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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晚号槎轩，长洲（今苏
州）人。
他是元明两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少有志于功名。
张士诚据苏州时，为其参政饶介所赏识，结交甚广，然终未仕。
后对政治完全失望，乃隐居乡里。
明初应召赴南京参与修撰《元史》，后任翰林院编修。
不久授户部侍郎，他坚辞不受，仍归乡里。
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洪武七年，借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案，将他牵连斩决，年仅三十九岁。
他与杨基、张羽、徐贲被称为“吴中四杰”，而高启诗作成就最高。
有《青丘高季迪诗文集》传世。
高启主张诗歌应广泛吸收前代各家的长处，做到“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
”（《独庵集序》）他善于向前人学习，诗作兼长众体，内容广泛：
1）表达个人思想的诗。
例如《青丘子歌》，是诗人三十三岁移居吴
淞青丘时所作。
十种虽然也流露了企图超越现实的消极情绪，但从整体上看来，思想还是积极地，表现了他不羡功名富贵，不向权势折腰的疏狂性格，和一心追求艺术的忘我精神，强烈而鲜明地体现了脱离伦理的羁绊而获得自由发展的个人化要求。
气势纵横捭阖，语言多姿多彩，想象奇特大胆。
2）反映现实之作。
高启的乐府诗多表现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
如
《牧牛词》，全诗着重描绘了农家与耕牛之间的深厚感情、人牛相得之乐，但结尾两句“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
”才深刻地揭示出在这恬静的田园之趣背后，却隐藏着苛捐杂税对农民的严重威胁。
此外还有《田家行》写农家遭受水灾后的困苦处境和悲伤心情，《养蚕词》写农家的辛劳繁忙和收茧时对夏税的担忧，都感情深沉，真实动人。
高启诗歌中最富有现实意义的部分是其叙事诗。
主要内容是反映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人名的苦难和士大夫的命运。
如《赠杨荥阳》，写的是其诗友杨基的坎坷经历。
怀古诗亦即咏史诗，是我国诗歌的传统题材。
高启的怀古诗也同前人之作一样，主要是借古人古事以感叹现实。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此类诗的代表作。
该诗作于洪武二年，全诗共二十四句，前六句先写位于长江之畔的南京城地理之险要，接下来通过回顾“前三国，后六朝”的历史，发思古之幽情：
前三国之东吴、后六朝之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南京，都终不免覆灭的命运，这正是作者“我怀郁塞何由开”的原因。
以此与朱元璋建都南京相联系，显然大有深意。
最后所表达的是诗人之美好愿望“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河北。
”
高启诗集中也有一些平庸的赠答、登临等内容，而且拟古倾向比较严重。
但他的摹拟不专注于一朝一家，因此，在矫正元末纤丽诗风上有所贡献，但他的拟古倾向，对后来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还是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总的来说，高启的诗“备乎众体”、“兼乎众长”，思想清新，感情真挚，总体风格“怨而不怒”，委婉含蓄。
需要提出注意的是高启诗中出现了一系列主观色彩鲜明的形象和“惊”字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诗人的内心深层次的情感。
2、杨基
杨基（生卒不详），字梦载，号眉庵，先世本蜀人，因祖上在江
苏做官，他生长于吴县（今江苏吴县）天平山南。
“吴中四杰”之一，有《眉庵集》。
其早年诗作意象新巧，运辞精工，显示出感受细腻、敏锐的艺术才华。
如“鸦度风阵低，牛鸣月痕弯”（《梁溪暮归》），“林光落虚牖，坐爱衣裳绿”（《游北寺竹林》）等等。
入明之后，杨基诗中绘景状物的唯美境界被怀旧的伤感和自叹身世的悲哀所取代，语言也从精巧变得简朴。
如《遇史可敬询故园》。
3、袁凯
袁凯（生卒不详），字景文，号海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官至监察御史，后因事为朱元璋所不满，伪装疯癫，以病免职回家。
有《袁海叟诗集》。
袁凯因受到朱元璋的严密监视，反映现实的作品极少，而且隐晦难懂。
他以学杜自诩，实际是摹拟为多。
他的一些写景、咏怀之作较有特色，如《白燕》，诗中用明月、白雪、柳絮、梨花比喻白燕，借晋朝贵族王导、谢安的堂前也少见言其可贵，又借赵飞燕姐妹叮嘱白燕不要飞进帝王宫中以免牵惹是非，字里行间含蓄着忧谗畏讥之意。
虽不免稍嫌雕饰，却也工整流畅，因此被传诵一时，诗人也被尊为i“袁白燕”。
4、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
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
至正二十年为朱元璋所征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
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
后因长孙宋慎被胡惟庸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
有《宋学士文集》。
虽然他文学方面主要成就在散文，但在此介绍一下他的“道统”观念是必要的。
以宋濂为代表的“道统”文学在明代官方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占据文学的主流地位。
宋濂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
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
“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
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
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
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
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
《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义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
”《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
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5、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为朱元璋所召，后成为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后被朱元璋毒死。
