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反渎初查计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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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反渎初查计划

检察院反渎初查计划

篇一：

检察院初查计划

某市市人民检察院

初查计划

市检反贪侦计字[2011]第号

一、被调查人基本情况

马某，男，汉族，43岁，山东邹县人，中专文化程度，群众。

2010年7月至今任在某场林业站任统计兼出纳。

家庭住址：

XXXXXXXXXXXXX身份证号：

XXXXXXXXXXXX联系方式：

XXXXXXXXXXXXXXX，无犯罪前科。

二、案件线索来源

我院在查办某场林业站站长王某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该站统计兼出纳马某涉嫌挪用公款。

三、案件基本情况

马某利用担任某场林业站统计兼出纳的职务便利，将其保管的公款5万元，用于其妻子秦爱丽个人经营的丽鑫商行进货，直至2011年4月仍未归还。

四、线索评估

1、从地域管辖分析，案件发生地在某市总场属于某市人民检察院管辖范围。

2、马某涉嫌挪用公款是我院在查办王某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已掌握部分证据，内容较真实。

但马某设法掩饰罪行，且林业站账目不规范，给初查工作加大了难度。

此案线索来源可靠，涉案数额存在扩大可能性，具有可查价值。

五、初查的目的、方向、及应查明的基本问题

1、初查目的：

查明张某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行为的过程和结果。

2、初查方向：

从某场林业站账目入手，查清保存在马某处的公款数额，挪用数额，询问相关证人，调查取证。

3、应查明的基本问题：

（1）、向某场组织科调取《某市总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

某场为国有企业。

（2）、向某场组织科调取《干部履历表》、《干部调动介绍信》证明：

马某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

（3）向某场财务科和总场林业站会计处调取相关财务凭证查明林业站账目及马某处保管的公款数额。

（4）向有关银行调取马某保存公款帐户的交易明细及个人存款情况。

（5）向丽鑫商行调取该商行进货账本，查明该商行资金来源与去向。

（6）询问某场财务科查明某场林业站财务制度。

（7）询问某场林业站会计查明林业站资金保管、使用轻狂及马某保管公款情况。

（8）询问某场林业站站长王某查明马某保管公款的事实与依据。

六、初查方法、步骤、及突破口的选择

1、初查方法：

因马某从事出纳工作，其财务知识和工作经验证明其具有一定的掩饰犯罪的能力，为防止隐匿、毁弃证据，应采取以快制胜，速战速决方法，迅速到某场林业站调取相关帐目。

2、初查步骤：

第一步，先获取外围证据（即对相关财务凭证、马某帐户交易明细、证人证言等）。

第二步，询问被举报人马某，以查明其犯罪事实。

3、突破口的选择：

应以审查、核对某场林业站账目和马某保存公款的帐户为突破口，查明应保存在马某处的公款数额和现有数额，找出缺口。

4、初查时限：

初查方案经检察长批准立刻展开初查，力争一个月内初查终结。

七、初查力量配备、分工及组织领导

由检察长和反贪局局长对初查工作进行全程领导，负责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协调。

初查员宋某、周某为案件承办人员，其中宋某具体负责对每天的初查提出安排建议，确定询问对象及时间，收集相关证据，保管查证资料；周某具体负责收集有关书证及鉴定工作；内勤孙某负责提供各类法律文书及后勤保障工作。

如遇重要情况需要调整初查计划的，经请示主管检察长和反贪局局长同意后改变计划。

八、初查过程中的安全防范预案

１、案件安全工作由案件承办人宋某和周某负责，法警大队干警徐某、吕某具体配合办案的每一个环节，以防止办案过程中涉案人员自杀、自残、脱逃等责任事故发生。

２、保证询问时检察人员不少于二人。

保证询问在检察院办案区询问室进行。

对涉案当事人询问结束后，应通知单位或家属领回，或派人将其送回。

对被查对象的询问结束后，符合拘留、逮捕条件并有

拘留、逮捕必要的，应当依法及时办理拘留、逮捕手续，并立即通知公安机关执行；对于不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应当通知其家属或单位领回，或派人将其送回。

3、了解掌握被询问人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准备必要的救治药品，制定相应的救治预案并请医护人员到场监护，出现安全事故必须妥善处理，及时报告。

