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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春》与《半生缘》之比较
引言
《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篇完整的长篇小说，1950年3月开始在上海《亦报》连载。
1955年，张爱玲由港赴美，次年与美国作家赖雅结婚。
1967年，赖雅病逝。
1968年，张爱玲对《十八春》进行再创作并改名为《半生缘》在台湾《皇冠》杂志连载，次年出单行本。
由于两岸文化缺少交流，中国大陆鲜有知道《半生缘》的读者，直到1986年，《半生缘》由广州花城出版社翻印出版，《半生缘》才日渐为大陆读者认识。
然而，即使在电视连续剧《半生缘》不断热播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人把《半生缘》和《十八春》混为一谈。
[1]我在互联网搜索《十八春》和《半生缘》电子版时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新浪网的读书频道和小说网的现代文学作家名集分别以“《半生缘》（十八春）”[2]和“《半生缘》（又名：
十八春）”[3]为名提供在线阅读和电子图书下载。
很明显，这两个网站都不约而同地把《半生缘》与《十八春》等同起来。
实际上，新浪网提供的版本是17章的《半生缘》，而小说网的则是18章的《十八春》，这一现象说明了《十八春》和《半生缘》在走进消费领域的同时也被商家有意无意地划上了等号，误导着非专业阅读的观众和读者。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一是单纯从文字删改的数量来看，字数不多；
二是由台湾知名女演员林心如主演的《半生缘》大受华语观众欢迎，商家出于商业炒作的目的有意为之；
三是学界甚少专著涉及这两部作品的对比。
大陆的张学研究始于1981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发表的《张爱玲传奇》，然后逐渐升温。
海外张学研究者受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分析这两部作品时很自然地把两个版本出现的原因归于政治。
受海外研究成果影响，大陆学者大多“讳莫如深”，如1992年7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就只收入《十八春》没有《半生缘》。
在张派传人不断涌现、张学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今天，有关《十八春》与《半生缘》的研究依然相当贫乏。
即使有论者提及，也大多各说各的，鲜有把两个文本进行详细对比的文章；
有的论者虽然对《十八春》和《半生缘》的差异及其原因作了分析，也提到了文本的差异和张爱玲的生活对作品的影响，却难以摆脱海外张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大多从张爱玲“传奇”本色的回归方面去论述。
如中南民族学院的王朝彦教授就在《读张爱玲的〈十八春〉和〈半生缘〉》一文中指出：
“我只希望日后有意把它改编电影或电视剧的编导，千万别把《十八春》的尾巴找回来，因为这不是张爱玲的本意，这是肯定的。
”[4]和别的论者一样，王教授在论述这两个文本时也提及胡兰成、赖雅，但是并没有从这两个男人对张爱玲爱情观产生的影响这方面去分析文本变化的原因。
本文试图在王教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比较，结合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从张爱玲两次婚姻影响下的爱情观这一角度寻找文本变化的系列答案。
一、《十八春》与《半生缘》文本比较
《十八春》写的是顾曼桢与沈世钧这对青年男女相识相恋水到渠成的爱情故事。
因为曼桢的姐姐曼璐与姐夫鸿才强盗式的介入，恋人间一时的赌气成了劳燕分飞的导火线。
十八年后，二人久别重逢，上海还是那个上海，人已不是当年那对情投意合的恋人了。
最后，在大时代的召唤下，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东北开始新生活。
《半生缘》与《十八春》最大的区别在于把《十八春》里齐赴东北的光明尾巴去掉，故事到曼桢与世钧重逢那天戛然而止。
从相识相恋到分手再相遇，这长长的“十八春”到了《半生缘》，也摇身一变，化作恍恍惚惚的十四年。
短短的四年之差，把曼桢与世钧的相遇从解放后提前到战后，男女主人公在大时代的感召下齐赴东北的热闹场面也顺理成章地在《半生缘》里消失了。
然而，从十八章的《十八春》到十七章的《半生缘》，并不是简单地把最后一章删除，从十二章祝鸿才在曼璐设计下强暴曼桢开始，改动慢慢渗进每一个章节。
《十八春》第十二章，对鸿才强暴曼桢的过程并没有直接描写，除了对鸿才受伤的肖像描写外，只用鸿才一句话轻轻带过：
“他直到现在还有几分惊愕，再三说：
‘真没看见过这样的女人。
会咬人的！
简直像野兽一样！
’他却没想到这‘兽性’的形容词通常是应用在他这一方面的。
”[5]到了《半生缘》，就加了一段描述强暴的过程：
