成长和蓄积速度很难满足产业发展所需;
五是人民币汇率的不断上升、通货膨胀、人力成本高企等问题使业利润率持续下滑。
因此，今天多数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除有效地为社会承担了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责任外，已无力集中资源投入研发，以保障核心技术及行业解决方案能力的积蓄;
也缺乏足够的资金储备进行大规模海外并购，或建立多个全球化交付中心。
这些因素又会进一步造成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市场竞争力不足，企业难以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中国服务外包进入十年高速发展后的第一个调整期。
三、下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过去十年，在商务部等国家部委的有力推动下，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已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下一个十年，政府相关政策的持续推动，在帮助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发展瓶颈，提升国际服务外包市场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为此希望政府能在以下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让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规模快速成长的同时，能迅速积蓄高端人力资源、离岸目的国市场渠道、加大核心服务技术研发投入并逐步形成离岸行业市场的咨询和解决方案能力，整体提升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离岸市场的到岸竞争实力。
（一）加强离岸前端市场的政策支持力度
1、鼓励企业的海外资源并购
海外并购是服务外包企业迅速整合客户渠道、高端人才和技术等行业资源，提升全球化服务能力的有效战略措施，经济发展趋缓的国际形势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了以更低价格进行海外并购的良好机遇。
建议让服务外包企业的海外资源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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