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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记贬天子问题的解读
关于《史记》“贬天子”问题的解读
赵永磊
【英文标题】OntheInterpretationof“BianTianzi”（DispraisingtheEmperor）in
【作者简介】赵永磊，厦门大学历史系2005级本科生。
【内容提要】关于《史记》“贬天子”的问题，颇受到后人的争议，一方面《史记》“谤书”说直接根源于其“贬天子”之法，另一方面《史记》“贬天子”之法被人认为是背离《春秋》之义的。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及几条关键性史料的重视，我认为《史记》“贬天子”并没有背离《春秋》之义，而是明显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同时与《史记》“贬天子”直接相关的“谤书”说则又明显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史记》“贬天子”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多具现实寓意的，一方面是与汉武帝时“亡秦之迹”的法家式的内外政策及其产生的相关问题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又是与太史公儒家式的思维方式内在相连。
在多重的现实因素的左右下，太史公通过“直书”的变式——“曲笔”的方式，以秦为鉴，暗针时弊，从而承《春秋》“讥天王”之义而至于“贬天子”之法，以规正汉武帝之失，进而达到“反王道之本”，为后世立训的目的。
【关键词】《史记》贬天子“谤书”说《春秋》之义
纵观《史记》为人所称“述汉非”①的论题，其中贯穿着一条内在的线索。
东汉初卫宏《汉书旧仪注》言：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②班固《典引序》引汉明帝诏书曰“（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③；东汉末王允言：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④；曹魏王肃言“汉武帝闻其（司马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⑤，其因当与司马迁非贬孝景及汉武有直接关系。
唐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注》中言：
“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
非独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算缗、榷酤之类是也。
”⑥刘知幾在《史通•探赜》中言：
“（太史公）遭彼腐刑，怨刺孝武”⑦，宋李廌《师友读书记》言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扬雄、班固之论不得其实（原注：
见班固《司马迁传》）。
《秦始皇本纪》皆讥武帝也”⑧；明末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言：
“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
”⑨清李晚芳在《读史摘微》中言：
“《平准》、《封禅书》尽属谤书”⑩，其因则又与其文多言武帝之非有很大关系。
关于以上种种评判之辞，有些说法已为学术界所质疑（11），笔者以为既然有此种说法的存在，又必有其存在的缘由，《史记》“述汉非”的种种表现，其内在的主线便是“谤书”二字。
那么《史记》被人称为“谤书”内在原因又是什么呢？
此点已为钱穆先生一语道破，即《史记》“贬天子”的一面（12），而以上种种评判之辞，无疑又是围绕着《史记》“贬天子”的问题而展开的。
劳榦先生指出《史记》被认为“谤书”与《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安书》有着很大关系（13），其因恐怕当源于其文中有诸多怨愤当世的言辞，或如清李晚芳所言：
“尝观其《报任少卿》一书，怼君者十之六七，忿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无一言反己内咎。
”（14）而此又是有着“贬天子”倾向的。
《史记》成书之后，《汉书•艺文志》言其“十篇有录无书”（15），其中就包括孝景及汉武两本纪，其二者未能流传于后世（16），恐怕又是与其“贬天子”有着很大关系。
通观以上“贬天子”的种种论断，可以看出《史记》“贬天子”所涉及到的汉初帝王有汉高祖、汉景帝及汉武帝，而尤以汉武帝为主。
一、《史记》“贬天子”的书法与《春秋》思想的内在渊源
从表面上看《史记》“贬天子”的书法无疑是与以“尊王”为第一要义的《春秋》背道而驰的，“尊王”在《春秋》中表现为“尊尊”之义。
《春秋》有“三讳”之说，其最要者即《春秋公羊传》所言“为尊者讳”（17）此点在《春秋穀梁传》则释为“为尊者讳耻”（18），而《史记》在此点上无疑又是与《春秋》“尊尊”之义格格不入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董生所谓“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19），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则将“天子退”删去，成为“贬诸侯，讨大夫”（20），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十二《议论八•董仲舒论〈春秋〉》，自言其文出自《太史公自叙》，而亦作“贬诸侯，讨大夫”（21），与《汉书•司马迁传》如出一辙。
这更加深了我们认为《史记》“贬天子”的书法是与《春秋》大义相背离的印象。
那么《史记》“贬天子”的书法与《春秋》之义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呢？