’他被她拖着从床上滚下来，一跤掼得不轻，差点压不住，让她跑了，只觉得鼻尖底下一阵子热，鼻血涔涔的流下来。
被她狂叫得心慌意乱，自己也被她咬得叫出声来，结果还是发狠一把揪住她头发，把一颗头在地板上下发狠劲磕了几下，才把她砸昏了过去。
当时在黑暗中也不知道她可是死了，死了也要了他这翻心愿。
事后开了灯一看，还有口气，乘着还没醒过来，抱上床去脱光了衣服，像个艳尸似的，这回让他玩了个够，恨不得死在她身上，料想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一夜。
”[6]
对《半生缘》增加的这段描写，有论者认为：
“对于曼桢被祝鸿才强奸的性暴力场景的描写，也像免除了某种禁忌而（相对地）发放开来了。
”[7]也难怪某些商家（新浪读书频道）独独把此段引出作为《半生缘》的卖点吸引读者的眼球。
然而仅仅理解为“某种禁忌”的“发放”未免流于俗套，从《十八春》“简直像野兽一样！
”调侃式的反讽到《半生缘》对暴力场景的描写实际上是作家艺术追求上的再探索。
把死命反抗的曼桢砸晕然后施暴，这个过程无疑把祝鸿才残暴的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从生理上为曼桢怀孕产子埋下伏笔。
曼桢的刚烈也在这段描写中表露无遗，令人痛惜。
到了十三章，文本的对比更加强烈也更为关键。
叔惠受同事影响，对共产主义十分向往，准备到西北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临别前他对世钧说：
“这人在宿舍里跟我住一个房间，人非常好，我总是跟他借书看，也喜欢找他长谈，所以我跟他认识以来，我倒是觉得——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
我也不是个共产党，我还没有那个光荣。
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你怎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
还是上那边去，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
”
“你也去，好不好？
像我们这样稍微有点技能的人。
总想好好地为社会做点事情，可是你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你不去我真觉得失望。
实在是应当去看看。
值得去看看——完全是一种新气象。
我觉得中国要是还有希望的话，希望就在那边。
“你跟翠芝结婚，那你就完全‘泥足’了，只好一辈子做一个阔少奶奶的丈夫，安分守己地做这个旧社会的顺民了。
”（《十八春》203-205页）
作为两个文本转化的关键：
叔惠思想的转变，已在这几句话里交待得一清二楚。
叔惠从此脱胎换骨，俨然一个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
叔惠思想的转变直接影响了世钧、曼桢、翠芝的思想，也因此促成《十八春》齐赴东北开始新生活的光明结局。
《半生缘》里叔惠的思想并没有转变。
为了寻找出路，叔惠“弄了个奖学金，到美国去，去当穷学生去，真是活回去了。
没办法，我看看这儿也混不出什么来，搞个博士回来也许好点。
”（《半生缘》315页）对于世钧与翠芝的结合，《十八春》那一句明显刻上时代烙印的“安分守己地做这个旧社会的顺民”就派不上用场了。
《十八春》第十五章还提到六安沦陷十天后又收复了。
国民党军队一进城，就把包括顾希尧在内的日本人指定的地方上十个绅士“都枪毙了”。
《半生缘》没有顾希尧，国民党的恶行也只字不提。
所有涉及国民党负面描写的文字，不是直接删节就是“转嫁”到日本人身上。
如果说十三章的改动是为结局的改动作铺垫的话，那么从十四章开始，两个文本开始沿着各自的方向结构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曼璐死后，曼桢为了照顾儿子荣宝与祝鸿才结婚。
发现鸿才另有外室后，曼桢设法离婚并赢得荣宝的抚养权。
对曼桢与鸿才的结合，有很多读者表示无法接受。
然而只要回头看看，对比一下曼桢在知道世钧结婚前后的不同表现，就会理解曼桢了。
叔惠告诉曼桢预备到解放区去并表示她也可以去：
曼桢这时候却是想到了世钧，如果能够和他一同去的话，那就可以把她的过去永远丢在后面，不必顾虑到他家庭方面的问题——这也并不是逃避，她本来是无愧于心的，她不过是怕他为难罢了。
（《十八春》219-220页）
经历大劫难后，曼桢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世钧，想到怎样才能与他长相厮守。
可是叔惠却接着说，世钧已经和翠芝结婚了！
她从叔惠家里走出来，简直觉得天地变色。
真想不到她在祝家关了将近一年，跑出来，外面已经换了一个世界。
还不到一年，世钧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吗？
……
……刚才在叔惠家里听到他的消息，她当时是好像开刀的时候上了麻药，糊里糊涂的，倒也不觉得怎样痛苦，现在方才渐渐苏醒过来了，那痛楚也正开始。
（《十八春》221页）
“那痛楚也正开始”是白描也是预言。
爱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
