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危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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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危机

日本经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历过五大经济危机：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9年的泡沫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

创伤最深者，莫过于1989年末那场似乎祸起萧墙的泡沫经济大崩盘。

1989年底至2001年秋，日经平均指数由38915.87点直线下挫到10195.69点，缩水70%;而1991年至2002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累积下跌36%，商业用地价格下跌了62%，其中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跌幅高达52.1%和76.1%。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不仅刺痛了日本社会，也撩动着许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

因为今日中国与经济泡沫破碎前夜的日本有许多类似的表征：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开始向海外大规模输出资本、所谓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为许多国际学者所追捧……在种种“历史惊人的相似”中，人民币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与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飙涨更让人们疑问：

“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日本?

”本文结合时代大背景来透视1989年的危机，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日本经济危机的启示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昭示着这样一个论断：

发生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它什么时候发生、诱因又是什么。

对于1989年日本经济崩溃而言，通过事后的回顾，许多人得出了《广场协定》签署——日元大幅升值——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飙涨——经济泡沫破碎这样一个线性的因果链。

一、泡沫经济的有关背景

（一）美国的“滞胀”与“里根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罗纳德·里根宣誓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时，美国经济正为严重的“滞胀”所困扰。

1980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3.5%，失业率为7%，经济增长率为-0.2%，财政赤字高达738亿美元。

里根指出：

“我们正馅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家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改革和重振经济的道路。

”（里根，1991）为此，里根政府以供给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等作为理论基础，制定了美国“经济复兴计划”，史称“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

（1）削减联邦政府支出；

（2）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3）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4）反通胀的货币政策。

其中，降低税率和减轻纳税人负担是“里根经济学”的核心。

里根认为，“税率低则国库盈；税率高则国库空”。

要想国民富裕、国家富强，应该从减税开始。

只有降低所得税率，人们收入增加了，才会更多地去消费、去储蓄、去投资，才能刺激生产。

生产规模扩大了，就能克服“滞”；市场供应增加了，就能克服“胀”，从而实现无通胀的经济增长。

同时，“我们不只是希望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而且还要通过减税来减少政府开支、压缩政府规模、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里根，1991）。

（二）美国的财政赤字和高利率。

　　以“里根经济学”为基础的，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

1980~198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到3.3%，失业率降到6%，平均通胀率大幅降低到4%。

但是，由于国防费用和社会福利费用的不断增加，里根政府关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1980年，里根入主白宫时，美国私人部门的盈余和政府部门赤字尚能大体保持平衡，两者抵消仍能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净储蓄额还能为政府的过度开支提供融资支持。

1980年以后，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持续缩小，政府支出不断扩大，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

198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79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2.9%。

1985年，里根总统第一届任期结束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为212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5.2%（见表1）。

　　在里根政府实施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美联储则通过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上任之初，他就连续三次提高利率。

当时，美国的官方利率达到两位数，明显高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市场利率高达20%左右，比主要发达国家大都高4个百分点（见图1）。

　　表1　　美国财政赤字变化情况　　亿美元

财政年度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财政部公布赤字

790

1280

2080

1850

2120

2210

　图1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的中央银行贴现率（1979~1985年）

　　（三）美元持续升值与巨额贸易赤字。

　　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启动了“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过程。

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增加了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升值。

1979~1985年2月，美元与其他10个发达国家货币的比率上升了73%，美元对这些国家的汇率甚至已经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的水平（见图2）。

　　图21973-1987年美元对日元和马克汇率的波动（年平均值）

　　美元升值使美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1980年，美国贸易赤字为150亿美元，1982年增加到360亿美元，1983年增加到670亿美元，1984年增加到1130亿美元。

巨额的贸易赤字使美国从1981年的拥有1410亿美元国外净资产的债权国，转变成1985年的拥有1110亿美元负债的债务国。

在4年时间里就发生了高达2500亿美元财富的转移。

到1986年末，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对于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贸易赤字是过度投资的必然结果，而过度投资又是巨额预算赤字造成的。

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当时担任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一再向里根解释，只减少贸易赤字、不减少预算赤字不利于国民收支平衡和国民经济运行。

但是，里根政府始终没有把削减预算赤字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保罗·沃克、行天丰雄，1996）。

　　1985年初，美元涨风席卷了整个国际货币市场，美元汇率已经达到了极端高价。

盛极必衰，从1985年2月起，美元开始走低。

由于美元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计价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的贬值过程也就是非美元货币的升值过程。

