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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固然无法获求平均，但是公平却是民心所向，哪怕是相对的公平，也是民众心里的安慰。
然而仇和来到昆明的几年，大跃进式的发展，导致昆明进入房价涨幅最快、物价居高不下、民生最为痛苦的时期。
不久前统计部门公布的一个数据：
昆明的房租在春节后平均涨幅达到50%，而事实上，在二环内真正的涨幅达到了50%到80%，不需要任何的统计数据，随便走访无法买房的大学生群体、外来务工人员都可以知道。
这一切的直接原因，就是所谓的城中村改造，致使昆明的房源在半年之中急剧减少，而总量的需求则略有上升。
供求关系导致了价格的飞涨，而政府却袖手旁观。
从社会财富总量来说，也许，大跃进式的发展能在较短时间内增加财富。
但是，三十年来的经验和昆明的现实表明，越是急速发展创造的财富，越是加速集中到权贵资本手中，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加速扩大，造成民生痛苦。
仇和、张祖林等昆明官员不知道吗？
非也，中国式官员非民选，他们的最大动力是政绩，这才是晋升的基础。
如果是一个民选的政府和官员，他为了保住官位就必须为多数民众谋福利、减轻痛苦。
他们也许心有余，血管里也有着道德的血液，但民生并非他们首先考虑的，除了在嘴上说说抚慰民心。
从仇和式思维可以看出，他搞的就是所谓抓住历史机遇，重现大西南辉煌，然后上马大量的面子工程。
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几年前船房村刚花300万元建起一个垃圾处理站，还没投入使用就被拆除，原因是此处的立交桥下行闸道规划遭到仇和的激烈批评（曾骂副市长陈勇——“你这副市长不是这样当的!
”），要求重新改道。
新道需要拆除包括这个中转站在内的沿线建筑。
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事例。
重现大西南辉煌的口号，是一个典型的促销广告，犹如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表面上很诱人，实际上仍然是“政府全能主义”的思维。
我们知道，当今的国企为何只能靠垄断生存？
为何没有活力？
创新力为何低下？
为何解决70%以上就业人口的是民企？
因为前者就是该思维的结果。
历史一再证明，政府、社会、市场、公民一定要各行其事，相对独立，各发挥各的特长，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仇和式的思维仍是“政府包办型”，政府主导了大部分发展事务，同时又指使着市场去消化自己的意愿。
昆明作为云南唯一的中心城市，仍然是一个贫困山区的三线城市，其发展有其自身规律，那就是不一定要追求速度，但是一定不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搞所谓的跨越式发展，这些损害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会留下难以和解的社会伤痕。
因为，如果大发展是加速财富与资源向权贵集中，那么绝大多数人宁愿不要这样的发展，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倒退。
他们也许要不了平均，但是相对的公平，比什么都重要。
相反，一些富有现代文明政治意识的官员，如重庆的薄熙来、黄奇帆，就深深懂得政府应该做什么，企业应该做什么。
打黑，是为整肃官害与民害；
大规模建设公租房，解决200万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只要你在重庆有工作，不问户籍不问你来自何方，都可以参加摇号廉价租住。
推进户籍改革，解决几千年来的中国二元、城乡对立，在辖区实现真正自由迁徙。
而在昆明，至今仍然暂住制度，有一昆明网友嘲讽“如今，我的梦想是移民。
只为寻找一个能够长住的地方。
没有暂住的他乡，也是故乡。
因为，我不能暂住在我的祖国!
”昆明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导致房租、物价大涨，致使200万以上的非昆明户籍、在昆工作的人口处于极度痛苦之中。
昆明本地的低收入群体，同样饱受折磨。
昆明的公租房建设，不但缓慢、量少，且远比不上城中村的商品房改造，而且分配过程饱受争议，屡次出现高收入群体占据的情况。
其实，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为中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都是政府的职能。
因为，人最基本的权利，除了吃穿，就是居有其屋。
昆明政府又做了什么？
一个地区的大跃进发展，成本与痛苦指数都留给了民众，光鲜的政绩却是主要官员脸上的，这就是当今的昆明。
我们没有恶意指责发展，但发展的目的如果不是增加整个社会里的公民的幸福感，那么这种发展都是畸形的、一厢情愿的，就是权贵资本趁机壮大、民众逐渐边缘化的过程。
政府的职能是对社会发展进行科学的、综合的调控。
每一个公民的幸福，其实都为整个社会多了一份增量。
一个600万的城市，近一半的人都感到痛苦，对整个社会的减量是非常可怕的，或称之为负能量。
仇和式思维认为，改革就要承受短期痛苦。
但是，当改革偏离了绝大多数的利益诉求时，就是失败的。
他获得的任何光芒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大浪淘沙，只会沦为笑柄。
况且，昆明如今的改革，也是资本和资源快速涌向权贵的过程，因为改革的根本并不是改善民生，而是虚无飘渺、假大空的“重现大西南辉煌”。
[凤凰网]
2.回头看仇和（三篇）（转载）
仇和执政期间，昆明市出现了“躲猫猫”、“小学生卖淫”和“人民币开手铐”等震动全国的司法事件，但其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
不过，“华西地产项目诈骗案”却透露了一些端倪：
“云南君信、昆明宁山两家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市委书记仇和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以其中‘会处答复’四个字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
2006-01-2614：
11：
14
我的结论十分明确：
我不需要仇和，我们不需要仇和，21世纪的中国不需要仇和式的强人。
我才不管他使沭阳县、宿迁市的经济指标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呢!
