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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建成、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高下优劣之分。
元吉年龄小，以偏师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他只有十七岁，失败的责任恐怕应该由辅佐他的窦诞、宇文歆等多承担一些。
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胜将军，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统率的主力就在泾州被薛举打得大败亏输。
以后打王世充、打窦建德、打刘黑闼在李世民指挥下确实取得胜利，但元吉也参加指挥。
如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馀人”，这样才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
此时元吉才十九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
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
也就是让他学习主持日常工作。
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起码在经验上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
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建成感受压迫，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
于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
（一）在出征问题上，前此建成以太子身份留长安练习政事，除武德二年出兵盩厔镇压司竹园的“群盗祝山海”，四年出兵鄜州击破稽胡酋帅刘仚成的部落外，再未承担军事任务。
而这两次都是长安附近的小规模作战，事罢即回长安，不能像李世民那样培植私人军事实力。
元吉虽然出征山东，总还是李世民的副手，捞不到多少好处。
现在趁李世民为李渊疏薄，他们赶快争取出任大战役的统帅。
据《旧唐书·
高祖纪》，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颉利寇雁门”，“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
十月“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
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
十二月“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
六年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
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
最后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因玄武门之变而告吹。
可见武德后期李世民已当不成大战役的最高统帅，这个重要位置已逐步为建成、元吉取代。
（二）不仅公开取代统帅权，还用公开或秘密的手法来瓦解李世民已经结集的小集团势力。
用金帛招诱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秦府将领，不成就加以排陷，曾下尉迟敬德于诏狱，要出程知节为康州刺史，连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大谋士都被斥逐出秦府。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前夕，还借元吉率师拒突厥的机会，“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要把李世民弄到彻底无拳无勇的地步。
（三）和李世民一样大搞其结党营私，扩充东宫、齐府的实力。
李世民有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谋士和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建成有洗马魏征、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等“尽心所事”的东宫官属。
元吉也有王孝逸、张胤等齐王府文学。
李世民有秦府私甲，建成则“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馀人，畜为宫甲，分屯〔东宫〕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元吉也和建成同样“募壮士，多匿罪人”。
李世民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骁将，建成有薛万彻、冯立，元吉有谢叔方等战将。
李世民的外援有在洛阳的张亮、幽州的王君廓，而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以及在河北地区的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等则是建成、元吉的外援。
在外边哪方面强固很难说，在京城里则建成、元吉的实力最后已超过了李世民，这在玄武门之变中表现得很明显，后面要谈到。
建成、元吉这么做，显然是得到李渊同意和支持的。
其中如取代李世民出任统帅，斥逐房玄龄、杜如晦，让秦府精锐转属元吉等等，更非出之诏敕不可，很可能有些本来就是李渊的主意。
但李世民毕竟也是亲儿子，处理起来多少要牵顾父子之情，不能像解决其他政治案件那样果断，那样干脆利落。
例如武德七年曾发生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事件，此人“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有人上变诬告“太子使文干举兵，欲表里相应”，这大概出于李世民一伙所指使，但李渊没有彻底追究，“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及〔秦王〕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把建成和李世民双方的部属处理几个了事。
因此两年后李世民和建成、元吉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到达水火不相容时，李渊仍不想作出果断措施，而准备召集这三个儿子，由他和重臣大僚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字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来公断曲直。
