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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合作、贸易（哲学渊源：
洛克、孟德斯鸠、边沁、密尔等）；
3.马克思主义：
阶级、剥削，忽视民族主义、国家权力，依附理论（劳尔·
普雷维什、卡多索）；
4.新现实主义：
华尔兹；
5.新自由主义：
基欧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创建了国家的结构模型，把国家视为理性的行为体，其行为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
6.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者强调观念（iders）和文化（culture）在塑造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话语中的重要作用。
他们强调利益的主观性以及利益与不断变化的认同之间的联系。
建构主义者一直关注诸如认同（identities）、规范（norms）、文化（culture）、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s）、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governance）等等这类重大问题（温特）；
7.女性主义建构主义者：
有关战争的语言与意象（imageries），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工具，深受性别的影响；
行为体（actor）、目标（goal）和手段（instrument）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但是每个概念都在变化之中。
P13
我们需要同时关注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
国际政治的某些结构性因素，预先限定了事态发展的方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安全困境和囚徒困境。
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势并不决定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虽然无政府状态这个大的结构不利于国家间的合作，但是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
P27
道义主张促成和限制人们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义（morality）的力量是强大的。
然而，道义主张也可能被当作宣传预言，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动机，而且较强大的国家往往无视道义问题。
P29
无偏见（impartiality）是很多道义主张的试金石，也就是说，要用相同的标准来判断所有的利害关系。
你的利害关系与我的厉害关系要得到同等的关注。
P30
判断道义主张正确与否，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有两个不同的传统。
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另外一个传统的源头是19世纪初英国的实用主义者，比如边沁。
伦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如在国内政治中那么大。
其原因由四个。
第一，有关价值观念的国际共识是很少的。
在对某些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的判断上，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分歧。
第二，国家与个人不同。
国家是个抽象的东西，尽管国家领导人是个人，人们用不同的标准分别判断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作为个人的行为。
第三，由于因果原因的复杂性，伦理在国际政治中就很难知道行动的后果，而在国际关系中还要考虑一个复杂的层面，即国家间的相互作用，这使得准确预测结果的难度更大。
第四，国际社会的制度特别软弱无力，秩序和正义在国际政治中相互脱节的情况比国内政治中要严重得多。
P31-32
三种道义作用的观点：
p32-39
1.怀疑论者：
道义在国际关系中毫无意义，因为在国际关系中缺少可以维护秩序的制度（institutions）。
不仅如此，在国际关系中也不存在共同体的观念，因而没有道义权力与义务；
2.国家道义主义者：
国际政治的基础是国家社会（societyofstates），它有一些行为规则，但是国家不一定总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则。
在这些规则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原则，它禁止国家跨越边界、干涉其他国家的管辖权；
3.世界主义者：
查尔斯·
贝茨（CharlesBeitz），国际政治不仅仅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它还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
世界主义者声称，我们所说的正义应当是指个人的正义。
世界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者过于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他们如果把焦点放在有关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即谁得到什么的问题上，那么就会注意到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状况。
持续不断的、跨越国界的经济介入有时会缠身极其重要的影响。
怀疑论者的观点，即秩序是正义的前提，是很有说服力的。
但是，怀疑论者忽视了秩序与正义的权衡（trade-off）问题。
国家道义主义者看到了在国家组成的社会中存在着反对干涉的行为规则，从而揭示了维护秩序的制度途径，但是他们对于在什么情况下某些干涉行动是正当的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解答。
最后，世界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共同体的颇有深度的看法，但是这种思路有可能导致极大的混乱，绝大多数人试图找到一种综合的视角，上述各种论点的名称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权衡这些论点。
进行战争手段的正当性之三个基本原则是：
遵守战争法；
坚持适当性；
不伤害非战斗人员。
P35
人类既不能完全靠说教（word）而生，也不能仅仅依赖刀剑（sword）而活。
P36
第2章解释冲突与合作的工具与技巧
基本概念：
state、country、nation-state、nationp45-47
1.主权国家（sovereignstate）：
由主权（sovereign）和国家（state）构成，有两个关键特征：
领土（territoriality）与主权。
在世界政治中，state与country是同义的；
2.“国家”有时指一个国家（country）的政府（government），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指构成政府的机构（institutions）和部门（offices）之结构（structure）与做法（practices）——比较政治；
3.nation-state，nation—“民族”这个词语通常是指一个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宗教、历史、神话、认同（或者共同命运观）的群体。
“民族”的一个比较合适（但不准确）的同义词应该是“族群”（ethnicgroups）。
如果一个国家内的绝大多数公民属于同一个民族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
