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管控平台化商业型态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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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尔成立时成员企业共同选出卡特尔委员会，其职责是监督协议的执行，保管和使用卡特尔基金等。
构筑卡特尔首先需要拥有上游的原材料，另外原材料与原材料厂商之间能够联盟起来，这个联盟不是股权型的联盟，是松散型的联盟，但是就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的合作来看，他们在这个构建卡特尔上面，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包括对欧洲和亚洲，甚至对亚洲的中国和其他国家，能够采用不同的政策，而且能够一致对外，问题是他们之间不能互相拆台，他们之间一旦互相拆台的话，这个联盟不仅不复存在，而且会被对方博弈掉。
所以就联盟而已，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并且如果你的另外一个联盟方违反了你，你用资源能力和核武器对他进行惩罚。
卡特尔的形式：
（1）价格卡特尔。
依托行业协会与专业定价机构，通过价格协议的设计形成价格卡特尔，进行产业定价操纵，从中赚取垄断利润
（2）技术卡特尔。
通过专利联营、相互授权，即成员企业相互提供专利、相互自由使用专利，但不允许非成员企业使用等方式形成技术垄断，操纵产业创新与升级，控制产业发展趋势。
在钢铁行业都知道，淡水河谷和必和必拓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卡特尔，在石油行业都知道欧佩克就是一个著名的卡特尔，普京总理正在构筑以俄罗斯为首的天然气卡特尔，我们先祝他心想事成。
1.2辛迪加
辛迪加就是经销商联盟，它是由同一生产部门的少数大企业，通过签订统一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以获取垄断利润而建立的垄断组织。
参加辛迪加的企业，推选出它们的代表，组成辛迪加总办事处。
辛迪加参加者的商品销售和原料采购，都得通过这个总办事处统一进行。
这种统一的、集中的购销，意味着辛迪加在流通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垄断地位，使它有可能抬高商品的销售价格和压低原料的采购价格，从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未来如果这个像浙江物产，很多企业能够联盟起来，构成面对造船业，面对建筑业，面对很多行业的一个大销售联合体的话，那么钢铁行业的辛迪加就出现了，换言之，如果国美和苏宁两家联合起来的话，那么我们估计只好是他们出什么价，我们买什么价了，这就是辛迪加的厉害。
卡特尔是供应商联盟，辛迪加是经销商联盟，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辛迪加就是银团辛迪加，多个银行构成一个银行辛迪加，去任何一个辛迪加里面的银行贷款，都是同样的条件，一致对外.
比如对某个企业，任何我们这个联盟里面30家银行不能出第二个政策，只能这一个政策，该企业爱谈不谈。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银行辛迪加就非常厉害了。
1.3托拉斯
托拉斯其实是在一个过剩的行业中,大家都把自己的资产折算成某个核心企业的股份委托给后者，持有股份回家呆着去了.而这家核心企业来统一运转自己和委托持有的资产,他往往会把部分产能关掉,进行结构调整和优化,把供求关系理顺,最后整个联合体都赚钱了，由他来给大家分红。
托拉斯的两种形式：
（1）金融控制为基础的托拉斯。
金融服务、投资服务及配套商业服务等方式组建金融控制型托拉斯，以此完全占有市场、控制价格获取垄断利润。
（2）产能托拉斯。
通过产能托管与合并进行产能控制、最大化规模经济，控制市场供应，调整价格，赚取超额利润。
2、商帮
商帮是利用亲情、产品、交易等等多种形式为枢纽，以相互扶持为宗旨，自发组织所形成的既“亲密”而又松散的一种联盟式的运作。
它不是通过企业股权等传统形式形成的，也不是通过像红帮或青帮等俗世的社会团体连接而成的，但它又兼具有两者的一些特征。
商帮的运作主要基于商会的设立，通过地区商会、省级商会、海外商会的设立铺设商帮纽带，这些纽带相互连接、相互合作形成巨大的超边界网络。
然后利用这张网络实现信息分享、平台共享、资源整合，发挥聚合效应，进行跨地域的联盟式运作，释放商帮的整体力量。
3、国家联盟
正是由于国家间对进行合作互补等的种种需要，即使是奉行不结盟政策或者永久保持中立的国家，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结盟以及签订盟约，但是为了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在制定内政外交政策和采取行动时产生某种倾向——与自己有更多共同利益的国家靠近。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盟，但是这种相互靠近的举动以及随之出现的国际关系格局具有“结盟”的某种实质。