对爱情心灰意冷的曼桢和谁结婚区别都不大了，张三李四王五，甚至——祝鸿才，何况还关系儿子荣宝呢！
十八年后，世钧与曼桢重逢，无奈“回首已是百年身”，“到了现在这时候，知道与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分别了。
——不过——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候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十八春》301页）《十八春》结束在解放后的东北——个人情感在大时代到来的喜悦里变得微不足道——翠芝和曼桢在去东北的火车上成了好朋友，世钧则把东北之行视作他和翠芝感情的“再出发”。
《半生缘》里的曼桢与世钧重逢却没有《十八春》的理智，多年的感情如潮水般涌来，曼桢与世钧在饭店的间隔里不可抑止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可是现在已经“回不去了”。
那边厢，世钧家的饭桌上，叔惠也一改《十八春》里的理智决断，与翠芝互诉衷肠。
只是和曼桢世钧一样，“她当然也知道事到如今，他们之间唯一的可能是发生关系。
以他跟世钧的交情，这又是办不到的。
”（《半生缘》453页）“在一片笑声中，翠芝却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足。
”（《半生缘》455页）《半生缘》缘尽半生，故事就在这暖昧不清的晚宴中结束了。
二、《十八春》、《半生缘》的创作及其时代背景
1948年，张爱玲开始创作《十八春》。
1949年6月，上海解放。
同年7月，《亦报》创刊。
作为《亦报》组长的龚之方向张爱玲约稿，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以供《亦报》连载。
1950年3月，应张爱玲要求，署名“梁京”的《十八春》在《亦报》连载。
在新旧政权交替期间写就的《十八春》因为反映了一定的政治思想而明显有别于张爱玲早期作品。
鲜明的共产主义倾向、主人公齐赴东北建设新中国的大团圆结局、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张爱玲的爱情絮语交织在一起令《十八春》大受欢迎。
《亦报》也组织了“与梁京谈《十八春》”讨论会，为《十八春》造势。
7月，张爱玲应邀出席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
1951年11月，《十八春》单行本由《亦报》出版发行。
1951年11月4日，同样带着鲜明政治倾向的中篇小说《小艾》在《亦报》第三版发表。
然而，张爱玲并没有因为文艺界的肯定而像《十八春》的主角一样投身到建设新世界的洪流中去，1952年，张爱玲离沪赴港，就职于美国新闻出版处。
期间，张爱玲受《今日世界》杂志委托，按杂志提供的故事大纲写两部长篇小说，1953年，《秧歌》在香港《今日世界》连载；
1954年，《赤地之恋》出版，这两部受命而作的“反共”小说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在大陆出版。
从“拥共”到“反共”政治主题的变化，直接导致张爱玲在大陆“消失”近30年。
1955年秋，张爱玲由港赴美，先后在几个基金会的支持下专事写作。
1966年，根据《金锁记》改编的《怨女》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
1968年，张爱玲对《十八春》进行再创作并改名为《半生缘》在台湾《皇冠》杂志连载，涉及国民党负面描写的文字已全面删改。
从《十八春》创作初涉政治到《半生缘》的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兜兜转转18年，张爱玲又还原了那个“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8]的奇女子。
删改后的《半生缘》由于政治背景的淡化，“论者多认为这一易稿才符合《传奇》作者‘张爱玲’的本色”。
[9]然而把文本的变化简单地归因于张爱玲政治思想的转变未免过于轻率。
如前所述，《半生缘》的前十一章与《十八春》基本一致，可在《十八春》发表、成书十八年后，《半生缘》竟然可以在台湾的杂志连载，可见台湾读者对《十八春》的陌生。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台湾当局对《十八春》的忌讳，《十八春》要赚台币，改写也是必然的，我们不能排除商业操作的因素。
下面，我们尝试绕开老生常谈的的政治因素，从张爱玲生活环境和人生际遇变化这个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
三、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对作品的影响
夏志清先生五十年代曾撰文盛赞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Mansfield）、泡特（KatherineAnnePorter）、韦尔蒂（EudoraWelty）、麦克勒斯（Carson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10]“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
