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兵书的译介与晚清军事近代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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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兵书的译介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西方兵书的译介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施渡桥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中以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开展了以“练兵”、“制器”为中心的“自强”活动。
随着这一活动的开展，翻译外国军事著作的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拓宽了西方军事文化传入中国的渠道。
本文主要对晚清翻译军事著作的概况、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的影响，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翻译西书的出发点与基本方针
最早倡议翻译西书的是在江南制造局任职的科学家徐寿。
他向曾国藩提出:
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因，悉本于专门之学”，故应“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底。
”（《洋务运动》（八）第23页）曾国藩深韪其言，便于1867年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先后延聘西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与中国的华衡芳、徐寿、徐建寅、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等人一起，采取中西学者通力合作、口述与笔译相结合的办法，从事译书工作。
曾国藩在1868年10月的奏折中说:
“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
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曰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
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译出，现已译成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
”（《洋务运动》（四）第18页）以上阐述，反映了曾国藩翻译西书的出发点和基本方针。
此后，李鸿章在1875年的奏折中，把翻译西书列为江南制造局五项主要任务之一，同时指出:
“又如翻译课士一事，西洋兼博大潜奥之理，苦于语言文字不同，将欲因端竟委，穷流溯源，舍翻书读书无其策。
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厚聘西士，选派局员，相与口述笔译，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编，固属关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亦皆有裨实用。
现译出四十余种，刊印二十四种，藉是稍窥要领，牗启高明。
”（《洋务运动》（四）第30页）可以看出，李鸿章所提“穷流溯源”的译书出发点与曾国藩所提“明乎制器与用器之所以然”，内含基本是一致的；所提“有裨实用”的翻译方针与曾国藩所提“有裨制造”的方针，实质上也是一致的。
不过，李鸿章把译书的范围由制器扩大到了防海、练兵、开矿等方面，表明其思路比曾国藩更宽。
上述译书的出发点和基本方针，与洋务派学习西方“长技”以求“自强”的指导思想紧密相连。
翻译西书，为实现上述指导思想服务，同时也是上述指导思想的深化。
诚如王韬所说: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日事撰述”，“将来尽其长技而操胜券者，当以此为嚆矢。
”（《洋务运动》（八）第398页）
二、甲午战争前翻译军事著作的内容与特点
甲午战争前，翻译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著作的，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另外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等单位，也翻译了一部分这方面的著作。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867年至1894年，现存于国内各藏书单位的军事译著（不含佚撰者名者）共64种。
其中由江南制造局翻译刊印的有39种，加上虽非军事著作却与军事有关的译著30余种，共翻译刊印70余种。
就所译之书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与“制器”有关的译著。
其中又分为三小类:
一是制造机器方面的书籍，如《汽机发轫》、《汽机问答》、《汽机必以》、《汽机新制》、《兵船汽机》等。
二是制造和使用武器方面的书籍，如《克虏伯腰箍炮法》、《克虏伯炮弹造法》,《克虏伯饼药造法》,《格林炮造法》、《制火药法》、《哈乞开司枪图说》、《毛瑟枪图解》、《洋枪浅说》、《鱼雷图解》、《水雷图说》等。
三是与“制器”关系密切的采矿、冶炼方面的书籍，如《地学浅说》、《金石识别》、《宝藏兴焉》、《开煤要法》、《造铁全法》等。
第二类是与“练兵”、“防海”有关的译著。
其中属于军制方面的有《列国军制》、《德国军制》、《水师章程》、《英国水师律例》、《法国海军职要》、《德国海部述略》、《英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日本师船考》等。
属于作战和训练方面的有《陆操新义》、《临阵管见》、《攻守制宜》、《御风要术》、《前敌须知》、《营阵揭要》、《营城要说》、《行军测绘》、《克虏伯炮操法》、《格林炮操法》、《连珠炮操法》、《攻守炮法》、《开地道轰药法》、《防海新论》、《兵船炮法》、《轮船布阵》、《水师操练》、《船阵图说》、《海战新义》、《各国水师操战法》、《海军调度要言》、《海战指要》等。
第三类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译著。
其中有《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格物入门》、《化学鉴原》、《化学求数》、《化学初阶》、《器象显真》，以及声学、光学、电学等。
之所以翻译这方面的著作，诚如徐寿所说:
“格致之理必藉制器以显，而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旨归。
”（《洋务运动》（八）第33页）亦如梁启超所说:
所译之书，“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
”（《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68页）由此可见，其出发点在于适应“制器”之需要。