没有预料到李世民会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来个突然袭击。
结果不仅建成、元吉当场被袭杀，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庶政皆决断”，两个月后更被迫内禅，成为毫无权力、真正“孤家寡人”式的太上皇，当了九年高等政治囚犯而死去，比隋文帝之见杀于杨广总算略胜一筹。
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里已有所论述，这里只谈一点和陈先生稍有出入的看法，即这次军事政变对李世民方面来说实属“孤注一掷”。
当时李渊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清楚的（这也是政变成功后急于要叫李渊退居太上皇的原因之一）。
六月四日公断，以剪除过李世民羽翼刘文静的裴寂为首席大臣，其结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可以预计的。
即使公断后维持现状，不对李世民作什么大处分，元吉之夺取秦府精锐也是势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为没有多少实力的空头皇子。
再就双方当时的军事力量来看，这时东宫、齐府的兵力合起来已远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来得强大，如果不是在东宫、齐府兵到来前已将建成、元吉袭杀，出示建成、元吉首级使东宫、齐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败。
这种兵力的不敌，老于行阵的李世民等人岂能不知。
所以玄武门之变实是李世民等人处在极端不利的困境中的冒险行动，其成败与否全在能否出其不意地把前来听候公断的建成、元吉袭杀。
这当然没有十分把握，使见过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极为紧张，要占卜一下吉凶。
历史就是这样。
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太子和诸皇子以至对皇帝争夺最高权力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但究竟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否认有很大的偶然成分。
新文化运动未提出”打倒孔家店“
2013-03-0115:
15来源:
家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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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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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的《五四精神新论》一书中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
此事不好考证。
王东认为，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如果要为这个升级版的口号寻找一个起源的话，那就是缘于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
新中国成立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道：
“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萧超然所著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说：
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
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
“打”只是一种动作，“倒”却昭示了一种结果。
“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行开来后，也立刻带动了人们对“五四”的符号性理解，在对传统怀有偏激情绪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彻底性之集中；
而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则是全面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罪证。
这样一来，“五四”就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立体性。
许多历史爱好者都知道这么一个历史“常识”——“香港是在公元1842年、被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
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既对，也不对。
为什么说这个说法又对、又不对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概念的陷阱——“香港”。
“香港”这个概念，其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香港”，指的是“香港岛”，一个面积不到80平方公里的小岛；
而广义的“香港”，则由以下的三个部分组成，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
1、香港岛；
2、九龙；
3、新界。
我们平时所说“清政府1842年割让香港”，严谨地来说，其实是指割让了“香港岛”、而不是割让的整个“香港”地区，事实上，整个“香港”地区逐步成为英国殖民地，其实是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分别是：
1、香港岛－1842年割让；
2、九龙－1860年割让；
3、新界－1898年租借（注意：
这里是“租借”，不是“割让”）。
也就是说，虽然“香港岛”在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但是整个香港地区全部成为英国殖民地，则远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898年才得以实现。
我首先讲讲“香港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后，有许多英国商人以及殖民政治家认为：
应当“在中国沿海地区取得岛屿一处、以保护英国的对华贸易”，有这种想法的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特出人物——小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nton）。
