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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
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
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
方性事件.”微观史学对于某一事实的研究将会
走向具体与深化,揭示其特殊性与真实性.在疾病
史研究领域,”目前史学界对疾疫史的研究几乎全
部集中在传染病上,其中除综合性（指不是针对
某一种疫病,而是对整个明清时期或其中的某一时
期中的疫病所作的总体性研究）的探讨外,又以
天花,鼠疫,霍乱三种甲类急性传染病和含有一定
道德意义的麻风病为主.”因此,笔者主要以近
代鼠疫,霍乱,麻风病等为主要微观研究对象.
1.鼠疫.”鼠疫即是严重威胁人类的瘟疫之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是一种
自然疫源性疾病.先在鼠类或其他啮齿动物间流
行,借蚤类为媒介,传染给人,死亡率高,已经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列为甲类传染
病.”鼠疫史在近代疾病史的研究领域中的关注
度可谓首屈一指,近代主要有三次鼠疫大流行,即
1894年粤港鼠疫,1910～1911年东北鼠疫,1917
～
1918年山西鼠疫,学界亦以这三次鼠疫为研究
重点,并涉及到其他地区疫情.
第一次,粤港鼠疫.”1894年是中国以及世界
鼠疫流行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
【收稿日期】2010—10一Ol
【作者简介】苏全有,男,1966年生,河南辉县人,图书馆馆长,教授,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邹宝刚,男,
1987年生,陕西宝鸡人,学科教学（历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医史研究?
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j”这次鼠疫也被认为
是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源头.”-,学界对这次
鼠疫颇为重视.对于粤港鼠疫的渊源相关问题,李
永宸,赖文通过史料分析认为,鼠疫很有可能是从
西南疫区经海道直接传人广州的,而不是以前学界
认为的陆路传人._8他们还认为广东鼠疫在清末这
段时间的流行可能与地震频繁有一定的关系.针
对广东鼠疫外来传入的观点,曹树基,李玉尚认为
广东鼠疫不一定是外来的,很可能由本地鼠疫疫源
地流行的动物鼠疫所引起._Ju-张晓辉,苏新华认为
香港鼠疫起源于广东地区,广东发生鼠疫之后,由
于官方防疫的无效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紧密联系,从
而导致鼠疫的迅速扩散,而广东与香港毗邻,大量
移民的涌人很快使这种鼠疫传到香港.彭海雄和
苏新华皆认为这次疫病的爆发固然与粤港本身的地
域,气候特点有关,但也与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
中后期以来的粤港社会经济发展,航运业的昌盛,
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等因素密不可
分.¨
对于粤港鼠疫的影响及社会各界应对相
关问题,苏新华认为此次鼠疫造成严重影响,穗港
各界进行不同应对措施,由于共同努力,这场瘟疫
最终得以控制.历经劫难,穗港两地开始重视公共
卫生建设,卫生防疫知识得到宣传,同时促使港口
检疫制度的建立,并催生了近代鼠疫的应对机
制.¨
曹树基通过分析在三地采取的不同应对方
式,从而认为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证明了一个
新的网络化的生态系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
且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模式,更改变了
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期望和想象.--李玉尚认为近
代防治鼠疫问题上,民众和官方有冲突,但随着社
会进步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融合的趋势逐渐
加强.
第二次,东北鼠疫.”发生在上世纪1910年
l0月～1911年4月的中国东北流行性鼠疫被称作
2O世纪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
因
而学界对其关注度甚高,近年此方面研究成果亦日
益增多.对于东北鼠疫的渊源相关问题,郭蕴深认
为鼠疫首先在俄国西伯利亚的斯列坚斯克发生,不
久,鼠疫病苗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由俄国传人中国满
洲里,随即在中国筑路工人中传播开来.¨
田阳
认为这次鼠疫流行源于东北边境城市满洲里,由于
当地两名猎旱獭的中国人被旱獭鼠疫感染,吐血而
死,致使鼠疫迅速蔓延开来,沿铁路交通线呈爆发
状横扫东北平原,并波及河北,山东.遗憾之
处是其并未详尽阐述,只是泛泛而谈.李银涛认为
鼠疫发生发展的原因是生活困苦的猎人对旱獭的大
肆捕猎,当时人们的不洁生活习惯和落后的卫生条
件便利了疫情的发展,大量人口的快速流动加大了
鼠疫扩散的规模和速度,而当时清政府的防疫不作
为使鼠疫像下山的猛虎得以放纵...曹晶晶指出
这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认为是由于人们误食带有鼠
疫的旱獭引起的,但具体疫源地只是列举三例,
并未表态.李皓进一步指出鼠疫首先在俄国境内爆
发,经西伯利亚铁路旅客携带传人中国.疫源是蒙
古高原旱獭传染给人,而后在人间迅速传播.
