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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超越新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
创新与超越：
新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
马荣升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45）
[摘 要]运用地理关系谋划国家安全是地缘政治的本来使命。
以扩张、对抗和谋霸为核心的传统地缘政治存在逻辑缺陷，不能合理解释当代国际政治现实，也无法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为此，需要创新并超越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以新地缘政治观来重新审视和谋划国家安全。
中国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与实践，表明新地缘政治具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和现实应用价值。
[关键词]地缘政治；海权论；陆权论；新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欧亚大陆；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理论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9）01-0036-（07）
[收稿日期]2008-08-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立项课题“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研究”（07GJ081-20946）
[作者简介]马荣升（1970-），男，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所讲师。
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中极富活力又极具争议的理论，它主导了20世纪国际政治的全过程。
当今，多极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是否仍具现实应用价值、是否仍能对国家安全起到重大指导作用?
要回答此问题，首先有必要对传统地缘政治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
一、传统地缘政治的逻辑缺陷与现实困境
地缘政治理论影响广泛而深远，即使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仍带有浓厚的传统地缘政治色彩。
但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解释当代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时，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
传统地缘政治认为，“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1]，这一假说本身包含了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地缘政治理论的雏形即拉采尔（FriedrichRatzel）主张的“国家有机体论”就是直接为国家对外扩张提供理论支持的御用工具。
统治者对这一理论的运用就是推行扩张主义和黩武政策，最终导致欧洲混乱并引发世界大战。
和拉采尔如出一辙的是，豪斯霍弗（KarlHaushofer）鼓吹的“生存空间论”也强调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寻求对外扩张。
这两种理论都是“纳粹地缘政治学”（NaziGeopolitics）的核心观点，也只有在世界混乱无序、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特有阶段才有市场并得到运用。
在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已深入人心、国际法日臻完善的今天，这种地缘政治理论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得到青睐。
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陆权论确立了传统地缘政治分析的基本二元思维，但两者都是特定时代的地缘政治产物，本质都是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的宏观设计并反映特定时期国际政治力量对比。
海权论从海权角度揭示了19世纪中后期强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实际地位，而陆权论则描绘了20世纪前期“国际权势分布图景及其所体现的海权和陆权的对抗模式”。
[2]二者都是从陆权和海权天然对立的视角来诠释地缘政治现实，一方面反映出倡导者对海权或陆权的偏执与痴迷，另一方面反映出霸权国对潜在挑战者的恐惧和意识形态偏见。
事实证明，二者既不能合理解释陆权强国与海权强国必然冲突的原因，也不能说明二战以来海权强国英国同陆权强国法国和德国和平共处的奇妙现象。
而把冷战结束简单归功于海权对陆权的胜利，无法令人信服。
前苏联解体后，以欧亚大陆心脏为假说的陆权论基本失去了解释力。
传统地缘政治的分析路径都是把世界看成一张“可视的政治地图”，以国家为中心并以追求霸权为终极目的。
基于此，扩张性、对抗性和霸权性成为传统地缘政治学阐述国际政治的三个基本假设。
[3]在以地缘对抗或大国争霸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中，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随着国际形势缓和，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合作与协调取代冲突与对抗成为国际关系主流，传统地缘政治逐步丧失了固有的逻辑力量。
当今的国际社会已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大家庭，“尽管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尚未实现，但对话交流、和睦相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
”[4]传统地缘政治无法合理解释当代国际政治的变化与现实，亦无法有效化解国家安全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多元化的威胁。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不管传统地缘政治的局限性如何，均有合理的内核需要汲取。
地缘政治分析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特定时空格局中的地缘规律，还在于为谋划国家安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纬度。
尽管地缘政治学被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斥为“伪科学”，但并不妨碍它在国际政治生活的现实运用。
[5]事实上，如果剔除地缘色彩，一切国际政治理论都将黯然失色。
而地缘政治之所以不断发展，还在于地缘政治家能够自觉认识到自身知识和视野的局限性，从而使地缘政治理论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创新和超越。
