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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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Word下载.docx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次年得一子,孩子出生时正好碰上鲁昭公赐鲤鱼给孔子,所以就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好学不辍,有到周国去学习礼仪的想法,他的学生南宫敬叔请求鲁君予以支持,鲁君给了孔子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个仆人,于是孔子得以成行。

孔子到周国见到了当时周国图书馆的管理员——老子,老子告诫孔子减少欲求,过多的欲望不利于自身健康。

孔子以龙喻老子,言其莫测高深。

经过自己辛勤的努力,三十岁时,孔子在社会上有了立足之地。

公元前522年,齐景公来鲁国访问,与孔子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问题,说明孔子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名望。

在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出逃,奔向齐国。

孔子也来到齐国,在齐国听琴师歌“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立刻抛出他的仁政理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做国君要像个国君,做臣子的就要像个臣子,做父亲的就要像个父亲,做儿子的就要像个儿子,大家各按其份,不僭越,社会关系稳定有序。

然孔子重礼,礼太繁琐,为齐相晏婴所讥讽,说孔老先生的礼文化学几辈子都学不完,拿来治国恐怕等学完之后就迟了,遂不为齐国所用。

孔子只好返回鲁国。

公元前504年,孔子四十八岁,季氏的管家阳虎擅权日益严重,孔子称之为管家掌握国家命脉。

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想见,之后二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因为孔子是站在鲁国公室一边的,为大夫的管家所用,有违他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

孔子希望建立一个安定和谐的大一统社会,但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让历史退回到西周盛世。

他向往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盛世景象,常常叹息自己没赶上圣人治世的好时候。

他强调“正名”,让社会秩序重新恢复到过去的稳定时期。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以年过半百的孔子为中都的地方长官,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其他地方长官都效法他的管理办法。

之后孔子由中都长官升为工程部部长,再由工程部长升为司法部长。

公元前500年,鲁国与齐国在夹谷这个地方举行国际交流会,孔子英勇不凡,义正辞严,指责齐国有违反诸侯交往的礼节的举动,震慑齐侯,齐侯大恐,归还了以前侵略鲁国的几个城池表示歉意。

孔子以礼维护了鲁国的尊严。

公元前496年,孔子担任相当于丞相之类的官,治理鲁国三个月,物价稳定,百姓安居;

男女有别,礼教昭明;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四方之客,宾至如归,一片和谐美好景象。

这可以说是孔子仁政理想的最初实践,成效显著,表现出孔子非凡的为政能力。

然好景不长,齐国害怕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之下强大起来,威胁到自己的大国地位,就送80名美女到鲁国,整日唱歌跳舞,鲁国君臣沉迷女色,不理朝政,孔子伤心失望,与鲁国君臣的关系产生裂痕。

三、周游列国,忍讥受难

孔子知世事混乱,但坚信其学说可行,由此认为天下有可为。

有鉴于此,既然不为鲁国所用,就远走他乡,遂驾车携徒而行。

孔子胸怀安邦定国的雄才伟略,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他对信仰的坚定,对自我的坚信,使其义无反顾。

在求仕途中不断受到隐者的奚落,但他始终未曾动摇自己的信念。

楚国的狂人接舆走过孔子的车子,唱着歌:

“凤凰呀,凤凰呀!

为什么这么倒霉!

过去的已无法挽回,未来的还可赶得上,算了吧,现在的执政者都很危险啊!

”暗示孔子现在退隐,还来得及。

隐者长沮、桀溺在耕田,孔子他们路过,就使子路问渡口的所在地。

长沮讥讽孔子既然周游列国,自然应该熟知道路,何须问人!

孔子虽有点怅然若失,但其志不改。

孔子欲为自己辩护,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辩之无益。

没有人理解的事业只能是孤独的,除了他的学生,他不再有别的支持者。

孔子在周游途中,遭遇重重险阻,但他并没有被这些困厄吓倒,放弃前进的脚步。

孔子貌似季氏的管家阳虎,路过匡这个地方,匡人以为孔子是鲁国的阳虎,而阳虎曾经率领士兵暴虐过匡地的百姓,所以匡人急急忙忙赶来围攻孔子。

由于误会而遭此横祸,孔子并未怨天尤人,表现出“勇者不惧”的气魄。

孔子说周文王死了之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

天若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也就不会掌握这种文化了。

他说这话,一方面是为了宽慰弟子,另一方面也透出相当的自信。

孔子视自己为古文化的传承者,将文化传承作为自己的天职,并由此自以为具有某种天赋的神圣权力和超凡魅力。

孔子周游于卫国、陈国、蔡国、楚国之间,身心俱疲,形容枯槁,如丧家之犬,想想自己辛苦至极而无所获,岂能不哀而叹?

他想离开这块伤心地,乘船到大海上去,寻找一片桃源胜地,然终不忍成行。

仰天而叹:

只有老天知道我吧!

