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隋朝扬州都市文化的美学审视.docx

浅谈隋朝扬州都市文化的美学审视.docx

《浅谈隋朝扬州都市文化的美学审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浅谈隋朝扬州都市文化的美学审视.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浅谈隋朝扬州都市文化的美学审视

浅谈隋朝扬州都市文化的美学审视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隋朝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十七年。

在这短暂的时间内，隋炀帝臭名昭著的残暴荒淫行为，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

再加上紧随其后的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成就，相比之下，如何理性而客观地认识隋朝的贡献，是一个严肃而有意义的命题。

　　隋朝扬州都市文化的发展，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其所创造出“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二《秦彦传》）的都市文化成果，与隋朝有着血缘纽带的关系。

那么，隋朝扬州都市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如何，及其具体状况怎样，这正是本文需要阐释的内容。

　　一、隋朝扬州都市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就隋朝扬州都市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而言，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长达两百七十多年的南北分裂割据状态，为全国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国内都城和地方城市的工商业者，在生产活动、居住地点、政治地位等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

　　就前者而言，范文澜先生曾说：

“隋文帝统一天下，综合前代各种制度有沿有革，厘定成隋制。

……隋文帝所定的制度，同秦制一样，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纵观隋前扬州都市文化发展的历史，西汉刘濞的广陵城曾繁荣一时，但是，随着东汉末年的战乱又逐渐衰落，在南北朝分裂期间，扬州城市几次遭受战火毁灭性的打击，彻底陷入低谷状态，而隋朝的统一，为扬州城市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提供了保障，自此开始，扬州都市文化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此，隋朝的统一对于扬州都市文化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就后者而言，又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释：

　　首先，隋朝从帝都到地方城市，商业和手工业非常繁荣，为都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隋文帝时期，从全国各地迁徙了大批工匠和商人到长安和洛阳居住，隋炀帝时期，又再次从全国迁徙富商数万家到洛阳，这直接促进了长安和洛阳帝都城市的繁荣，当时西京长安为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洛阳是全国著名的商业贸易城市。

“隋唐时期城市商业的发展，也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一样，大大超过了前代。

隋代不仅京城里设有都会市和利人市，在东都洛阳也开辟了丰都、大同、通远三市。

京城和洛阳合共有九市，都设有市署作为管理机构。

由于城市商业发达，在城市坐地经商就可牟取暴利，所以连京官、州官都利用公廨钱经营商业。

国家临时有所急需，也到市场上购买或索取。

这又刺激了城市市场，特别是两京市场的迅猛膨胀。

”长安和洛阳不仅是当时国内的政治中心，还是手工业、商业、文化的中心。

在都城的带动下，地方城市也形成了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态势，例如扬州、苏州、杭州等著名城市就是深受都城的影响，各自成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而全国各地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带动了内地长江流域一批商业发达的中等城市的迅速崛起，例如荆州、会稽、毗陵、余杭、豫章等。

扬州则成为海外贸易的集散地，“这里中外商人云集，贸易品以丝绸、珠玑、犀象、玳瑁为主”。

隋唐以前的扬州城，始终在蜀冈上，是封闭式的城市，经过隋代的发展，到唐代时已因对外商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在蜀冈下形成了工商业为主的新的市区。

隋唐时期的都城和地方城市，其发展手工业、商业和文化的功能，都大大超过了秦汉时期的城市。

扬州的手工业更是异军突起。

据历史记载，扬州是隋朝铸币业的主要基地。

扬州地区的铜镜、铜屏风更是声名远扬。

（《通鉴》卷183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十二月条）扬州的造船业在当时中国各大城市中“相当出名”，隋炀帝南巡所用的船只就是在扬州生产的。

“杨玄感之乱，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度仍大于旧者”（《通鉴》卷182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十月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造出如此数量多、质量高、规模大的龙舟，足以说明扬州地区造船业的基础非常雄厚，系全国造船业的中心。

这些情况已经充分说明，隋代南方部分地区的手工业经济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其后来者居上的势头已初现端倪。