孟祥丽指出:
这次鼠疫大流行除了中国东北社会发
展相对落后,清朝当局腐败低能的原因之外还有一
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沙皇政府的人为因素._3l
对于东北鼠疫的影响及社会各界应对相关问题,陈
雁系统阐述了东北鼠疫发生及社会各界应对,指
出:
东北地区西医的普及和近代意义的公共卫生体
系的建立,则是以这次鼠疫为代价的.焦润明
认为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积极采
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
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对于当今仍有重要影
响,对传染病侵入的可能性保持警惕,都是非常必
要的.丁美艳指出应对1910～1911年东北鼠疫
灾难,清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防疫法规建设,数量
众多,类型全面,内容广泛的防疫法规纷纷出台,
中国近代第一部全国性防疫法规也在此期间诞
生.胡勇认为民众面对鼠疫的心态首先是恐惧,
由恐惧而导致迷信,还表现为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
拒.在中外杂居地居民的心态则更加复杂,但随着
防疫的深化和瘟疫的成功扑灭,民众的心态迅速发
生变异,这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及中外文化交流
等因素有联系,器物和制度层面的转型,为公共卫
生观念的确立作了铺垫.梅爽从东北鼠疫期间
谣言的角度,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对东北鼠疫进行
专题研究.李银涛认为东北鼠疫发生后清政府
防疫的具体方式,方法包括隔离人群,治疗病人,
隔断交通,设立防疫所等,并以民间各群体的防疫
运作为切人点,对自治会,商会,下层贫民和医学
界等民间群体的防疫活动的实际作用进行了分
析.李皓认为东北鼠疫有效的防疫为东北乃至
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也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清末东北社会的近代转型.王银
认为鼠疫之后,清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利用
科学家和科学的防疫方法成功地扑灭了这次鼠疫大
流行,并建立东北的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也意识到
防疫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万国防疫大会的召开也
55
提高了中国国际政治地位,东三省防疫处的设立成
为中国医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曹晶晶重
点考察了政府在鼠疫控制中态度由消极到积极的变
化过程,分析了政府设立的防疫行政机构及所采取
的防疫措施;
另外也以医生和商会为个案,探讨了
民间社会在参与控制中的行为与角色,认为在鼠疫
对社会造成破坏的同时,以此为契机,中国政府启
动近代国家防疫体制,鼠疫的防控推动了中国政府
体制和行为的近代化过程.此外,学界还探究
了与东北鼠疫相关的其他问题,如《万国鼠疫研
究会与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的建立》《沈阳万
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
践》等分别对万国鼠疫研究会,东三省防疫事务
总管理处,与东北鼠疫相关的重要人物伍连德进行
研究.[鲋儿
第三次,山西鼠疫.1917～1918年山西鼠疫
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三次影响较大的鼠疫,爆发于绥
远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新安镇）,9
月下旬,传人包头,10月中旬传人土默特旗,归
化（今呼和浩特）,11月扩散至全区25个旗县.
