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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贡献
苏轼的词一改宋词的婉约之风，开创了雄壮、豪放的词风，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和领军人物。
他写下了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他与辛弃疾合称为“苏辛”。
苏轼豪放词的开创性功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题材内容的扩大。
凡写情、纪游、怀古、说理、赠答等等，均可入词，后人称之“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2）意境的创新。
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冶艳香软、宋初文人词的闲雅凄婉，苏轼豪放词适应着自己的广泛内容而开拓了豪迈奔放或高远轻旷的意境风格。
（3）形式音律上的突破。
词本是合乐的歌辞，在其发展中，音乐对它有很大的制约性。
苏轼则视词为抒情诗，在实际的创作中，往往突破形式音律的规范，不尽依词乐而作软媚之声。
此外，在语言上也一反花间词以来的错采镂金的风气，而代之以清新奔放的诗的语言。
句式自由灵活，不拘词律。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
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
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
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
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
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
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
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
“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
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
他以诗境
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
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
代表作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念妈娇?
赤壁怀古》。
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
如《水调歌头?
怀子由》。
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
如《江城子?
掉亡》、《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
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王国维《人间词话》
诗与词是中国文学的双姝，然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
诗虽境阔，而难达幽微之情：
词虽言长，却难抒豪放之志。
北宋文坛巨匠苏轼“以诗为词”的大胆变革，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从而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内容，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作为“艳科”、“小道”的藩篱，使词这一文学形式开始全面反映社会现实，体现人民生活，并以此为标志，正式确立起了豪放词派在词坛中的地位。
在苏轼之前，受晚唐五代“花间”、南唐词派的影响，北宋词坛所吟唱的基本是男女恋情、离愁闺怨。
纵观温庭筠，韦庄，李煜，柳永，晏殊，直至欧阳修，他们的词多充溢着“绮罗香泽”，甚至“男子而作闺音”。
其中虽有一些登山临水和怀远感旧之作，但也是婉约词一统天下。
苏轼的出现，使词这一文体发生了质的飞跃。
这种飞跃，不是柳永、张先将小令发展为慢词的飞跃，而是通过“以诗为词”后，词在内容上的飞跃。
“以诗为词”的变革后，词不再只是传情达爱的工具，也不再只是娱宾宴客的点缀，而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东坡词中，凡能入诗者皆能入词，正如刘熙载所言“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其词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但是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爱国词。
在苏轼之前，最负盛名的爱国词，莫过于范仲淹的《渔家傲》，但其却被欧阳修谑称为“穷塞主之词”。
苏轼的爱国词慷慨激昂，催人奋进，有虎虎生气，铮铮铁骨。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写到：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
二是交游词。
唐诗里不乏描写友情的诗句，如脍炙人口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等等。
但在苏轼之前，交游词却并不多见。
苏轼一生阅历丰富，与社会各界人士皆有广泛交往，因而其词中多有体现。
他的交游词内容广泛，包括饮宴、送别、怀远、感旧、赠答等方面。
如《江城子别徐州》写道：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
三是山水田园词。
唐朝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之诗清新秀丽。
苏轼“以诗为词”的改革大大拓展了这一主题的词。
在他的笔下，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农田水乡如春水东流、夏木繁荫、秋菊吐蕊、冬雪幽香，一派清新自然。
如《南乡子》写道：
“认得岷山春雪浪，初来，万顷葡萄涨渌醅。
”
四是咏物词。
咏物词源于《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在历代是个中不乏名篇佳作。
对此，苏轼提出来自己的观点。
他说“诗人有写物之功”，认为诗人咏物不仅要神似，更要传神。
如《浣溪沙咏桔》写道：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
吴姬三日手犹香。
”
五是节庆词。
在唐诗中，关于节日纪念与庆祝的诗句比比皆是，如“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寒食东风御柳斜”（韩翃《寒食》）等等。
而节庆词之开创者当推苏东坡。
如《浣溪沙端午》有“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之句，描绘了端午节这天仕女们芳兰沐浴，身穿光鲜罗纱，身佩五彩饰品的盛况。
六是悼亡词。
自晋代潘岳作《悼亡诗》以来，悼亡诗就成了悼念亡妻的专利，其中以元稹的《遣悲怀》诗为代表。
苏东坡首开悼亡词之端，其最为著名的词之一——《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其在密州任上因夜里梦见亡妻王弗而作的，将夫妻十年生离死别之苦、思念之深，写得肝肠寸断，令人不忍卒读。
另有一首《西江月》，借咏梅悼其妾王朝云，有“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之句。
七是遣怀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于坦率正直的性格和过人的才华，苏轼被卷入党争，且招致诽谤，一生宦海沉浮，三次被贬，仕途坎坷。
但他对此却往往表现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因而这类词风格多清旷雄健。
这对后来的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坡词也因此被冠以“豪放”二字。
如明代张綖称：
“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
”但豪放之外，更类老杜之沉郁。
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满庭芳》（蜗角虚名）等。
以上便是东坡词的大致内型，但由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故很难将其词作具体的分类。
东坡词之所以能够包罗万象，正是因为苏东坡“以诗为词”的变革促进了词体的解放。
关于词体的解放，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一书中写道：