4、初查中配备好办案车辆，24小时开通通讯工具，在出现特殊情况时，能及时汇报，上下连通，迅速出动。

5、办案过程中请院纪检、监察部门对反贪办案执法进行监督。

九、初查中的纪律及保密措施

１、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开展初查工作，每天将案件具体初查情况向主管检察长和局长汇报。

２、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严防泄露案情，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将保密工作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严格禁止将案情、证据、当事人的情况向与无关人员泄露。

以上计划妥否，请批示。

汇报人：

XXX

二０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篇二：

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初查工作探究

职务犯罪初查工作探究初查，是指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反渎职侵权部门在对职务犯罪立案前，对自己发现或受理的控告、举报等案件线索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并对该线索进行的秘密调查活动。

目前，由于缺乏上位法，《规则》制定的模糊性，导致对初查工作的认识不统一，初查与侦查工作界限不清、目的不明。

在此仅希望与大家共同学习提高。

一、初查的地位与作用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将初查与立案单独列为一章，对初查工作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

《规则》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

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的举报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规则》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于直接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制作立案报告书，经检察长批准后予以立案。

结合这两个条文，我们能够看出：

初查与侦查属于不同的阶段，初查是立案侦查的前提和基础，不能简单将初查理解为初期的侦查。

《规则》中关于开展初查和进行立案的标

准是一种主观判断，而非客观认定。

初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侦办职务犯罪中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与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普遍采用的是“受理—初查—立案—侦查”的工作程序。

对案件线索审核后进行初查，在初查过程中，对线索审核情况做进一步查实，提高立案准确率，缓解了检察机关面临的案多人少矛盾，节约诉讼资源。

《刑事诉讼法》第一十八条对检察机关关于职务犯罪的职能管辖方面做了详细规定，此类犯罪属于典型的身份犯。

在初查过程中，普遍进行秘密初查，并且不采取强制措施，能够避免检察工作给被调查人的工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影响到被调查人的社会声誉、自我认知和正常工作，对于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避免司法的恣意，有着重要意义。

二、初查的内容与手段初查阶段与立案后的侦查阶段目的不同，这直接导致初查内容与初查措施有别于侦查阶段。

初查的目的是判明有无职务犯罪事实发生，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是解决能否立案的问题。

（1）要有事实材料证明犯罪事实确已发生。

所谓确已发生包括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或正在实施或正在预备实施，犯罪事实确已发生必须有材料说明，这点在初查时是需要搞清楚的。

（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立案必须具备的又一条件。

只有当犯罪事实发

生，并且依法需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才有必要而且应当立案。

一般而言，职务犯罪初查的内容应当包括：

（1）初查对象的主体身份及其基本情况、政治身份、社会职务、家庭成员、海外关系等；

（2）初查内容涉及的人和事及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情节等；（3）其他需要查清的事项。

《规则》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经过侦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写出侦查终结报告，并且制作起诉意见书。

不同于侦查终结的案件要求有罪证据、无罪证据、罪轻证据、罪重证据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证明标准，初查只需达到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即可。

这就直接决定了初查阶段的证明标准低于立案侦查阶段，所需要采用的手段也少于立案侦查阶段。

《规则》第一百七十三条中规定：

在初查过程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

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初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三、初查证据的法律适用目前，在初查中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否直接适用，在检察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

检察机关在未经正式立案进入侦查阶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应是无效的，这

种证据材料只有通过转换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使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

不论是否立案，只要是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通过调查获取的证据材料都是合法有效的证据。

我认为，初查这一概念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检察工作实际提出来的，对指导检察工作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规则》只应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细化，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内规范、指导检察工作，而不能超越《刑事诉讼法》去赋予自己额外的、不曾有的权限。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从以上两个条文我们能够看出，一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但是《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搜集证据的规定都是针对侦查程序作出的。

初查获取证据的证据能力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规定。

我认为，对于证明主体身份等并非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可以直接适用。

对于言词证据可以通过重新询问或讯问进行转化使用，并可根据需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对于其他证据，由于初查阶段对证据的证明力要求比较低，与侦查阶段对证据的证明力要求有一定距离，只需达到认为有

