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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
”詹锳先生认为：
“《原道》篇说：
‘道沿圣以垂文。
’揆刘勰之意，‘道’‘圣’‘经’三者
为连锁关系，‘道’为‘圣’之本，‘圣’为‘经’之本，而‘经’为后世文章之本。
《文心雕龙义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对“道”“圣”“经”三者的关系作了极好的诠释，也就是说，作者行文，必须“原道”，“‘道’不可见，可见者惟明道之圣，所以欲求见道，必需征圣。
”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
（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15页。
“圣人”往矣，作者将如何师，师“圣人”的文章“六经”。
所以，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主张立言修辞应以“六经”即以《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宗，即《序志》篇所言：
“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
”
刘勰反对“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宗经》），针对宋齐梁以来文士为文“爱奇”、言辞
“浮诡”的弊端，强调其原因主要是作文修辞，很少能够效法经书，“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宗经》），因此，造成浮艳的流弊愈演愈烈，刘勰认为：
“矫
讹翻浅，还宗经诰”（《通变》），正如章太炎先生的评价：
“故《宗经》一篇实为彦和救弊之言。
”③④⑤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9、17、13、15页。
这也是刘勰反复强调要“宗经”，为文写作时要效法经书，要以儒家的经书为标准之具体缘由。
因此，刘勰主张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应该以圣人之文为标准。
《征圣》篇中指出，圣人的文章有四种不同的表达方法，即为文的简、繁、显、隐四种。
“简言”“博文”就是简和繁，“明理”“隐义”即指显和隐，六经的文章是繁简显隐四者的楷模，刘勰举出具体的例证加以说明。
《征圣》云：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
文成规矩，思合符契。
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
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
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
《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
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
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
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纪昀对刘勰概括出经书写作的这四种表达方法评价很高：
“繁简隐显，皆本乎经，后来文家，偏有所尚，互相排挤，殆未寻其源欤。
”纪昀又云“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
是。
”③纪昀一针见血地指出，后世作家为文各有所好，各自为政，或崇己抑人，互相攻扞，大约皆未寻其源，本乎经，尽管文无定法，而其要义乃“繁简隐显，皆本乎经”。
黄霖亦表示了同样的见解，“文术虽多，要不过繁简隐显而已，故彦和徵举圣文，立四者以示例。
”④所有的文术可概括为“繁简隐显”四种，而此四种，皆源于经；
此可谓为文宗经的极为充分的理由之一。
黄霖先生本着对《文心雕龙》精深的研究，他揣摩刘勰主张宗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条：
“夫六艺所载，政教学艺耳，文章之用，隆之至于能载政教学艺而止。
挹其流者，必撢其原，揽其末者，必循其柢。
此为文之宗经一也。
经体广大，无所不包，其论政治典章，则后世史籍之所从出也；
其论学术名理，则后世九流之所从出也；
其言技艺度数，则后世术数方技之所从出也。
不睹六艺，则无以见古人之全，而识其离合之理。
此为文之宜宗经二矣。
杂文之类，名称繁穰，循名责实，则皆可得之于古。
彦和此篇所列，无过举其大端。
纪氏谓强为分析，非是。
若夫九能之见于《毛诗》，六辞之见于《周礼》，尤其渊源明白者是也。
此为文之宜宗经三矣。
文以字成，则训诂为要；
文以义立，则体例居先，此二者又莫备于经，莫精于经。
欲得
师资，舍经何适？
此为文宗经四矣。
谨推刘旨，举其四端，至于经训之博厚高明，盖非区区短言所能榷也。
”⑤他指出经书作为经典著作既是后世政治典章、学术名理等的主要渊源，也是后代语言的典范和府库，黄霖先生对刘勰宗经理论的阐发对我们研究《文心雕龙》“宗经”指导下的修辞学思想极有启发意义。
在《宗经》篇中，刘勰对经书的特点和成就褒赞有加，提倡效法经书来作文，他指出经书中的文章“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
”经书的文辞简约而意义丰富，事例浅近而喻意深远，经书中的文章是值得后世师法的。
刘勰阐述了经书巨大而神奇的作用：
“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
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说明经书的内容博大精深，舍经书无法言及文章的源起；
“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
理，”（《宗经》）五经是文章的范本，其内容可以陶冶人的情性，其文辞合乎创作的规律，
《文心雕龙》一以贯之地强调经书是各种言论和文章的始祖，《宗经》篇赞加以总结：
“性灵熔匠，文章奥府。
渊哉铄乎，群言之祖。
“宗经”之谈，由来已久，如王充《论衡·
佚文》言“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
”《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01页。
王逸《楚辞章句序》：
“夫
《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刘勰宗经的理念与王充等人是一脉相承的，刘勰主张宗经的同时对史传等文学作品同样予以高度的重视。
《风骨》篇有：
“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
”刘勰以经书之文为典范，实际上也并不排斥学习诸子、史传、纬书等，所以，在《文心雕龙》中，有《诸子》《史传》《正纬》等专论之。