此外还有英国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Elliot），义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即使中国的君主在其武力胁迫下答应开放港口，那御玺并不能保障英国人的性命和财产……我们的商人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护，使我急切地寻求一个在我们国旗保护下的安全商业据点。
香港在我们的掌握中，驻有足够的海军，我认为实在无需于东岸建立永久根据地…….”
义律的话颇具代表性，它反映了当年在华众多英国商人以及殖民主义者的想法：
即使大清国向英国人开放商港，英国人在大清国做生意仍然不安全，而为了商务安全，英国人自认为必须占有一个据点，或者说一个根据地。
那么哪个地方做“根据地”合适呢？
早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前，英国殖民者就已经瞅中了“香港岛”。
大清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1842年8月29日，大清国和大英帝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并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其关键条文为该条约的第三条，行文如下：
“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愿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
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我们从这个条文可以看的出来：
英国殖民者出于体面，很狡猾地在条约里避免陈述“保护商务安全”的真实动机，而是写上了一个“修船”的借口，也算是给大清政府一个台阶吧，所谓的“外交辞令”。
这个条款还有一点是关键的——“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
这里割让的，仅仅是“香港一岛”——也就是面积不到80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
还有一点比较讨厌——“自愿给予沿海一处”——这几个字很要命，关键是“自愿”二字，坦白地说，当年清政府的官员并不高明，这两个字确实不好，它给后世人设置了障碍。
攫取香港岛之后，英国殖民者开始建设该岛。
资本是个魔鬼。
不过十几年的功夫，香港岛从一个偏僻的渔村，蜕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由商港。
大量的英国商人来到香港岛淘金，同时也有许多的中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等地的商民来到香港，发展生计，不过十几年的光阴，香港岛，这个原本只有数千人的偏僻小渔村，竟然变得人满为患。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者得寸进尺、动了新的念头：
要为香港岛谋取一片发挥军事防御功能的“缓冲地”。
当时盘踞在香港岛上的英国殖民者认为：
香港岛是一个孤岛，四面环海，军事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很容易受到外敌的攻击。
假设英国的假想敌由北向南、从新安县（今深圳）冲进九龙半岛、再以九龙半岛为基地、攻击孤岛香港，那么香港岛这个殖民地，则将陷于极为危险的处境。
因此，英国殖民者觉得：
有必要将北面这块由北向南、地势直插香港岛的九龙半岛收入麾下、并在那里驻上英国皇家军团，一旦未来有外敌试图入侵香港，英国皇家军团至少可以在九龙半岛抵抗一段时间、等待英国援军的到来。
那么，这些英国殖民者的假想敌是谁呢？
是大清帝国吗？
其实不是。
英国人当年主要防范的，并不是大清国，而是当时的法国、德国、俄国等一系列的欧洲列强——我们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帝国主义列强都是一条心”，其实，这些列强在当年，其实总是在勾心斗角、互相防范，甚至彼此之间是磨刀霍霍的关系。
英国人觊觎九龙，这当然是侵略者的罪恶，应当谴责。
但是如果单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说，占据九龙半岛，的确对保卫香港岛有用。
例如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爆发的“香港保卫战”，从1941年12月8日，一打到12月26日，整整打了18天，主要是在哪里打呢？
主要就是在九龙半岛打的。
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从深圳南下、兵锋直指香港岛，结果日军在新界和九龙，遇到了防守英军的激烈抵抗。
假如没有九龙半岛这块“缓冲地”，日军则可以直接以九龙为基地向香港岛发动进攻，香港岛遭受日军的直接攻击，也许只能守一两天。
英国殖民者有了“攫取九龙、防卫香港”的想法之后不久，机会就来了。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杀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并迫使大清帝国于1860年10月24日签署了《北京条约》。
其中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大清帝国将“九龙”半岛，永久割让给了英国。
中英《北京条约》第六款的相关行文如下：
“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品，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
其批作为废纸外，其有该地华民自称业户，应由彼此两国各派委员会勘查明，果为该户本业，嗣后倘遇势必令迁别地，大英国无不公当赔补”
大家注意这个条款的关键文字——“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也就是说：
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于是到了这个时候，英国不但拥有了香港岛，而且还拥有了香港岛北面的一个半岛，这个半岛的地势就像一把尖刀一样、呈直插香港岛的态势——英国殖民者将这块战略要地弄到了手中、使其发挥军事防御“缓冲地”的功能。
孙中山在史料《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对英国人攫取九龙的动机，是这样认为的：
“……..从瓜分中国的论调发生了之后，各国都想在中国沿海口岸先占一个根据地，然后才由此发展，进占中国内地。
所以德国占青岛，俄国占旅顺、大连，法国占广州湾，英国占香港、威海卫。
此时香港的海军当局，计划香港的防守事宜，看见香港对面的九龙地方有许多高地，对于香港都是居高临下，香港若是得不到那些高地的防卫，在军事上便极不安全。
英国人的这种思想，并不是怕中国人利用那些高地来打香港，是怕外国人占领了中国之后，则用那些高地来打香港，所以便想预先向中国取得那些高地。
照英国人的原来计划，是以那些高地的分水岭为界，只要水向香港流的地方，划归香港政府防卫，至于水向中国流的地方，都可划归中国政府防卫，香港便极安全。
这个计划定了之后，英国人便告诉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和中国政府交涉。