我并非从理论出发，在“人治”还是“法治”之类概念上打转转。
我“承认”中国的现实，“一把手”在辖区拥有绝对的权力，在这种局面改变以前，只要他的施政目标是适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行动手段也不违背社会正义，工作程序是否民主可以暂时忽略不计。
出于这样的态度，我以前写过赞赏吕日周敢作敢为不当太平官的《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评论。
毕竟他推行新闻舆论监督，他带头下乡接近群众并逼干部们效法，是既不违背当前官场规则，又不损害民众利益，而且符合世界潮流的。
他有时用不大文明的手段行政，也能闻过即改，并不蔑视舆论我行我素。
仇和干的不少事却是严重侵犯人权的。
譬如强制的堪称惨烈的民房拆迁，真如唐人杜荀鹤所叹的“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一些人只看到了今日沭阳县城镇建设的“新面貌”，却不敢或不屑正视无辜百姓张金花们的血与泪。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去，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
”——这是多么血腥的场面，有这样的横暴作背景，仇和天大的政绩都不过是一堆粪土。
毕竟，今日已不是秦始皇逼孟姜女们的丈夫修长城的时代了，毕竟已到了中国当局已将“以人为本”写进政纲的21世纪了。
毕竟许多中国官员也已学会在发言中信誓旦旦要将人的价值置于最优先的地位。
仇和他凭什么强扣公职人员养家糊口的工资？
这是侵犯公民的财产权。
他凭什么让人在电视中示众忏悔，这是野蛮地侮辱公民的人格。
我不管仇和改革的“蛤蟆”是为公还是为私鼓腹而叫，我只知道，他时至今日，还在念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经，他竟不知“文革”后这个教条已被中国共产党唾弃，民主已被官方意识形态修正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仇和竟不知，民主或不民主，在宪政框架内是第二位的，宪政是在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生命权、财产权、人格尊严等）的前提下讲民主或不民主的。
即便是“民主”的决议（比如出现所谓“多数人暴政”时）会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民主”也是无效的。
一句话，公民基本权利高于一切，既高于民主，更高于专制独裁。
我相信中国人是有尊严感的。
再穷的地方再穷的人内心深处也是不愿被强制的；
别说尚在不可预知结果的情势中，就是恩惠摆在眼前若不受到平等对待，中国人也是不情愿接受的，所谓“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也。
仇和的尚方宝剑之一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一条中的“发展”与“稳定压倒一切”的“稳定”一样，各人可以作不同的理解。
什么“发展”？
是仅指经济指标的发展，还是包括与社会进步协调的“三个文明”一起发展？
仇和的这一套铁腕能促进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发展吗？
俄国出了个开明君主彼得大帝，强行推进半铞子“西化”，治标不治本，只有兴建彼得堡等“硬件”建设是成功的，社会文明并无发展，以致一代代人期盼“彼得大帝”再世的俄国，迄今尚未完全走出治乱相循的制度困境。
就算仇和的改革是成功的，那也不足为训不足为法。
封建王朝出了为民请命的大清官包拯、海瑞，但架不住整个封建社会的腐败。
因为在那种大环境中不腐败真心为民谋利者出现的概率极低，属于反常现象，出一两个好官不值得欣喜，什么也证明不了。
归根结底，社会政治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人论人论事特别是评价大人物，历来有两条相反相成的标准。
一条是道德主义的，即只问动机，不看效果。
只要初衷是好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
正是出于这样的信条，仇和搞集资搞“超常规”发展，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似乎问心无愧。
另一条标准是功利主义，即一位干部私下评价仇和的“不重过程，只重结果”，所谓“白猫黑猫”吧。
我理解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非让人不讲法治不择手段。
不是只有哈维尔才讲现代政治应从良知与正义出发的，中国的孟子两千年前就提出了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的思想，只不过他太超前不被世人认同罢了；
而马恩早就说过正当的目的不能用卑劣的手段来实现。
21世纪是个重视公民个人价值、追求文明品位的时代，还用马基雅弗里与封建专制时代的功利主义的“成王败寇”的“只重结果”的标准行事是可鄙的非法的乃至是极大的罪恶。
比如，中国已开始在司法领域实行这样的原则：
用不符合程序的非法的手段取得的证据将不被法官采信，而不论它们是真是假。
这就是与仇和们奉行的“不重过程，只重结果”的传统思维相反的原则。
至于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等看不见摸不着的的标准来压服人，作侵犯公民当下合法利益的理由，这一套肯定是没有与时俱进，根本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
据报道仇和“是个极为自信的人，看准了事情就要干，谁说也没用。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仇和的急切；
而通过他手中的权力，这种急，在下属的贯彻过程中，有时蜕变为狂飙猛进，有时蜕变为急躁。
”看来，对“文革”等“极左”灾难的反思，不是到不到位，而是有没有反复的问题。
我这样的中国老百姓再也不想拿自己的命运赌博。
我们已明白，遇到一个专制而永远正确的超级圣人加天才的几率比买六合彩中大奖的概率低得多。
这些年，仇和这样的“一把手”我们见得太多了!