因此，也是从1985年2月起，世界主要国家的非美元货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值，日元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也开始走强，并从此进入了一个持续升值的通道，后来的“广场协议”只是加快了日元的升值进程。

　　（四）日本的1985年。

　　在日本历史上，尤其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与破灭的过程中，1985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一系列足以影响日本历史、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

“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只是其中的一环。

　　1.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加快。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和金融都曾带有浓厚的“封闭”和“管制”色彩。

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了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了利率限制，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开放了日本金融市场，并积极拓展日本银行海外业务。

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

　　2.随着日本经济国际化步伐加快，日本政治国际化进程也在加快。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行动；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其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理想。

1983年，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日本的“大国思维战”战略，并把对美关系作为这一战略的基石。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后来的“广场会议”和“卢浮宫会议”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日本均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3.1985年前后，日本还酝酿着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即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舆论更是指责日本政府封闭市场，输出失业。

这些舆论给了日本政府以强烈的震慑。

1985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也就是说，1985年的日本，同时面临着三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转变：

（1）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2）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3）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显而易见，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变革集中在同一个年份，本身就缩小了宏观政策的回旋空间。

当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问题、国内经济目标与国外经济目标问题、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政策协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增加了宏观政策选择和调整的困难。

　　（五）日本贸易盈余的积累。

　　1985年前后，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与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贸易盈余的积累。

从1964年开始，日本出现了贸易盈余，并逐年扩大，由此引发了长期的日美贸易冲突。

1980年以后，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激化、贸易摩擦升级。

198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76.62亿美元，1985年为461.5亿美元，5年时间增加了5倍。

　　（六）“中曾根主义”。

　　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内阁首相。

1983年，他提出了日本的“大国思维”战略，从此日本进入了“中曾根主义”时代，即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提升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形象，以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理想。

　　早在1964年，日本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时，日本政府就提出，“日本只有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

1983年和1984年，中曾根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反复强调，日本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增长，维护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体制，通过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并通过稳定外汇价格，扩大世界贸易。

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这些讲话均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阐述日本立场的，大国思维跃然其中”。

　　（七）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受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和出口衰退的影响，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

1985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美日贸易决议案》和《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提出凡对美出口超过从美进口额65%的国家，将对其进口产品一律征收25%附加税。

日本首当其冲。

1985年9月，里根总统首次援引《贸易法》301条款，授权对日本进行贸易报复。

　　从本质上讲，贸易保护主义是与“里根经济学”相矛盾的。

长期以来，里根一直坚持贸易自由主义立场，强调“自由贸易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贸易越自由，就越利于经济发展，在美国与海外贸易伙伴之间，再也没有什么比自由贸易更重要”（里根，1991）。

但是，许多文献都表明，1985年前后，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已经在美国国会中形成。

包括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在内的里根内阁成员，纷纷要求里根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十多年以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曾对他的决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托他转交给詹姆斯·贝克的。

信中说：

“我越来越担心美元的不断升值，同时也担心美元升值将给国内和国际经济带来的后果。

虽然，我不赞成政府过多地干预外汇市场，但是，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尤其是从最近市场波动和市场条件恶化的情况看，我们不得不考虑采取新办法，即我们应该干预。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不稳定的均衡，我们的巨额预算赤字和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是通过融入海外资金来弥补的。

在财政赤字、经常账户逆差和国外资本流入这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即财政预算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不容易被改变，但第三个因素，即国外资本的流入则很容易发生逆转。

如果美国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就有可能使市场丧失对美元的信心，从而引起国外资本大量流出，这将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带来灾难（沃克和行天丰雄，1996）。

　　众所周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一直坚持自由浮动的汇率政策，反对政府干预汇市。

作为公认的货币主义者，他坚持用市场机制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他曾反复强调过，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在于美国储蓄不足和宏观经济政策失效，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造成的（沃克和行天丰雄，1996）。

但这次有很大不同，乔治·舒尔茨对美元持续升值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更重要的是他还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舒尔茨认为，日本的过度储蓄和美国的储蓄不足是两国之间贸易结构性失衡的根源，它导致资金由日本大量流向美国，从而抬高了美元汇率水平，因此，他主张日本增加投资和消费，以解决美日两国贸易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尽管舒尔茨关于结构改革的建议是一项长期战略，并且超出了货币政策范畴，但是，他要求日本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思想，为后来詹姆斯·贝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行动铺平了道路。