大战略理论的创始人约翰·柯林斯（J·M·Collins）深刻指出：
“误解、误用或忽视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作用，将会导致国家威望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6]因此，时代的发展使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较以往降低了，但并非消失了或完全不起作用了。
那种仅仅根据世界进入相互依存时代就断言地缘政治已经终结的说法无疑是短视的。
“9·11”事件后中亚地缘政治变迁和伊拉克战争表明，地缘政治仍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作用，只是作用方式和作用规律发生了变化。
二、地缘政治变迁与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经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发生重要变迁，地缘角逐出现新的形式和新的特点。
国家面临的威胁多元化，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增大。
1.多极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三大趋势使传统地缘政治作用机理发生深刻变化。
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战略形势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技术信息化三大趋势同步发展，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多极化趋势使国际关系领域出现民主之风，超级大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下降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回归均势时代。
①信息化带来了信息的高度共享，但同时，信息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资源，那些在信息发布和规则制定等方面居垄断地位的国家，往往占据主动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全球化则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国家之间的依赖程度加深，彼此互动性增强。
上述变化使传统地缘政治作用机理发生重要变化：
国家之间的物理距离没有改变，但相互作用的速度加快了，相互影响的程度增大了，彼此关联度提高了。
如此一来，“原本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非领土化’的世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技术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经济、政治边界和各种行为体的观念以及它们通过全球空间的互动，大规模的跨界旅游、运输、通讯和移民使得时间和空间距离因技术压缩而变少变短了；全球面临着资源、粮食、人口和生存环境等涉及人类生存与未来发展的共同危险，这都是跨越地理边界的，不能以传统的方式加以应对。
”[8]
2.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迁。
前苏联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彻底崩溃，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进入分化和重组时期，欧亚大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事务的中心”。
[9]在国际格局整体演进中，欧亚大陆地缘构造活动最为频繁，地缘关系演变最为迅速，地缘利益争夺最为激烈，对世界地缘格局产生了全局性影响。
欧亚地缘形势变化集中表现在五个层面：
一是在大陆西部，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转折点，“铁幕”消失，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东西方界限被彻底打破。
北约东扩将东欧国家几乎悉数收入麾下，西方阵营空前壮大。
北约东扩严重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俄国衰力弱，只能节节退让，以曲求伸。
俄欧关系整体趋暖，地缘和解取代地缘对抗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
二是在大陆东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板块快速崛起并成为可同欧美平起的世界一极。
如果说，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欧亚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俄前总统普京语），那么同样可以说，中国强势崛起将是21世纪欧亚大陆最壮丽的地缘政治景观，其意义不仅在于改写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版图，还在于它牵动世界地缘格局的全局性变化。
三是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迁。
中亚由于脱离前苏联控制而一度成为地缘政治“黑洞”（blackhole），但美国借反恐大举渗透，以美俄为首的大国在中亚展开激烈竞逐。
美国还借反恐将战略触角深入到外高加索地区。
如此一来，欧亚大陆已罕有美国力量不及的地区。
四是欧亚联动性增强，外部大国与欧亚大陆以及欧亚大陆内部形成一系列双边关系、三角关系和多边关系，各种利益集团错综交织并彼此产生复杂关联，各大战略力量保持了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牵制的基本格局，一种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架构业已成型。
五是欧亚大陆地缘重心开始由欧洲转向亚洲。
欧洲形势整体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亚洲尚处于政治转型期，热点繁多，矛盾庞杂，利益交错，不少冷战遗留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此外，亚洲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持续加重，有望取代欧美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
鉴于此，美国把全球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亚洲。
由此可知，冷战结束至今，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地缘格局已经成型。
其中，以美欧为主导、以北约为平台的西方板块和以中俄为主导、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的东方板块，是两大基本定型的地缘政治板块。
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这种力量重组不是冷战时期的集团政治的克隆，而是基于不同战略目的和战略需求，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协调又彼此牵制的新型战略关系。