而且，人是会变的，如果容忍这种专横的权力存在，谁知日后的仇和会用它干出什么事来？
中国确是急需发展，但我们不想饮鸩止渴。
俗语说得好：
“不怕慢只怕站”。
民主的效率看起来是不高，但不会出现大的挫折，出了挫折也容易纠正，算总账不会吃大亏；
倚靠独断，“欲速则不达”，往往是占小便宜吃大亏。
这有20世纪中外活生生的历史经验教训。
所以，即使从这个角度看，我也要说，中国不需要仇和，不需要仇和式的强人。
徐庶
评仇和升迁的所谓“突破意义”
金羊网2006-02-1209：
52：
18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于今年1月20日在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当选为该省副省长。
我曾谢绝媒体约稿，不想对此发表看法了。
一些网站所贴《把仇和式的强人留给历史》，乃我两年前的旧文，是《博客中国》编辑把它翻出来“挂”出去的。
然而，节后上班读了《瞭望新闻周刊》今年第5期上，记者包永辉、徐寿松的述评《仇和升迁的突破意义》，有种非说不可的冲动，写下了本文的标题。
首先，我得申明，我并不反对提拔仇和担任副省长。
假如我是江苏省人大代表，也极可能投他一票。
理由有二。
一是如果只能在既定的范围内选择，仇和很可能是若干候选者中的佼佼者。
泛泛地就此展开论说，可能不公平地伤害其他候选者，这个判断姑且算是我的直觉吧。
二是干部职务的升降，首要的不是赏功罚过（罚过、问责是必要的；
赏功则有多种方式，不一定要升职，民主选举中得人心的无功者当选是常事），而是扬长避短地优化人才配置，我们讲干部要“能上能下”就是这个意思。
在我看来，仇和这个人的执政理念大成问题，不能“为政一方”，即不可做主帅，但肯干事、有办法，是个难得的将才（比如包、徐二位的文章中所提及的他的医改、教改思路和做法我就很欣赏，也很有成效），让他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可谓得其所哉：
既不可能独断专行出大偏差，又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干出某些政绩。
孙猴子戴上紧箍咒还是孙猴子，比老猪能干。
我不认同包、徐二人解读的仇和升迁的所谓“突破意义”，首先在于我不认同仇和在宿迁市所表现的执政理念。
这些年执政党提出了一系列执政理念，诸如以人为本、依法治国、民主决策、和谐社会，以及五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以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等等。
这些执政理念是符合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体现了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也是对症下药，矫治中国当下社会弊病的药方。
这些执政理念的提出，对于有着几千年专制文化传统和仍未摆脱原有政治经济体制束缚的中国，是有“突破”意义的。
可是，我们看看仇和在宿迁的作为（仅以包、徐二人这篇正面肯定仇和的文章透露的信息来看），有多少是符合上述先进理念的？
“他将宿迁看成一个大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
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仇和开始了他……被一些人认为‘激进’的改革”。
他还真把宿迁市这个“社会”当成一个企业集团，他是大老板了。
所以，才有“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拆了你莫哭，不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的铁腕改造。
这里有一丝“以人为本”、民主决策、依法治国的气息吗？
简直是口含天宪的专制帝王嘛。
“大跃进”时的“强迫命令”也不过如此吧？
显然，仇和推行的不是市场主导的体制改革，而是坚持政府主导的旧有管治模式，这样秦始皇、彼得大帝式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有什么“突破意义”？
我不认同包、徐二人解读的所谓“突破意义”，从大处讲，我认为包、徐二人恰恰没有“突破”传统的“青天”和“强人”思维定式。
当今之世，“依靠自己”、敢想敢干的“强人”伙矣!