后经到萨拉齐贸易的商人传人山西大同县,该县是
年5个屯发生鼠疫,”之后迅速蔓延.对于山西
鼠疫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鼠疫的影响及社会各
界应对的相关问题.张照青指出:
鼠疫后民国政府
设立防疫机构,制定卫生法规,为瘟疫控制提供了
法律依据和实际指导,使清末业已开始的近代防疫
事业走上制度化.受应对水平和社会控制能力的限
制,民众与政府缺乏良性互动,又限制了防疫绩
效.谢泳认为鼠疫发生后阎锡山迅速控制疫情,
原因在于四个方面:
绝对公开事实;
当机立断;
开
放的胸怀;
相信一切社会力量.此种分析具有
定的事实依据.曹树基认为山西鼠疫的防治,展
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
化的过程.李媛通过分析山西鼠疫指出:
官方
和民间对此次鼠疫的应对状况,认为他们的良性互
动使得此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得到有效控
制.韩雪认为1918年阎锡山政府在山西疫情防
治中展现出高度的动员能力,其所领导的自治的山
西村政建设,在当时显现出效率,成为政府行政能
力的重要补充.他进行的”村本政治”的建设,
取自西方,又因地制宜,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在村
治发展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_4Il
除了上述三次大鼠疫之外,近代以来学者对其
他地方发生过的小规模疫情,也进行了探讨.杨明
新《近代福建鼠疫研究》,_4从鼠疫对福建社会的
56
影响和社会各界对鼠疫应对的角度做了全景式的研
究.李玉尚,曹树基对云南鼠疫有所研究,着有
《咸同年问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代
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
云南社会变迁》等文章.l43l_l胡成《检疫,
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
的华洋冲突》以上海鼠疫为视角,阐述了华人
在鼠疫之后被歧视并且展开斗争.此外,学者还着
眼于全国性的鼠疫研究,如费克光（CarneyT.
Fisher）《中国历史上的鼠疫》,CarolBenedit的
（BubonicPlagueinNineteenth—CenturyChina））,曹
树基,李玉尚《鼠疫对中国近代的影响》,《历史
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
“天人合一”观》《鼠疫:
战争与和平——中国环
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49]∞
等等.
近代鼠疫史的研究在近代疾病史研究领域独占
鳌头,成果颇丰.然而,学界主要将视野集中于区
域性鼠疫的研究,如粤港,东北,山西等三大鼠疫
占据鼠疫研究的大半成果,从整体性对鼠疫的研究
则相形见绌.
2.其他疾病.目前,学者除了对近代影响居
首的鼠疫的研究之外,对于霍乱,麻风病等对社会
影响重大的疾病也有所着墨.
第一种,霍乱.”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
性肠道传染病,在我国为甲类传染病.由于霍乱传
染性强,死亡率高,数次霍乱大流行对中国社会产
生了深刻影响,因此霍乱病史研究在疾病史研究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于近代某个区域霍乱
的研究,胡勇认为上海霍乱频发的成因极为复杂,
社会问题层面要多于自然因素.殳俏梳理了上
海霍乱流行的背景和原因,展现了霍乱来临时民众
如何应对及其公共卫生观念的深入.李玉尚对
上海霍乱以地方病和外来病的视角进行全面研
究.日本学者饭岛涉对上海和香港,横滨对待
1919年霍乱所采取的对策及其中出现的问题加以
讨论和比较,并深入探求它们产生的原因.陈
亮分析了青岛平民住所制度与1932年的霍乱流行
和战争状态下1939年的霍乱流行,认为这两次霍
乱流行对促进城市的公共卫生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焦润明,李涛以1926年营口霍乱为背
景,分析了营口应对霍乱有丰富的防疫经验,健全
的防疫机构,相对完善的防疫法规,科学的防疫方
法,值得历史借鉴._5岳谦厚,乔傲龙,刘红彦
认为1902年天津霍乱对当地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
产生了较大影响.民间社会与天津殖民政府进行广