“自柳永多作慢词......而体势既经拓展，曲调又极流行，高尚文人，亦多娴习；乃有感于此种新兴体制之可以应用无方，而仅言儿女私情，不足以餍知识阶级之欲望；于是内容之扩大，相挟促进词体，以入于解放之途；而苏轼以横放杰出之才，遂为词坛别开宗派，此词学史之剧变，亦即词体所以能历久常新之故也。
”
词体的解放，既有客观的需要，又有现实的基础。
客观的需要，是宋朝士大夫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
北宋自开国以来，统治者吸取唐朝藩镇割据导致亡国的教训，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
至仁宗一朝，北宋形成了一批“学际天人”的士大夫阶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苏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随着科举取士人数的增加，这一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又丰富和提高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这一庞大的社会阶层有着广大的社会文化需求，但又越渐感到诗文等难以满足自己内心思想与情感的表达，于是他们逐渐采用词这一“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文体。
但是，长期以来，词作为缠绵柔靡，重女音、唱情歌的传统又让这些封建士大夫们感到难以接受，甚至在他们看来，词作为“艳科”、“小道”，难登大雅之堂。
因此，词体的解放，是满足士大夫阶层精神文化需要的客观要求。
现实的可能，是词的形式的拓展为词体的解放提供的可能。
北宋初期，“士大夫承五代遗风，留意声乐，而令词益臻极盛。
”（《中国韵文史》）受五代西蜀、南唐词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词在形式上受制于小令，从而在内容上多儿女私情和娱宾宴客之作，难以用铺叙的手法表达复杂的思想情感。
随着“中原息兵，汴京繁庶”，社会逐渐得到稳定和发展。
为适应社会文化发展和群众生活的需要，宋朝开始恢复唐教坊旧制，并收编江南乐曲，“因旧曲创新声”。
柳永因“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于是不再留念仕途，转而“倚红偎翠”，“流连坊曲”，应乐工歌伎之请，“变旧声为新声”。
因此，词“自柳永一变，犹诗家之有白居易”（《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在内容上有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得到了发展，慢词开始兴起。
词体既经拓展以后，词坛遂“别开广大法门”。
通过铺叙的手法，可将写景、叙事、抒情和议论融于一炉，大大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词体的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那么，为什么苏轼能够“以诗为词”，从而促进词的解放，即除上述原因外，苏轼作为词体的“解放者”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我认为应该有如下几点：
首先，苏轼博学多才。
苏轼是我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文艺全才，诗、词、文、书法、绘画和文艺理论等方面都堪称大家。
其诗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不拘章法，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文汪洋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书法舒卷自如，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黄州寒食贴》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其绘画新奇有致，成竹在胸；其文艺理论见解独到，卓然一家。
纵观中国三千年文学史，如此全才型大家，苏轼一人而已。
广博的学识，为他解放词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苏轼宦海沉浮，阅历丰富。
苏轼自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
因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过激之处，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转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后迁汝州。
哲宗立，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启为相，苏轼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后应召入京，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
又因反对新党尽废新法，于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
元佑六年（1091年），他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外放颍州，知扬州、定州。
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州市）。
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悲欢离合，这为他解放词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再次，苏轼性格复杂多重。
苏轼的一生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世界观存在着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他性格的复杂多重性。
他生性豪爽旷达，“奋励有当世志”。
但由于坦率正直，眼里揉不进半粒沙子，因而在政治上长期失意。
对此，他虽然常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但也不时流露出一些逃避现实、寻求解脱的老庄思想。
“入世”和“出世”的思想常使他产生一些矛盾的心理，这不免他的在诗词中有所体现。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东坡词风格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最后，苏轼填词晚于作诗。
苏轼的诗文久著盛誉，有“苏文熟，食羊肉；苏文生，嚼菜根”的说法。
但他是被贬知杭州后才开始作词的。
从创作年代来看，苏轼最早的词应是熙宁五年任杭州通判时所作的《浪淘沙》（昨日出东城）和《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
这一年苏轼三十七岁，此时的他已能将作诗的章法套路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并且他认为词是”诗之裔”，即诗词同源而异派，作词应在遵守词律的基础上，又不为其所缚，甚至有时可以为了表现某些思想内容的需要而突破词律的限制。
因此，他才能够“以诗为词”，将诗之境阔、言志的特点运用于词，从而促进词体的解放。
虽然苏轼“以诗为词”的变革促进了词体的解放，也在词坛上确立了豪放一派，但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诗化后的词，难免不符合词律的要求，缺乏音乐美；同时，它违背了含蓄蕴藉这一词的传统抒情原则，余味大减。
这一不足之处，尤为其后重音律，尚婉约的正宗词派所诟病。
“一代词宗”李清照就在其所著的《词论》中批评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句耳”，即说他们的词都是一些长短不一的诗，所以“又往往不协音律”。
其实，苏轼并非不懂音律。
其长调《哨遍》就是依声律隐括《归去来兮辞》的，由此可见他是通晓音律的。
东坡词之所以“多不协音律”，一是他“非醉心于音律”，二是他“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但这更主要的是“以诗为词”所造成的难以避免的结果。
由此可见，词既要做到协音律，又要做到“应用无方”，是十分困难的。
总之，苏轼凭借其广博的学问、盖世的才华，高尚的人格和过人的胆识，在词中“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一扫晚唐五代以来词之“绮罗香泽之态”，打破了婉约词独霸天下的局面，将词带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以诗为词”的变革，使词这一文学体裁“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而大大促进了词的解放。
他不仅是婉约词的改革者，而且以豪放词的开拓者的身份，正式确立起了豪放词派在词坛中的地位。