从以上这些译著中，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其一，与“制器”、“练兵”有关的译著数量多，门类比较齐全，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充分反映出译书为“自强”服务的主旨。
就译著的内容而言，大多为“制器”、“练兵”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具有鲜明的实用性。
其二，与海军、海防建设有关的译著数量也多，约占当时整个军事译著的1/3左右。
这表明在当时边疆危机日益加剧，而且外敌入侵主要来自海上的环境下，洋务派注意了解外国海军的组建和作战、训练等经验以及海口设防情况，以便加强自身的海军和海防建设。
其三，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向西方学习，从总体上说，主要限于器艺层面。
但所译的军事著作，已越出了这一层面，有关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著作也占有一定比例。
这方面的译著问世，对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的变革向深层次发展，具有启迪的意义。
其四，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虽然出于“制器”的需要，反映出洋务派对自然科学认识的局限性和功利性。
但是这些译著的传播，其作用大大超越了制器的范围，影响到整个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涉及到传统文化结构的改变。
这是曾国藩、李鸿章、徐寿等始料不及的。
三、甲午战争后翻译军事著作的内容与特点
甲午战争以后，翻译出版的军事著作数量也大大超过甲午战争以前。
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896年至1911年，共翻译刊印外国军事著作250多种（其中包括外籍军事顾问、教官编写的部分讲稿），可谓卷帙浩繁。
这一时期军事译著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军制方面，有《西国兵制源流》、《列国陆军制》、《各国陆军考》、《德国陆军考》、《德国陆军制述要》、《日本宪兵制》等。
管理教育方面，有《日本武备教育》、《日本陆海军教育摘要》、《养兵要诀》、《军队内务条例》、《风纪卫兵定制》、《日本军法大全》、《日本陆海军刑法》等。
行军作战方面，有《行军指要》、《步队行军篇》、《步兵侦探》、《骑兵斥候问答》、《军队搜索》、《行军造桥说》、《行军帐棚说》、《行军电报说》、《步队战法》、《马队战法》、《炮队战法》、《三队合战法》、《防御攻击遭遇战战法》、《要塞战法》、《野战规则》、《航空战术》、《陆军动员计划令》、《日本战时最高司令部勤务令》等。
军事训练方面，有《西洋练兵新书》,《步兵操典》、《德国步兵操典》、《德国骑兵操典》、《新订步兵操法》、《德国武备体操课》、《日本普通体操课》、《瞄准要法》、《打靶通法》、《射击规范》、《用炮要言》、《毛瑟枪打靶法》、《快枪打靶法》等。
军校建设与教育方面，有《日本陆军学校》、《日本陆军学校章程汇编》、《高等兵学教科书》、《战法学教科书》、《要塞编成教程》、《临时筑城学教程》、《卫生学教科书》等。
武器装备方面，有《军械沿革》、《军械精蕴》、《毛瑟枪图说指南》、《克虏伯炮类编》、《雷火图说》、《新译淡气燥药新法》、《军械保存法》等。
后方勤务方面，有《陆军经理学笔记》、《作战给养法》、《战粮供给法》、《辎重勤务笔记》、《兵站勤务》、《临阵伤科捷要》等。
军事筑城方面，有《筑垒必携》、《营垒从新》、《沟垒图说》、《修路说略》、《守口造台诸法》等。
军事地理方面，有《兵要地理》、《兵要地理笔记》等。
海防与海军方面，有《海防臆测》、《海军指要》、《炮与铁甲论》、《航海章程》,《海战指要》、《海道图说》、《船坞论略》等。
军事学说方面，有《战法学》、《战术学》、《大战学理》、《战略学》、《军制学》、《兵器学》、《地形学》等。
其中的《大战学理》，就是德国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所撰，并于1832年问世的《战争论》。
这一名著于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由保定陆军学堂翻译刊印，成为该书的第一部中译本。
战争史方面，有《战史丛书》、《中东战纪本末》、《南北花旗战记》、《普法战纪》、《俄土战记》、《日俄战纪》、《英国海军战史》等。
从以上12个方面的译著中，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其一，这些军事译著涵盖了军事领域的大部分内容，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分类精细，标志着中国近代对西方兵学翻译已向多学科、多层次方向发展。
其二，与陆军建设和作战、训练，与军校建设和教学有关的译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这与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将建军的重点由海军转向陆军，与当时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张之洞组建“自强军”，以及尔后组建36镇新军和建立各级军事学校密切相关，紧密配合。
其三，反映德国和日本军事情况的译著明显多于其它国家，表明中国在军事方面向外国学习的重点，已由英、法、美转向德国和日本。
尤其是近邻日本已成为外国军事思想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不少欧美军事著作由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第一个中译本，就是从1903年的日译本转译的。
其四，译著中不仅出现了后方勤务、军事筑城、军事地理等新门类，而且增添了军事领域中最高层次的军事学说方面的译著。
《战法学》、《大战学理》、《战略学》等传人中国，显著地增加了译著的理论色彩。
其中关于战争定义、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略与战术的区分，以及攻势战略与守势战略等许多崭新的观点，令人目不暇接，大大开阔了中国军界的视野。
这些著作的译介，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由器艺层面经过制度层面进入学术层面，形成比较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起着重要作用。
综观甲午战争前后翻译外国军事著作的情况，联系当时的军事实际，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中国对外国军事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渠道。
译书适应了中国军事除旧布新的需要，同时又推动了中国军事不断递嬗演变。
所有这些译著，以及由中国学者“参酌中西”而撰写的军事著作，如王韬的《火器说略》、徐建寅的《兵学新书》、袁世凯组织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共同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的发展变化轨迹，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四、军事译著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的影响
翻译的外国军事著作，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是否起了积极作用?
