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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压力及其对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上海外来人口与本市居民的比较

社会支持/压力及其对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上海外来人口与本市居民的比较

王桂新，苏晓馨

【摘要】摘要:

利用2008年上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考察社会支持对自评一般健康、是否患慢性病、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

对外来人口和本市居民两个不同群体作了单独分析。

社会支持对上海外来人口身心健康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并不显著，对上海本市居民身心健康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检验显著。

社会压力会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期刊名称】人口与发展

【年（卷）,期】2011（017）006

【总页数】8

【关键词】关键词:

社会支持;压力知觉量表;人际支持评价表;层次回归分析

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人口大规模迁移与流动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

在过去的30年间，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对城市外来流动人口①外来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概念在本文中用作相同的含义，指发生了从原籍地到流入地的流动但没有伴随相应户口变动的人口。

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关于这一群体的健康问题直到近期才逐渐引起关注（Zhengetal.，2005）。

人口流动并非身体的简单位移，它往往意味着地理、文化环境、个体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因此势必会对相关人群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王文卿、潘绥铭，2008）。

从流出地到流入地，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减少。

国外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社会支持是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有效的社会支持有益于健康，与之相反，社会孤立则可能导致健康不良（Stansfeld，2006）。

目前我国学界有关流动人口社会支持对其健康影响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利用2008年上海抽样调查数据①该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08年开展的《个人、家庭及社区因素对上海外来人口和本市居民健康的影响》调查项目，具体的抽样说明参见作者王桂新等三人另外的文章“城市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对其健康影响之考察——以上海为例”，刊于《人口研究》2011年第2期。

，分析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制，并与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城市本地人口进行比较。

1已有研究评述

1.1社会支持的概念及其对健康的作用机制

1.1.1社会支持的概念

社会支持是一个应用很广泛的概念，即使是在健康研究中，不同文献关于社会支持的定义差别也很大（Pahl，2003）。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对社会支持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Cobb（1976）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使人相信自己被关心、被爱和被尊重，同时是一个相互承担责任的社会网络中的一员”;Cohen（2004）认为，社会支持是“为了帮助个体有效地应对压力，社会网络对个体提供的心理支持和物质资源”。

一般来讲，社会支持的类型可划分为情感支持（emotionalsupport）和实际支持（practicalsupport），后者也可称为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support）。

有些学者还划分出信息性支持（informationalsupport）、同伴性支持（socialcompanionship）、尊重性支持（self－appraisalsupport）（王雁飞，2004;刘晓、黄希庭，2010）。

Stansfeld（2006）认为信息性支持、同伴性支持、尊重性支持其实都与情感支持有关，都涉及到个体表达的关心和爱意，使人感到温暖与信任。

实际支持则包括很多形式，如实际帮助和经济支持等。

本文采用Stansfeld的分类。

1.1.2社会支持对健康的作用机制

社会支持对健康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种假设:

（1）直接效应（directeffects），即社会支持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着直接促进作用，或者由于社会孤立导致的社会支持缺乏会损害个体的健康状况。

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则个体身心健康水平也越高。

（2）缓冲效应（bufferingeffects），即社会支持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并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缓解和消除压力来减轻压力事件对健康的消极影响。

社会支持缺乏，就缺乏相应的保护作用来缓解压力事件对健康的消极影响。

社会支持对健康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各自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基于此，本文同时检验这两种作用机制的效果。

1.2社会支持影响健康的实证研究评述

社会支持的概念其实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精神病学的研究，人们在探求生活压力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时发现，在压力情境下，那些来自伴侣、朋友或家庭成员较高心理或物理支持的人，比受到较少支持的人身心更为健康，这一结论得到了国外大量研究的证实（宫宇轩，1994）。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支持概念从提出伊始就紧紧地与健康联系在一起。

社会支持与不同的健康或疾病指标（雷俊、何国平，2010）、尤其是与心理健康（刘晓、黄希庭，2010;袁立新、曾令彬，2007;林初锐等，2004）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的文章中也得到了阐释或证明，本文不复赘述。

随着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城市外来人口的健康问题，也出现了少量的关于社会支持影响这一特殊群体健康状况的实证研究。

苏莉等（2009）对南宁市建筑工地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发现，以SCL－90评定的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正常人平均水平，社会支持与心理症状有关联，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

严征等（2009）对贵阳市农村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发现，客观患病、自感健康状况更好的人，社会支持的得分也较高。

刘越等（2010）比较了江苏省两个市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状况的差异，发现流动女性比男性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社会支持得分也较低。

以上学者的文章仅限于简单描述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支持与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何雪松及其合作者对上海外来人口的压力、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陈蓓丽、何雪松（2010）采用层次回归技术分析移民压力与社会支持对上海外来女工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与就业压力、人际冲突是外来女工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而工具性支持和自尊支持是保护性因素。

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锤（2010）利用路径分析方法探索移民压力、社会支持和迁移意义对上海城乡迁移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同样显示，移民压力是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而社会支持是重要的保护因素。

总体看来，国内关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支持对其健康影响的研究寥寥可数，并且绝大多数只是考察了心理健康指标，对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的检验不够全面，也缺乏与其他人群的比较。