两大板块的边缘也没有冷战时期那么清晰，而是趋向模糊。
二者在各自深化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彼此之间也在发生着复杂的战略联动和多维的利益关联。
自首届亚欧会议举行以来，亚欧融合进程加快，洲际联系日益紧密，俄欧关系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中欧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另一方面，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力虽较冷战时期得到加强，但各大战略力量对美独立性的一面也在同步发展，这使美在欧亚大陆推行单边主义时往往受到比其他地方更强烈的抵制。
可以说，欧亚大陆地缘格局的变化，既是外部大国强力施加影响的结果，也是大陆内部顺应历史潮流自然孕育的结果。
诚如学者所言，“与其说中欧俄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深化合作的新趋势是对单边主义的一种抵制，是对欧亚大陆战略平衡诉求的一种表现，还不如说这是当今条件下欧亚大陆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历史逻辑。
”[10]
3.美国推行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对其他大国的地缘利益造成严重侵蚀。
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来看，欧亚大陆都是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地带。
1988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阐述国家安全战略时就明确地指出：
“我们的战略的首要历史特征……在于坚信倘若一个敌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统治欧亚大陆——地球上那个常被称做世界心脏地带的地区，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将受到威胁”。
[11]对于欧亚大陆对美称霸世界的意义，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给出了有名的论断：
“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
”[12]的确，欧亚大陆汇集了世界人口的75%，国民生产总值的60%，其重要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美欲建立全球霸权，必然要在欧亚大陆施加关键影响。
离开欧亚大陆，美国充其量是一个力量局限于美洲的地区大国。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全球战略均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并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美在推行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中对以下几个主要地缘区域进行了重点经营：
一是巩固西欧这一欧亚大陆桥头堡的战略地位，维持并巩固传统的大西洋联盟关系。
二是推动北约东扩，将东欧国家纳入西方阵营，以图彻底控制东欧。
三是借反恐战争向欧亚大陆腹地大举扩张，力求对中亚施加关键影响并从根本上铲除俄罗斯复活帝国的根基。
四是大棒与胡萝卜并用，在中东强力推行民主扩展计划，力图完全掌控这一重要的战略能源产地。
五是以防范新兴大国挑战为主要目标在东亚重新谋局布势，力图主导地区安全格局并保持传统影响力。
美国之所以能强力推行咄咄逼人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主要原因在于冷战后国际战略力量严重失衡，美凭借超强实力推行新一轮扩张政策，多极力量虽得到发展但不足以对其形成有效制衡。
然而，欧亚大陆及其边缘地带汇聚了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大国，美国的强势扩张势必对其他大国的地缘利益造成侵蚀并引发激烈的地缘角逐。
首先，美在中亚大举渗透，严重侵蚀了俄罗斯的传统地缘利益，俄不甘坐以待毙而竭力反制，中亚由此成为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带。
其次，美通过北约东扩除将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纳入西方阵营外，还欲将前苏联国家悉数收入麾下，战略前锋直指俄边境。
尤其是美坚持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引起俄严重不满并使近年美俄关系龃龉不断，“冷和平”甚至“新冷战”的提法不时见诸报端。
2008年8月发生的格鲁吉亚战争就是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美进行的战略反击。
其三，美通过武力在中东强制推行民主扩展计划，企图通过控制世界能源产地来达到制衡其他大国的目的。
此举不仅造成地区动荡，还直接侵害了其他大国的战略利益。
其四，美通过结盟和均势手法来推行以防范和围堵中国为主要目标的亚太战略，不仅侵犯了中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核心利益，也影响了我国和平发展的外围环境并成为地区动荡的主要根源。
然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霸权未必能够持久。
历史证明，区外大国要控制欧亚大陆，往往要耗费巨大的战略资源，最终必然耗尽国力而走向衰落。
蒙古帝国曾经远征西欧，辉煌一时，但避免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
拿破仑、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都曾梦想控制欧亚大陆，但无一例外都遭到败亡的厄运。
随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入演变，美国霸权必然走向崩溃。
长远看，欧亚大陆将出现欧盟主导西部，中、日、印主导东部，俄罗斯主导腹地的三分天下之地缘格局。
这将是欧亚大陆未来呈现的新地缘政治图景。
4.地缘角逐出现新形式和新特点，国家安全面临多元化威胁。
冷战时期，全球地缘竞争的基本特点是两大阵营的全球性对抗，地缘竞争方式以直接控制战略要冲、战略资源和区域力量中心等为主。
冷战后，地缘竞争出现了新形式，地缘利益的实现方式由地缘扩张为主转向地缘控制为主，传统的领土占领让位于市场占有、经济控制、文化渗透、民主改造和价值观移植等。
大国更加注重通过发展综合国力等手段，谋求综合性地缘优势。
同时，地缘角逐规则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军事结盟依然存在，但大国更注重通过建立名目繁多的伙伴关系和构建多边机制等举措来谋取地缘利益。
西方大国还常常以民主、人权和宗教自由为借口，输出民主和推销价值观，并以此扩展地缘利益、扩张地缘空间，这使地缘政治斗争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然而，军事入侵和领土占领仍是最后和最有效的手段。
近年，美国在改造中东过程中，就交替使用了上述两种手法。
另一方面，大国地缘利益相互交叠，对世界重要地缘区域的争夺十分激烈，但在地缘角逐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协调的一面。
战略价值重大的地缘区域如中东和中亚成为大国重点角逐的对象。
此外，由于世界重要地缘区域多是民族和宗教矛盾复杂的地区，大国的渗透和争夺往往引发民族宗教、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对撞。