国家联盟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合。
国家联盟的原因一定是复杂的综合体，其成立目的就是使联盟体在外交、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在关键时间、关键领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对抗第三方力量、控制相关资源等以最大化联盟体的利益。
比如，北约的目标就是将致力于在全球建立拥有“共同价值观与共同利益”的“全球伙伴关系”，这里“共同价值观与共同利益”即指西方的“民主、自由”，即北约要在民主、自由与法制等原则基础之上组建一个“拥有全球伙伴的联盟”。
国家联盟的通过建立共同的章程，签署盟约协定来实现。
通常会设有相关常设机构维持联盟体的日常运作。
国家联盟尽管有协议的约束，但是协议本身更多是软约束，维持盟国间采取一致行动的是一些共通的价值观和利益，因此国家联盟是松散型的，但如果联盟体的利益一致，那么当他们采取协调行动时，威力可以被无限放大。
北约近年来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就是很好的说明，它通过各盟国基础设施的共享、共同的军事打击、共同政治施压是集体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次又一次地达到了它们的目的。
例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欧佩克拒绝运送石油至于赎罪日战争（十月战争）支持以列对抗埃及和叙利亚的西方国家，这使油价上升4倍，从1973年10月17日至1974年3月18日，持续5个月之久。
与其他的企业间通过协议组建的联盟不同，它对成员的行为控制力较弱，因为它并非强制性协议。
欧佩克的成功大部分都归功于沙特阿拉伯的弹性。
该国容许其他参与协议国家的欺诈，更减少自己的产量来弥补其他成员超出配额的生产。
因为其他的成员均全力生产，而沙特阿拉伯是唯一的成员拥有充裕的贮存空间，亦有在需要时增产的能力，这给予它们可靠的杠杆效应。
第三节联盟管控案例之浙商商帮管控
1、天下第一商帮的浙商商帮
2011年中国福布斯排行榜，8位浙江企业家入围百强；
2011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有44家浙企入围，占8.8%，浙江民企数连续13年居榜首。
浙江省GDP水平位居全国第4位。
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以及贸易顺差、上市公司户数等6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浙商的足迹遍天下，在北京有"
浙江村"
；
截止去年底，仅在上海的浙商企业就有5万家，投资总额为500亿元，在沪投资位居全国首位；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你发展，我发财”。
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
甚至在欧洲，在非洲，甚至在战火中的中东地区，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
浙江经济凭什么一直在全国处在领跑的地位？
浙江商人凭什么崛起？
论资源，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煤、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源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人均资源质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
论人口，人口不到全国的4%；
占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
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
论科研实力，高等院校设置又相对较少，科研能力和科技人才相对不足；
又因为处在对台斗争的第一线，从建国到1978年再到后来的改革开放，国家对浙江并没有多少资金的投入与政策上的优惠。
资源小省造就经济大省，这实在是一个谜。
而破解这个谜不得不研究这群特殊群体，尤其研究这个群体的组织形式，浙商商帮。
浙商作为商帮，浙商商帮就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它事实上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有别于徽商、晋商、粤商、闽商等商帮群体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各个团块的商帮运作特征非常明显，不像广东潮汕商帮、福建泉州商帮单调一致，或山西太原商帮、安徽合肥商帮一枝独秀。