可见，刘勰言“宗经”，即反对当时浮靡诡巧的文风，并非完全因循守旧，而实有借复古革新文弊之意。
对此，牟世金先生的阐发颇有见地：
“刘勰也未必真就以五经之文为文学的最高标准。
从
《文心》全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理想中的文学作品不可能停留在儒家的经书上。
所以，在这点上最足以说明其‘征圣’‘宗经’，主要是借重儒家圣人的声望以表述自己的文学主张。
”牟世
金：
《文心雕龙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84页。
二、经书是后世各种文体的渊源
刘勰认为各种文体都出于经书，这是刘勰的一个很重要的修辞学理论。
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刘勰在“文体论”部分，从《明诗》篇到《书记》篇，皆以“宗经”为依据，归纳了各种文体的来源、内容、功用及语言特色。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被称为奠定了古代文体论的基础。
在现代修辞学中，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关于文体分类和文体特点的论述大致归属于语体风格的研究范围。
刘勰认为各种文体都来源于经典，因此，研究各种文体的创作特点都要注意修辞，而要着眼于修辞则一定要“宗经”，否则，如《宗经》篇所言：
“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刘勰强调各种文体写作须“宗经”仍出于救弊的作用。
刘勰在《宗经》篇中指出经书是各种文体的来源：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
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
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
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
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
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阐述
论、说、辞、序，诏、策、章、奏，赋、颂、歌、赞，铭、诔、箴、祝，记、传、盟、檄诸多文体都来源于经书，甚至诸子百家的创作也未能跳出经书的范围。
稍后于刘勰的北朝文士颜之推与刘勰有相似的观点，认为各种文体来源于经书。
《颜氏家训·
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本《五经》：
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
序、述、论、议，生于《义》者也；
歌、咏、赋、诵，生于《诗》者也；
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
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诸子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
19页。
颜之推主张文体来源于经，但在探讨文体的具体来源时，颜之推与刘勰稍有不同，如颜之推认为“檄”生于书，刘勰谓“檄”则春秋为根等等，但分歧不是很大。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从其内容方面阐释了刘勰提出各种文体来源于经书的原因：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
’谓《系辞》《说卦》《序卦》诸篇为此数体之原也。
寻其实质，则此类皆论理之文。
‘诏策章奏，则《书》发其原。
’谓《书》之记言，非上告下，则下告上也。
寻其实质，此类皆论事之文也。
‘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
’谓《诗》为韵文之总汇。
寻其实质，此类皆赋情之文也。
‘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此亦韵文，但以行礼所用，故属《礼》。
‘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纪传乃纪事之文，移檄亦论事之文也。
”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这些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刘勰经书是后世各种文体的渊源论。
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卷上《宗经》篇云：
“盖言文章体用俱备于经。
”转引自詹锳：
《文心雕龙义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刘勰将各种文体分配诸经，是刘勰的“宗经”思想的反映。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总集类存目二《六艺流别》：
“至刘勰作《文心雕龙》，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其说已涉及臆创。
”纪昀、陆锡熊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第2686页。
称其为“臆创”，实已隐含了对文体源于经书持有不同的观点。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诗教》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指出汉魏六朝的很多文体来源于战国，也谓一家之言。
纪昀则对刘勰文体源于经书论予以抨击：
“此亦强为分析，似钟嵘之论诗，动曰源出某某。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刘勰对各种文体的历史进行寻根溯源的考察，认为各种文体都出于经书，
是刘勰“宗经”思想的映射，也是对文体源流探讨的一种尝试，对后人研究文体具有启迪作用。
三、文能宗经，体有“六义”
刘勰强调，圣人之文，衔华而佩实，所以，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可使文章的内容与
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
《文心雕龙》中《征圣》《宗经》被刘勰称之为“文之枢纽”（《序志》），可见刘勰以
“征圣”“宗经”为本，提出作文修辞必须学习儒家经典的主张。
在刘勰的心目中，经书的内容包
罗万象。
《宗经》篇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
”经典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功用，“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经典是
真正能洞察性灵的奥秘，极尽创作诀窍的书籍，毫无疑问，经书是文章的楷模。
