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孩次和性别对代际时间转移动机的影响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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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2011年8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2010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
预计到2018年，老年人口将约占总人口的1/6，2025年将占1/5，2050年将占到1/3。
尽管中国政府和社会工作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以来，建立的国家老龄保障体系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维持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绝大多数老年人生活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11年一季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参保人数共计1.74亿人，达到领取养老金待遇60岁的有5003万人。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农村居民为6.74亿人，按农村老年人口比重18.3％计算，农村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23亿人。
也就是说，还有7300万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没有养老金。
由于收入低及缺乏养老金体系的保障，尤其在国家支持与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形下，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比较困难[1]。
中国城市地区的老龄化问题与其他国家类似，但是由于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面临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不相同的老龄化问题。
在农村地区，政府仅为老年人提供很少的资源，家庭的支持与个人的积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也认为农村家庭应该照料老年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力更生与家庭养老具有悠久的历史。
许多农村老年人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其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至少农业人口是如此。
同时，中国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也是世界上最多的。
政府的任何新的公共收入转移政策都必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甚至超过当前政府的财政能力范围。
因此，如果子女的性别与孩次证实是代际转移动机的决定性变量，那么政府可据此制定一些奖惩措施，一方面可以节约资源，另一方面还可以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货币与时间的代际转移（IntergenerationalTransfer）一直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社会工作者感兴趣的话题。
两代人之间的资源转移有两种基本的形式：
父母一代流向成年的子女（向下转移）和子女一代流向年老的父母（向上转移）。
考虑到时间转移的动机时，以子女的性别与孩次作为社会政策的基础，不仅仅对中国，对21世纪其他国家也代表着一个重要的创新。
本研究将作为先例，以更好地为分析私人与公共部门的分配决策提供支持，最终达到即使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目的。
二、相关概念的定义
1.代际转移
代际转移通常指的是代际现金、服务与除现金外的资产的交换。
这种转移有两种形式：
从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向上转移）和从父母向成年子女（向下转移）。
向上转移可以以经济支持和（或）时间支援的形式进行。
经济转移包括货币、实物、不动产。
时间转移（TimeTransfer），从社会学的角度称为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Support），包括家务劳动和生活照料。
和向上转移类似，向下转移同样以时间和（或）货币、实物和不动产的形式进行。
父母负责子女的上学费用、提供住宿、照顾孙子女，而且越来越成为成年子女一生中重要的帮助来源。
2.利他主义假说
利他主义是一个道德原则，指个体有责任帮助、提供服务或者使他人受益，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个人的利益。
利他主义也会使子女向年老的父母转移资源，尤其是如果父母已经给他们灌输了强烈的子女的责任感[2]。
或者，成年子女给予父母资源仅因为他们在乎父母，而且能从给予中获得间接的满足。
3.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起源于理性选择理论，中心假设是个人的行为追求回报或利益最大化，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效用最大化。
例如，老年人期望从子女那里获得的回报（货币和时间）最大化。
因此，就教育来说，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助学金以及借款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反之，成年子女会希望对父母的资源转移最小化。
因此，人们可能会期望这种转移的发生尽可能的少，除非是在父母对他们的需求非常强烈的时候，最好由那些付出成本最低的子女（有更多资源的子女）来提供。
三、孩次和性别对代际时间转移动机影响分析
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中国的安徽省原巢湖地区（现主要地方归入合肥市，少数地方并入芜湖与马鞍山市）。
该省大部分是农村，而巢湖地区坐落在长江北岸、安徽省中部，六普时巢湖市全市人口为387.3万人，户籍人口为460.8万人。
该地区老年人密度相对高（12％的人口是60岁及以上人口），而且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外迁到邻近城市如合肥、南京、上海的比例很高。
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法，随机选择了1800名潜在应答者。
基期调查于2001年4月开始进行，样本包括1715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培训的调查员于2003年10月和2006年12月进行了跟踪调查，受访者分别为1391名和1067名。
调查采用测量性能经过验证的结构性问卷，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
为保证对问卷进行普通话翻译的准确性，采用了标准的回译法。
本调查评估了农村老年人在家庭关系、代际转移、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情况。
第4次数据收集于2009年6月进行，共有1224名受访者。