自治（self-government）与自决（self-determination）：
p47-48
国家中的民族群体经常主张自治（self-government）权或者自决（self-determination）权。
自决是指自我决定自身政治命运的能力，这常常包括建立国家的主张；
主张自治的群体的群体或许也愿意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之中，但可能寻求更广泛的权利和特权，以关照自身的事务。
……今天，国际共同体只愿意在下列情形下承认分裂行为，即种族清洗、暴政、国家以暴力方式解体，或者像捷克与斯洛伐克在1993年“和平分手”那样相互间达成协议（这样的情形很少见）。
行为体（actor）指的是某个人或者团体，其决定和行为会影响国际政治。
P49
我们在把国家或者其他团体（如跨国公司或者非政府组织）加以人格化的时候，它可能促使我们错误地假定，这些行为体属于具有自我利益、思想以及意志的单一行为体（unitraryactor）p29-30
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的原因：
p50-51
1.除了“失败”国家（诸如索马里、津巴布韦以及阿富汗）之外，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大体上都有能力控制人员、商品以及货币的跨界流动。
虽然没有国家可以施加绝对的控制，但是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
2.国家通常是唯一拥有大规模武装力量的行为体；
3.只有国家拥有大量得征收和使用税收的权力；
4.只有国家可以颁布和执行法律。
权力（power）：
p51
权力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
更确切地说，它是影响他人和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之能力。
罗伯特·
达尔：
权力界定为让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
权力的转换是指把潜在权力（用资源来衡量）变成实际权力（用别国行为的改变来衡量）的能力。
P53
迫使他国改变行为，是一种直接地或强制性地使用权力的方法。
这样的硬权力（hardpower）既可以依靠奖励（胡萝卜），也可以依赖威胁（大棒）。
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其他国家愿意效仿自己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而在世界政治中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和吸引他人，其重要性不亚于在特定情势下改变他国的行为。
这种形式的权力，即让别人追求你想要的东西，可以叫做吸引力或者软权力（softpower）行为。
软权力所依赖的资源包括思想的影响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影响别人偏好的能力……确立偏好的能力总是同无形的权力资源密不可分，这些无形的权力资源包括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
软权力在信息时代后工业化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民主和平思想占了上风；
而硬权力则往往在世界上那些正处于工业化或者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地区更加重要。
P55
如果权威得到其他人的尊重，那么它就可以是权力资源。
但是，你可以拥有权力，而不具有权威……权力是一个实证的概念；
而权威则是一个道义的、规范的或者法律的概念。
权威要求有合法性。
我们通常把单级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成为霸权国（hegemon，来自于希腊语中的“领导者”），把现代两级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成为超级大国（superpowes），而把多级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称为大国（greatpowers）。
P56
体系（system）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单位。
体系的单位或者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方式可能有点复杂。
我们用结构（structure）这个词来描述单位的权力分布，用过程（process）这个词来描述单位之间的互动。
国际体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体系，即政治体系……体系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理念性的，或者二者兼有之……国际体系是物质因素与理念因素的混合体。
P56-57
虽然国际体系的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但是该体系并非无秩序。
所有全球互动关系都是有秩序的，因为这些互动关系都呈现出有规则的、大致可预见的格局。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互动关系是受规则约束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体系（比如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之标志是：
存在着处理争端的制度与惯例；
大多数冲突得到和平解决；
存在着一套具有权威性的规则（法律、规章、方针、普遍接受的惯例等）；
规则基本上得到了遵守；
具有对付不遵守规则行为的手段。
P57
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台球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台球之间盲目地相互碰撞那样，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
国际体系具有社会性（social）。
这是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即从权威分布上说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society）。
存在着行为规则（外交惯例、荣誉之类的）等等，简单地说，这些都是“文明社会”（politesociety）的特征。
P57-58
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维护其成员的主权与安全。
P58
（有助于维护体系的稳定）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际社会中的社会结构（socialfabric）特性。
维系国家间关系的规范与制度纽带越强大，国家间关系就越密切，国家防止体系解体的利害关系就更大，国家就有更多的途径防止冲突失控并解决冲突。
如果社会因素比较弱，那么体系就会更像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换句话说，国家就要更加依赖于自助（self-help）。
现实主义者声称，由于国际体系的制约，国家在界定自己的利益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
它们必须根据均势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否则自身的生存就成问题……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国家利益不仅仅是由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他们对国家偏好和国家利益是如何形成的提出了更多的解释。
他们认为，国家利益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国内社会的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文化。