经书的教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故《序志》篇言：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
经书不论是从制定体式还是丰富语言，都如就矿山铸铜，傍海水制盐，乃取之不尽之宝库、用之不竭之奥府，“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宗经》）。
黄侃先生认为以上两句才是刘勰写《宗经》篇的主要目的：
“禀经以制式二句，此二句为《宗经》篇正意。
”⑥⑦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17、14页。
刘勰宗经，并非仅为宣传儒家思想，其目的在于“制式”“富言”。
如王更生先生所言，刘勰“处处从文学的观点，去透视五经，较之两汉经生以名物训诂说经的方式，自是大有不同。
我们如果勘破他这一点，便发现他处处释经，却处处言文。
”王更生：
《文心雕龙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第218页。
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很大贡献，就在于他从大量的书卷中，发现了文学作品的特点，又有感于当时绮靡有余的文弊。
他以儒家经典为宗旨，其《原道》《征圣》《宗经》篇重点分析了经书的写作特点，从古代的诗文以及各种应用文体中归纳出了文学创作的修辞理论和写作规律，提出了文学创作的法则。
在《宗经》篇中，他提出了“六义”说。
“六义”是刘勰“征圣”“宗经”思想的集中体现。
也是刘勰以“征圣”“宗经”为指导思想在文章写作与修辞上所立的具体标准。
《宗经》篇云：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
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刘勰指出文能宗经会产生六个方面的优点。
王运熙先生认为，这六个方面，“其中第一、三、四项主要是针对思想内容说的……其他三项是就语言风格说的。
”王运熙：
《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可谓至言。
“体有六义”，“体指的是什么？
斯波六郎《〈文心雕龙〉札记》的观点是“体当指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浑一之姿。
”王元化：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3年，第89页。
是比较确切的解释，也就是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体。
“六义”的具体涵义如下：
“一则情深而不诡”：
情志深远而不诡异。
“二则风清而不杂”：
风格清纯而不繁杂。
“三则事信而不诞”：
论事真实而不荒诞。
“四则义贞而不回”：
义理雅正而不歪斜。
“五则体约而不芜”：
文体简练而不芜杂。
“六则文丽而不淫”：
文辞雅丽而不淫滥。
周振甫先生对“六义”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也有精到的说明：
“‘六义’实是全书很重要的论文标准。
……就文章的内容说，要求情深、事信、义直。
不论是记事、论理、抒情，都离不开事信、义直、情深。
此外，又提出风清、体约、文丽，从风格到体裁、文采都包括进去
了。
”周振甫主编：
《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第194页。
刘勰认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可使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
因此，黄侃先生阐释体有“六义”是刘勰强调“宗经”的效果：
“体有六义，此乃文能宗经之效。
六者之中，尤以事信、体约二者为要；
折衷群言，佚解百世，事信之徵也；
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体约之故
也。
”⑥可谓是符合刘勰原意的解读。
《文心雕龙》中陈述的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的观点，是全书的一贯思想。
《征圣》：
“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也。
”黄侃予以精到的阐释：
“衔华佩实，此彦和《征圣》篇之本意。
文章本乎圣哲，而后世专尚华辞，则离本浸远，故彦和必以华实兼言。
”⑦可见，刘勰始终在强调要“正末归本”（《宗经》），回到经书衔华佩实的正确的道路上，华实兼言，体有“六义”，才能使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起来；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评论作家作品，也是以“六义”为标准。
四、“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刘勰主张
以经书的语言为范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总结出了以“宗经”为理念和以经书的语言为范式的修辞观。
《宗经》：
“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经书已经建立起了文章的最高的标准，既树立了文体之渊源，也开辟了后学之疆域。
刘勰《文心雕龙》衡文的尺度，是以六经为标准的，因为经书的语言是艺术上成熟的最早作品，从经书中汲取语言运用的宝库，是刘勰自始至终所追求的。
为文“宗经”，语言才能华丽而不过分，即“文丽而不淫”（《宗经》）。
刘勰从经书中归纳出了语言运用的特点，作为修辞理念加以提倡，用来指导诗文的写作，并针对刘宋以来文人很少宗经“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总术》）的时弊，用“还宗经诰”（《通变》）反对齐梁以来讹而新的文风。
以经书的语言运用为典范，刘勰主张语言应该简约、雅正，反对与经书相乖的语言特点，如繁杂、奇诡等。
经书的语言“辞约而旨丰”，是刘勰所推崇的，《宗经》篇曰“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
”《铭箴》“义典则弘，文约为美”，都指出经书具有语言简练而意义丰富的特点。
所以，以文约为美，主张辞约旨丰，反对瘠义肥辞、繁杂失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修辞学思想。
《文心雕龙》往往举出实例说明经书的语言“体约而不芜”之优长，《宗经》篇：
“《春
秋》辨理，一字见义”，《征圣》“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
”赞扬《春秋》“一字以褒贬”、言简意赅的特点。
《史传》：
“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
褒见一字，贵逾轩冕；
贬在片言，诛深斧钺。