（八）“国际经济协调”和詹姆斯·贝克。

　　“国际经济协调”是指在无法保证协调参与国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合作，寻求最佳政策组合，以提高参与国的福利水平。

1973年以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实行本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协调双边汇率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从1976年起，在牙买加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协调，尤其是多边汇率政策协调，主要通过七国首脑会议或七国财长会议的形式进行。

1975年，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的第一次七国首脑会议，标志着以大国会议方式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开始，不过，这次会议主要强调各国内部事务管理的重要性，没有讨论国际经济协调问题.1978年的德国波恩会议，第一次提出，七国政府应该联合行动，共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这次会议是国际经济协调的真正开端。

1982年，法国凡尔赛会议建立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五国财长会议制度。

1986年，加拿大和意大利加入，成为七国财长会议。

其中，1986年的“广场会议”是汇率政策协调的典型例子；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增加了包括利率、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等在内的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内容，成为利率政策协调的一个典型例子。

1985年初，詹姆斯·贝克成为第二任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

他是一个强硬、务实的政治家，主张采取实用性贸易政策来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

为了降低美元汇率，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他要求召开五国财长会议，并提出了就多边汇率问题进行联合行动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措施”。

　　二、泡沫经济的形成

（一）“广场协议”。

　　如前所述，从1985年2月起，美元开始走低，日元等非美元货币开始升值。

当这一过程真正启动后，詹姆斯·贝克便开始向世界主要国家寻找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以防止美元过分贬值。

詹姆斯·贝克希望通过增加日本和德国GNP的途径来增加美国的出口，从而把解决贸易失衡的一部分责任分配给其他国家。

德国最初反对这一建议，认为全球性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极度紧张的美日贸易关系，欧洲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但是，欧洲国家最终都同意了美国的建议。

　　1985年9月，应詹姆斯·贝克的邀请，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的决议。

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PlazaAgreement）。

该协议指出：

“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一致认为，应当充分发挥汇率调节外部失衡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汇率必须更好地反映基本面”。

“其他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进一步有秩序地上升是可取的，当这样做确实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时，五国将通过密切合作来达到这一目的”（保罗·沃克和行天丰雄，1996）。

这里，“广场协议”之所以强调“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和“其他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进一步有秩序上升”，是由于当时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过程已经开始，为了避免美元的过分贬值，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广场协议”强调美元的有秩序下调，日元的有秩序升值。

　　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后来回忆说，“在广场会议上，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前日本银行行长行天丰雄后来解释说，“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压力感到惊慌，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缓解对美贸易关系”（保罗·沃克和行天丰雄，1996）。

尽管“广场会议”是应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的邀请召开的，但中曾根政府，尤其是竹下登的态度对“广场协议”的签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广场协议”没有公开发表，但还是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强烈的“政策宣示效应”，“广场协议”签订时，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为217，1986年年底为200，1987年年底为123。

此外，美日两国的长期利差也从1985年9月的5%，下降到1985年底的4%，进而下降到1986年夏的2%。

（二）“日元升值萧条”与“平成景气”。

　　1986年，日本出现了因日元升值引发的经济衰退，史称“日元升值萧条”。

日元升值使出口下降并拖累了经济增长。

当时日本的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到1986年的-4.8%，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的4.1%下降至1986年的3.1%。

但是，由于日本经济正处在上升期，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乐观。

同时，日元升值也发挥了降低消费品价格、增加居民实际收入的作用，使民间消费支出明显上升，并带动了投资增加，从而拉动了国内总需求的快速扩张。

并且，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加快了结构调整步伐，开始了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伺“内需主导型”的转变。

1986年底，日本经济恢复增长。

1987年，日本经济再次出现快速增长，截至1991年10月，日本经济出现了51个月持续增长的局面，史称“平成景气”（见图3）。

　　图3日本GDP增长率变化情况（1981-2001年）

三、应对泡沫经济的金融措施

自从如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进人了二战以来最长的萧条时期。

泡沫经济破灭后,首先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金融机构能否稳定经营。

大量金融机构倒闭、大量不良债权的形成无疑严重动摇了这一点。

而国内资本形成的受阻又使国际金融界担忧,即一旦日本撤回其在海外的资本,或大量抛售其握有的美国国库券,将对日本甚至世界经济构成极端不利的影响。

因此,稳定金融体系,重塑资本市场功能就成为当务之急,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向金融机构注资，加强金融机构的经营安全。