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抑或是《汉书•司马迁传》更符合《春秋》之义呢？
在此问题上，学术界尚存在着某种分歧。
清末李笠在《史记订补》一书中指出“孔子作《春秋》，所以扶君抑臣，明上下之分，故曰‘达王事’也。
‘贬天子’非其义矣。
”（22）日人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曾引用李氏之言（23），虽有个别文字与今本略有出入，无疑又表明了泷川氏的立场。
陈其泰先生亦持与以上两位学者相同的看法，认为“贬天子”是“与孔子本意和《春秋》内容不合”（24）。
而与此三者相对立的是钱穆及徐复观先生，钱氏认为“太史公《史记》，是学《春秋》的”，“贬天子”也是近似《春秋》“贬天子”的（25），徐氏认为“贬天子”是符合《春秋》之义的，不过班固则“深不以史公援《春秋》贬天子之义为然”（26）。
其实在上述两派的讨论中，无疑就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贬天子”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太史公个人的见解，实际上是承继董生的，而董生依据《史记集解》中所引服虔言：
“仲舒也”，正是指董仲舒。
故问题的解答只能回到董仲舒的思想之中，才能找到真实的答案。
《春秋繁露•王道》言：
“孔子明得失，羞贵贱，反王道之本。
讥天王以致太平。
……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上赗，刺不及事也。
天王伐郑，讥亲也，会王世子，讥微也。
祭公来逆王后，讥失礼也。
刺家父求车，武氏毛伯求赙金。
”（27）《春秋繁露》中所言的种种“讥天王”的现象已经得到杨树达及施之勉先生的足够重视，成为施之勉先生借以反驳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认为《史记》“贬天子”背离《春秋》之义的有力依据（28）。
而杨树达先生通过将《春秋繁露》与《春秋三传》相印证，发现《春秋繁露》中存在的种种“讥天王”的事件实际上源于《春秋三传》的，故而将《春秋》大义概括为“贬天子，退诸侯”这一点（29）。
故《春秋繁露》所言的“讥天王”无疑是对《春秋》微言大义的解读，其“讥天王”的种种表现则是对《春秋三传》中此种表现的集中概括。
《汉书•艺文志》所谓：
“《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30），正是《春秋》“贬天子”思想的真实写照。
金春峰先生则指出《太史公自序》中“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对《春秋繁露》及《春秋公羊传》的“基本精神”的总概括（31），实为精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贬天子”不过是《春秋》“讥天王”的用语转化而已，其内在理念则是一致的。
继承董仲舒思想而来的《史记》“贬天子“的书法，无疑是上承《春秋》之义的，并不存在相背离的情况。
而后世史家失此道，无疑与《汉书》“饰主阙”（32）之法一脉相承，遂失《春秋》之教，而此又是儒家思想的“堕退”的显著标志（33）。
“贬天子”被视为与《春秋》之义相背离现象的产生，当是与经学家在对《春秋》大义阐释中出现相左的现象有密切联系，《史记•太史公自序》言：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34），对《春秋》大义的阐释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谓“画鬼”之说，即“因其（经学）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
……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
”（35）而经学家之释义，又是依据孔子思想进行阐释的，而此无疑又是与《春秋》在思想上存在着内在分歧有很大联系。
故“尊尊”与“讥天王”同时并存现象的产生并不足奇。
《春秋繁露•竹林》言：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
”（36）可以说“尊尊”是《春秋》常态的阐释法，而“讥天王”则是变态的解读道，而太史公之“贬天子”的书法不过是此道的实际应用而已，与“尊尊”之义并不相妨。
司马迁和董仲舒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是有分歧的，“董仲舒与司马迁虽然同样讲忠、敬、文三者若循环，在董仲舒是形而上学的历史不变论，在司马迁这里，则是‘物极必反’的变化发展的辩证观。
”（37）然而在对《春秋》之义的理解上，太史公则是承继着董仲舒的思想的，这点是不容否认的。
《史记》“贬天子”书法的背后，还贯穿着一条线索，即《汉书•司马迁传赞》中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直书实录”精神，而太史公的这种“直书”精神，思想渊源是上承《春秋》的。
尽管《春秋》“虚美者有五焉”（38），但是这些不过是《春秋》“尊尊”之义的外在表现形式，从其内在的思想来看《春秋》又不失为“直书”的典范。
此即表现在《春秋》“五例”之教中的“尽而不污”方面，杜预注之为“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污曲。
”（39）杜氏在《春秋序》中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义，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
”（40）而“天王求车”则如前文所言，是《春秋》“讥天王”的一个表现形式，在此则又成为《春秋》“直书”精神的重要例证。
从整体而言，《春秋》又是基本上符合“直书”精神的，此点在后人对《春秋》的解读上基本达成共识。
《隋书•经籍志一》言孔子作《春秋》，“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
”（41）朱熹指出“《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42）李晚芳言：