有《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刘基的文学思想与宋濂相近，但他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个性又慷慨豪迈，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谨，理学家的气息较少。
而且，他的诗文作于元末，还没有受到明初那种高压环境的压迫，因此更多体现了传统儒学中积极地因素，表现出对社会政治、民生疾苦的关怀，和个人追求事功的欲望。
其诗内容上大致分为两类：
1）、反映现实之诗，如《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古戍》等，以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矛盾，是较好的作品。
2）、抒情写景诗，如《感怀》等作品，流露出豪杰气概，在元末明初的诗歌中较为少见。
此外《次韵和王文明绝句漫兴》：
“芙蓉湖上夕阳低，杨柳枝头一鸟栖。
独倚阑干看山色，白云飞过若耶溪。
”写暮色中的湖光山色，清新秀丽，读之如入画境。
刘基的诗以真切额内容、雄浑的风格，冲破了元末明初那种纤弱的诗风，在明代诗坛上应该占有自己的地位。
当然，他也有不少诗作宣扬了封建思想、封建道德，而模拟古人的倾向，更成为明代是个复古主义的兆瑞。
6、台阁体
自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则被一批台阁重臣所把持，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号曰“三杨”。
三人都官高位尊，历事几代帝王，受宠达数十年。
他们生当所谓“太平盛世”，其诗文大都是应制之作，以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为内容，工丽典雅，思想贫乏，被人们称作“台阁体”。
台阁体的产生原因：
1）、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
2）、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
3）、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
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得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
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的很。
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
7、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杭州）人。
二十三岁中进士，历任山西、河南、江西等地巡抚，为官清正。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拥立景帝，反对南迁，领导京师军民击退了瓦剌军的围攻，是国家转危为安。
天顺元年，英宗复辟，被诬以“迎立外藩”之“谋逆罪”，惨遭杀害。
有《于忠肃集》传世。
在台阁体风靡文坛之际，有少数作家敢于反潮流，于谦就是其中之一。
他写出了一些具有现实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诗歌，在诗文创作上能独树一帜。
于谦诗的内容大致分三类：
1）、抒写高尚情怀。
如《石灰吟》，作者在诗中咏物言志，表示要像石灰石那样，经受锤炼，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正直人。
此外还有《咏煤炭》等。
2）、反映人民疾苦。
从作者的这类诗中，人们不仅看出农民大众生活的艰辛，同时，也可以看书当时吏治的黑暗。
如《荒村》，写了贫困的农民年年饱尝自然灾害之苦，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和卖儿卖女偿还债务、交纳租税，而那些官员却仍然为了显示“政绩”而掩盖灾情，对于现实的揭露相当深刻。
这类作品还有《田舍翁》等。
3）、表达爱国之情。
如《入塞》、《立春日感怀》等。
于谦的诗，语言质朴通俗，格调清新自然，与“台阁体”那种雍容典雅、平庸呆板的诗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因锤炼不够，有时失之粗疏，用语欠精，有些篇章也不够完整。
然而微瑕不能掩玉，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值得肯定。
8、茶陵诗派
由于“台阁体”统治文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半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出现什么较有成就的作家和较有影响的作品。
面对诗文创作死气沉沉的局面，一些有识之士希望能有所革新，有所振作，“茶陵派”乘势崛起，其代表人物是李东阳。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湖南茶陵县）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话》等。
李东阳立朝数十年，官显位尊，门生满天下，因而一时被封为诗宗，并以其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颇有势力的诗歌流派“茶陵诗派”。
李东阳论诗多附和严羽，宗法杜甫，而以音调、法度为主。
他的作品虽略胜于“三杨”等人，但也深受“台阁体”的影响，内容较空泛。
名作《拟古乐府》百首，实际是以乐府诗体作史论，已开前后七子复古倾向的先河。
因此也可以说，他是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的过渡人物。
但他在其《怀麓堂诗话》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诗歌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方面的问题。
这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的议论，实际上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却有一定的效用。
他提出“宋诗深，却去唐诗远；
元诗浅，去唐却近”，也表现了对宋诗的不满。
他的一些抒情写景诗，也还清新含蓄，有一定内容。
例如《寄彭民望》、《九日渡江》和《风雨叹》等诗以真挚的情感，雄厚的风格，与“台阁体”那种萎弱典雅的诗风有明显区别。
二、明代中期诗（弘治到隆庆1488-1572）
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之后，因元末战乱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回复，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乃至更大的发展。
自明代前提的后半阶段到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城市再度显现其强大的生机。