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可，不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所以对于这些证据应当重新搜集取证。

另外，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以初查取代侦查的情况，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通过线索的初查工作掌握的证据已经能够证实被举报人的犯罪事实存在,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却没有尽快结束初查,转入立案侦查程序。

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串供,毁灭证据,携款潜逃,或畏罪潜逃,以至自杀事件的发生。

不仅有违初查制度的初衷，也人为的给检察工作带来难度，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篇三：

检察机关“初查制度”探究

一、初查制度的提出和形成检察机关是于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初查活动的。

产生这一活动背景，主要是基于对刑事立案的误解和对客观环境变化的不适应。

首先，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客观条件导致了检察机关对立案标准的误解。

70年代末，我国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要求对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

法律规定的立案标准是“主观标准”立案时检察机关通过对立案材料的审查，“主观”上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即应当立案。

至于客观上是否发生了犯罪，是谁犯罪，应当通过侦查解决[注1].我国检察机关在80年代初开始直接受理侦查经济罪案时，立案材料通常是由发案单位通过调查取得并提供的，且已能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材料即行立案并直接进入预审。

接受举报时已具备相当的犯罪证据，是这一时期经济罪案立案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由于立案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逐渐使检察机关对立法原义产（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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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检察机关受理经济罪案的线索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在办案中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增加，并一度居立案线索来源的首位，由于在办案中即可查明线索，确认犯罪，更加强化的对立案必需客观存在犯罪事实的观念；二是，线索不清的举报、匿名举报也开始增多，根据这类线索进行立案，显然是缺少了以往发案单位在移交线索前的查证过程。

检察机关为了解决立案后的“撤案”问题，提出了“提高立案质量，把好立案关”的口号，一定要确认有犯罪事实存在才能立案。

对举报、检举和自首的材料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立案前的调查初查，待查明有犯罪事实后才能研究立案。

其次，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的特点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误解。

刑事立案，是指将犯罪或者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列为刑事诉讼内容的诉讼活动。

，立案的对象应当是犯罪事件或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

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通常为职务犯罪或与职务有关的犯罪。

犯罪与其犯罪主体履行职务有关，是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一大特点。

这一特点导致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的误解，即认为检察机关立案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事件。

例如：

在检察机关的《立案决定书》及有关侦查材料中常见的“对×××进行立案侦查”，便是这一误解的体现。

因存在这一误解，往往即使举报材料已证实客观上发生了犯罪事实[注2]，也不能通过立案侦破案件，却仍需要通过案前调查，确认犯罪嫌疑人后才能立案。

这是初查活动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初查制度的提出，最早见于198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

该文件第六条三项规定“经审查认为控告、检举的犯罪事实不清，需要补充材料才能确定立案或不立案的，可以通知控告、检举单位补充材料，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人直接调查，或者配合有关部门联合调查”。

这是检察机关首次对有关初查问题作出规定，也是近十几年来对自侦案件进行初查的制度依据。

但从这一规定的内容不难看出，传统的办案模式及立案观念对立案制度的影响。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高检院起草了《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

该规则前几稿中尚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初查，但最后定稿时即明确将初查规定为立案的一个环节，且具体规定了初查的程序。

这标志的初查制度的正式确立。

初查制度被正式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

由于各种原因，检察机关在80年代中后期展开了立案竞赛。

这一竞赛所产生的一个明显恶果是导致了自侦案件侦查工作质量的下降，如：

不应当立案的立了案；本可以侦破的案件侦破不了；本可以办出大案的仅够立案标准即结案。

这些问题出现表现在办案结果上就是立案数与起诉数之间具有较大的差额。

这一现象在90年代逐渐引起了全国人民代表的注意，进而产生了强烈反映。

检察机关的一些同志将人民代表的这些反映归结为立案质量不高所至，因而反复强调立案前要搞好初查，并最终将初查规定为立案制度之一。

二、初查制度的违法性只要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关立案的规定就不难发现，初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这里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刑事诉讼法在立案规范中为何未规定初查制度。

笔者认为：

第一，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有关。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该法的任务之一。

而初查的任务则是确认有无犯罪事实，即查明犯罪事实，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侦查的任务是相同的。