浙商商帮群落不单调，生态很丰富。
浙江在历史上产生过湖州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著名浙商群体。
而当代浙商商帮则由宁波商帮、衢州商帮、温州商帮、台州商帮、杭州商帮、绍兴商帮、湖州商帮等地区商帮相互扭结、联合，合而不同，但又统一在一个大浙江认知之上的一个商帮。
义乌商帮：
起始于鸡毛换糖，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八瓣用的务实精神，在整个浙江商帮里非常有特色，所以义乌人在经商方面，在做市场方面，在做贸易方面，形成了独特的能力。
义乌以制造、经营小商品闻名于世，其小商品行销全球。
现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交易中心。
台州商帮：
向来以硬气、敢创新、敢做一些独特的事情，胆大妄为著称，所以台州往往出现了很多非常强大的事件、企业。
温州商帮：
起始自古老教化的一个群落，因为温州话的独特性，温州饮食，温州地域狭窄等等特点，所以温州人在浙商商帮里面，俨然是国中之国，城中之城，虽然大面上是浙江商帮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小面上来看，温州商帮又是整个商帮里面最奇怪的一个团块，语言非常独特，和别的地方相比，个性很强，饮食也非常独特，但温州地域又非常狭小，同时地域的狭小，竞争的激烈，又使得温州企业家、温州商人在极强的竞争理念之下，以精明、吃苦耐劳、敢闯敢干、得风气之先著名，即使是在条件较为艰苦的非洲，也能够找到温州商人的身影。
此外他们还特别敏锐于发现新的商机，危机感特别强，所以就形成了以发现商机，炒作商机，造势运作为特征的温州商帮运作。
绍兴商帮：
以遍布天下的绍兴师爷为核心，尊崇教育，在子女教育上面不遗余力地投入，崇尚做官文化，使得绍兴人特别善于在不同朝代都有利地占据官场的一定地位和资源，哪怕科举不中，也是事实上是通过绍兴师爷这个实际上的影子政府，以及师爷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强大的一股中国政治势力。
而绍兴商帮就是在通过同乡友谊，宗族势力，反过来把政治势力和绍兴人的经营能力进一步嫁接等等不一而足。
宁波商帮：
甬商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在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实学思想和崇商敬贾的社会风气双重影响下，宁波商帮队伍快速地发展壮大，并在经营理念中融入了儒家思想，提高了整体素质。
至清末民初，甚至超越徽商、晋商而独占鳌头。
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
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
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
邓小平曾经说过，“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
”他号召“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浙商商帮虽然各自有特点，各自精彩，但是总和到一起，你会发现，浙江东面靠海，几面和安徽、江西、福建接壤，但是尽管形成这样一个接壤，但我们仍然能明显感觉到浙江语言的封闭性，一进入浙江，整体就构成一个强大的浙江语系。
虽然浙江每个地方的语言之间差距仍然很大，但是整个大浙江地区，仍然是一种独特的子语系，它不构成一个大的主语系，但它和安徽、福建，和江西在语言上就构成非常大的特点和差异。
当然这和地缘上来讲，和浙江山地多，褶皱多，人们相对交流比较困难，只能近交流，五里不同方言就是这么而来的。
但是从更大面来看，历史上浙江越国文化，浙江的政府建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浙江地区人群的相互认识，它不再是个简单的地理区划，行政单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单元。
很少有一个省份，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拥有自己相对完整的自我文化认同、语言认同、历史认同，浙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在这样一个大的认同底下，虽然浙商的各地子商帮，地区商帮各自精彩，各自有特点，但是又能调和在一个大浙商总体文化之下，这从各地来看，也是非常罕见的，就惊人的团结，惊人的一致。
虽然有个性的差异化存在，但有共同的特质存在；
但更重要的是，这放在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罕见的。