与前3次调查相同，受访者需回答六个问题（认知测试），满分为9分，如基本的数学计算、基于阴历的当年的生肖。
任何得分低于5分者，将从研究中剔除。
排除此类受访者后，目前研究的样本量为1165人。
本研究以此次数据收集的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
2.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1）理论模型。
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
后面的分析是从老年人的角度进行的。
本研究调查了获得正向转移（时间）的老年人的代际时间转移动机，并分析了影响转移规模的因素。
随后从孩次和性别的角度对时间转移动机进行了比较。
下面的Probit同归模型被用作研究转移的规模：
①家务帮助（例如打扫房间、洗衣服）和②日常照料（例如，洗澡、穿衣服）。
频率的分级和编码为：
0＝没有帮助，1＝很少，2＝每月数次，3＝每周至少一次，4＝每天都做或更频繁。
然后将每个子女及其配偶的频率进行累加，得到每个量表的得分，取值为0～10。
在此基础上，创建新的虚拟变量：
0（没有帮助）或1（一些帮助，包括1～10）。
其次，自变量方面，老年人的特征包括子女数目、性别虚拟变量（1＝女）和婚姻状况（1＝在婚）。
年龄按年代测定。
收入按照受访者及其配偶工作和退休金的年总收入（＋1）的对数来测量。
基于样本中每个组的百分比将此变量编码为3个组：
低收入组（0～22美元），中收入组（23～410美元）和高收入组（大于410美元）。
接下来，将中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设为虚拟变量。
低收入组为基准参考组。
老年人早先帮助每个子女照料孙子女将使用虚拟变量来评估（1＝是，提供帮助）。
此外，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以健康自评、慢性病数目、功能障碍和抑郁程度为测量指标。
老年人健康自评状况通过问题“您认为您自己现在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测量。
答案分为差到好四级，分数越高意味着健康自评越差。
慢性病的数量由12个慢性病条目加总获得。
得分范围是0～12，分数越高意味着慢性病数量越多。
功能障碍是由15个条目加总获得：
基本日常生活活动（穿衣服或脱衣服、室内走动、起床、从椅子上站起来）；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做饭、购物、做家务、坐公共汽车或火车、管理资金）；
需要力量、活动性和柔韧性的活动（提起10公斤重的一袋大米、爬一段楼梯、步行100米约328步、弯腰、下蹲、屈膝）。
应答者指出每项活动的困难程度：
0（没有困难）、1（有些困难）、2（没有帮助无法完成）。
该量表的信度为0.93，总分为0（任何活动都没有困难）到30（无法完成任何活动）。
问卷中测量心理状况的9个问题来自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TheCenterforEpidemiologicalStudiesDepressionScale,CES-D）[3]，根据目标人群进行了调整。
3个条目表示正向情绪（感到快乐，享受生活，感到满足），2个条目表示负向情绪（感到孤独，感到心烦），2个条目表示边缘化情感（感到无用，感觉无事可做），还有2个条目表示躯体症状（食欲不振，睡眠障碍）。
按照受访者过去一周内出现相应症状的频度划分为：
0（很少或没有），1（有时候），2（大部分时间）。
在调整了反向评分题的编码后，共得出9个变量，抑郁评分为0～18，分数越高抑郁出现频度越高。
这9个条目的信度系数（Cronbach'
salpha）为0.78。
子女的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孩子数。
年龄为进行调查时的年龄。
性别（1＝女）和婚姻状况（1＝目前在婚）是二分类变量。
孩子数是连续变量。
收入水平的测量分为4级：
0＝很困难，1＝较困难，2＝大致够用，3＝有剩余。
对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克服了低估的问题。
另一个二分类自变量是邻近居住（1＝子女居住在同村）。
由于样本中共同居住率极低，因而在此没有考虑。
另外，情感亲密度由3个评定每个子女与父母关系的问题来测量。
这些问题根据评价代际情感亲密度的有效连带集录（EffectualSolidarityInventory）[4]改编而成。
问题如下：
①“综合考虑，您感觉（与这个孩子）有多亲密？
”②“当您想要倾诉一下自己的忧虑和难题时，您觉得（这个孩子）多大程度上会愿意听？
”③“总体来说，您和（这个孩子）相处得如何？
”这些条目的编码为：
0（一点也不亲密/根本不会/一点也不好），1（一般亲密/可能/一般好），2（非常亲密/很大程度/非常好）。
将这些条目加总，得出每个子女的得分，取值范围为0～6。
用所有子女的总分最高值作为父母该项的得分。
这些条目的信度系数为0.82。
四、Probit回归模型的结果与讨论
1.检验假设1和假设2
（1）子女的时间转移。
表1和表2显示的是Probit回归模型的结果。
对于老年人的特点，性别与因变量有正向关系，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获得工具性支持。
婚姻状况对时间转移规模有负效应。
这表明子女倾向于为不在婚的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工具性支持。
情感联系在时间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子女与老年人关系越亲密，陪伴老年人的时间越多。
所有健康变量（自评健康、功能障碍、慢性病数量、抑郁程度）与因变量呈正相关，并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
这表明，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往往能从子女那里得到更多的工具性支持。
其次，再来看子女的时间转移规模与成年子女特征。
子女的性别和婚姻状态对时间转移规模有正向作用。
女儿往往比儿子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工具性支持。
已婚子女为父母提供更多支持，这表明第一个子女的配偶在子女时间转移上作出了牺牲。
距离变量的系数为正，并且统计显著，说明住在同村的子女为父母提供更多的工具性支持。
（2）假设1和假设2的检验总结。
表3总结了Probit回归的结果。
证实了第一和第二个假设。
农村老年人通常对长子的预期回报高于幼子。
2.检验假设3和假设4
用同样的方法来验证假设3和假设4。
表4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从老年人角度，性别决定了代际交换的动机这一假设。
五、讨论与建议
1.相关讨论
（1）孩次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孩次与代际转移动机之间关系的假设，至少从父母的角度支持该假设。
研究结果支持假设1和2：
农村老年人对年长的子女的抚养符合交换理论，而对于幼子的支持则符合利他理论。
即父母期望从年长的子女处获得支持，作为以往时间投资的回报，例如照料孙子女（交换），而对幼子的这种期望较低（利他）。
老年人的收入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回归系数，对第一个和第二个子女是显著的，但对第三个子女并不显著（见表3）。
这表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年长的子女，特别是第一个子女。
对第三个子女的期望较少，因为其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见表3）。
第四个子女，通常是最小的一个，是最不可能为父母提供照料的。
而事实上，农村老年人反而为第四个子女无偿提供更多的帮助，如照料孙子女。
这一结果与利他主义理论相一致。
（2）子女性别的影响。
研究的发现出乎意料，回归结果并不支持假设3和假设4：