他们都有一种“舍我其谁”、惟我独尊的气概，脑袋瓜子一拍“就这么定了”!
事情干成了，自然是他“领导有方”的政绩；
干砸了，他大不了拍屁股一走了之，将烂摊子留给当地老百姓。
所以人们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多吗？
那么多长草的“开发区”，那么多投资以亿计的半拉子工程，就是这种强人在旧有领导决策体制下的“业绩”!
这种强人都有豪赌一把的性格。
因为赔的本不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比真正的赌徒还豪爽。
这种拿XX赌“政绩”的敢想敢干“强人”有啥子稀罕？
说难听一点，仇和不过是侥幸赌赢罢了。
另外，可能与许多“边干边捞”、“假干真捞”的贪官不同，他是个清官。
“强人清官”=“青天”。
中国的希望还能寄托在一两个“青天”身上吗？
包、徐的文章说，仇和喜欢读书，“《世界通史》看了3个版本”。
那么，请他和他的拥趸们记住世界史上的那些大强人，凡是没有制度创新的，不论他在位时的功业有多么显赫，都是匆匆的历史过客。
例如，亚历山大大帝“他没有创造传统——除了个人的传奇之外，什么也没有……他抢到并握在手里的这个世界帝国，就像一个孩子可能抢到和抓到一个贵重的瓶子一样，落到地上，摔成碎片了。
”（英人赫·
乔·
韦尔斯著《世界通史》）；
而拿破仑虽然在滑铁卢惨败，但他主持制定的“《民法典》成了欧洲及世界各国民法的榜样”，他在法国推行的行政体制改革和“国家统一监督下的教育制度”至今仍泽惠法国人（德人曼弗雷德·
马伊著《世界历史》）。
至于包徐二人在文章后面总结的仇和升迁的四点“标本意义”，我就懒得一一驳斥了，只说第一点：
“——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阴暗面的放大效应’。
包徐说：
“社会学上有一个原理叫‘阴暗面的放大效应’，指一项决策的评价哪怕是99%的人赞成，其声音总是沉默的；
而1%赞成，不断发出各种声音，形成的印象就是百分之百，阴暗面的效应被放大了。
所幸，阴暗面的放大效应没有在仇和晋升副省长中起决定性作用，它折射出我国干部评价体系的日益成熟。
”这个解说大谬不然。
众所周知，欧美国家民众将政府权力视作不得不容忍的“恶”，对公权的掌握者百倍警惕，所以媒体和舆论多是“坏消息”和质疑的“负面”言论。
而我们的媒体一直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何时出现过对决策的评价，99%的赞成者沉默，反倒让1%的反对者主导了舆论？
包徐二人的说法未免有颠倒黑白之嫌。
难道仇和的提拔是对“群众公认”这一条用人原则的“突破”吗？
如果是这样，那算什么“突破”？
这些年我们看到不少“王坏种”（王怀忠）这样的贪官污吏，就是罔顾民意“带病提拔”的。
至于那么多买官卖官的，何尝顾忌舆论管群众赞成不赞成？
“群众公认”的选人原则不是应该“突破”，而是要从文件变成现实，才能防治吏治腐败。
事实上，仇和当选副省长得票率颇高，所谓“阴暗面效应”，完全是记者故作高深搬来的新名词。
此说是对“群众公认”这条用人原则的否定，也是对仇和的贬低。
5.昆明告别仇和时代
2011年12月15日11：
35
来源：
时代周报
作者：
尹鸿伟
鄢注：
仇和并没有告别中国政坛，人家当上省委副书记了，从省官排名上讲是升了，说不定还可以搞个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即正部级干干呢。
我的旧作《把仇和式强人留给历史》，虽然发表过，今年出文集时被审查官干掉了。
仇和，男，汉族，1957年1月生，江苏滨海县人，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学士学位，助理研究员职称。
1982.01—1984.11，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
2001.08—2006.04，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等职；
2006.04—2007.12，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2007.12—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昆明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1.11—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
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2011.12.03不再担任昆明市委书记职务）
年近55岁的仇和离开了昆明市委书记岗位，为其过去四年画上了一个句号。
2011年12月3日，在昆明市全体干部的注视下，仇和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随后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仇和此次升迁，明显褒贬之意皆有。
首先是上级对仇和在昆明期间工作的肯定，将继续发挥其才干；
其次却是仇和在昆明工作期间的争议太大，上级需要平衡一些地方关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朱晓阳说，“这样的变化对于仇和也是个教训，尤其是该不该以迪拜酋长的《我的构想》一书阐述的‘丛林法则’来应对现实社会。