在哪些方面起了作用？
这是需要探讨的。
（一）正确的译书方针决定了译著的应用价值。
如前所说，曾国藩、李鸿章为翻译西书所确定的基本方针是“有裨实用”，即有助于当时实行的自强活动。
毫无疑问，本此方针所译出的军事著作，是有现实借鉴意义的，并受到包括一些封疆大吏在内的有识之士的重视。
沈葆桢和左宗棠在先后出任两江总督期间，都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向清廷奏报。
沈葆桢在1877年奏称:
江南制造局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975年）“翻译西书，除前案译出四十余种、刊印二十四种之外，续译二十余种、刊印十五种”（《洋务运动》〈四〉第34页）。
左宗棠在1883年的几次奏折中提到:
江南制造局于光绪四五两年（1878～1879年）“续译西书二十余种，印成十种”。
光绪六七两年“续译西书二十余种，刊印九种”。
光绪八九两年“续译西书八种，刊印四种”（见《洋务运动》（四）第43、46,49页）。
两广总督张之洞则设立“办理洋务处”，要求将“一切有关洋务政事之书，均须广储备用”，而其收储范围就包括军事译著（《洋务运动》<一>第326页）。
不仅如此，他还编印了《西洋兵书十种》，共82卷，以备研究使用。
另外，当时有不少译著被再版，甚至一年之内有数种版本出现。
还有不少译著被选入综合性的“汇编”，其中被不同“汇编”同时选用的，有《防海新论》、《英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轮船布阵》、《兵船炮法》、《临阵管见》、《前敌须知》、《克虏伯炮说》、《制火药法》、《西国陆军制》、《步兵操典》,《营垒图说》和《开地道轰药法》等，由此可见这些著作在人们心目中的使用价值。
正如梁启超所说:
这些译著成为当时“求知识于域外”人士的“枕中鸿秘”（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71页）。
（二）军事译著对晚清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的影响。
军事译著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因资料不足，难于做出系统的表述，但仍可用以下实例予以说明。
武器装备的生产与使用方面，当左宗棠阅读了《克虏伯炮准心法》、《兵船海岸炮位准心法》等译著后，深感西方国家在制造火炮方面“不惜财力”、“逐渐讲求，日新月异”。
为此，他于1885年初向清廷建议扩建福建船政局，并另建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快船和后膛巨炮，以缩小舰炮方面的差距。
（《洋务运动》<五>第309页）另淮军将领周盛传在给李鸿章的禀报中说:
“查卑军所用炮油，一曰格力苏林，一曰卑门听，皆照德国炮说，分别购存。
”又说:
“且历考英国韦而司、美国嘉约翰所著化学初阶、化学鉴原，惟有酸碱汽水能蚀金质，从无油质可损金质之条。
”据此，他认为德国教官博朗、李保提出擦炮油损伤炮膛的说法，“似属拟议之词，非有确据”（《洋务运动》（三）第616～617页）。
海军与海防建设方面，甲午战争前，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英、法等国关于海军、海防的书籍，对中国的海军与海防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是海军统领体制方面，《法国海军职要》介绍:
“国立海军，总治于海部，分任于海疆使。
”《英国水师律例》介绍:
“督理水师之权，向归君主”，英王通过海军大吏和海军部行使其海军军令、军政权。
这些介绍，对中国建立海军衙门起了促进作用。
1884年3月李鸿章奏称:
“查泰西各国外部、海部、并设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
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
其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挠，未可以学在四夷而厚非之”（《清末海军史料》上，第31页）。
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建立统辖南北洋海军的海军衙门。
有关海军的译著中，如《水师章程》、《英国水师考》等，还详细介绍了海军的机构设置、军官制度和士兵服役制度，这对于清政府制订海军章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理海军大臣在奏呈《北洋海军章程》时称:
“间有参用西法之处，与部章未能尽合。
”（《洋务运动》（三）第196页）其“章程”内亦称“参照英国章程，酌订官制”（《中国兵书集成》第48册，第983页）。
事实的确如此，《北洋海军章程》规定的海军官兵分类方法，以及官兵选拔制度，都是以英国海军制度为蓝本的。
海防战略方面，受《防海新论》的影响颇大。