P60
自由主义者声称，如果国际制度和沟通渠道使得国家间产生相互信任，那么上述论点是尤其正确的，这有助于国家摆脱囚徒困境。
P61
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分布情况，有助于我们预测国家的某些行为。
传统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可以极大的影响国家的行为。
P62
肯尼思·
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把战争原因分为三个层次，即他所说的三个“意象”（image）：
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常常被论及的跳棋盘模式，即“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更多）层次上的动力所致。
P63
个人层次：
考察全球冲突与合作的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四种路径：
p65-67
1.认知心理学（cognitivepsychology）：
考察人们试图解读有关世界的原始信息之过程。
认知心理学家表明，人们是通过寻找他们正在努力理解的事物与他们已经知道或者相信的事物之间的共性，换句话说，是通过寻找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与不熟悉事物之间的共性，来解读有关世界的原始信息；
2.动机心理学（motivationalpsychology）：
从根深蒂固的心理恐惧、欲望以及需求，来解释人类行为。
这些需求包括自尊、社会认可及效能感；
3.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
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解释了那些不符合理性的行为，认为人们作出的决定是很不相同的，这取决于它们面对的是获益的前景，还是亏损的前景。
人们通常愿意冒较大的风险去规避损失，而不愿意冒较大风险去争取获益；
4.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
以心理动机解释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
这一路径帮助人们从公认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错乱症中发现古怪个性特征。
心理传记学虽然总是很引人入胜，但它与其鼻祖弗洛伊德心理学传统一样都具有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不可证伪和难以证实。
国家层次：
p68-70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流派都注重国家层次分析，认为国内社会性质类似的国家行为相近。
1.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即财富分配的不平均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停滞以及缺少国内投资。
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导致帝国主义向外扩张，以便在外国市场销售剩余产品，创造对外投资机会，并且确保自然资源的获得。
帝国主义也通过增加军费开支来刺激国内经济。
于是，马克思主义预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然发生军备竞赛和冲突。
2.古典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和平的倾向，因为战争会对商业造成损害。
理查德·
科布登（RichardCobden）：
“我们可以使世界摆脱战争，我相信贸易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
”
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战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观点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它们都是从国内政治，特别是从经济制度的性质寻找战争的根源。
3.官僚政治学（bureaucratcpolitics）：
其关注点不在国家的国内政治或者经济安排，而在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员的相互作用。
官僚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组织动力（organizationaldynamics），特别是所有复杂性组织（complexorganization）赖以运行的惯例和标准运作程序。
体系层次：
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ofOccam）认为，好的解释方法必须抛开不必要的细节。
简约——以简单语言概括较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我们判断理论是否恰当的一个标准。
我们也关注理论的适用范围（rangeoftheory，即理论可以解释多少行为）和解释力（explanatoryfit，即它可以解释多少不甚清楚的目的和反常的现象）。
P71
体系的社会性越强，自助的逻辑就越弱。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更适合于研究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体系，因为体系单位的互动受制于法律、规则、规范、期望以及禁忌。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十分关注这些制约国家行为的社会因素之产生于演变，由于解释这些社会制约力量，需要考察国内政治因素或者作为个人的规范制定者，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倾向于跨层次分析。
P73
我们为了对某个事物进行系统的分析，需要采取一种方法来组合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与技巧。
告诉我们如何使用工具的概念工具包（conceptualtoolkit）或者“手册”（handbook），通常被称为一种“范式”（paradigm）。
默顿（RobertMurton）：
一个分析学派所采用的基本假定、概念以及命题之系统陈述，具有“标志功能”（notationalfunction），它可以让概念有序排列，明确阐明假设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它们促使那些帮助我们观察世界事务的有用理论不断增多，帮助我们发现新的问题，以及推动严谨的分析、超越单纯的描述。
结构本身就是理论，理论是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假定性陈述。
我们从范式中得到理论。
我们利用假设（hypotheses）来证明理论。
假设是关于我们在理论正确的前提之下可以从世界中观察到什么的一种陈述。
P74
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有时也称“结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像马基雅弗利和摩根索那样的古典现实主义者，既重视观念因素，也重视物质权力。
在他们看来，对外政策既可能源于国内原因，也可能源于体系压力。
他们甚至提到道义方面的考虑会起到塑造外交政策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倾向于认为道义的此种作用不够强大，也不太实际。
古典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采用人文主义路径，而非科学路径，去研究世界政治……与此相反，新现实主义者试图模仿自然科学，而且更关心构建纯体系理论。
P75
“防御性现实主义”倾向于强调安全为国家最重要的目标，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关注权力。
