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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都是出于误会。
多重的误会构成了一个误会的历史，而一个历史的误会又将这个标签巩固和散播，而且更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嘉应话使用者在十八世纪初大举珠江口一带移民，随后跟广府话使用者的冲突，在三百年内变成一个民系。
这个身分认同利用语言作为载体，传播到他们的原乡及其它使用嘉应方言的人群中，使“客家”的声势日益壮大。
而这个误会也就继续以加快的速度，向使用嘉应话的人口蔓延、传播。
但由于粤语人口的经济和人数强势，以及两个方言群体间的纷争已经平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客家人”及其后裔，已纷纷放弃了他们的身分认同，而结果是客家语言文化的高速消失。
类似的同化过程也在台湾，或其它嘉应方言使用者属于少数的社会中发生。
这对于嘉应方言文化的保存和继承是相当不利的。
虽然我们认为客家理论充满漏洞，但我们仍相信嘉应方言使用者以“客家”或其它的名义，应该传承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化。
不过，客家认同的产生、高潮和没落，也显出了中国人心胸狭窄的一面：
为了眼前利益互相看贬对方，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不会尊重别人的语言文化，不会寻求共存的方法，而是贬抑弱势文化，以强迫别人同化为中心思想。
简而言之，嘉应方言使用者在明朝中业（约1500）后，由闽西、粤东向东江流域扩张后，再向韶州、惠州和潮州推进。
在韶州和惠州，他们最后成为了“主人”，成为当地的强势族群，嘉应话也成为当地的通用语。
但当他们在更后期，在17至19世纪间向广府方言地区迁徙时，则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更受到武力排斥，而最后被当地人冠上“客家”的名堂。
到了后来，经过20世纪初的笔战，“客家”从一个略带贬义的符号，变质为一个方言团体的族群认同，而误会也由珠江三角洲的嘉应话使用者扩散到嘉应州、广东、福建、江西、台湾、四川...以及全中国，而影响力也遍布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范畴。
为了扭转这个误会带来的影响，阻止这个误会带来的更多误会，筆者觉得有必要写这本书，将真相披露，将这个历史的误会划上句号。
并希望借此唤醒各个方言族群间，互相尊重对方的方言和文化，让对方的方言文化能薪火相传，构建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
第一章“客家”作为误会的历史
导言
说到“客家”，首先要从人们对它的误会开始。
首先是一个严肃的定义问题：
18世纪以前，没有一个叫做“客家话”的方言。
今天各种“客家话”，例如是广东省内梅县、五华、惠阳、宝安和广东省外等地客家话的祖先，主要来自粤东北（少量来自闽西南地区）的母体方言。
这个地区在明代以后称为“嘉应州”，后来称为梅县、梅州。
我在这里把这个“客家祖语”称为“嘉应方言”，有别于日后各地的“客家话”，主要不是语言学的差异，而是要来解释日后出现的一些客家认同和客家话不能重合的现象。
“客家”从一个历史的误会开始，接着又是一系列的误会，这些误会的总和，在短短的三百年间，构筑了一个近代民系的神话。
首先是一个不礼貌的他称变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名称，再变成一个值得自豪的自称。
然后是将广府人的污蔑逐一驳斥，将本来是“非粤非汉”的“野蛮人”的身份，变成了相对纯正的中原移民后裔。
然而，操嘉应方言的“客家人”及其后裔，也必须因此付出代价，丧失了广东、福建、台湾等省的省份认同，从自己生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土地连根拔起，将认同追朔到几十代前祖先居住过的“中原”，成为没有土地、只有语言文化的一群。
在包括香港的中国境内，由于广府粤语传媒的发达，这个认同方式已经开始被“客家人”摒弃。
在广东，客家人争相学习、使用广州话，重回“广东人”的行列，但代价却又是放弃几百年来祖先讲的语言。
在台湾，情况也颇为类似，客家人必须在方言和省籍间进行抉择。
在海外，由于土地认同已经不重要，语言也多半被外国语和闽南语取代，“客家”反而变成一个精神的符号，一个图腾而得到崇拜。