从来没有一个商帮，有如此明确的意向和概念，进行如此有序的运作。
2、浙商商帮的生态系统和运作模式
浙商庞大而复杂的商帮运作体系堪称东方新商业智慧的奇迹，不但在东方大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而且早已经走出国门，冲击世界，一个堪比犹太商帮的新商业族群正所向披靡，震撼整个世界。
2.1浙商商帮生态系统
浙商商帮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商帮中傲立群雄，成为中国第一代商帮，这与浙商商帮经济的五大特征是分不开的。
•网络化多维联合
商帮的形成其核心要义就在于族群的有组织的抱团行动，触发网络效应，形成整体远大于个体之和的系统效应。
浙江是我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省区之一，大量的中小企业主动出击，自由联合，形成了多维度组织网络，其中又以家族网络、商会网络、同学网络、协会网络等为主导，形成了多维的网络平台，在每一个平台上每天都在触发着各种网络效应，各种网络平台成为浙商获取商机信息和资源，拓展人脉，融资和创业的重要场所。
•集群式发展
目前，浙江的许多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专业生产基地。
如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集群，产量、市场占有率等均处于优势地位。
出口现代浙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主要从事传统产业，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市场份额大，家族化管理，矛盾冲突多，素有“小狗经济”之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跃迁，浙江“小狗经济”面临着一些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比如传统简单加工制造业的升级问题，低档分散的小狗经济与全球化经济的对接鸿沟问题等，而集群式发展则是浙商小狗经济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有力竞争手段，其又表现在省内的产业布局的集群式发展和走出去后的集群式投资扩张。
如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集群，产量、市场占有率、出口创汇均居全国第一；
诸暨大唐的袜业集群，年产各类袜子100多亿双，产量占全国的60％以上，全球的30％以上，年工业产值300多亿元；
嵊州的领带企业1000多家，年生产领带3亿多条，产值100多亿元，产量占全国的80％以上、全球的30％以上。
通过产业集群，浙江商帮对外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
表1浙商商帮的地区产业集群
地区
中小企业集群
温州
鞋、服装、眼镜、打火机
义乌
小商品
绍兴
轻纺、化纤
永康
五金制品
海宁
皮革、服装
余姚
轻工模具
慈溪
鱼钩、长毛绒
路桥
日用小商品
嵊州
领带
金乡
标牌、包装
大唐
袜业
瑞安
汽车、摩托车配件
柳市
低压电器
台州
精细化工
永嘉
纽扣、泵阀
天台、三门
橡胶制品
濮园
羊毛衫
仙居
工艺品、饮料
•缩核式专业强化
“小狗经济”单个企业规模小，资源实力弱，在能力资源薄弱的情况下，在浙江的产业集群结构内部，各个企业广泛发展外包，剥离非核心业务或辅助业务，强化自身在产业链上某一个环节的绝对优势，聚焦强化自身核心能力，缩核专注聚焦的发展对外形成了强大的竞争界面。
•投行式商帮
现代浙商商帮早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商帮的简单互助的合作形式。
新金融时代，浙商商帮族群内的各个平台已经融入了金融的血液，各地的浙商商会更像是一个虚拟的大投行，商会本身是信息平台、资源获取平台还是投融资平台，发挥了金融中介的功能，甚至连浙大的同学经济都已经开始进入2.0时代，以建立投融资平台打造上市公司为开班的初衷。
•雁阵型攻击
以优衣派服饰控股有限公司为例，该联盟由法派集团主导，联合其他8家企业和10个创始人形成核心联盟，其中实力雄厚的法派集团占股比例为34%，以核心大企业为雁型阵的头部，后面跟随的是150多家外围联盟合作生产厂商，这样由大企业挑头，若干协作企业跟进，组建成雁阵型组织结构，对于领头的大企业来说极大地放大了自身能量，对于跟随者也实现了搭便车的效应。
雁阵型攻击在各省浙商商会的投资运作上表现较为突出，各省区有实力的几个浙商联合组成本省浙商集团，利用浙商的概念和声誉，在投资容量和招商数量上放大宣传，从而拿下大型项目，转身又号召本省浙商加入，形成项目式合作，本省浙商实力不足，向邻近省份浙商及交好浙商，向乡党营销，肥水不流外人田。
通过领头企业带动下的雁阵型攻击，使得各省浙商优秀投资项目得以分享，资产高效周转，强化了浙商的富者愈富，但弱者也能分享到顺风车利益。
2.2浙商商帮经济生态式联合构建五步法
基于浙商商帮的价值关系网络，基于浙商网络内部合作机制，针对不同的商机，浙商经济生态式联合通过五步被打造出来：