在一些敏感而重要的地缘区域，外部大国和地区大国之间、外部大国之间以及地区内部国家之间的地缘争斗激烈而复杂。
但大国在拓展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协调彼此利益，努力在实现自身利益和维护地区稳定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近年来，美通过直接驻军、经济渗透和“颜色革命”等方式，在中亚地缘竞逐中取得重要进展，但同时引发俄激烈反制。
美不得不在竞争的同时，注重同俄中等大国保持必要的协调与合作。
上述变化使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多样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增大了。
冷战期间，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而在全球化时代威胁来源于方方面面。
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其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都不亚于一场战争。
另一方面，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使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趋于隐性化，如黑客攻击、文化渗透等，情况复杂，防范难度大。
从某种程度上说，冷战结束后，国家不是较此前更安全了，而是更脆弱了。
为此，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更新观念，超越传统思维。
二是传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国际机制的作用得到加强。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内部的事务很容易“溢出”国外，引发国际问题，为此需要相关国家借助国际机制来协调矛盾、控制危机、解决问题。
1997年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周边国家后迅速扩散，对整个亚洲乃至全球都产生了严重影响。
事后东亚各国加强了金融领域的合作力度，力图借助地区合作机制避免危机重演。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世界各国在携手应对的同时，也更加倚重现有国际金融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新地缘政治与中国的探索和实践
尽管地缘政治理论始终随技术进步和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但不管哪种理论，本质上都是“零和”性质的政治博弈，都是大国为追求权势和扩张而进行的对外政策设计。
当今，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必须创新思维、更新观念，以新地缘政治取代传统地缘政治。
新地缘政治是在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对以国家中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地缘政治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一种新的思维和理念，故称“批判性地缘政治学”（CriticalGeopoli-tics）。
新地缘政治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1976年，法国地缘学家拉考斯特（LvesLacoste）出版了《地理——战争的首要因素》一书，[13]首次从批判的角度对地缘政治学进行重新评价。
其后，以批判传统地缘政治为主旨的新地缘政治学趋于活跃。
背景有两方面：
一是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使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恶化，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政治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国际政治结构自身发生了变化，相互依存成为人们不得不正视的国际政治现实。
人们认识到，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恰恰是问题本身。
这样，在对生态危机和对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反思中，一种关于环境和国际政治的“整体范式”（Holisticthinking）开始成为地缘政治学家的研究重心。
其核心点是，在地缘政治研究中超越以国家或民族主义为视角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把世界作为整体来思考。
归纳起来，新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区别可概述为：
它是一种综合的空间实践研究，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而非仅仅是一种对外战略设计；认为地缘政治主体不能局限于主权国家，而应扩大到众多的国际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家集团等，研究对象也由单纯的国家关系扩大到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超越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视角，研究目的也不再仅仅为某一国家或集团服务，而是趋向大众化；突破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强调国际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实力观，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加深了世界相互依存，地缘经济因素更加突出，综合安全、全人类安全更为重要。
[14]新地缘政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型地缘政治理念，它通过引入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和全球主义等范式，否定了基于扩大权势和领土扩张的传统地缘政治观，批判了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面。
它的出现为诠释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纬度，为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赋予了生机和活力。
虽然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诸如“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地缘政治实践，但一直罕有系统的地缘政治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缘政治研究逐渐由沉寂走向复兴，并开始为国家安全和对外决策提供理论指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空前扩大，国家领导人的视野开始超越国界，放眼全球，在更宽广的范围内运筹国家安全与维护、拓展国家利益。