”

　　其次，隋代城市工商业者居住地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政治地位获得了巨大的提高，这为扬州都市商业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政治自由空间。

“从隋代起，一改秦汉时期以来工商业者和居民主要住在城外的状态，在城市里有了广大的居民区和市场。

”这意味着与前代相比，隋朝城市居民和商人的地位获得了更大的提高，隋代“划出了我国封建时代城市发展的又一个阶段”。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扬州、苏州、杭州等地方城市商业活动迅猛发展，而且，多数这些城市已从秦汉时期比较闭塞的城市，发展成了隋唐时的相对对外开放的城市。

　　二是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彻底奠定了扬州在国内水运交通中的枢纽地位。

隋炀帝先后多次大规模对运河进行治理，实现了杭州至北京的全线贯通，这是扬州乃至中国古代都市文化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隋炀帝开通京杭大运河并非完全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中还包含着去江都游乐的目的。

但是，随着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一方面，运河沿岸城市得以迅速发展，例如扬州、楚州、润州、泗州、河阴等城市，无一不是在隋朝大运河贯通之后迅速繁荣的。

另一方面，扬州拥有当时水运交通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也是隋朝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赋予的，而这又成为此后扬州都市文化繁荣的最重要驱动力。

　　三是隋炀帝三下扬州及在扬州的奢靡生活，提升了扬州城市的政治地位，刺激了都市文化的繁荣，赋予了扬州都市文化特别的内涵。

隋炀帝多次乘龙舟巡游江都，给扬州地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是历史的事实。

但是，在当时帝都和地方城市等级差异极大的特定背景下，隋炀帝对扬州的个人宠幸行为，使扬州获得了超出一般地方性城市更好的政治条件。

而为了迎接帝王巡幸修建的大量宫苑建筑，刺激了扬州都市文化的畸形繁荣。

隋炀帝去扬州观赏琼花的故事，及其在扬州荒淫奢靡的风流故事，又直接构成了扬州都市文化中风月浮艳、神秘浪漫的维度，甚至成为扬州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二、隋朝大运河与扬州都市文化

　　大运河对于扬州都市文化具有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隋代开发运河的军事战争目的，提升了扬州高于一般地方城市的政治地位，客观上促进扬州都市文化的商业经济基础。

　　据历史记载：

“隋文帝于扬州开山阳渎，盖由茱萸湾至宜陵镇，达樊汊，入高邮宝应山阳河，以达于射阳湖。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馀万，开通济渠……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江。

”“大业四年（608年）开永济渠，引沁水沟通黄、淮，北通涿郡。

于是可以从扬州行船，直达涿郡。

”对于隋朝两代皇帝开凿和疏通大运河的目的，傅崇兰先生指出，隋文帝于扬州开山阳渎，是为了灭陈所采取的一个战略行动。

而隋炀帝开永济渠主要是通过这条运河将兵马辎重运到涿郡去打高丽。

“隋炀帝两次亲到涿郡大举征伐高丽的史实，进一步说明了隋炀帝开挖永济渠、通济渠和邗沟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军事方面。

”事实证明，隋文帝在开通了山阳渎之后的第二年，就通过运河大举进军攻陈，第三年灭掉了南陈。

而隋炀帝则先后多次通过运河运送军需和军队聚集涿郡，征讨高丽。

　　为了政治军事斗争而开凿、疏通运河的目的，在客观上奠定了扬州城市交通枢纽的优越地位，扬州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由此凸显。

加强和保护扬州城市的军事地位，显然是隋朝统治者必须充分重视的事情。

所以，在隋文帝统治时期，为了平定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他任命杨广亲自驻守并总管扬州，而当时扬州统辖地域之广大，远远超出了地方城市规模，几乎获得了与帝都相等的政治特权：