英国公使接到了那个计划之后，打开香港的地图一看，以为香港的原来计划只要求中国割十几方里，那个要求太小；
他看到北京的政府很软弱，很容易欺负，可以多要求，所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的，不只要求十几方里，要中国割两百多方里。
当时北京的统一政府，非常的怕外国人，当然是听外国人的话，准英国的要求。
英国公使一接到了中国政府照准的公文之后，便通知香港的英国政府。
于是香港政府便派兵进九龙内地，接收那些领土……..”
可见，孙中山是很懂英国人的，他深深地知道英国人攫取九龙，是为了防御香港岛，而其防御香港岛的假想敌，并不是大清国，而是当时的俄国、法国、德国等一些西方列强——狗咬狗。
英国殖民者攫取了九龙半岛之后，30年相安无事，但是到了1894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香港岛以及九龙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鼠疫，由于香港岛和九龙人口密集，这场鼠疫得到疯狂的传播，结果数千人病死，人心惶惶。
英国殖民者认为：
需要拓展殖民地、将人口分散开来、降低未来大规模瘟疫的死亡风险。
第二件大事：
这一年爆发了清日甲午战争，大清国败北，这下，英国殖民者认为：
大清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也就是说：
广东地区随时都有可能被别的列强（例如法国）侵占，而一旦广东地区被别的列强侵占，那么，香港岛和九龙就很危险——英国殖民者是这样想的。
因为这两件事的刺激，英国殖民者就开始盘算：
香港这块殖民地，有必要继续向北拓展，争取把九龙北边的“新界”拿下来。
时光一晃，到了1898年初，法国殖民者向清政府提出要求：
法国想租借广州湾（湛江）。
英国殖民者闻讯，立即感觉恐慌：
假设法国和英国在欧洲爆发战争，那么，法国殖民者立马就以广州湾（湛江）为基地、攻击香港岛，届时，香港岛就很危险。
在这种假想之下，英国殖民者又找了清政府，谈，要求拓展香港殖民地的面积，结果于1898年6月9日，大清国又与英国签署了一份《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含大屿山在内的900多平方公里辽阔的“新界”，割让给了英国、作为英国殖民者“保卫”香港岛和九龙的外围战略要地。
这份《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相关条文如下：
“…….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黏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
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画定。
以九十九年为限期……”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三点意思：
1、条约说的很明白：
英国殖民者还是出于防卫香港岛的目的，需要北面更多的土地，所以要拓展“新界”；
2、这次租借“新界”，不是割让，而是租借，这次和之前的香港岛、九龙性质不一样；
3、这次租借“新界”是有期限的——99年，从公元1898年算起，到公元1997年期满。
所以到后来1980年代中英谈判的时候，英国不但认为《南京条约》有效，而且最初还幻想能根据这份《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延长新界的租期——只是不料，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碰上了邓小平这颗硬钉子，不但新界延长租期纯属妄想、就是连九龙、香港岛本身，一股脑儿都给你收复了。
这就是英国殖民者从最初攫取香港岛作为商务根据地、然后再攫取九龙作为防御缓冲地、又以同一个目的进一步攫取新界的简单过程。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当年的日本控制朝鲜之后，为了防卫朝鲜，与俄国大打出手、在中国东北取得大连、旅顺据点，然后为了防卫大连、旅顺根据地，又发动“九一八事变”、夺取整个东北三省，尔后又为了防卫东三省，进而染指华北、制造缓冲区、并由此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可见殖民者的思路，其实都是一样的——占了甲地、需要乙地防卫甲地、然后又需要丙地防卫乙地……..得寸进尺，欲壑难填，这是一个“一步错、步步错”的过程。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最好还是别瞅人家的土地，天下就太平了。
七十年代的家庭收入都差不离儿，工人是八级工资制，学徒三年分别是十六、十八、二十一元。
出了徒就是三十七块五，再往上就是四十几元了；
而干部级是二十五级，十三级以上算是高干，十七级算是中级干部。
就拿全国工资最高的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月工资也不过四百挂零。
看了一则报道说，当时贵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人大副委员长的李素文来说，他（她）们的工资还是拿的在过去工厂的工资和农民套级的几十元钱。
记得我78年参加工作第一次拿的工资就是18元，因为正赶上全国往上调工资，所以学徒工第一年的工资长了两块，依次类推。
由于收入的拮据，市场匮乏，就拿家具市场来说，用现在的眼光审视，价格也是相当便宜，但在当时也不是说买就买的。
我现在还记得箱子是22元、五屉柜，也有叫五斗橱的56元一个、木头的双人床47元，钢管的则是39元、大衣柜87元，后来出了一种带玻璃门，内衬彩绸的大5柜97元一个。
就这些家具，也不是有钱就能买的，哪得凭票供应，象什么箱子票、大衣柜票.有了钱有了票,您还得其五更（音:
JING读一声）爬半夜的去排队。
记得我家里当时用56元买的五斗橱，十几年前才卖掉。
那是真木头的，而且实在。
在当时啊，基本上各家儿的家具都差不多。
除了四白落（音：
LAO读四声）地的墙面，水泥的地面儿、走着明线的旮旯犄角，再有就是房顶白瓷伞型的灯罩，灯泡基本是15瓦、25瓦，至多40瓦。
家具嘛，是木头双人床、二屉桌儿或三屉桌儿、橱柜儿、椅子、饭桌儿、大衣柜，有的家庭情况好些的，大衣柜则会选择带镜子或玻璃门的或加个五斗橱，家里有干部的会有个一头儿沉或两头儿沉（即写字台），床边会有个床头柜。
这是说的家具，就是家具上的摆设也都大同小异。
比如，不管是二屉桌儿或三屉桌儿、一头儿沉或两头儿沉上，一般都是在桌面的一角，摆上一个搪瓷盘子，这盘子里扣着几个玻璃杯，上面盖块花色或白色的手绢防尘，中间靠边儿的的地方儿放着个顶着两个闹铃的闹钟，正中间的位置是不能随便放东西的，那是毛主席石膏像的位置，有的家儿石膏像不放写字桌上，也要放在五斗橱上。
毛主席的石膏像有的单放着，有的则加了玻璃罩儿。
如果在郑重一些，会把毛主席的四卷宝书书脊象外，按一、二、三、四卷横放着，上面放主席像。
在写字桌的另一头儿则要放个台灯。
说起这台灯，实行就地取材地自己做，用一个玻璃烟灰缸倒扣着当基座，再根据个人喜好，找两个或四个八钱儿或一两的酒盅，两个酒盅口一对当杆，如做高一点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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