泛防疫动员,并采取有力措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使疫情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遏制.这些措施在制
度层面较多地呈现出西方防疫色彩,初步具备了近
代防疫机制的某些性征.l5陈义对民国年间福建
霍乱流行的概况,危害,社会各界和政府对霍乱的
应对措施以及霍乱流行的社会原因进行系统探讨,
以此认识疾病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联系,构
建疫病史视角下的福建地方史研究新空间.孑L
伟探讨了1932年宁波霍乱与民众卫生观念,《时事
公报》在防疫中和与民众卫生观念的演进中的作
用._6¨
李玉尚认为清末江南地区霍乱的流行与城
市用水有一定关系,受污染水质区域感染霍乱人数
较多,某些水流速度较快,水质清洁的小市镇,其
感染率则较低.【6李永宸,赖文通过调查考证和
统计分析,认为岭南霍乱流行常发生在旱灾背景
下.李玉尚,韩志浩分析了黄县霍乱概况,认
为黄县霍乱的严重流行虽然与天气和县内各地不同
的土壤条件有关,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该县发达的商
业,从而指出以农业为主的县与以商业为主的县在
霍乱传播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全国性的
霍乱研究,程恺礼（KerrieL.MacPherson）详尽
梳理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人士关于霍乱究竟
是由印度传人还是中国早已有之的地方病的几种观
点,讨论了霍乱疫源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
解.l6单丽分析了1902年霍乱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并阐述了霍乱流行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及社会应
对,指出霍乱的暴发流行促使了现代医疗卫生体系
的建立.冯志阳以《大公报》对1902年霍乱的
报道为中心,勾勒了1902年霍乱的概况,并通过
对媒体与霍乱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清末健康卫
生观念的变化,指出近代西方的科学的健康卫生观
念在清末已经开始传播,并对中国传统的健康卫生
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第二种,麻风病.对于近代麻风病的研究,梁
其姿通过论述近代建立麻风病院,认为麻风隔离有
两个原因:
中国本身已有的麻风隔离传统;
社会与
政治精英对铲除中国麻风病感到迫切.事实上,中
国东南地区自明中叶以来即普遍建立了隔离麻风病
人的机构,一直至清末从未中断.这个传统的被忽
视反映了近代麻风隔离措施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因
素,在西化与传统之间,中国民族主义者毫不犹豫
地选择前者,否定后者.刘家峰通过对传教士
方面,医学方面,政治方面阐述近代中国的麻风救
治,认为西方或中国西化精英为中国的麻风救治带
来了新想法或技术,其价值与贡献应该得到肯
定.-o周东华以近代杭州的麻风救治为例,旨在
探讨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联性,认为
在近代中国,福音医学是麻风病救治的绝对主导,
通过为麻风病患筑家园,求福音和谋国族,传教士
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不同于明,清时期中国麻风救治
传统的卫生现代性.应该说明的是,学界对除
霍乱和麻风病以外的其他疾病也有所探究,如梁其
姿,李建,宋忠民,安克强等人分别对天花,血吸
虫病,狂犬病,性病等疾病进行了深入的个案
探讨.]f._l7’]
微观研究从某一种单一疾病的视角出发,可以
使学界对鼠疫,霍乱等某一种具体疾病从某一区域
进行研究,亦可从全国范围对这一疾病进行探讨,
从而深刻揭示了此种疾病暴发,流行及其对社会影
响与社会各界如何应对的特殊性与全过程.
二,宏观研究
对于任何具体问题,如果仅仅从微观的视角出
发孤立地讨论,都无法从全局,整体把握具体事
实,因此,还需进行宏观研究.”宏观研究方法是
指从大的角度（或视野）,亦即从相对整体或全局
意义上去考察历史的内在联系,以寻觅寓于历史事
实之中,隐于历史现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本
质.”同样,史学界对中国近代疾病史的研究在
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微观探讨的同时也展开宏观研
究:
综合性研究与疾病史理论研究.