农村老年人抚养儿子的动机符合交换理论；
而支持女儿的动机符合利他理论（见表4）。
从父母的角度看，代际交换的动机没有性别差异。
老年人对代际转移的期望只与孩次有关，而与性别无关。
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可能受到农村妇女获得更多工资收入的挑战（至少在收集数据的安徽省是这样）。
通常人们更喜欢男孩，因为只有男孩可以继承家族的姓氏并承担照料父母的责任。
现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已有所减轻，因为妇女被赋予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利益、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
但在某些地方传统的男性偏好仍然很严重，尤其是农村地区。
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仍然不完善，调查时很多农村地区没有养老保险，年老后必须完全依赖儿子供养。
由于这个原因，在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思想仍然很盛行。
然而，本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对儿子和女儿有相同的期望。
这表明农村地区女孩的状况可能有所改善。
（3）代际交换的影响因素。
所有的健康变量（自评健康、功能障碍、慢性病数量、抑郁程度）与时间交换的规模呈正相关。
这表明子女是否为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不仅取决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否照料孙子女，而且取决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换言之，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是决定工具性照料规模的关键因素。
老年女性比男性接受了更多的工具性支持，男性相对更健康。
该结论与本文的结果是一致的。
婚姻状况和邻近居住与时间转移呈正相关，这表明子女的配偶往往会承担照料父母的责任，并且居住较近的子女会提供更多工具性支持。
子女的数量与时间转移无显著联系，但是系数均为负，与现有文献一致。
1980年之前，夫妇根据经济、传统和精神需求自由决定子女的数量。
本调查参与者平均有4个孩子。
由于当时死亡率较高，他们知道子女有较高的死亡风险，并且也明白需要有足够多的子女，尤其是儿子，这样在年老后可以照顾自己并保证家族延续下去。
子女的数量由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需求决定。
社会经济水平越低的地区，越想要更多的孩子，在中国农村尤其如此。
较年长的子女是老年人经济和工具性支持的主要来源。
本研究发现子女往往会分担兄弟姐妹的照料负担。
因此，子女越多，每个子女的付出相对较少。
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子女和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密不可分。
2.对政府政策的启示
这些结果对政策主要的启示是，当子女们向父母提供服务、进行代际转移时，旨在促进农村地区老年人福利的社会转移的增加，不仅不会导致私人转移被挤出，而事实上可能会增加私人转移的规模。
这是因为解释中国农村地区私人转移行为的主导动机是交换理论。
因而，子女是一种“战略投资”，或许是农村弱势老年人唯一可依靠的资源。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子女的数量与时间转移的规模并不显著相关。
这一发现挑战了农村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
由于子女往往倾向于和同胞一起承担照顾老年人的重担，有很多孩子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晚年生活支持。
一些农村青年无法履行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
有些人甚至自身就是在贫困线以下挣扎，所以对他们来说，赡养父母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政府应该发展适合老年人的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应在根本上基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而不仅仅是儿女的数量。
本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家庭支持机制，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对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准和福利的政府政策或项目的需要。
经过多年的试验和实践，社会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
但是，为使社会保障服务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口老龄化将加剧老年养老金体系和医疗支出的压力。
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使建立和改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迫切。
为了建立一个繁荣的社会，推进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政府一项重要的任务。
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协调和健康发展带来的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的贯彻，以及经过研究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继续发展铺平道路。
从而在今后几年，中国人民将更多地受益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享受更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成果。
（鸣谢：
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安徽老年人生活与福利研究”数据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老年学院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博士及其研究团队于2009年共同采集收录。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齐铱博士、MarilynS.Flynn博士以及老年学院的MerrilSilversten博士都曾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在此对上述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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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e,Y.,W.Parish,R.Willis.Sons,Daughters,andIntergenerationalSupportinTaiwan[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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