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
”对《春秋》简言达旨、语言简练而又意味深长的表达效果给予高度的赞美。
《风骨》“练于骨者，析辞必精。
”文辞精炼的作品是风骨必备的条件之一。
《物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
”物色虽然繁富，文辞贵在简练。
《物色》：
“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
”赞美诗人遣辞清丽而简洁，而反对辞赋家用辞繁多而绮靡。
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中，仍然渗透着文简为美的修辞学思想。
《议对》“及陆机断义，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
”认为陆机的文章《晋书限断义》文藻过繁，缺少删削而有损文骨。
《诸子》“辞约而精，尹文子得其要。
”赞美《文子》的语言简练精当。
《檄移》“陆机之《移百官》，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
”赞美陆机《移百官》语言精练、叙事明晰，是军事方面的重要移文。
经书“典雅”的语言特点，也是刘勰极为推崇的。
《体性》篇云“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
”典雅的语言，是从经书熔化得来，所以文辞庄重。
《定势》指出“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
刘勰认为如果要学作典雅的文章，一定要模仿经典著作。
“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强调以经书为典范，依据经书的训诂丰富文学创作语言。
刘勰的《体性》篇把文章风格分成八体，第一种为“典雅”，也从侧面说明刘勰对典雅的语言风格的重视程度。
在评论作家时，刘勰褒奖有加的是尊崇经书典雅特点的作家作品。
在《风骨》篇中，刘勰以潘勖为例说，“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
”潘勖写
《册魏公九锡文》，模仿经典，骨体清峻，令众多才士就此搁笔，刘勰予以赞扬。
《诏策》中，有“潘勖《九锡》，典雅逸群”。
仍然称赞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措辞典雅，出类拔萃。
《明诗》：
“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
”赞扬张衡的《怨》诗的清丽典雅。
《章表》篇：
“胡广章奏，天下第一：
并当时之杰笔也。
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
”刘勰认为胡广的章奏，之所以为天下第一，得力于语言的典雅华丽。
在对不同的文体进行评价时，刘勰同样囿于“宗经”的眼光加以评判，如对于史传文学的评价，刘勰在《史传》篇中评史的眼光以及说明作史时树立主旨和选择文辞的准则是经书“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
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
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在解释“传”这种文体时，也没有超越“宗经”的窠臼，称“传”为经书的辅助读物。
《史传》篇：
“传者，转也；
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这里的“圣文”，即指经书。
另外，刘勰“宗经”的立场从对司马迁和班固“立义选言”的评价中可见一斑。
基于“宗经”的标准，刘勰对司马迁有不公之评论，《史传》评司马迁的《史记》：
“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汉书·
司马迁赞》曰：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班固：
《汉书》，中华书局，1960年，第2737页。
即刘勰所谓“实录无隐之旨”的说明，刘勰认为：
“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史传》），在（《史传》）篇中批评
《史记》的“实录无隐”“爱奇反尤”的特点；
实际上，有“实录”精神、“爱奇反尤”正是《史记》的长处，而刘勰对司马迁优劣的评价，仍然源于“宗经”的原则。
班固的《汉书》“宗经矩圣”正是《汉书》的不足，《史传》却赞扬汉书为：
“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
《文心雕龙》在对修辞方式的论析中，仍然渗透着“宗经”的理念。
以夸张为例，《夸饰》篇认为“文辞所披，夸饰恒存”，并肯定艺术语言的夸张手法的可达难显之情，摹难绘之状，但在评论夸饰手法使用的情况时，仍然本着“宗经”的观点去衡量。
《夸饰》：
“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
”肯定《诗经》《尚书》中夸饰得到较为普遍的使用，夸张合理。
“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
”主张体会经典《诗经》《尚书》的意旨深远的创作匠心，可避免扬雄、司马相如的过分形容，使夸饰这种修辞手法恰到好处。
对有些夸张以及其他艺术表现手法则是用“宗经”的眼光去要求并提出的批评：
如《诸子》篇的论述涉及到诸子的思想和艺术，“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
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因其异于经典之处，刘勰便颇有微辞。
《诸子》“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
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
《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
”把诸子中的夸张、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称为“踳驳”即乖舛驳杂之类。
而这些神话、寓言等表现手法正是诸子文学性强的表现。
用典更需要“宗经”，在《事类》篇中，指出“经籍深富，辞理遐亘”（《事类·
赞》）用典时，要避免“浅见”和“寡闻”，以求“博学”，需要学习经书和典籍。
《事类》篇称赞经典价值，“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
”《事类》把用典分为引成辞与举人事两种，而其来源仍是经籍，《事类》：
“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
”称“引成辞”“举人事”是圣贤的大文章，经籍的一般规范。
《事类》：
“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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