它们属于剑桥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
梅奥尔（JamesMayall）所说的“硬现实主义者”（hardrealists）的两个变种，不同于那些强调维持国家间秩序的“软现实主义者”（softrealists），很多所谓的国际关系英国学派（EnglishSchool）的学者，比如赫德利·
布尔，大体上属于“软现实主义者”的范畴。
P76-77
自由主义思想有三个分支：
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关注制度，一种关注民主。
P76
经济自由主义者特别关注贸易。
他们认为，贸易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国家介入战争，而是由于它会使国家以特定方式界定自己的利益，从而使它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战争。
贸易为国家提供了一条通过发展经济而非军事征服来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途径。
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分支是社会自由主义。
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减少冲突。
这种跨国交流在学生、商人和游客等多种层面上进行，使得相互间不那么陌生和敌对，从而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P78
自由主义第三个分支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强调制度的作用，它因此经常被冠以“新自由主义”……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
基欧汉看来，国际制度通过提供信息和框架而塑造了期望（expectations）。
国际制度使民众相信，不会再发生冲突。
它们拉长了未来的阴影（shadowoffuture），从而缓解了安全困境。
制度减轻了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不确定以及不能形成相互信任）……他又很谨慎地指出，战争状态并不等于无休止的交战，而是指战争的倾向（propensity），正如阴天有可能下雨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状态指的是和平的倾向，当无政府状态因国际制度而有所减轻和相对稳定之后，民众会产生对和平的期望……制度从四个方面稳定人们的期望。
首先，它们促使人们产生一种持续观念（asenseofcontinuity）……其次，制度创造了礼尚往来的机会……第三，制度促进了信息的流动……最后，制度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方法。
P78-79
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的预言十分明确，这便于我们对它加以评估。
马克思主义者很明确地但不准确地预言，帝国主义、大规模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的星期，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帝国主义的终结、国家间大规模战争的衰退，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频率的降低（一些国家甚至发生了从社会主义国家到自由资本主国家的转型）。
P82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三个弱点：
1.它试图把政治还原成经济；
第二，它错误地认为，国家只是特定阶级的工具。
虽然富裕的资本家经常对本国的对外政策施加极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自我狭隘的利益难以成为对外政策的动力，这种动力即使存在，也不长久；
第三，马克思主义过于死板地理解历史进步性。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长篇大论地阐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但是，他们低估了偶然性以及人类选择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还是贡献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它通过依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不断加大的全球不平等。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可能导致财富集中的观点并没有错，他也十分正确地引导我们注意经济上严重不平等现象的危险性，经济上严重不平等现象是今日世界国家之间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不只是指单位的数量与布局，还包括“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meanings），即共有话语、观念、习惯、规范、规则以及适当性逻辑，这帮助构建了单位的身份，并使得单位之间以相互理解的方式进行互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结构塑造了认同与利益。
P83
建构主义的洞察力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
（1）“行为体”和结构互动方式是循环往复和相互影响的；
（2）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不是给定的，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
（3）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体间意义会由于社会互动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规则、规范、合法期望发生变化，甚至最终导致国际体系本身发生变化。
亚历山大·
温特为代表的一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建构主义纯粹属于形式上的（formal）、而非实质上的（substantial）国际政治研究路径。
因此，它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的可比性。
建构主义与那些范式不同，它没有明确提出有关人性的假定，因而未能表达有关行为体应该如何行动的基本主张或期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有点像博弈论（gametheory），后者纯粹属于一种形式上的、表述互动关系的数学技巧。
相反，另外一部分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建构主义有点像“天性还是习性”（naturevs.nurture）辩论中的“习性”。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比较靠近“光谱”中的“天性”一端（其中新现实主义离得最近），建构主义由于也处于同一个“光谱”之中，因此本质上与其他三个范式具有可比性。
P83-84
建构主义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国际政治具有“路径依赖”性，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并非主要由诸如均势这样的永恒机制所决定，而更多的是取决于领导人今天必须借以做出抉择的历史背景。
根据这一观点，预测的前提是能够梳理出来未来貌似合理的路径，并且判断出可行性最大的路径。
这样的任务不仅很难完成。
而且也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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