因此，如果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初查（且通过初查已可以查明犯罪事实），整个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的规定也就失去了必要。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是进行侦查的前提，只有立案以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才能实施“依照法律进行的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注4].根据这一立法思想，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也不会允许在立案前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初查。

第二，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侦查的工作规律有关。

刑事侦查的基本活动过程是：

立案→侦破→预审→侦查终结。

实际工作中，除侦查机关直接发现的犯罪案件以外，其它任何犯罪案件（含作案人在发案前自首的）都需要经过上述侦查过程。

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法律规定的事实（证据）标准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科学的规定。

①只要“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注5]，即应当立案侦破；②对“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注6]；③侦查终结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注7].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概括起来就是，立案时，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确认允许是主观的，即实际是否发生了犯罪不影响立案与侦破，笔者称其谓“主观标准”；预审时，必需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此时也只是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但还需要通过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注8]，笔者称其谓“准客观标准”；侦查终结时，则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笔者称其谓“客观标准”。

达到“客观标准”是整个侦查活动的结果。

但制定初查制度的目的，则是在立案时即达到“客观标准”，这显然是违反侦查工作规律的。

因此，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初查制度。

从上述论述可以明确，从依法治国和科学诉讼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不能也不会制定初查制度。

而高检院制定的初查制度，其违法性就在于允许进行诉前调查，即非法进行侦查活动。

检察机关的有些同志认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者在制定立案法规时，未考虑到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具有作案隐蔽性和举报不确定性的特点。

未规定初查制度是立法上的疏漏。

这一认识的偏差之处在于，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没有实际研究一下刑事案件的侦查规律。

事实上，从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看，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会出现隐蔽作案和举报不确定（甚至错报）的情形。

也有的同志认为，初查是有法律依据的。

这些同志引用刑事诉讼法第86条“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中的“审查”一词作为初查的法律依据。

强调汉语中的“审查”一词包括“调查”的意思，进而说明刑事诉讼法是允许进行初查的。

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有些牵强附会。

首先，从语法上讲，86条规定的“审查”对象是“材料”，而不是“事实和证据”。

其次，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审查所可以采取的“调查”手段。

上述看法和观念的存在，也是建立初查制度的一种理论依据。

如果不加以纠正，即是高检院将来取消了初查制度，也势必会影响刑事诉讼法的贯彻执行。

三、初查制度的危害性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仅十几年的诉讼实践看，初查制度的实施对正确地实施刑事诉讼法已产生了实际的危害后果。

第一，采用初查制度必导致违法诉讼，使检察机关的“严格执法”成为一句空话。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初查会导致侦查手段的滥用。

侦查人员进行“初查”时，不采用侦查手段是无法获取证据的。

为了获取证据，侦查人员必需采用相应的侦查手段（如询问证人、检查帐目、讯问犯罪嫌疑人等）进行调查，这必然导致侦查手段的非法使用；其次，许多通过初查取得的证据，在立案后已无法获取，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只能使用这些通过非诉讼程序获取的证据，导致使用不合法的证据进行诉讼。

第二，采用初查制度会影响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

司法实践中，由于初查缺乏法定的调查手段，对侦查工作直接产生了不理影响。

一是，在调查中遇有反侦查活动时，往往束手无策，致使案件因查不透而出现“夹生”，待立案后已无法纠正，这是一些案件查不明，诉不出的原因之一。

二是，目前的初查制度中为防止对检察机关带来不利影响，规定了一些不得采用“调查”手段，但

许多案件必须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才能查明犯罪事实，遇有这类情形时，往往会出现查不透的情况，而犯罪事实查不透又不能“立案”，致使一些犯罪案件被迫放弃侦查，造成犯罪分子逃脱刑事责任的追究。

第三，初查会导致侦查工作失去相应的监督。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通过立案侦破阶段，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通过侦查，查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当进入预审；二是通过侦查查明没有犯罪事实，或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收集有罪证据，不能进行预审，而应当取消案件。