“江都太守秩同京兆尹”（《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当时江都郡辖十六县，即江阳（今邗江、仪征一部分）、江都（今属扬州市）、海陵（今泰州）、宁海（今如皋）、高邮、安宜（在今宝应西南）、山阳（今淮安）、盱眙、盐城、清流（安徽滁县）、全椒、六合、永福（故地在安徽天长北）、句容、延陵（今镇江市）、曲阿（今丹阳）（《隋书·地理志》）。

为各郡中管县最多者，郡境及于大江南北，最是雄藩大镇，而扬州总管权力所及，更广于江都一郡之地。

这一辽阔地区，山川秀丽，物产丰饶，遂成为昏王流连欣羡之所。

”这对于扬州都市文化的发展来说，无疑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庇护。

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政治地位的提升对于都市文化的发展具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中国历代帝都城市文化与地方城市之间的差距极大，获得统治阶级政治保护，无疑是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和繁荣最有效的驱动力。

例如隋文帝继位之后，采取一些列措施统一国内货币，他在开皇九年（589年），在扬州、鄂州、益州等城市专门设炉铸造新币，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扬州在统治阶级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还说明了以扬州代表的地方城市，已经拥有了相当发达的商业经济基础。

　　二是隋炀帝开凿运河巡游扬州的目的，进一步刺激了扬州都市文化的繁荣。

　　隋炀帝开凿和疏通大运河，除了政治军事斗争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乘龙舟去扬州游玩。

据《资治通鉴》卷180《隋纪》记载：

大业元年，隋炀帝开通济渠和邗沟之时，“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

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馀所”。

开运河去扬州游玩的说法，还广泛见于隋唐后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

宋人传奇小说《开河记》对隋炀帝命征北大总管麻叔谋为修河督护进行生动的叙事：

　　时叔谋开汴渠盈灌口，点检丁夫，约折二百五十万人。

其部役兵士旧五万人，折二万三千人。

工既毕，上言于帝。

遣决汴口，注水入渠。

帝自洛阳迁驾大渠。

诏江淮诸州造大船五百只。

使命至，急如星火。

民间有配盖造船一只者，家产破用皆尽，犹有不足，枷项笞背，然后鬻货男女，以供官用。

龙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

至大梁，又别加修饰，砌以七宝金玉之类。

于吴越间取民间女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

至于龙舟御榻，即每船用彩缆十条，每条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与羊相间而行牵之。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工程，南下扬州寻欢作乐，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正如唐代诗人李敬说：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合。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但是，在客观上刺激了扬州都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王孝通先生在《中国商业史》中说：

“虽一时徭役殷繁，贾怨百姓，然自是南北之商途畅通，遂开后此千百余载之富源，功罪固不可相掩也。

”事实上，早在唐代，就有人对隋炀帝开凿运河去扬州游玩提出了比较客观的看法。

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诗中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清代历史家谈迁在《北游录》中谈到邗沟时也说：

“吴、隋虽轻用民力，今漕河赖之。

西门豹曰：

今父老子弟患苦我，百岁后期令子孙思我。

谅哉!

”

　　为了满足隋炀帝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大量侍臣随从的消费，隋炀帝在扬州大肆兴建豪华宫室，其时的扬州堪称处处艳丽、夜夜笙歌。

其繁荣程度和成就，有的学者称：

“有隋一代，中国文化中心，不在长安，而在江都，遂启唐朝三百年扬州之繁盛，实为历史的必然。

”虽然此说是否正确，尚需进一步商榷，但是，隋朝扬州的都市文化已经拥有相当发达的基础，而并非是隋炀帝暴政下的“烂摊子”，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三是隋朝大运河赋予了扬州独特的运河都市文明。

　　如果从早期城市多发生于河流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把城市看做河流文明哺育的结果。

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运河文明也属于河流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运河文明就具有了河流文明的一般特征。

但是，运河文明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属性。

对此，有学者指出：

一般的河流文明在起源中更多地依赖自然环境与资源，体现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直接的生产与实践行为;而运河文明的发生与成长则更多地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要素，主要功能是对已初步成型的文明模式与经济社会格局的加工与再生产，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古代世界的内在循环与可持续发展。