但是张爱玲的东西却是‘客观’而老练的。
”[11]然而就是这个“客观”的张爱玲，夏先生也免不了一再提及她的生活经历，为他分析作品作注脚。
“考察古今中外文学创作，人们似乎找不到一部纯然脱离开社会的作品”。
[12]那么，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这两部相隔十八年的作品产生什么影响？
（一）作品的相同部分与张爱玲早年的生活
1．家庭的影响
张爱玲出身名门，祖母李菊耦的父亲李鸿章与祖父张佩纶均为前清重臣；
外公黄军门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
显赫的家世到张爱玲这一代已然衰落，由于李菊耦嫁妆的丰厚，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依然过着满清遗老式的生活：
吃、喝、玩、乐、赌，甚至吸鸦片、娶姨太太。
母亲黄逸梵却是一个性情刚烈又有学问的新式女子，曾与小姑子张茂渊一道离家远赴英国留学。
在张爱玲十岁的那年，父母离婚。
在父母不和的家庭长大的张爱玲虽然没有幸福的童年，风雅能文的父亲却熏染了张爱玲，培养了她的文学情趣。
她三岁能背唐诗、八岁开始尝试写小说、九岁已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终身的事业。
1936年，张廷重因张爱玲希望追随母亲到英国留学把女儿囚禁在家里。
在女佣何干的帮助下，张爱玲成功出走，此后随母亲生活。
张爱玲这段经历可从《十八春》里找到影迹。
父亲病逝，曼璐为维持家计当舞女，曼桢得以完成学业。
然而，也是这个培养了曼桢的姐姐曼璐，到头来却设计把曼桢囚禁在自己家里任丈夫祝鸿才蹂躏，亲手摧毁了曼桢的幸福。
有论者认为曼璐为留鸿才在身边而设计加害曼桢显牵强附会，是败笔。
[13]然而人性的复杂不是简单的推理求证，谁又会理解一个对女儿极为喜爱的父亲会因为嫉妒女儿对母亲的爱把她囚禁在家。
为了防止女儿出走，甚至连她患了痢疾也不肯替她请医生，不准佣人送药！
这就是艺术的真实。
曼桢求学期间的经济状况和张爱玲也有相似之处。
张爱玲逃出张家后，弟弟张子静也想投靠母亲。
由于能力所限，黄逸梵拒绝了儿子张子静的请求，专心培养张爱玲。
张爱玲在母亲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学学业并考取了伦敦大学，因为战事，改入香港大学。
然而香港沦陷，学业不得不中断。
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
此时，母亲已出国。
为了完成学业，张爱玲不得不回家向父亲要学费。
可是好景不长，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2个月后，张爱玲因为缺少经济来源再次辍学，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写作生涯。
1943年5月，《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发表，一颗耀目的新星照亮了整个文坛。
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不但成就了天才的张爱玲也让曼桢受到良好的教育。
就这样，顾曼桢遇上了沈世钧、张爱玲遇上了胡兰成。
2．作品再现了胡张恋
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于张爱玲创作的鼎盛时期，第一次会面，已似多年朋友，在胡兰成的书房里一坐就是五小时，恋爱仿佛也是必然的。
我们先看《十八春》曼桢与世钧的恋爱：
那天晚上他上她家里来。
她下了班还有点事情，到一个地方去教书，六点到七点。
晚饭后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也是给两个孩子补书。
她每天的节目，世钧是很熟悉的，他只能在吃晚饭的时候到她那里去，或许可以说到几句话。
世钧到了曼桢家里，两人围炉谈天。
炉子是一只极小的火油炉子，原是烧饭用的，现在搬到房间里来，用它炖水兼取暖。
曼桢擦了根洋火，一个一个火眼点过去，倒像在生日蛋糕上点燃那一小圈小蜡烛。
（《十八春》82页）
曼桢为家计忙碌，世钧只有每天到曼桢家吃饭，为的只是吃饭时和她说几句话。
一对恋爱中的男女，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有的尽是为生存日日奔波劳碌和因爱而来的体贴。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是这样描术胡张恋的：
我常时一个月里总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晨出夜归只看张爱玲，两人伴在房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亦且没有工夫。
旧戏里申桂生可以无年无月的伴在志贞尼姑房里，连没有想到蜜月旅月，看来竟是真的。
