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无涉 与学术公共领域 重读韦伯 一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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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一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一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关键词：
韦伯价值无涉理想类型学术公共领域
[摘要]：
“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
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那么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矗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说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
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
“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
当今中国社会开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潮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
但是，“去道德〞与“无立潮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
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
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
[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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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
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
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
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局部。
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
文库?
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
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
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
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
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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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
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
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
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标准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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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
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
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
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
文库?
关心的问题其实是：
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
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无视——放弃另一些价值。
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
〞[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说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根底，“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根底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
〞[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矗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
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
〞[5]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
[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
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
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
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那么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淆在一起。
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
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比照、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那么求助于感情。
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
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
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表达为作为学术杂志的?
文库?
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
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锋利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
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
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
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
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
[8]
但是，韦伯也成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兴旺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
〞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
文库?
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
〞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开展相结合作为手段。
〞[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开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防止，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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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
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
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
“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
〞杂志的任务就是：
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根底：
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
[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根底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
韦伯认为：
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那么。
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
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
[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
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局部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
〞[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
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
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
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
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说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
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
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
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
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
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
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那么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
[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
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潮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
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
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
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答复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根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
“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局部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
〞[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唐的。
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
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
……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
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奉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校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
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
因此，把经验复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
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
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
“‘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
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
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说明态度。
对世界说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矗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
[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樱正是在这个根底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
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根底的因素。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那么，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
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
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
[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根底，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确实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开展的动力。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立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
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确实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
自然科学的方法：
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到达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
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
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那么并不是“科学的〞兴趣。
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
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
“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
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
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朝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想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
〞[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
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潮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那么展开的〞。
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那么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
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确实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
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
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
[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
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
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
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开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
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
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潮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那么。
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色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
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开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那么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
[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
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比照，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
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
把它与现实作出比照。
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
[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
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根本义务和防止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
以比拟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
〞[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那么，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
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
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符合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表达，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复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
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开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方案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
〞[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
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开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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