第一步：
通过商会、协会、同乡会、同学网络等浙商生态网络信息平台，广泛地收集外部商机，形成集中的商机信息收集、整理和传播平台。
以浙大总裁班为例，总裁班学员基本全是来自于浙江的大小企业主，总裁班定期举办诸如“浙大总裁班走进XX市资本项目对接会”“浙大创业项目与民营资本对接会”等交流项目，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投资机会和创业机会得以传播，同学网络平台成了商机分享的重要渠道。
第二步：
通过整合商，形成整合策略计划，形成商业化运作方案。
浙商的庞大的社会网络平台汇集了大量的商机信息，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被遴选出来，被有实力的网络内的浙商发展成一个商业计划，形成一个个商业项目。
如温州商人到东北考察，见到东北的人参资源如此丰富，却缺乏人参深加工的企业，市场存在着人参深加工获利的机会，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型人参深加工的项目，通过该项目，温州人赚到了当地人参种植户几倍的利润。
第三步：
基于商帮内部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资本、战略层面形成核心层运作联盟。
实力不等的各种浙商依靠血缘、宗族、同乡的传统关系紧密连接，一旦发现商机整体出动，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迅速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合作投资新公司，或直接利用游资炒黄金、炒地皮、炒期货、炒大蒜….由于这种抱团行动远不同于市场上商人间普通的合作关系，他们有着相互信任、倾力合作的基础。
不管什么地方，一旦有商机存在，他们集中的地方很快就会形成产业集群，实现规模经济。
2011年6月中旬，包括复星集团在内的7家知名浙商企业与浙江省东阳市政府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签约，将联手打造全国最大的木雕文化博览城和中国木雕博物馆，随后以郭广昌、马云为首的20多位浙商与成都签署了一份商会与城市战略联盟，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嫁接的抱团方式，实现了企业的再一次发展。
第四步：
以核心运作联盟为运作主体，整合周边的网络资源，开展合作研发，合作制造，合作营销，在商帮价值网络内部进行机动组合，形成运作的外围松散联盟。
具有500年历史曾被称作“天下第一街”的武汉汉正街在2002年时曾经一度由于硬件建设落后和经营不善而沉寂多年，从全国排名前列的著名商业街沦落到10名开外。
湖北省政府决定启动汉正街的改造工程，恢复汉正街雄风，当时的浙江钱江集团和铭基集团携重金50亿组建了武汉龙腾置业有限公司，组成了战略合作联盟，主导改造了汉正街。
钱江集团和铭基集团的到来，还带来了大批温州，义乌的服装、鞋帽、小商品等浙商中小商户，重塑了汉正街的繁荣，今天浙商成为了汉正街的真正主人。
第五步：
推动整个联盟体系运作，完成商机捕获，实现客户价值创造，联盟解体进入下一个商机捕捉行动。
2.3浙商商帮九大运作模式
浙商商帮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然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层次，在商帮生态式联合运作下，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合作方式不断产生，使得浙商商帮充满活力。
总的来看，今天的浙商商帮生态体系由九个层次构成。
在第一个层次，地区浙商靠能人进行推动，通过家族联合，同乡关系联合，形成关系密切的网络生态关系，形成能人经济，通过多维网络化生态构建，信息得以交流，知识得以传播。
在第二个层次，在地区浙商网络化生态内部，通过对产业链的拆分，由领头企业主导产业链分工，众多中小企业尾随其后做相关配套服务，形成由领头企业主导，分工层次明确的地区浙商产业集群。
在第三个层次，地区浙商以地区商会为更高级的平台，通过浙商总会实现联合互动，统合各种利益，为成员间提供信用借贷支持等各种服务，形成地域抱团运作的虚拟联盟。
由领军的大企业联盟组成各省浙商集团，分享浙商品牌。
在第四个层次，各省浙商商会，在省际之间进行协同，共享发展机会，预警各种风险。
在第五个层次，浙商之间联合开展资本层面的运作，进行资本层面的协同和集聚投融资等。
在第六个层次，通过同学经济等商业模式创新，浙商被不断地在更高层次上被重新组织。
在第七个层次，将浙商商帮式运作复制到海外，推动浙商国际化，参与全球竞争，推动国际和国内浙商的联动。
在第八个层次，浙商全球化布局后，实现海外与国内优势的嫁接，进行类似日本综合商社运作的贸产融结合。
在第九个层次，浙商通过《浙商杂志》、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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