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主干大街”，承担着交通、经济、移民、商贸、税收等多种重要的功能。

　　由于运河沿岸城市在本质上属于运河文明，这就注定了运河都市文化与一般河流都市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具体差异在于：

　　与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关系如此密切，使运河城市与其他中国城市在发生上有很大的区别。

如西方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起源于防卫的需要，在《墨子·七患》中也有“城者，所以自守也”的记载，人们普遍认为汉语中“城”的本义是城垣，主要功能也是防卫，因而防卫功能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生的重要原因与基本内涵。

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万里长城，它的功能即“自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城垣。

与之相对，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则可以称之为“市”，它的基本功能是“买卖所之也”（《说文解字》），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易·系辞下》）。

与“城”因防卫需要而倾向于封闭不同，“市”的功能在于推动内部的循环与交流，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使中国社会因为更广泛的交流而成为一个内在联系更加密切的有机体。

　　运河城市与一般城市的功能差异，是否在于“市”与“城”的区别，尚需要学界进一步研究，但是，运河城市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商品流通交易的功能，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命运与运河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这已经为学界所证实。

在这个意义上，因大运河的贯通而发展起来的扬州都市文化，从表面上看，交通商贸物流是城市功能的体现，但是，在深层上，则直接建构了“城市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河流都市文明的特质。

　　三、隋炀帝与扬州都市文化的审美内涵

　　隋炀帝与扬州的关系，并非始于登基后的三下江都，早在开皇十年（590年），杨广就被任命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

“除因国家有大典、大事朝京师外，长期住在江都，直至开皇二十年（600）立为皇太子后才离开。

”现存的资料中并没有记载杨广任江都总管之时，对于扬州都市文化究竟做出了怎样具体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他在任江都总管期间，从当时扬州所辖地区范围之广，物产之富饶情况来看，扬州都市文化已经相当发达。

隋炀帝继位之后，对于扬州都市文化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隋炀帝在扬州大肆修建宫室建筑，促进了扬州都市建筑文化的发展。

据李廷先先生考证，隋炀帝在扬州期间大肆兴建的宫苑建筑情况为：

“于城西北七里大仪乡境筑江都宫，中有成象殿，规模宏丽，为举行大典之地;于城北五里长阜苑内筑归雁、回流、松林、枫林、大雷、小雷、春草、九华、光汾、九里等十宫;于城南十五里扬子津（又名扬子渡、扬子桥）筑临江宫（又名扬子宫），中有凝晖殿，为眺望大江、大宴百官之所;于城东五里亦筑新宫（在禅智寺附近）;而最豪华的是城西北的新宫，即所谓“迷楼”，因其千门万户，复道连绵，洞房亘互，回望若一，入其中意夺神迷，不知所往，故以“迷楼”呼之，非正式名称。

楼上设有四座宝帐：

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归”，三曰“夜含光”，四曰“延秋月”，皆集宝儿成（据《南部烟花录》）。

宫室之外有上林苑、萤苑，上林苑为驰猎之场，萤苑为放萤之所。

秋夜出游，不燃灯火，聚萤放之，灿若星光。

江都四面皆在琼楼珠殿、奇花珍木簇拥之中。

”

　　隋炀帝在扬州大兴土木以满足个人穷奢极欲的行为，对于扬州人民而言，是一个巨大灾难，但是，正如同许多伟大的建筑成就诞生于帝王们这种无耻欲望一样，扬州都市建筑文化因此而格外辉煌。

此后扬州成为中国著名的园林城市，而园林宫室建筑成就的取得，据学者考证，最早来自于西汉吴王刘濞的宫苑，此后，南北朝时候也有修建，但是，这些朝代兴建的园林建筑，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不足以和隋朝时期相比。