《防海新论》于1874年由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以后，立即受到朝野人士的重视，尤其对李鸿章确立海防战略思想影响甚大。
李鸿章在1874年12月《筹议海防折》中称:
“查布国防海新论有云:
‘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得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
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
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
欲求自守，亦非易言。
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
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
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
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06～107页）可见，李鸿章之确立北洋海军实行守势防御、重点设防的战略指导思想，直接受到《防海新论》观点的影响。
XX文库-让每个人平等地提升自我
XX文库-让每个人平等地提升自我另外，《防海新论》还提出两种防守海岸之法，即“守而不动之法”、“各处挪移泛应之防法”，也被李鸿章全盘接受。
他在前述《筹议海防折》中，同样提出了“守定不动之法”和“挪移泛应之法”（《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07页）。
具体内容也大同小异。
两江总督李宗羲在1874年讨论海防问题时说:
“观西人所著防海新论，备言南北花旗交战之事，虽有极善之炮台，极多之大炮，只能击坏一二敌船，并不能禁其来去自如，是火器之不足深恃，可为明证。
”由此，他认为“论中国自强之策，决非专恃火器所能制胜。
”（《洋务运动》
（一）第71页）
军事训练和军校教学方面，甲午战争以后，新编练的陆军，基本上采用德国和日本的操典和教范训练部队，所以《步兵操典》、《步队操法》、《马队操法》、《炮队操法》和《体操法》等译著便应时而出，并被广泛使用，甚至起居作息、行军作战等号令，也采用翻译的《吹喇叭法》，所谓“鸣角出令皆夷语”。
至于军校的教材，大部分采用外国的各种译著，或者由德、日教官亲自编写。
另外，负责编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于1899年组织编写了反映该军训练情况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这一法规性的军事著作，贯穿了袁世凯“训必师古，练必因时”的治军思想。
因而在精神教育方面，仍然灌输“励忠义”、“敬官长”、“守营规”、“勤操练”、“奋果敢”等传统思想；而在部队行军、作战以及步队、马队、炮队等的操法、战法等方面，则明显地袭用了《陆操新义》、《步兵操典》等译著的内容，成为一部中西结合的兵书。
综上所述，说明军事译著对晚清军事思想与军事近代化所起的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同时，显示出中、西军事文化的相互撞击和融合。
当然，在翻译和使用外国军事著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主要是在吸收外来军事学术方面存在良莠不分，盲目照搬的倾向。
如沈敦和纂辑《自强军西法类编》时，力求一字一句“务与西书吻合”，不敢丝毫走样；陈凤翔编的《战法学》，不仅章节层次悉仿日本编写
的教程，就连所谓战争能“启人智”、“振国威”、“战争者，国家致富强之要点也”等观点，也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
其次是有些译著未能引起有关当局的重视。
甲午战争前，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水师学堂等单位先后翻译了近10种有关海战理论方面的著作，如前面提到的《兵船炮法》、《轮船布阵》、《海战新义》、《各国水师操战法》、《各国海军调度要言》、《海战指要》等，其中既有叙述近代海军战略战役理论的内容，也有叙述战术理论包括各种队形的内容。
然而，中国的海军当局始终未能对此进行认真研究，结合中国海军的实际，建立自己的海战战略战役理论；在战术理论方面，对于各种不同的主张，也未做认真的分析鉴别，更谈不上因敌制宜，灵活运用。
可以说，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败绩，与缺乏海战理论的研究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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