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1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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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解决问题的基本方略就是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障碍，促进城市化进程并加快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按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统一治理城乡。
同时，鉴于中国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阶段已经过去，政府应该在推进上述“两化”的基础上，启动一场“以工哺农，以工建农”模式的乡村建设运动，大规模投资于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建设、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这样既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可以扩大国内需求，解决一部分城镇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实现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赢”。
[①]
“主流模式”的最大弱点，也许就是不对其解决问题的“效力”做出最后承诺。
即是说，政府按这一模式进行乡村建设是可行的，也是应该的，但对最终是否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乡村问题则不作保证。
同时，“另类模式”的倡导者也并不否认，按照这种他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进行乡村建设也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目前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
然而，他们更强调中国基本国情的特殊性，认为这种特殊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各种基于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所能理解的范畴，因此，如果想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农村问题，就必须首先祛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从指导思想上另寻他途，即所谓寻求“另类”发展的模式。
首先，尽管“另类”发展模式的倡导者也认为，目前中国农村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可以归之为发展性问题和制度性问题，但引发问题的原因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即中国的农村改革“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所引发的问题多”。
中国的农村改革“改”出了2亿多超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和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被认为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其次，进行乡村建设必须着眼于未来。
就未来50年看，“假若不出现奇迹也不出现灾难，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像建国以来50多年一样平稳发展，那么可较为乐观地估计，在未来5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维持过去50年的增长速度，即由1949年的%到1999年的%，5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
1999年至2049年，即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再增加20个百分点，达到51%……意味着8亿中国人在城市安居，比目前约4亿人在城市安居增长了足足一倍”。
即便如此，还会有8亿到9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因此，进行乡村建设“必须考虑到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部分人口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之中，停留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之中……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土地更少，资源更紧张”。
概言之，未来50年内，假定中国经济仍能保持高速增长，城市化速度快于前50年，城乡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制度性壁垒，那么，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仍会维持在目前8亿至9亿的水平上。
其次，由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制约，加上农产品市场需求的限制，农村地区人口从农业获得收入增长的机会是有限的。
同时，在农村地区发展二、三产业的空间也将逐步缩小，而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也只能起到目前这样帮助农民维持一种“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的作用，农民收入相对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将越来越低。
另一方面，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从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乃至经济方面被置于边缘地位，农民相对生存处境将越来越糟糕，从而使农村人口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最基本的瓶颈问题。
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消费需求因为“广告的强力刺激和时尚的强力渗透”而不断增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饭吃没钱花”的格局会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农民们对现状的满意度势必会越降越低，而9亿农民的不满则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社会政治后果。
着眼于这种长期发展趋势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此不能仅局限于经济层面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农村社会制度与文化的重建，探索一种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办法”。
在农民经济收入不能大幅提高的背景下，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创造一种与农村社区和农民需求相适应，经济成本较低但精神福利较高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提高农民们对乡村生活的长期期望值，使乡村社会成为农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让村庄共同体成为农民们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场所。