隋大业年间，隋炀帝“把江都城北迤西数十里辟为禁苑，包括西汉吴王的钓台、刘宋徐湛之的园林及戏马台、凤凰楼等，一直延续到甘泉山。

一路水光山色，楼台殿阁，相互辉映，苑中搜罗有众多的奇花、异草、珍禽、宝兽”。

更重要的是，隋朝以前的扬州宫室园林建筑，远远没有在文化和美学的层面上取得如隋朝那样引以为豪的成就，正是从隋朝开始，扬州都市建筑文化在国内声名鹊起。

一直到今天，人们在谈论扬州城市建筑文化的时候，除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明清时期之外，隋朝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隋炀帝在扬州期间，积极倡导文学活动，并亲自作诗歌咏扬州都市繁华，为扬州都市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积淀了浓郁的文化艺术底蕴。

　　隋炀帝在政治上残酷阴险，但是，对于文学艺术活动却颇多支持。

他在三下江都时，“从长安带来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倡导学术、文学活动。

博学多才之士潘徽、诸葛颖、虞世基等齐聚江都”。

上述文学才士在扬州期间，曾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虽然大部分已经失传，但是，其创作成就却被真实地记录在《隋书》、《北史》、《新唐书》等历史典籍中。

这对于扬州城市文化氛围的生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隋炀帝本人在三下扬州期间，创作过许多诗歌作品。

据学者考证，今天可以确定为隋炀帝南下江都所作的作品至少有《春江花月夜》两首，“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共星来”。

隋炀帝对扬州都市临江的秀丽风光如此赞美。

隋炀帝在江都所作还有《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四时白纻歌·江都夏》等。

虽然从内容上说，这些诗大多数是宣扬享乐，粉饰太平，并没有太多的积极意义。

但是，帝王积极推崇诗歌创作的行为，一方面，很容易刺激臣下和整个地区纷纷效仿，这对于隋代扬州诗歌文学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客观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帝王对扬州都市繁华生活、秀媚景观的歌颂，大大提高了扬州都市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力，使得更多人对扬州都市生活充满了向往和憧憬。

　　再次，隋炀帝在扬州的风流韵事、荒淫无耻，赋予了扬州都市浮艳浪漫而又悲情怨愤的文化形象。

　　就前者而言，一方面，隋炀帝在扬州的风流韵事流传甚广，至今还有两个相关传说，一是隋炀帝来扬州时候，带了爱妾美女二十四人，每天尽情享乐，于是就以二十四美人命名一座小桥，这就是扬州著名的二十四桥得名的原因。

另一个说的是，隋炀帝在第三次来扬州的时候，随身带了数千名美女，但是，当他在扬州被部下所杀后，随从的数千佳丽就滞留扬州，乃至改变了扬州美女的基因，从此后，扬州就以美女多著称。

两个故事都荒诞无稽，当属后人附会隋炀帝的风流韵事而作。

但是，二十四桥与扬州美女却由此成为历代文人心目中的扬州都市影像，隋朝扬州因此被注入了特有的香艳风月形象。

唐朝时期扬州都市文化中的风月形象尤其明显，就与上述隋炀帝的风流韵事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隋炀帝开凿运河去扬州观赏琼花的说法，赋予了扬州都市文化神秘浪漫的韵味，“花死隋宫灭，看花真无谓。

”（孔尚任《琼花观》）为了看几株花而开凿运河、覆国亡身，固然难以令人信服，但是，隋炀帝三次南下扬州游玩，足见都市文化魅力和神奇之处，观赏琼花的故事也就成为扬州都市文化的审美积淀。

直至今天，扬州城市把琼花当作市花。

　　就后者而言，人民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行为痛恨异常，“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而通过文字作品加以抒发出来，其笔下的扬州都市就被抹上了厚重的悲愤气息。

在隋代有一首名为《挽舟者歌》的民歌，流传甚广，写的隋炀帝下扬州强迫人民为龙舟背纤绳的痛苦不堪：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

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住尸。

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透过诗歌，人们可以想象隋朝扬州城外运河沿岸，一队队挽着龙舟的苦工，在艰难地拖着隋炀帝的龙舟前行的凄惨的景观，在这样的情感之下，扬州都市文化浸染了哀怨悲愤的美学韵味，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