引天为同调,自信中透着悲凉。

此时的孔子已垂垂老矣,随着光阴的逝去,内心就多一份愁怨,实现理想的愿望也就越急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论语》)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啊!

四、不甘屈服,黯然魂逝

公元前484年,孔子返回鲁国,然而鲁国并未重新起用他。

孔子说我的政治理想是不能实现了,我怎样才能让后世知道我呢?

于是根据鲁国的史料作了一部《春秋》。

既然不能从政立功,则只能退而求其次,立言扬名。

孔子说我很久都没有梦到周公了!

周公承继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礼作乐,教化万民,是政治家的楷模,也是孔子的偶像。

成为像周公那样的政治家是孔子挥之不去的梦。

孔子已近古稀之年,行将就木,而他对命运却不屈从。

他是不愿放弃,也不肯放弃的,心中时刻对政事充满牵挂,可谓形在江海,心存魏阙。

遇有大事件就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寻求途径干预政事。

齐国的陈成子杀了齐简公。

臣弑其君,这是孔子深恶痛绝的,打破了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社会的秩序。

此时的孔子已经告老还家,特为此事来朝见鲁君,主张讨伐陈成子,但鲁哀公无实权,季氏与陈成子同为大夫执政,性质相同,只是季氏还保留着君主,物不害其类。

所以孔子只能感而叹了。

公元前481年,鲁国的将领打猎的时候捕获一只麒麟,孔子见麟而叹,麟为四大灵兽之一,出现于乱世之中,必然不被浊世所容,其命恐不久。

孔子由麟想到了他自己。

孔子患病,临死之前,悲歌道:

“泰山倒了!

梁柱断了!

哲人死了!

”以泰山、梁柱自比,以哲人自居,带着自信的凄凉抱憾而死,享年七十三岁。

 

《探讨》一文说:

“窥天地之变,儒不及道之博大;

修一己之身,儒不及佛之慈悲;

为民不如墨家之除弊兴利,强国不如法家之刑律森严。

纵横家、兵家、农家,无不以其所长在当时社会发挥作用,唯儒术,从来祸国殃民。

儒术败坏国本奴化国民难御外敌,到了统治者手里,就成了最残忍的治术。

车裂腰斩用于罪人,而杀人于无形的儒术,却施于无辜。

孔子如何做人是他一人的事,但他错在传播兜售这个能变为刑具的学说。

当他被尊为‘圣人’的时候,他的学说也就带上了炫目的光环,也给由它而制造的罪恶带上了光环,没有话语权的民众是否定不得,改变不得的。

即使看清了光环下的本质,也只能‘不亦乐乎’地承受它带来的身心痛苦。

”!

在我看来,孔子被尊为圣人,孔学取得独尊的地位,固然与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决非仅限于此。

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认同,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是不可能传承两千多年的。

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在广大民众中,尊奉孔子、读圣贤书也是他们一生的向往和追求。

对于这一现象,我曾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启示”一文中,作了如下探讨: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学,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被推崇到独尊的地位,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优胜劣汰,历史选择的结果。

我们并不否认,儒家学说在汉代以后成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这是它得以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孔子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不要说广大的知识分子,既使是在深山僻野中,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也能说出几句孔子的名言,孔子的思想也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他们。

对于这样的现象,是不能简单地用统治者愚弄老百姓来解释的。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孔子提出的仁爱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性根基,符合人们真实的情感。

第一,仁爱思想主张以孝为出发点,这就抓住了父母与子女之情这个人心中最深层、最真挚的情感。

第二,主张推己及人,把亲亲之情延伸扩展到泛爱众,这就激活了人心中最闪光、最宝贵的良知。

第三,主张能近取譬,从自身做起,去实践仁的精神,既强调了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又可以通过教化而得到推行。

第四,主张以礼作为仁的规范,实现人际之间的和谐,使仁的推行有了社会认同的准则,既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也符合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

由仁爱思想积淀、传承并发展而来的崇尚和谐的中华文化,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已经深深溶入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成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精神纽带。

回顾近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长时间的、过于激烈的批判和否定,致使好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而至于在一些人的眼里,对孔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满脑子都是负面影响。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升温,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央视10套的《百家讲坛》,因持续讲述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已成为收视率一直位列前茅的名牌节目。

尤其是《于丹论语心得》的开讲,更是引发了一股空前的孔子和《论语》热。

据报导,《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出版后两年多时间,已多次印刷,销售量超过400万删,另还有约600万本盗版。

目前,无论是在高校还是在中小学,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学习、诵读中华经典如雨后春笋,正在兴起。

这难道不是中国广大民众自己的选择吗?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发生在党的十七大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决策前后,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已经走过了近30年。

这时的中国人民,早已不是如《探讨》的作者所说“没有话语权的民众”,而是享受着社会主义民主,经过思想解放以后,丢掉了禁锢人们头脑的“左”的僵化错误的人民。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广大群众的心中自有一杆称。

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说明他们并不认为“唯儒术,从来祸国殃民。

”我相信,像《探讨》作者这样对孔子及其学说予以全盘否定的人,今后还是会有的。

但是,只会越来越少。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我国政府创办了孔子学院,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到2008年底,仅有4年时间,全球已有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4000万人。

有人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定名为“孔子学院”?