按其倡导者的说法，选择“另类”乃是出于“不得已”。
他们之所以对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以及基于这些经验提出的各种发展理论，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附着其上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与批判，乃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就其精神气质与理论追求而言，他们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应该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由民间出资，并由民间人士领导和参与实验的乡建村治运动。
而且可以看出，“另类模式”的许多倡导者也的确从梁漱溟、黄炎培、晏阳初和陶行知等当年的乡建领袖那里汲取了不少理论资源。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现代化阶段和所具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于是有研究者指出，一个更现实的范例应该是韩国于1970年代初开始进行的新村运动。
因为就韩国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所具有的自然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制度环境而言，与中国目前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可比性。
首先，开发的起点相近，即韩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中国目前所具有的水平相当。
其次，两国具有类似的自然条件，即综合资源比较贫乏，所谓“人多地少”。
第三，两国具有类似的经济模式，即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很强。
第四，两国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
最后，也许是更吸引人的一点，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动、组织实施并充当主要出资者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也是一场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并重的运动，并为韩国的现代化进程烙上了深深的“韩国特色”印记，因而更契合重视“中国特色”的另类发展模式倡导者们的理论追求。
然而，无论对于“主流模式”还是“另类模式”的倡导者而言，目前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尽管有许多学者预言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或迟或早将要到来，也有一些民间性质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小规模地进行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各级政府领导和整个社会舆论也越来越关注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但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政府有任何“动起来”的迹象。
也就是说，学者专家的理论主张如何才能变成政府的政策行动，目前还是一个问题。
因此，如果要把韩国的新村运动引为成功的范例加以研究和讨论，首先令人关注的应该是其启动背景、组织和动员模式，以及在具体时空中得以递次展开并顺利进行的动力机制。
二、乡村建设运动之启动背景
韩国新村运动启动时，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发展战略已经初见成效，人均GNP由1960年的85美元猛增至1970年的257美元，10年间翻了两番。
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拉大，乡村劳动者与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乡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
一般认为，这是当时的总统，自称“贫农之子”的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的主要原因。
而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研究者的解释则各有不同。
有的研究者强调政策因素，认为正是由于政府重视城市工业发展的政策，乡村部门长期受到忽略，政府各级官员普遍缺乏推动农业革新项目的热诚，农村中公共设施和生产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发展，而农产品贸易的市场条件又对农民不利，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农民消费的制造品价格而言非常之低，导致了“农业生产几乎不能产生收益，农民长期以来从事农业生产而达不到维持生计的水平”。
强调自然—人口因素的研究者则指出，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部门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
按当时官方对就业的界定，每周工作1小时以上即为就业，因此农村人口的失业率在1971年只有%，即乡村部门几乎为充分就业的。
然而通过季节性就业指数分析发现，当时按月统计的就业指数波动非常大，从12月份的72%到6月份的125%不等，即12月份的就业人口只有6月份的57%，意味着乡村人口中存在严重的季节性失业问题。
如果按一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一年工作280天计算，则乡村部门的就业率只有65%。
由于大量隐性失业人口的存在，乡村部门内部又缺少常年性非农业工作机会，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就很难提高。
1971年，韩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其制造业部门的23%。
而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又被认为是导致农业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
如韩国从1962年到1971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其中，农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只有%，非农业部门则高达%.乡村部门的低就业率、低劳动生产率、低增长率，导致了城乡之间巨大收入差距的存在。
1969年，韩国农户的家庭收入只是城市工薪阶层家庭收入的65%，1971年为80%。
因此，通过实施新村运动的各种项目，一方面可以向农民提供大量工作机会，从而增加农户家庭收入；
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可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
由此构成了对新村运动“合法性”的基本辩护，即通过论证新村运动的“经济合理性”来证明其“合法性”。
相应地，前述强调政策因素的观点也可以看成一种“道义”辩护策略。
即是说，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城市导向的政策忽略了乡村部门的发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通过实施新村运动调整这种不合理的政策导向，因而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如前所述，目前 中国学术界许多倡导乡村建设运动的学者也基本上如此为其主张辩护，认为政府从道义上说应该肩负起乡村建设的义务以解决或缓解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因为过去几十年间，政府选择了一种牺牲农民利益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模式，如今国家经济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理应回馈农民，通过“以工哺农”模式支持乡村地区发展以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