苏州、松江、杭州等地的纺织业相当发达，南京的印刷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也都在全国占有中心地位，徽州的商人，则以资本雄厚和经营规模之大著称。
大致可以说，到了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明显超过了元末的水平。
而且，其他地区的城市虽然发展程度不及东南地区，但也在走向繁盛。
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
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示出它的脆弱性。
到明代中期，贪欲滋长、奢靡风行、政治腐败，就成为普遍的现象。
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实质上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
再加上北方蒙古族的不断侵扰和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形成内外交困的形式，明王朝的统治已是千疮百孔。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重建成为迫切的问题。
而这种重建，首先要求道德至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对人欲的适当认可，才能发挥它的制约作用。
明代中期出现的王守仁的学说，就是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调整的努力。
1、王守仁的学说
1）、“心即理”。
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
观点，提出“心即理”，从而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修正。
2）、“知行合一”。
这很明显是针对由于信奉程朱理学所造成的
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
王守仁的学说，对于明代中期的思想解放起到一定作用。
2、前七子
“前七子”是指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中心，包括康海、王九思、
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的文学群体。
前七子对国运危机有着敏锐的感受，对官场腐败和世风苟且的现状深刻不满，他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持有一种挑战的姿态。
他们在文学上矫枉过正的偏激态度，同样反映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状态的强烈不满。
以李梦阳为主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其意义一是要隔断同宋代主流——特别是理学——的联系，二是为了追求所谓“高格”。
李梦阳在诗歌方面，主张古体以汉魏为楷模，近体以盛唐为榜样。
前七子提出的复古主张，对打击“台阁体”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平庸萎弱诗风，起到了进步作用。
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学习传统与创作革新的正确关系，特别是像李梦阳那种只求句摹字拟的泥古主张，更是走上了另一条舍本逐末的形式主义道路。
总之，他们的族谱多是摹拟之作，内容或唱酬，或赠答，反映生活面狭窄，思想缺乏深度，没有真切的生活感受。
但是由于他们比较关心现实，因而部分作品中能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某些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
如李梦阳、何景明都写过《玄明宫行》，揭露了宦官刘瑾穷奢极欲的罪恶。
此外李梦阳还有《士兵行》、《博浪沙》、《秋望》等作品，何景明有《东门赋》、《津鱼打诗歌》、《罗女曲》等作品反映了现实，表露了真实的情感。
3、吴中四才子
明中期文学复兴在南方的主要代表是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
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
其中徐祯卿于弘治末进士及第后，在北京加入李、何为首的文学群体，成为“前七子”之一。
但吴中这一文学群体在弘治初形成时，与李、何在北方崛起的时间相近，两方起初并无联系。
他们的基本方向——反宋儒理学、要求人性解放、重视“古文辞”自身的价值——极其一致，正表明当时社会思潮出现了一种整体性的骚动。
而徐祯卿加盟李、何群体，恰好体现了南北文学潮流汇合的趋势。
唐寅文学上富有成就。
工诗文，其诗多纪游、题画、感怀之作，能表达出狂放和孤傲的心境，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以俚语、俗语入诗，通俗易懂，语浅意隽。
著《六如居士集》，清人辑有《六如居士全集》。
代表作品《桃花庵歌》。
祝允明诗文的显著特点是表现自我觉醒的意识和向外拓张的强烈要求。
如诗歌《短歌行》。
吴中诗人虽然不受“前七子”复古主张的束缚，能以其平易清新的诗作自成一派，然而总的说来成就不高，力量比较微弱，因此，也未能发生重大影响。
4、后七子
“后七子”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尽管他们对拟古方式的主张有些出入，但仍然不脱“复古”窠臼，从而再一次掀起复古运动。
七子之中，以李、王为代表人物。
李攀龙、王世贞的诗作摹拟之气极重，有些从字句到立意，如同抄袭一般，真是做到了李梦阳所要求的恰如写字的“临摹贴”。
这些诗内容空虚，文字板滞，毫无生气和诗意。
唯有李攀龙的少数近体诗俊洁响亮，语近情深，比较可读；
王世贞有时用古词、古调写时事，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如李攀龙的《于郡城送明卿之江西》、王世贞的《击鹿行》等。
5、徐渭
经过前后七子倡言复古，程朱理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受到有力
的抵制。
从嘉靖末到万历初，个性解放的思潮逐渐高涨，文学也即将进入晚明全盛期。
当时，李攀龙已去世，王世贞文坛牛耳，天下趋从，“后七子”文派声势愈盛。
但实际上，文学复古运动一开始“切断与宋代理学的联系”这一意义已经不再重要，然而很多人还是抱守复古的主张不放，模仿乃至剽窃的现象在一些末流文人身上也愈发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复古运动本身的弊病已经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就有人起来对此提出尖锐的批判。
站在全新立场上排斥复古思潮的人物，就是徐渭。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徐渭是一个思想深刻而敏感的人，他吸取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而不为之束缚，对许多重要的社会与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颖见解。