中国的地缘政治开始真正具有世界意义。
近年，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开始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国家领导人也开始以新的理念来谋划对外政策，为此先后推出了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两大地缘政治理论体系。
一是提出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的安全理念。
冷战结束后，中国就开始探索一种超越冷战思维的新型安全理念即新安全观，其核心是以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新观念和新战略来维护和促进地区与国际安全，强调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重手段综合维护国家和国家利益。
以此为指导，中国在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地缘政治实践。
这包括同美国等大国建立以合作为基轴的战略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全球稳定；同俄建立并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致力于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并成立以反恐为主旨的上海合作组织，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涵的上海精神，努力构建持久稳定的地区环境；推出睦邻、富邻、安邻的外交实践，将睦邻政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等等。
总之，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传统安全观的创新和超越，是立足国家安全但更关注国际安全的新型地缘政治观。
二是提出以和谐世界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构想。
和谐世界理念是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讲话时正式提出的。
它是和谐社会理论的外部延伸和国际运用，也是中国和平发展思想的拓展和具体展现。
和谐世界理论的核心是“政治上平等、民主，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协作、互信，文化上交流、共进”，目标是通过和平共处与加深合作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最终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理念首次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高度，超越了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传统视野，规划了人类的美好未来，是对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安全观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宏伟蓝图，本质上属于新型地缘政治观。
以此为指导，中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首先，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处理国际关系，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平共处，并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
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具有一定代表性。
自中亚国家立国后，中国就开始按照上述原则积极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双边关系，并通过上合组织平台不断深化合作，提升战略关系。
如今，中亚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对维护边疆安宁和地区稳定起到重要的屏障作用。
2006年，中国在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提出建立“和谐地区”的主张，得到与会国广泛赞同。
其次，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再次，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为建立和谐地区与和谐世界做出应有贡献。
在和谐世界理念的外交实践中，中非关系具有示范意义。
非洲虽处在中国地缘关系的外缘，但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环节。
近年，中国通过参与国际维和、开发援助等渠道，巩固了同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构建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关系。
继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三次峰会在北京召开后，2007年胡锦涛主席再对非洲进行国事访问，和谐世界主张已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入人心。
总之，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首次从全球视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所做的价值思考和人文关怀，既反映出中国对构建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也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阐述，必将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提高国际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综合而论，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论本质上是对以实力和权势观为核心的传统地缘政治的否定，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对国际政治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地缘政治理念。
它跳出了传统地缘政治窠臼，更多强调地缘关系的合作与协调，强调区域经济的互补与互利，强调国家关系的平等与自主，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理论指南。
这说明，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已逐渐认识到：
“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15]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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