“昔孔子之作《春秋》也，心天地之心，法帝王之法，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
”（43）钱大昕言：
“《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
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
”（44）章学诚言：
“夫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
”（45）
“直书”精神作为自先秦以来形成的优秀史学传统，以“书法不隐”的董狐、齐太史最为典型。
然而董狐及齐太史“直书”二事的记载，《春秋左氏传》又是其中重要的载体，《史记•晋世家》及《齐太公世家》对其二者的记载，大体上沿用《春秋左氏传》的文辞，不过略作文字改动而已。
且孔子又是对“直书”精神比较推崇的，《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言：
“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46）由此我们可以说，目的在于继《春秋》而作的《史记》，其“直书”精神的来源，《春秋》之义是其中的主要成分。
故无论是《史记》“贬天子”的书法，抑或是“贬天子”背后的“直书”精神，都是对《春秋》之义的内在继承，并无背离《春秋》之义，而《史记》因“贬天子”而被斥为“谤书”，显然又难以成立，或如裴松之所谓“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
”（47）关于《史记》被称为“谤书”的原因，或认为与其个人的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此点祝总斌先生指出“人的思想形成原因是复杂的，要受多方面因素制约，以司马迁的家世、教育、仕宦经历，仅凭宫刑一个因素，是无法导致他成为‘叛逆’的。
”（48）而宫刑事件对《史记》的主要影响在于其文中多怨辞，此点在《伯夷列传》及《屈原列传》两个“变体”（49）文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史记》诸传赞中也有较为浓厚的色彩，（50）而此却又不足以成为“谤书”。
可以说，“谤书”说等种种贬斥之论，不过是对《史记》表层次的认识，并未能从深层次中去理解《史记》中所孕育的思想理念，不免有其失矣。
由此所见的《史记》与《春秋》之间，无疑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
由此所知的太史公无疑是继《春秋》之后将“贬天子”书法付诸实践的第一人，同时又明显具有“尊经重儒”的倾向。
二、《史记》“贬天子”书法的现实寓意
那么，《史记》有没有“贬天子”的倾向呢？
祝总斌先生通过对大量事实的重新梳理，指出：
“司马迁还有大量对汉王朝、汉武帝歌功颂德的言论和史实记载。
”（51）即便在最终促使汉帝国走向中衰的北征匈奴问题上，祝先生通过引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及《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相关论述，认为也存在者着此种的倾向。
而汉武北征匈奴正是《春秋》“大一统”理想实现的标志，所谓“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外攘夷狄，内修法度”（52）等语便是此点的重要体现。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太史公在对此问题进行肯定的同时，还存在着其未能直书的隐语，北征匈奴所引起的国内巨额的消耗，是不能不引起太史公的关注。
《史记•平准书》言：
“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
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
”又云：
“于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53）有人指出在《史记•匈奴列传赞》中便隐含着太史公的“不满”的态度（54），《平准书》“正以讥当时征利之非”，（55）或得其实。
太史公对汉武帝北征匈奴功绩的肯定，更多的是针对其前期积极的防御战，而不是后期穷兵黩武式的消耗战，太史公未能明言其失，自然与太史公个人的遭遇有关（56），而此所体现的便是《史记》“为尊者讳”的一面，同时又是《史记》“直书”精神的变式——“曲笔”的表现形式。
此“曲笔”并不是为君主“虚美隐恶”式的，而是“旨微语婉，褒贬溢于文外、文外以见寓意的含蓄笔法”。
“曲笔”之法，并非太史公所首创，而是内在继承《春秋》之义的，此点杨成孚先生在其文中已经道破。
（57）那么“曲笔”又是继承《春秋》的何种大义呢？
《史记•匈奴列传赞》言：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58）其中之“微”是《春秋》“五例”中“微而显”的简称，可以说《史记》的“曲笔”所继承的是《春秋》五例中“微而显”之义。
而太史公对“曲笔”之法的应用，尤其是酷吏问题上，可以说已将其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能够给对外的征伐提供足够的军费开支，汉武帝在国内推行新经济政策，重用敛财之臣，广开利源；为防止地方性叛乱的发生，又重用酷吏，网织刑律。
由此所造成的海内虚耗自不待而言，而酷吏所造成的高度紧张的空气则成为社会症结之所在。
《史记•酷吏列传》（以下简称《酷吏列传》）在叙述完酷吏之酷烈之后，在论赞部分确表现出的是一种极为折衷的态度，对酷吏稳定社会秩序的贡献进行肯定。
《酷吏列传赞》言：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
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59）在论述其创作的原因时，《史记•太史公自序》言“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