[14]
这里记录的胡张热恋的细节今天看来和曼桢世钧相恋的描述多么相似，一样的没有花前月下，一样的争分夺秒，一样的平凡却让人沉醉。
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的第二天，从静安寺路张的住处回家后随即写第一封信给爱玲，“竟写成了像‘五四时代’的新诗，一般幼稚可笑，一种诧异却还比感激更好。
”“她回信说我‘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从此我每隔一天必去看她。
”（《今生今世》146页）隔天相见的人，竟然也要书信来往，二人也仅是初识。
我们再看看曼桢和世钧，其实也和胡张一样，很喜欢写情信：
……曼桢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道：
“你家里地址我还不知道呢。
”……世钧道：
“不用写了，我一到那儿就来信，我信封上会注明的。
”曼桢道：
“还是写一个吧。
”……（《半生缘》189页）
……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半生缘》429页）
世钧和曼桢细水长流的恋情最终敌不过祝鸿才与曼璐的周密安排，有情人难成眷属；
而胡张当初怎样的情深意笃，最后也只能“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胡兰成与张爱玲婚后不久即移情别恋，不顾与张爱玲有婚约在身，向武汉看护周训德求爱；
1947年，张爱玲与胡兰成正式离婚。
（二）张爱玲两次婚姻影响下的《十八春》与《半生缘》
张爱玲先后有过两次婚姻。
如果说与有妇之夫胡兰成热恋是正值妙龄的张爱玲对爱情充满了希翼与幻想，那么到胡张离婚之时，张爱玲对爱情的梦幻已彻底破灭。
而张的第二任丈夫，狂热的共产主义追求者、美国作家赖雅则重新擦亮了张爱玲爱的火花。
1．胡兰成的背叛与《十八春》的写作
《十八春》写在1948年，就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离婚后的第二年，此时的张爱玲无异于听到世钧结婚消息后的顾曼桢，婚姻的失败、胡兰成的背叛令张爱玲对爱情充满了怀疑、不确定。
另方面，胡兰成的汉汗身份也自始至终给胡张恋蒙上政治阴影。
《十八春》的结局也可以看作是张爱玲对胡兰成汉奸背景的否定。
解放后，叔惠回上海，世钧、翠芝和叔惠的家人到火车站接他。
他现在对于穿衣服非常马虎，不像从前那样顾影自怜了。
他想翠芝现在看见他，如果想到从前，一定有点爽然若失吧。
他有点疑心，她过去最欣赏的或者正是他那种顾影自怜的地方。
少女时代的恋梦往往是建筑在那种基础上的。
（《十八春》272页）
叔惠对翠芝感情的怀疑实际上是张爱玲对初恋的思考：
少女的恋梦往往建筑在浮华的外表上——当年的胡兰成可是个风流倜傥的翩翩公子呢！
正是这英俊外表和甜言蜜语的诱惑，张爱玲才不顾一切地和有妇之夫胡兰成相恋，最终以离婚收场。
待到二人相对，翠芝企图向叔惠表白时，叔惠却恳切地阻止道：
“翠芝，我知道你一向对我非常好，我这个人实在是不值得你这样喜欢的。
其实你这不过是一种少女时代的幻想，而后来没有能实现，所以你一直心里老惦记着。
“你这样说可见你不懂得我。
我一直是爱你的，除了你我从来也没有爱过别人。
“翠芝！
——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应该理智点。
”（《十八春》302页）
理智不是因为对朋友的忠诚也不是对婚姻负责而是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年龄”。
荒唐的籍口，正是张爱玲对爱情的彻底否定。
而世钧和曼桢重逢的喜悦，也只限于“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候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十八春》301页）爱情就这样在时间和理智的冲洗下褪尽了颜色。
2．赖雅的离世与《半生缘》的写作
《半生缘》写于赖雅病逝的第二年（1968年）。
与胡兰成的背叛相反，赖雅的离世并没有令张爱玲对爱情灰心丧气，毕竟自然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
生命的消逝反过来见证了爱情的坚贞。
这一来，张爱玲笔下的爱情也就理所当然地还原了本来面目。
首先，在处理世钧与曼桢重逢的场面上就有着明显的区别。
和《十八春》对情感的冷静、理智不同，《半生缘》里世钧和曼桢的爱情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他们和14年前一样，在饭店的房间里紧紧相拥。
曼桢道：
“世钧。
”她的声音也在颤抖。
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
曼桢半晌方道：
“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
她的头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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