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使孔子成为中华文化当之无愧的符号,成为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走向世界的靓丽名片,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精神纽带。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这4000多万的外国朋友中,有发达国家的,更多的则是如《探讨》作者所说“第三世界”的。

我相信,这些人热情地学习汉语,学习孔子的思想,决不是什么盲目的、无知的、甚而至于愚蠢的选择。

我更相信,《探讨》作者对所谓“光环下的本质”的揭露,也决不会阻止世界人民、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学习汉语、学习孔子思想的步伐,孔子学院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多。

总之一句话,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永远攻不破的标准。

(二)《探讨》一文说,“在毛泽东思想面前,孔子一无远见像个瞎子,二不唯物像个神婆,三无尊严像个奴才,四无能力像个阉人。

孔子心里,只有主子和他自己,没有人民,他自始至终都把自己当做了主子的一条狗。

”《探讨》作者对2560年前的一位故人,有如此切齿之恨,实在难以理解。

尽管这种谩骂的做法,已经超出探讨历史问题应当坚持的科学和实事求是学风的范围,我还是愿意认真地进行回答。

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是: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1938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学习历史知识时指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我们民族的历史,才能纠正“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他说: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22——523页)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这是一个标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特点的命题,强调的是“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所谓中国的特点,一是指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运动状况,二是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传承,毛泽东同志把它看作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并强调指出,我们应当给予总结和承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同时也是对中国历史实践和优秀思想成果批判地吸收、改造和提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绝不仅仅是体现在形式上使用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和表达习惯,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想内容上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

这一点,从《毛泽东选集》中引用的大量成语、典故、寓言就可以清楚地证明。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两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融合的典范。

《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与儒学强调知(认识)和行(实践)相统一、行是知的基础、行比知更重要这一传统思想的契合点。

毛泽东同志在通篇的论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对中国传统的知行统一观进行了新的阐述。

《周易》所阐述的阴阳思想,揭示了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

这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契合的。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阴与阳的相反相成也叫“矛盾”。

毛泽东同志以《矛盾论》为题,精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及其在中国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应用,也使我们对中华文化的阴阳思想有了全新的认识。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面向生活、面向实践、关心群众、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民为邦本”等思想观点和孔子所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人学”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党对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与时俱进、和而不同、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小康社会、协和万邦等传统思想观点的新的阐释,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今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我国最高领导层向世界发出的声音。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主要创立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所作出的思想和文化上的杰出贡献,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纪念。

”“儒学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思想学说的主流,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支柱与基础,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团结和进步,对于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同时,儒学也是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当前新的形势和时代条件下,“我们进行儒学研究、传播、交流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要把儒家思想同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发挥它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我们要继续加强对儒学的基本特征、基本精神的研究,弘扬儒学的思想精华,紧密联系新的实际,把儒学创造性地应用到解决今天遇到的问题中去,让这一古老的思想文化遗产继续发扬光大。

要坚持采取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挖掘、整理、研究和应用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要积极向世界介绍、推广儒学研究的成果,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使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曾经担任我们党第二代领导成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经中央书记处决定,于1984年9月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1994年10月,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后由叶选平同志接了这个班)。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了对孔子的认识以及他对如何开展孔子研究的意见。

谷牧同志指出,孔子一生办了三桩足堪称道的事。

一是创立了以“仁”为中心、有着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学派;

二是整理编录古代典籍,集他那个时代之前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

三是创办私学,突破了在此之前“学在王官”的状况,扩大了知识传授。

这三桩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我们称孔子为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不过分。

谷牧同志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尊孔或反孔,都有个共同的缺陷,即搞的是一点论,而不是两分法。

我们现实的研究,不应当再步入“尊”和“反”的误区,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立足于孔子思想与活动的实际,把孔子作为科学探讨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孔子,当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孔子的学说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孔子是他们的代言人和学术代表。

但是,如果因此就全盘加以否定,未免简单化、绝对化。

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很可能流于民族虚无主义。

我学习了谷牧同志的文章后,联系当前在评价孔子上的种种情况,深切地感到,谷牧同志关于“我们现实的研究,不应当再步入‘尊’和‘反’的误区,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立足于孔子思想与活动的实际,把孔子作为科学探讨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的意见,一语中的,十分中肯,格外重要。

我在“孔子‘礼乐’思想的启示”一文中,也谈了自己在对待孔子、对待历史问题上的看法。

引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语:

任何历史人物,包括孔子,他们的言行都不可能脱离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历史就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和贡献中走到今天的。

我们应当从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去研究他们,汲取他们思想的精华,作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而不应当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和要求他们。

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的,我们有着前人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理应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这才叫无愧于前人。

当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回眸历史的时候,应当对他们的贡献抱以自豪、感恩和敬畏的态度,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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