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60）亦未有明酷吏之失之处，而能够直接表现出太史公批判精神的唯有“（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用法益刻，盖自此始”（61）这寥寥几笔而已。
《酷吏列传》中的这种格调，不仅与前文叙述部分的风格不同，同时又与以往的列传所持有的态度迥异。
太史公在评价以往酷烈之人时，若韩非子，则言其“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
”（62）若吴起，则言：
“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
悲夫！
”（63）若商鞅，则言：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64）若李斯，则讥其“阿顺苟合，严威酷刑。
”（65）在其种种的评论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太史公直接的批判精神，很少表现出一种折衷的态度。
那么，太史公是否真的就是对酷吏之功进行肯定而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呢？
答案是否定的。
汉武用酷吏以止奸邪，实际上并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反而是“酷虐之风既煽，而吏民益轻犯法。
”（66）太史公对酷吏的态度，是在现实政治的左右下，更多的是通过“曲笔”表现出来的。
而在酷吏问题上的“曲笔”，又以两种形式。
一种是在本传中“于序事中寓论断”（67），一种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68），即在他传中明寓意。
太史公在《酷吏列传》中尽形酷吏之残暴，致使读者也不免生畏，清牛运震言：
“《酷吏传》别是一种笔墨，立格用意以短悍为主，奥字峭句，隐然有肃杀阴惨之气。
其刻深次骨处，往往如老吏断狱。
太史公亦可谓文中之酷吏矣。
”（69）正是在此令人生畏的叙事之中，太史公多言武帝“以为能”，陈衍先生称之为“冷刺语”（70），意在言武帝之非，故其褒贬自见。
太史公又别具匠心的以“文此义彼”之法言酷吏之烈，《史记•平准书》言：
“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
”（71）又《史记•汲郑列传》载汲黯曰：
“……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
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
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
”（72）寥寥数语，可以说将大众之对酷吏的不满及酷吏之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
汉武所重用的酷吏，又是法令的重要制定者，由此所产生的是刑网的苛密，《汉书•刑法志》对此点记载较详：
“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
其后奸滑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73）酷吏依势而施法，“刑狱之滥”（74）亦随之而生。
《史记•酷吏列传》言：
“至（杜）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
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
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
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连者数千，近者数百里。
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75）
太史公对酷刑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不满的态度，也是通过他传中明寓意的方式来实现的。
《史记，礼书》言：
“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76），《史记•循吏列传》言：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
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
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77）太史公虽然在《酷吏列传》论赞部分未能明显表明自己的态度，然而在序论部分则言：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当然太史公并不是完全反对用刑，《史记•礼书》中说的明白“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
”（78）可以说，在太史公的理念之中，刑法所使用的对象仅仅是“奸邪”，而所应采用的刑法是轻刑而非酷刑，从源头上禁奸邪只能通过“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儒家之教（79）。
那么，太史公为什么要以“曲笔”的方式以表达否定汉武帝的国内外政策呢？
其因当与秦的败亡有很大联系，秦始皇“外攘夷狄”，致使“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80）而对内则“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81）。
秦亡之教训，引起了太史公的广泛的关注。