地处西南的云南省，目前已经获得国家支持“建设面对东南亚、南亚桥头堡”的历史机遇，而作为其省会城市、也是省内唯一大城市的昆明，其主要官员的变动势必引人注目。
5.1.毁誉都很明确
无论是思维观念还是具体事务，仇和在昆明的工作过程一直被争议，始终延续着他的人生风格。
“我始终对仇和既有期望也有激励，认为他能够给沉闷的昆明带来新的刺激和发展。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自2007年12月至今，他给昆明留下了深刻的‘仇和时代’痕迹，以往任何一任市委书记都无法相比。
“流经城区的36条河水开始变得清澈了。
”背景是：
昆明市36名市级领导担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责任制”，而他也曾经“身先士卒，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
城市面貌改变、公务员效率提高、民众观念更新、城区河流变清、滇池水质好转、交通建设突飞猛进……这些情况在许多昆明市市民里得到了共识，他们经常会举例来说明仇和的种种“事必躬亲”。
仇和对于建设昆明的宣传口号也不少见，而且不断更新：
2008年3月为“滇池流域城乡一体化”；
2010年3月为“全域城乡一体化”；
2010年10月为“全域城镇化”。
同时昆明还获奖不断：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宜居生态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佳休闲宜居绿色生态城市、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等。
被称为“中国网络知道分子”的网友“饕餮”说：
“仇和节奏非常快，去基层考察工作，一些女干部吓得连高跟鞋都不敢穿了；
许多刚流行的词语都被他随口提及，经常弄得一些不注重学习的干部目瞪口呆。
“昆明市级机关搬迁到新城区呈贡后，后勤部门考虑给每人每天发放8元的交通补贴，依据是乘坐公共汽车的往返开支，但报告被仇和否决了，理由是不支持公务员们每天来回跑。
”石鹏飞说，“类似的情况在仇和身上发生了许多，已经无法一一列举，有人说仇和‘独揽昆明市大权’并不过分。
由于在短期内把昆明的基础建设摊子铺得太大，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也走向了“土地财政”。
自他任了“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的政委后，“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行动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也发生了许多利益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突然发现“仇书记其实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领导”。
例如云南省国资委下辖的云南饭店希望拆旧建新，昆明市先同意拆，但拆掉以后就不再同意建了，原址变成了一块空地；
滇池边的环湖东路，原先说好由云南城投公司垫资37亿元建设，回报是公司可以开发沿途约3800亩的土地，但路修好后昆明市只同意分期赔偿公司的支出，土地开发的问题另外再谈。
一名房地产开发商说：
“卖出的土地，甚至盖好了房子的土地政府会突然加收土地出让金，而企业把这些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又不断出现买卖纠纷。
“昆明市要栽种绿化树木，树苗基本上从江苏购进。
”昆明一家园林企业的老板说，“东部的树木是否适应云南的环境且不说，这么远的地方运来成本也太高了。
云南是植物王国，会无法提供树苗？
“饕餮”说：
“昆明市市民给仇和取了个有趣的外号‘仇师’，意思是‘无所不通，通且精也’。
仇和还将昆明五区九县分成“三个圈层”，官员工资分别相差1000元左右。
最让昆明官员们胆战心惊的是人人必须完成的“招商引资任务”，反之就是降级、撤职、自动辞职。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昆明市一些“有门路”的官员，纷纷打起了“赶快调往省级单位，让仇和管不着”的主意。
5.2.“像商人一样经营城市”
“仇和带动了昆明与江浙一带的经济互动，但对本地企业的发展贡献不多。
”云南一名国有建筑商说，“在市场竞争的名义下，昆明的建设工程80%以上都被外地企业包揽，使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云南企业无论市场收益还是技术进步方面都越来越被动。
石鹏飞表示，仇和的工作考虑了速度、力度和强度，却很少考虑老百姓的承受度，“他留下的遗憾不少，首先是对传统政治体制的突破很小，还是‘长官决定一切’的老套路，其次是对城市发展过度热衷，对农村地区严重欠债，同时对改善民生做得不够。
昆明市一名县级干部表示，仇和对于农村地区的关心与投入基本没有超越前任，在2010年的西南大旱期间，昆明市长期亏待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情况暴露无遗。
“骗子之所以敢借仇和名义行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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