检察机关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制定了一整套取消案件的监督程序。

但由于初查是将侦破工作置于了立案之前，因此，对应当通过作取消案件的处理的情形，即通过不立案解决，致使取消案件的诉讼过程失去了程序上的监督。

不立案成为办案人员或个别领导干部处理“不好查”案件的法宝，是导致有案不立，甚至利用案件进行非法交易的重要因素。

总之，初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已经对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和实际执法水平造成了危害。

在中央一再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已到了非取消不可的程度。

四、取消初查制度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初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已经实际实施了十几年，现在取消这一制度阻力是可想而知的。

笔者认为在取消这一制度时，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转变刑事立案观念。

多年来，由于对立案标准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检察人员在立案观念上的一些错误认识，这是产生初查制度的主观原因。

因此，取消初查制度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检察人员的刑事立案观念。

首先，应当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是“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通过这一观念的转变，使的初查制度成为“没有必要”。

其次，应当树立先立后查，依法办案的观念，即将立案作为刑事调查的必要前提。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也不是对所有的举报线索均进行初查，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认为可能存在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才进行初查。

实际上绝大部分案件的进行初查时，已达到了法定的立案标准。

第三，应当树立因事立案的观念。

无须待确认犯罪嫌疑人后才能立案。

二是，转变侦查观念，改进侦查制度。

在讨论初查的必要性时，检察机关的大部分领导同志都担心放开立案，会导致对当事人的非法侵害。

建立“初查”制度的原意就是为了提高预审的准确性，防止因随意采用传唤措施而给当事人、社会和检察机关带来不利的影响。

但现实是，由于“初查”制度的建立没有法律依据，因而对采取何种手段进行初查的问题有关部门不能依法作出具体的规定，所以“初查”制度的建立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反而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初查中证人作伪证时不能依法处置；犯罪嫌疑人不供时无法采取强制措施；有关单位拒绝查帐时无法强制进行查帐；初查中所获取的证据无法在法庭上运用；甚至个别案件在出现已经查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而立案的情形时，上级检察机关无法监督等等。

实际上，初查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诉讼行为。

检察机关采用这一非法诉讼方法来制止办案中的其他违法行为，是一种消极的方法。

积极的方法应当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建立健全侦查制度，用合法的办案制度来约束违法的办案行为。

在这方面，高检院及各级检察机关目前亟需制定的侦查制度主要是案件侦破制度。

笔者认为案件侦破制度至少应当包括：

①秘密侦破制度。

除犯罪嫌疑人自首的情形外，侦破工作应当秘密进行。

②侦破工作程序。

案件侦破过程中可以采用的侦查措施。

其中，在案件侦破之前，不得讯问犯罪嫌疑人。

③破案标准。

即进入预审阶段所必须的证据标准。

三是，提高侦查人员执法水平。

取消初查制度后，可能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撤案数的增加。

如何正确的认识这一现象呢？

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立案与撤案的关系。

撤案不是对立案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立案对象的否定。

立案是根据举报等材料，将检察机关认为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纳入刑事诉讼程序。

经过侦查，确认该事件中不存在犯罪时，应当撤案。

撤案是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主要法律手段和措施。

因此，在立案时如立案材料已说明可能存在犯罪，而撤案时，有关证据证明不存在犯罪，撤案是一种正常的诉讼现象。

其次，应当搞清撤案的原因。

刑事侦查中的撤案原因主要有：

①立案时未能正确地审查材料，错误的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②受侦查水平所限，无法查明犯罪事实。

③客观上不具备侦破条件，导致案件无法查清。

④经侦查发现立案材料不实，不存在

犯罪事实。

目前检察机关由于存在着初查，因而自侦案件的撤案主要原因是前两种情形。

因此，在取消初查制度后，上述第④种撤案情形可能会增加，但随着侦查人员执法水平的提高，其他类型的撤案情形会大幅度减少。

所以，取消初查制度从总体上讲不会导致检察机关撤案的数量的增加。

四是，改变对案件的统计及报告、宣传的方法。

第一，在案件统计方面，将立案数改为案件受理数。

检察机关接受举报等不一定立案，而立案说明是检察机关实际接受案件的情况，反映出该机关的工作量和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主动性。

第二，增加破案统计指标，并作为检察机关向人大报告和对外宣传自侦案件数量的主要指标。

第三，对撤案原因进行具体化的统计，通过统计分析，不断改进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