太史公对秦之征伐匈奴而导致海内虚耗的问题，推其责至蒙恬，力斥其征匈奴之非，“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疮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82）太史公对秦对内重用酷刑的问题，表现出极大的质疑，《史记•高祖本纪赞》言：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
”（83）故汉武帝时的国内外政策无疑有重蹈秦之覆辙的危险，汉武帝无疑有“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84）的嫌疑，在此种种“亡秦之迹”的倾向下，不能不引起作为史家的太史公的注意。
在太史公对秦皇、汉武的国内外政策持否定态度的背后，其中虽然包含着汉初黄老思想的残留，其实更多的则是太史公的儒者心态。
在外交方面，儒家所主张的是一种“怀柔远人”的政策而非是对外征伐（85）；在内政方面，儒家所主张的是“为政以德”（86），并不主张重用刑法。
汉初诸儒如贾谊及董仲舒多秉儒家之教，而多讥秦政之失，力主任德教而弃刑罚（87）。
故太史公的国内外政策的主张，无疑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产物，且又包含着其对贾谊及董仲舒思想的内在继承，从而与儒家之政治理念一脉相承。
而表面尊儒的汉武帝，其后期的内政外交方面的政策渐趋与儒家之教相背离。
汉武帝在尊经重儒方面自为帝王中的第一人，其贡献之大；或如皮锡瑞所谓“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
”（88）而在汉武所设立的五经博士之中，《春秋公羊》学尤为显赫一时，故而“武帝一朝的内外政策在许多方面受到《公羊》学的影响”（89）。
然而我们所不可忽视的是，儒家保守的国内外政策的主张，实际上成为汉武积极的国内外政策的强大阻力，故而武帝一朝的政治“表面尊儒而实际任法；看来像是文德并茂，而实质上却是刻薄严厉的。
”（90）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91）其中“霸道”、“王道”，学术界对其二者的解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霸道”为“刑名法家”，而王道则为“儒家”。
田余庆先生沿用《朱子语类》的说法，指出“王道霸道之说，在汉人观念中主要指用法的宽严，施政的缓急，赋敛的轻重而言，而不是先秦学说中严格意义的王道和霸道。
”（92）无论如何“霸道”下的国内外政策，绝非儒家之义，而是渐渐趋于向法家方向转化，可以说是秦朝“以法治天下”的一种变相回归。
故无论是汉武帝对外征伐匈奴问题上，还是在国内重酷吏、任酷刑的问题上，都明显是承秦之弊而背儒家之教，太史公以“曲笔”之法，针砭时弊，明其要害，间接表达自己不满的态度，由此便实现“贬天子”的目的。
太史公对汉武帝“亡秦之迹”的规正，虽与贾谊及董仲舒诸儒直接性的抨击时政有所不同，然其义一也。
而在此思想的背后，则是太史公儒家式的政治理念。
太史公所用“曲笔”之法，一方面不背“为尊者讳”的《春秋》之义，另一方面则又不失其“实录”精神，即“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93）
三、余论
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史记》“谤书”说是与《史记》“贬天子”的书法密切相联的，而“贬天子”的背后所反映的正是《史记》“直书”的精神。
无论是《史记》“贬天子”的书法，还是“贬天子”背后的“直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春秋》之义的。
即便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左右及其个人不幸的遭遇，太史公通过“直书”的变式——“曲笔”来达到“贬天子”的功效，而“曲笔”又是对《春秋》“微而显”之义的内在继承。
如果我们说《春秋》是“直书”与“曲笔”的结合体的话，那么《史记》无疑在书法上再次达到了的“直书”与“曲笔”合一的境界。
故《史记》“谤书”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史记》在“贬天子”问题上背离《春秋》之义的说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新审视。
《史记》“贬天子”的原因无疑又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在乱世中创作的《春秋》因时代的需要而以“尊王”为第一要义，而在治世中谱写的《史记》，王之尊已成既定现实，“尊王”已经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而汉武帝“外儒内法”的内外政策的实施，显然是与儒家的“恤民”之旨相背离的，而具有明显的“亡秦之迹”的倾向，故在现实与理想相左时，“尊经重儒”的太史公，基于现实问题的考虑，承《春秋》“讥天王”之义而至于“贬天子”之法，力揭武帝之失，明其弊病，以求“反王道之本”，为后世立训。
其规正武帝之意，以“亡秦之失”为鉴，贾谊《治安策》所谓：
“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
”（94）或可提供恰如其分的解释。
虽然太史公未能如贾谊及董仲舒等辈作直接的批评，而是采取“曲笔”的间接方式，然而“贬天子”的书法毕竟内显其规正之意，或可成为史家在治世之中规正帝王比较有力的的武器，而后世史家竟失此法，则明显是儒家思想自身的退化，以至于渐趋偏离《春秋》之教。
由此所见的《史记》在，“贬天子”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现实寓意，又当与经学的“昌明时代”密切相关。
太史公自幼深受古文经学的熏染，“年十岁则诵古文”（95），且又曾向孔安国问故，故在史料来源中便多有采自《古文尚书》（96）。
《史记》的取材亦有源于《左传》者，胡宝国先生曾举出《史记》移植《左传》的几条实例，指出“（《史记》）只是压缩了文字并改用汉代语言而已。
”（97）太史公对今文经学又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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