1.综合性研究.综合性研究不同于对某一种
疾病的个案研究,在同一论着中数种疾病进行综合
统一研究,可以扩大研究范围,避免研究时”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无全局意识.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疾病综合性研究的论
着,如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是关于中国疾病
史的通论性着作,可视为疾病史论着方面拓荒
之作,该书勾勒出3000年疫情的大致脉络,由于
时间拉得很长,下限也只到清末,因此,对于近代
疾病史的研究缺乏详细分析.余新忠的《清代江
南的瘟疫与社会》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
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
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
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余新忠等人所着《瘟疫下
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
究》通过对明清以来疫情的研究,揭示了疫情
对社会的影响与国家,社会对疫情的应对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
57
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是国内
第一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集,汇集了
来自中,美,日等国的18位历史与医史学界的专
家学者的成果,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共同探讨清代
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问题,内容涵盖了医疗社
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清以来的疫病及其社会
应对,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学,近代境遇中的
“卫生”等方面.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
（1912～1937）》以1912年至1937年作为探讨中
国近代史上疾病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时段,
旨在凸显政治体制与卫生保健体制之间的密切关
系,揭示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性,阐明卫生制度的
转变对疾病预防与控制的重要影响.张泰山《民
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
生建设为中心》从民国传染病流行概况,救疗措
施,政府预防措施,公共卫生建设等四方面对民国
时期传染病与社会关系进行研究.曹树基主编
的《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
应对》在第四部分”微生物与社会变迁”收录有3
篇近代疾病史的相关论文:
《鸦片战争中英军
的传染病流行——以舟山为中心》《上海城区霍乱
病史研究——以”地方病”与”外来病”的认识
为中心》和《关于广东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再思
考》.文芳主编的《百祸民生系列丛书——天祸》
中把瘟疫疾病作为天祸的一个专题部分,收录
了8篇相关文章.除了以上着述之外,更多的是近
年来涌现出的大量疾病综合性的研究论文.
其一,对于某区域疾病综合性研究,体现的重
点是对江南地区的探讨.余新忠对清代江南的疫病
救疗,种痘,医疗中的迷信有所探讨,l8其
中包括大量晚清的状况.李玉尚认为从疾病生态的
角度重新考量近代江南的历史,江南富裕,繁荣的
历史背后却是以民众的健康,生命为巨大代价
的.李玉尚博士论文对1820～1953年江南的传
染病流行及防治进行详尽剖析,认为近代江南的历
史,既是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影响的历史,也是
相互作用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成为国
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
系也因此达成新的平衡.此外,李玉尚对西北
疾病与人口关系进行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影响西北
人口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传染病和妇幼儿疾病,这
状况直到1949年以后才根本改变.张云通过
对1840～1937年两湖地区瘟疫的研究,探讨了产
生的原因,及疫情后社会和政府的应对和互
动.杨素琴论述了清同治初年苏浙皖瘟疫发生
58
的原因有自然灾害,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战
争等.[]
其二,对于省,市区域内疾病综合性研究,着
墨最多的为上海.彭善民认为近代上海一批倡导公
共卫生的民间组织在时疫救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表现出较强的自愿性,主动性,发挥出政府强
制政策所不能企及的优势,取得较好的卫生治理效
果.但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常常导致这些民
间组织经费不足.刘岸冰认为民国时期上海传
染病流行作为自然现象有其自身特点,但同时出与
上海特殊地理,经济环境相关,而其防治机制却是
政府,社会,公共领域等几方面综合结果和体
现.刘雪芹通过对1926～1937年的疫情,疫情
发生时国家和社会应对及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等方
面进行分析,从而指出了市民的卫生意识和防疫组
织,防疫政策及防疫措施的近代化;
也为传染病仍
然存在的今天,如何建立现代化的防疫救疗体系提
供了经验和教训.胡勇分别以鼠疫,霍乱,麻
风病为例论述了近代上海传染病的状况及其应对,
认为传染病是人类巨大的杀手,同时人们为了应对
灾难,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活动,也促进了近代上
海社会变迁._9此外,学界在对近代湖南,山东,
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疾病综合性研究亦有
关注.杨鹏程通过分析湖南清季疫灾后采取的防疫
措施,认为对广大的贫苦人民来说温饱尚未解决,
卫生和防疫不过是一种奢望,他们缺医少药,不懂
科学,遇疫仍不免乞求神灵.董传岭认为晚清
山东疫灾频发严重,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为
防治疫灾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钟丽认为山东瘟疫频
发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面对瘟疫的肆虐,
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都采取了比较积极的防治
政策和措施,民国时期的防疫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有利于促进现代化建设.柏家文阐述了
四川20世纪30～40年代由于卫生医疗条件极差,
民众预防意识匮乏,瘟疫肆意横行,民众苦难深
重,在细菌学说的影响下,民国中后期,四川的疫
病医学有了很大发展,为防治瘟疫,四川省各界采
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
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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