而且以政府现在的财力和行政动员能力，国家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如果任由农村问题恶化下去，则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社会的稳定，葬送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
然而，经济上合理，道义上当为，并不构成政府启动乡村建设运动的充分条件。
进一步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启动背景，我们会发现，像这样一种标志国家基本发展政策发生重大转向的综合性社会运动之启动，还必须符合具体环境中现实政治的运行逻辑。
韩国的城乡失衡问题为什么会在1970年代初受到最高领导者的高度关注并很快转化为政策行动？
有研究者指出，朴正熙总统领导的民主正义党，其基本支持票源是乡村中的农民，而反对党的支持者则在城市。
有证据表明，1970年的时候，朴尤其需要得到来自乡村部门的更有力支持。
[②]也就是说，朴正熙总统发动新村运动的基本动机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因此有人指出，“新村运动只是延长其专制统治，改善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工具”。
问题一旦涉及到新村运动启动者个人的政治动机，往往会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很难形成一个公认的持平之论。
但可以肯定，新村运动之启动是出于当时韩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在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
早期的研究者一般都会强调，新村运动源于朴正熙总统的一个长期愿望，即“把传统落后的乡村部门变成现代进步的希望之乡”。
在1970年4月举行的一次全国省部长会议上，他正式号召要搞一场以“勤劳、自助、合作”为精神主旨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把这样一场运动命名为“新村开发运动”。
]随后，韩国中央政府便根据其批示搞出了一个名为“新村运动”的试验性项目计划，新村运动因此开展起来了。
有研究者指出，政治领袖的强有力干预和影响对于新村运动的成功展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通过总统对地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的形式来体现”。
有人统计过，在1970年代的一年一度新年新闻发布会的总统演说中，有关新村运动和乡村发展主题占总演说时间的比重为第二位，仅次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主题所占用的时间。
而在朴正熙总统于1979年遇刺之后，新村运动也随之失去活力。
后任总统曾投入数倍于前任的政府财力想恢复新村运动的活力，结果却以政治丑闻收场。
由此可见，政治因素和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对于这样一场综合性社会运动是极端重要的。
客观上看，韩国当时的乡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量的50%，农民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具有人数众多但组织化程度很低的特点，尚未形成独立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组织形式。
当时虽然有一个全国性的农协组织，但它只是一个附属于政府的机构，农民们并不认为它是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也不能从它那里得到什么像样的服务，就其功能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买卖化肥的公司”。
面对这样一个分散于全国约33000多个村庄中的由一个个小农户构成的利益群体，任何政治组织都没有能力深入乡间把他们充分动员起来为其所用，只有执政党能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庞大行政组织体系做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从现实政治运行的逻辑角度看：
1）农民人数众多，如果组织动员起来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2）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没有自身利益表达机制；
3）惟有执政党可以借助其掌握的庞大行政组织体系把农民动员起来，但必须耗费巨大的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
因此，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只有在认为很有必要的条件下，才会把上述“经济上可行，道义上当为”作为一个理由、一种条件或一个纯粹的政治借口来认真对待，通过启动乡村建设运动来代表农民的利益诉求，同时让农民这个庞大的利益群体成为自己的坚定支持者。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目前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与韩国当年有许多相似之处。
就经济背景看，中国现在的情况比韩国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般按国际经验，城乡收入差距在倍的范围内属于“正常”，因此韩国当年的情况并不算很严重，而中国现在的城乡差距却是世界罕见。
按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1，1985年降到了∶1.此后情况逆转，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1.从1995年到2002年，在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但估计可能会扩大到∶1或∶1.[③]而且有专家指出，农民的实际收入应该大大低于官方统计的数据，因为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表明，农民的收入被严重夸大了。
再考虑到农民的收入还要用于生产性投入，并且很少能获得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福利补贴，因此有人估计，实际上的城乡差距可能已经达到了5：
1或6：
1以上。
就政治层面看，中国现在与韩国当年也有其相似之处，二者均属于典型的中央集权型体制，其基本特征是：
1）中央政府决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及各项大政方针，同时控制着大部分财政资源和各种关键性社会经济资源；
2）由上而下考核各级政府主要官员的政绩，并决定其行政职位升迁。
在这种集权体制中，农民基本没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其经济要求只能通过地方和基层政府层层传递，而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利益诉求与农民并不一致，它们更关心自己这一级政府、这一届政府的财政收入、权威和政绩。
因此，农民的声音传到中央决策层已极为微弱，农民对其政治经济权利的诉求长期不能引起重视。
[④]不过，韩国当时的民主政体与地方自治虽然徒具形式，但因国内有反对党存在，朴正熙政权也能够不时感受到来自选票的压力，从而具有在一定条件下动员农民的政治需求。
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则没有这种需求。
尽管中国现在的城乡差距已经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由于不能通过某种形式纳入现实政治的运行逻辑之中，因此不能成为启动一场综合性乡村建设运动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三、乡村建设运动之组织动员形式