2本文的研究设计与方法

2.1变量设置

针对国内已有研究对健康指标的考察不全面，本文选择三个健康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

（1）自评一般健康，回答健康“一般”或“差”赋值为0，回答“极好”、“很好”或“好”赋值为1。

（2）是否被医生告知患有慢性病，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赋值为0，未患任何慢性病赋值为1。

（3）心理健康，询问被访者在过去30天内的心理感受，共6个问题，Cronbachα系数为0.795，说明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计算6个问题的平均分，分数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以上三个指标既包含身体健康（自评一般健康和慢性病），又包含心理健康;既有主观指标（自评一般健康和心理健康），又有比较客观的指标（慢性病）。

控制变量是个体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最高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调查前一年（2007年）的家庭总收入。

其中，职业分类以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为参照组。

对压力的测量采用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

CPSS是由国外英文版压力知觉量表（ThePerceivedStressScale，PSS）翻译而来，并根据我国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经检验在我国人群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杨廷忠、黄汉腾，2003）。

本文的原始问卷采用CPSS－14，由7个消极描述的问题和7个积极描述的问题构成，要求被试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应答。

逆转积极描述条目的选项赋值，再进行信度分析显示，去除条目8和12，Cronbachα系数提高至0.805，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对去除条目8和12后的CPSS－12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值为0.870，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3831，df=66，p=0.000。

按默认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提取公因子，并进行方差最大旋转，结果得到两个公因子，可以解释量表总方差的52.44%。

各条目对这两个因子的负荷值（括号内数据）为:

因子Ⅰ，4（0.69），5（0.81），6（0.81），7（0.71），9（0.76），10（0.77），13（0.72）;因子Ⅱ，1（0.67），2（0.73），3（0.72），11（0.56），14（0.61）。

可见，各测量条目均显著地负荷于这两个因子，并且7个积极描述的条目在因子Ⅰ上有较高负荷，5个消极描述的条目在因子Ⅱ上有较高负荷。

Hewitt等把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应对能力知觉（perceivedcopingability）和危机知觉（perceiveddistress）（袁立新、林娜，2009）;Cohen认为这两个因子前者表示失控感，后者表示紧张感（杨廷忠、黄汉腾，2003）。

本文采用Cohen的命名。

对社会支持的测量采用修订过的人际支持评价表（InterpersonalSupportEvaluationList，ISEL，Cohen＆Hobeman，1983），该量表可以评定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既包括测量情感支持的条目，如“如果我想外出旅行一天，我能够很容易找到人和我同行”等，又包括测量实际支持的条目，如“如果我生病了，我能够很容易找到人帮我处理日常家务”等。

本文的原始问卷采用ISEL－9，共9个问题。

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去除条目2和6，Cronbachα系数达到0.809，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条目1、4、5、7评定情感支持，条目3、8、9评定实际支持。

2.2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社会支持对不同健康指标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同时察看在外来人口和本市居民这两个群体中的差异，因此对不同的健康指标，分别用外来人口和本市居民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对自评一般健康和是否患有慢性病采用Logistic回归，对心理健康采用一般线性回归。

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在心理学研究中也称为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在本文中，知觉压力是解释变量，社会支持是调节变量，需要考察社会支持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

根据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的归纳，由于本文的知觉压力和社会支持都是连续变量，因此先将这两个变量做中心化变换，然后做带有它们乘积项的层次回归分析:

首先，对健康与知觉压力进行回归，得决定系数;

其次，对健康与知觉压力、社会支持进行回归，得决定系数。

若显著高于，或社会支持的偏回归系数检验显著，则主效应显著;

最后，对健康与知觉压力、社会支持以及知觉压力和社会支持乘积项进行回归，得决定系数。

若显著高于，或知觉压力和社会支持乘积项的偏回归系数检验显著，则调节效应显著。

比较决定系数R2的方法不适用于Logistic回归，因此在对自评一般健康和是否患有慢性病的回归分析中，利用不同层次模型的－2loglikelihood值之差进行似然比检验。

3主要分析结果

3.1描述性结果

3.1.1上海外来人口与本市居民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

与国内绝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如表1所示，上海外来人口的平均年龄低于本市居民，受教育程度也普遍较低，如约1/2的外来人口只完成了初中教育，而本地居民接受高中或高中以上程度教育的比例近3/4。

外来人口在城市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工作，担任国家机关、党群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或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显著低于城市居民，调查样本中的城市居民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以调查前一年（2007年）衡量的家庭总收入水平，外来人口远远低于本市居民。

3.1.2上海外来人口与本市居民的身心健康状况

上海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健康状况对比结果也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由于外来人口普遍更年轻，主要出于经济目的流动和迁移的正面选择效应使得外来人口的一般健康状况好于本地居民，如表2所示，自评一般健康、是否患有慢性病这两个指标的差异显著，但在心理健康得分上两个群体并没有明显区别。

3.1.3上海外来人口与本市居民的社会支持和压力状况

以ISEL－7评定的社会支持水平，根据选项赋值，分数越高，说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表3显示上海外来人口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实际支持，明显低于本市居民，但是在情感支持上两个群体的差异不显著。