日本国会参议院1998年10月16日通过的《尽早完善金融职能紧急措施法》被认为是战后最重要的金融法规之一。

该法案决定动用43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向自有资本比例未达到国际清算银行规定标准的大型金融机构注资,以帮助其渡过难关。

再加上此前决定为保护储户存款安全的17万亿日元,日本用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资金已达到60万亿日元。

该法案的颁布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金融机构的经营问题,但在一定程度加强了人们对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信心。

据报告,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将成为二战以后首家被国有化的大型金融机构,而且随着该法案的实施,预计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申请注人公共资金。

第二,金融机构重组。

金融机构重组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重新配置,其目的是改善资本的配置方式,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金融机构经营实力。

泡沫经济破灭后,随着经济的萧条及金融机构经营困难的加大,日本各大金融机构逐步改变了传统独立经营的方式,加快了类似于美国80年代末期的金融机构重组的步伐。

重组的形式有几种,一是强强联合,扬长避短,降低成本,加强整体经营实力。

如东京银行与三菱银行的合并,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

二是业务交叉渗透,开拓新的领域。

如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和兴业银行宣布将在资产管理与金融衍生产品两大领域合作,这是在日本金融改革背景下大型银行和大型证券公司首次进行合作。

三是强弱联手,共渡难关。

如前一段时间进行的住友信托银行兼并长期信用银行一事,虽然没有成功,但反映了这种趋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国资本乘日本国内金融资本重组之时大举进人日本金融市场。

如日本山一证券倒闭后,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美林证券收购了山一证券在国内的大部分营业网点,作为开拓日本金融业务的重要举措。

另外,美国大型金融公司旅行者集团与日本三大证券公司之一的日兴证券于1998年6月1日达成协议,将全面开展业务合作。

旅行者集团将出资2200亿日元,参股日兴证券,从而获得其25%的股份,取代东京三菱银行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第三,放宽金融机构经营限制,提高经营效率。

1998年12月1日,日本通过并开始实施“金融体系改革一揽子法”,标志着金融机构经营进人了新时代。

该法律由证券交易法、投资信托法等24个相关法规组成,其主要内容是向银行和保险公司开放信托投资、证券交易代理及投资基金等业务,其目的在于解除金融机构跨业经营的限制,改善金融资产运用手段,增强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众所周知,日本拥有世界第二大个人金融市场,仅次于美国,其市场容量高达12000万亿日元。

而要实现对这部分金融资产的有效利用,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加大金融产品创新。

该法律实施后,日本16家大型银行、部分中小银行等1336个营业网点开始推出信托产品、投资基金等新型金融产品。

第四,加强金融监管。

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政府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重要性。

如果放任金融机构的无序经营,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1998年9月18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加强金融监管的临时协议,主要包括：

设立金融筹建委员会,改组大藏省和金融监督厅,将目前隶属大藏省的金融企划局划归金融监督厅,金融监督厅由金融筹建委员会直接领导,这样将财政和金融管理彻底分开；采用“特别公共管理”等方式,将出现经营危机的长期信用银行等机构收归国有.设立股份制的“不良债权回收整理机构”,收购和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等。

总之,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更加严厉的管理来保证金融机构的安全经营。

当前,以保证金融机构安全运行、提高金融机构经营质量和效率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已构成了日本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日本政府深深意识到,如果庞大的金融体系运作失灵,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金融改革放在首位。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及一些国际著名的经济学者同时考虑如何在金融体系稳定、资本市场功能健全的基础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克服衰退,实现经济增长。

虽然现在日本政府和国际社会还未能找出解决经济衰退的良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已公布的6万亿日元的减税方案及正在制定的高达30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

但经济界很多人士已尖锐指出,日本目前的经济结构已不适应现时的经济增长要求,要使经济彻底复苏,必须像美国80年代末期一样,对国内现有产业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收缩战线,提高竞争力。

而做到这一点,除了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在产业重组方面的功能外,也要求日本放弃几十年所奉行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意味着传统的追求大企业化、法人相互持股、终生雇佣等经济特征将受到强有力的挑战,甚至将从此被抛弃。

总之,也许只有经过剧烈的阵痛,才能见到实现经济全面复苏的曙光。

4、透析日本经济危机，正视我国面临的问题

干扰阻挠其他国家崛起的步伐，左右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之路，一直是西方一些国家孜孜的追求。

控制了西方国家的大资本家，借助他们制定的所谓“世界经济秩序”--经济全球一体化，并将其熟练的应用于日本、东南亚、拉美等把西方经济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并且在经济上取得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