通过搞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如1950年代的“大跃进”和1960-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等，曾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非常熟悉的一种社会动员模式。
自1978年以来，虽然各种运动不绝如缕，“搞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仍然受到政府的青睐，但作为一种经济建设模式已经从根本上受到朝野两方面的质疑，许多人更是谈“运动”色变。
然而，被一些人奉为乡村建设成功范例的韩国新村运动，就其组织动员模式而言，的确与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前所述，韩国新村运动是由当时的政治强人朴正熙总统亲自倡议、启动并热情支持的一场由上至下进行动员的综合性乡村发展运动。
政府作为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出资者，首先必须自身动员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整套组织领导体系。
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一套体系与我国当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组织领导体系很相似。
在中央政府这一级，具体的运动领导部门是民政部而非农渔部。
民政部专门负责新村运动的计划与执行，管理的局是地方事务局，1978年后为新设立的地方行政局所取代。
中央政府其他各部、委、办，从主管经济建设的到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大都被列为支持性机构，内部也设立了计划和管理新村运动项目的专门机构。
另外，中央政府还在1972年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以协调中央各部门，并负责新村运动的政策制定工作，称为“中央新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由民政部部长挂帅，其他相关部门的副部长任委员。
以下各级政府也都照此办理，从各道、市、县到最基层的行政镇，层层复制这种模式。
用中国政府内的行话说，这是一种条块结合的交叉管理模式。
条条负责新村项目的具体筹划与实施，如民政部系统负责的项目就是乡村基础性建设，包括村庄环境改善、农民换房顶等工程项目，还负责增加乡村人口就业项目，包括国有土地的环境美化、小城镇建设和小河、小溪等的整治工程等。
其他如卫生福利部负责乡村供水系统和流动医疗站建设项目，建设部负责乡村标准房建设项目，工商部负责乡村电力项目等，不一而足。
块块负责一般性组织动员工作、综合协调与监督评估工作。
到乡村社区这一级，即村庄，政府为每个社区任命一个公务人员作为其新村运动的领导人。
每个村也都有一个村发展委员会负责本村的新村发展计划和集体性工作的具体组织执行。
村发展委员会一般由15-20人组成，委员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基本上都是些村中年长且有影响力的人物。
但有研究者指出，这个组织对新村运动的成功进行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韩国当时平均每个村只有80人，由25至75户组成，其“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大会，本村新村运动项目的选定与组织实施办法大都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集体决策。
此外还有所谓邻里会议及新村妇女、新村青年、新村领袖等协会之类的组织形式，都不具有正式赋予的社区公共权力，但在运动中能起到正式组织起不到的一些作用。
因此，政府当时非常热心于鼓励村民建立各种各样的这一类组织，以把家族和亲戚血缘关系之类民间资源充分调动起来，运用到新村运动项目的执行中去。
乡村中引人注目的新村运动积极分子是那些被称为“新村领袖”的人。
这样的人物每村两人，一男一女，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
理论上，20岁以上的村民，无论是否受过教育，也无论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成为新村领袖。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新村领袖都是40岁以上的人。
新村领袖不拿政府工资，也没有什么正式赋予的权力，从性质上说，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自愿服务于新村运动。
然而，他们可能在运动中获得许多非正式的、非程序化来源的权力和利益。
许多相关研究指出，他们在新村运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是把各种变化和创新引入乡村社区的中介。
本村新村运动中选什么项目、怎样执行这些项目，他们都有建议权。
韩国政府于1972年成立了一个新村培训院，这是新村运动中一个成绩非常突出的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培训这些新村领袖。
1973年，新村勋章纳入政府奖励系统，新村领袖作为一个奖励类在其中单列出来，地位显着。
这一年还召开了全国新村领袖大会以增进他们的荣誉感，此后发展成一个经常性组织。
有人对新村领袖进行研究后指出，%的新村领袖是真正的农民，其中92%的人从其祖父辈就居住在本村；
%的人表示，做新村领袖是为村庄和本村村民做贡献；
约47%的人把当新村领袖视为一种荣誉；
30%的人则表示，做新村领袖属于那种值得尝试的事情。
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们似乎还没有具体探讨他们千呼万唤不出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启动与组织管理的问题，但从他们频频把韩国新村运动引为范例，急切呼吁政府充当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出资者的理论主张看，这样一场运动的组织动员模式应该类似于韩国新村运动或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对于前者，我们还很陌生，虽然常常为人提及但少有深入研究者；
对于后者，我们很熟悉，但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还缺少共识性研究成果，政府到目前为止也似乎没有什么定论性的东西。
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尤其是“另类模式”的倡导者们应该有必要也有义务阐明，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下，只要意识形态动员得当，项目内容规划科学，政策和措施得力并充分尊重农民的利益诉求，用搞运动的方式进行乡村建设这种模式也是可取的。
四、乡村建设运动之具体展开
如前所述，韩国新村运动始于1971年初政府实施的一个实验性项目。
其内容很简单：
政府向每个村免费提供335包水泥，让各村自行决定如何用它们来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
同时，政府也提出了十大建议性项目，但不要求强制执行。
有的村庄利用这些材料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如修建公共饮水设施、修路架桥等；
有些村庄把水泥平分给农户让农户自行决定其用途，而有些农户则干脆把水泥拿到市场上卖了。
官方的事后评估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全国33267个村庄中约1/3的村庄对这些水泥的利用符合项目目标，政府的项目总投入为850万美元，导致了2500万美元的社会产出。
这一项目的实施也使政府坚信，政府的投入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必须有广大乡村民众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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