在文学方面，他把情感和个性的不受束缚的表现，放在了首要地位。
其诗文创作，在适己之需的前提下取前人之长，不专主哪一代哪几人，同时又富于个人的创造。
例如他在诗歌方面推崇韩愈、李贺，对杨维桢也有好评，正与李、王异趋。
这使他的创作带有险怪、幽绝的情调，而表现出他内心的激动和不宁。
如《龛山凯歌》、《少年》等。
三、明代后期诗（万历至明末1573-1644）
明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在嘉靖年代已经表现得很突出，到了万历以后，演变得更为激烈。
一方面，以东南地区为主的商品经济继续成长并向其他地区延伸，不但传统的纺织业、陶瓷业等兴旺发达，有些商户财产积累至上百万，不少地方的矿业、冶铁业也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
另一方面，封建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压制和掠夺也日益严重，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也十分严重。
社会因此而变得动荡不安。
在明代后期这样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思想界的斗争也显得格外尖锐。
这时，以抑制人性、否定人欲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道德，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真实性。
它既不为统治者自身所遵行，更不为市民阶层和受到商品经济熏陶的文化人所信奉。
它不仅仅是强加于社会的统治力量和封建统治的道义合理性的说明。
而社会本身的历史性进步，已经到了对这种旧的价值体系从根本上提出挑战的时候。
于是，就出现了接到胡德启蒙思想家李贽。
1、李贽
李贽（1527-1602），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又因犯明穆
宗朱载垕之讳而去“载”字，遂为李贽；
号卓吾，别署温陵居士，晋江人，回族。
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以及《李氏文集》。
李贽的学说主要包括：
1）、比前人更为彻底的反权威精神。
他反对偶像崇拜，要去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利。
此外还有对儒家经典等书的否定。
这些大胆言论不仅具有打破奴化教育和思想禁锢的意义，而且提出了从根本上摆脱对历史“元典”的依赖而重新建设社会思想文化的要求。
2）、对物质生产的重视，对人欲的肯定。
李贽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有着中国文人向来所缺乏的深刻、尖锐、透彻、大胆。
其诗也极富战斗性，多对自我性格进行描绘，富有叛逆精神。
诗如《石潭即事》（之四）就表现了自己不想以阿谀逢迎取媚世俗而丧失人格，宁愿遭人轻慢鄙视甚至被人看作是狂妄之徒，也要保持住自我。
2、公安派
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为首。
因为他们是公安（今
湖北）人，故称。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有《白苏斋类集》；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有《袁中郎全集》；
袁中道（1575-1670），字小修，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
其中，以袁宏道的成就最大。
公安派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强调写诗为文必须“任性而发”，“一一从胸中流出”，“非从自己胸中流出，不肯下笔”。
他们还以此否定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称只要表达的是真实思想感情，“若哭若骂”都应允许。
公安派的“性灵说”，显然是李贽“童心说“的进一步发展，它同”童心说“一样，都是强调文学之贵在于真。
这一点是好的，但也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即只把文学看作是抽象性灵的自我表现，而忽视了其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
正由于这种局限，三袁在创作上往往把自己禁锢在主观世界的狭小天地里，致其作品，虽有愤懑之语，却缺乏深刻地社会内容。
公安派的理论向来很受重视，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人们的评价不高。
公安派所使用的诗歌形式是古典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可能因为大量运用俚俗和平易的语言就得到根本的改造，却会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
公安派的诗，以袁中郎的才情和颖悟，尚能在旧有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新鲜感，但成就颇为有限；
一般无甚才华的人贪其易为而仿效之，那比拟古派的诗更容易流于粗滥。
所以这种诗风虽一度影响很大，却不可能持久。
3、竟陵派
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以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
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遂趁势崛起。
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有《隐秀轩集》。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有《谭友夏合集》。
钟、谭曾编选《诗归》，在序文和评点中宣扬他们的文学观，风行一时，竟陵派因此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派。
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
他们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新立异。
竟陵派和公安派相比，提出“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公安派的俚俗、浅露、轻率。
竟陵派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觉气息不顺。
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这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
4、汤显祖
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汤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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