《中国韵文史》评价说：
“以严肃态度填词，而提高词在文学上之地位，一洗士大夫卑视词体之心理，实苏轼发之。
”尽管东坡词存在难以避免的不足之处，但苏轼“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和他对词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如同其本人一样，足以让我们仰视千年！
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
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突破词的传统格局，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藩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
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
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
“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以诗为词”本来是陈师道对苏词的评论（《后山诗话》）。
陈氏以为“以诗为词”不是词的“本色”，其源固出于保守的词学观，但在客观上却准确地揭示了苏词这一手法开创性的特色。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
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
换言之，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久而久之，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
此即所谓“艳科”词。
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
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以诗为词”，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
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
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要有高远的立意和阔大的境界。
他的词学理想是推赏唐诗的气象和境界。
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之小词能具有唐诗高华浑厚之美，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
他还明确指出：
“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
”（《祭张子野文》）这就是说，词只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
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
即词来源于诗，与诗同质异体。
“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
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
可见，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旨在呼应自己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题的个性风貌，扩大词的抒情功能，把小词的艳科小道的品质地位提到诗的地位上来，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注重以词陶写情性，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所缘之情多为相思眷恋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
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词人与孙权相比，用典自然。
这里更含蓄显现出他勇武豪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
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总而言之，“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词体。
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
苏轼的一生升沉不定，备历险难。
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有独立的政治见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内外如一，而生活于派系倾轧严重，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仍要激流勇进，卓然自立，无可避免会受到他人的排挤。
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毁谤和打击。
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
他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强调文要“有意于济世之用”，反对空虚无实的形式主义之风，提倡“有意而言，有为而作”的现实文风。
所谓“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要言之有物，避免“未有甚得于中而张其外”（《李方叔书》）。
他还要求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疾苦，“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十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这又使他的现实精神具有了强烈的人民性。
在他的词中，可以看到他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可以像诗文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可以充分广泛描写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
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苏词的内容把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揉合在一起，含有广阔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知识，形象鲜明生动。
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写对去逝十年的亡妻的哀思，并融入自己仕途坎坷的身世之感，感情极为深挚。
词人在悼念王弗的时候，触发起自己对十年来艰难的人生经历，宦海风波的一番回顾。
这首词上阕写作者对王弗的思念，下阕记梦中还乡，深切地表现心中的悲痛。
而在另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中，作者借习武出猎抒发了自己报国杀敌的志向，但由于朝庭内部剧烈的明争暗斗，迫使他离京外任，“书剑报国”的壮志难酬，从而在他内心兴起迟暮的苦闷和牢骚。
在词中作者以魏尚自况，显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朝庭的信任和重任，以效力疆场，实现抗击侵扰之敌的宿愿。
苏轼有这首豪放词，是当时以革新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他以敏锐的时代感和富于开拓的创造精神，使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敲响了慷慨激越，纵横奔放的豪迈鼓乐，从而解放了词体，扩大词中的创作意境，赋予词以鲜活的思想和生命。
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揭示了作者不得志的心情，透露出欣慕古人，渴望建立功业的心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作者面对长江抒发感慨，喟叹人生的短暂，长江之无穷尽，无数的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像被波浪所淘汰一样，已经无影无踪了。
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功业却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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