以CPSS－12评定的知觉压力水平，逆转积极描述条目的选项赋值后，分数越高，说明知觉压力水平越高。

表3显示上海外来人口的紧张感显著高于本市居民，说明外来人口的确比本市居民主观感知的压力更大。

3.1.4社会支持、压力与身心健康的简单相关

表4列出了本文主要观察变量两两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

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知觉压力评分越低，则自评一般健康状况越好，患有慢性病的概率越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在本文选取的三个健康指标中，社会支持、知觉压力与自评一般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的相关系数更大。

社会支持与知觉压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知觉压力水平越低。

3.2回归分析结果

3.2.1社会支持对自评一般健康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

表5显示，控制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失控感和紧张感无论对外来人口还是本市居民的自评一般健康都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

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对外来人口自评一般健康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均不明显，表现为情感支持、实际支持以及它们与失控感、紧张感的乘积项的偏回归系数检验都不显著。

似然比检验结果①表5模型Ⅰ与模型Ⅱ的－2loglikelihood之差为3.371，服从自由度为2的χ2分布，p=0.185;模型Ⅱ与模型Ⅲ的－2loglikelihood之差为1.884，服从自由度为4的χ2分布，p=0.757。

以下不再列出具体数值，只说明检验结论。

也显示，模型Ⅱ和Ⅲ的拟合优度与模型Ⅰ相比并没有显著提高。

情感支持对本市居民自评一般健康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缓冲效应不明显。

虽然实际支持对本市居民自评一般健康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它对失控感与自评一般健康关系的缓冲效应是显著的，实际支持水平越高，失控感对自评一般健康的负效应则越小。

3.2.2社会支持对是否患有慢性病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

表6显示，控制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后，紧张感对外来人口和本市居民的未患慢性病概率都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失控感对这两个群体是否患有慢性病的影响都不显著。

同表5，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对外来人口是否患有慢性病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都不显著。

情感支持对本市居民是否患有慢性病的直接效应显著，即情感支持水平越高，患有慢性病的概率越低。

情感支持对本市居民的紧张感与是否患有慢性病关系的缓冲效应也是显著的，情感支持水平越高，紧张感对患慢性病的正效应则越小。

实际支持对本市居民是否患有慢性病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均不显著。

3.2.3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

表7显示，控制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失控感和紧张感对外来人口和本市居民的心理健康都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对外来人口来说，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的直接效应都不显著，但实际支持对紧张感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缓冲效应是显著的，实际支持水平越高，外来人口的紧张感对心理健康的负效应则越小。

实际支持与紧张感乘积项的偏回归系数检验，t=2.094，p=0.037，也证明缓冲效应是显著的。

对本市居民来说，情感支持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均不显著，但实际支持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都是显著的。

实际支持水平越高，本市居民的心理健康越好。

实际支持水平越高，失控感对本市居民心理健康的负效应越小。

4结论与建议

国内关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支持对其健康影响的现有研究，大多考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且很少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

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在社会支持和健康状况上的差异显著，外来人口的一般健康状况更好，而社会支持水平更差，这在已有的大量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如此。

对于外来人口和城市居民这两个异质性显著的群体，本文分别对他们进行回归分析，并考察了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心理健康三个不同的指标。

一个共有的特征是，知觉压力对个体健康的负效应是非常显著的，对外来人口和本市居民这两个不同群体来看均如此，对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心理健康这三个不同健康指标来看也如此。

与城市居民相比，外来人口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原有家庭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减少，以及在流入地面临的各种经济和就业困难、适应新环境的冲突等等，使得他们面临的压力更严重，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显示上海外来人口的紧张感显著高于本市居民。

虽然外来人口的一般健康状况好于本市居民，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延长，外来人口承受的更高压力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健康水平下降更快。

Wong（1997）具体分析了城市外来人口在定居、适应和融合过程中的压力源类型，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所面临困境的不同，公共政策制定者更应该警惕各种压力和困境对外来人口健康状况造成的损害。

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未发现社会支持对城市外来人口身心健康有显著影响，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的直接效应都不显著，仅实际支持对城市外来人口压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缓冲效应是显著的。

由于本文采用的ISEL量表只有7个条目，并且只是测量个体感知到的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因此只凭ISEL－7的测量结果说明社会支持状况及其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是不充分的。

衡量社会支持水平的办法有很多，甚至还有不同的层次（余慧、黄荣贵、桂勇，2008）。

虽然本文数据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支持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排除另外的可能性。

这也提醒我们，虽然国外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社会支持对健康的影响关系，但在实证研究中对社会支持概念的定义和测量仍然是一项有待完善的重要工作。

相对于外来人口样本数据支持的不充分，对上海本市居民样本的分析都证实了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直接效应和缓冲效应的存在，虽然对不同的健康指标来说，仅仅是情感支持或实际支持其中之一的直接效应或缓冲效应是显著的。

本市居民身处熟悉已久的环境，家庭和社会网络的支持能力相对更高，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也比较显著。

但如上所述，本文采用的ISEL－7量表说明力度有限，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之作，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支持和健康状况，并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以为社会政策回应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健康保障要求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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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