这两个对客家定位上的差距，却注定了客家语言文化的没落。
以下是这些误会的种类和他们的来龙去脉。
第一节误会一、“客家”命名的由来
一、“客家”命名作为自称？
无论是广府方言或嘉应方言，“客”除了有客人、访客的意义外，还指一些往来走动的人群，如“港客”、“走私客”、“监狱常客”。
而“家”的称呼有时也跟北方话的“族”同义。
例如蛋民被称为蛋家，不算是一个贬义词。
但“客家”两个字连起来就不怎样好听了。
到底，因为迁徙移民而被成为“家”，听起来不是那么好受。
起初，当部份嘉应方言使用者发现自己被称为“客家”的时候，反应都是冷淡的，觉得是不礼貌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叫做“客”的少数民族。
这样，说客家起源于自称，简直是对嘉应方言使用者开了一个玩笑。
其实，在客家研究的鼻祖徐旭曾看见东莞、博罗一带土客械斗，开始对“客人”研究的时候，他对“客人”一词的观察，已感受到这是一个他称：
“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耆调解，始息。
院内诸生、询余以客者对土而言，寄庄该地之谓也。
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
余口讲，博罗韩生以笔记之。
（五月念日）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
...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
...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之风俗语言，至今犹未能强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彼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
客者对土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其所客，恐再阅几百年，亦由今日也。
嘉应宋芷湾检讨、又曲江周慎学博，尝为余言，嘉应汀州韶州之客人，尚有自东晋后前来者，但为数无多也。
”（徐旭曾，《丰湖杂记》（1808），转引自罗香林1965：
297-299）
徐旭曾是广东和平县人，在惠州讲学时，目睹广东惠州附近的土客矛盾，于是尝试解释“客”的意义。
他的理据是“客人”在语言风俗上，和土人不同而与内地的相同，所以被冠上“客”的称号。
同时，他认为嘉应汀州韶州中有些居民，是东晋后南下的，也属于客人。
虽然他没有说非“客人”的土人是否汉人，但在他的印象中，土人是跟内地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不同，只有“客人”才和其他汉人一致的。
无论如何，他还是认为“客”应该先是他称。
在这篇讲话中，徐氏也明确地指出“客家人”是中原移民的后裔。
但可惜的是，这篇讲话中除了对“客”是他称是事实以外，其他的观点是有问题的：
（1）客人得名是因为来自中原，人群的来源比形成的时间重要，
（2）客人的语言风俗跟内地较接近而与广东的本地人不同，
（3）客人在过去和将来都不会跟本地人融合。
有关这几点笔者会在以下的章节中逐一谈及，指出这些观点的不足之处。
请注意：
徐旭曾讲的是“客人”，还没有“客家”。
虽然两者应该同义，但“客家”作为粤东移民的名称还没出现。
客家出现在文献中的时间比他更晚一点，但现在我们只注意客家是自称还是他称的问题。
胡希张等（1997）除了引用徐旭曾的讲话以外，还引用了《太平天国起义记》（1854年出版）和《嘉应州志》（光绪年间出版），来说明“客家”、“客话”是广州一带本地人对来自嘉应州移民的称呼。
如光绪温仲和之《嘉应州志》，载嘉应四县，潮州之大埔、丰顺，惠州七县，“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
”所以他们的结论也认为客家本来是个他称，最后才是自称，理由是：
因为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在一大片纯客家的基地里，客家人本身就是主人，就是土著，已没有客的观念，没必要以“客家”自称。
只是后来客家人迁入粤中、粤西以后，由土著变成客民，在在当地居民的比较中现出不同，也才有“客”的意识和“客家”的称谓。
先是他称，客家人渐渐由认可到自称。
然后，“客家”自称逐渐往客家基地“回流”、反馈。
这种客家意识的回流、反馈直到现在也还在进行。
（胡希张等，1997：
108-109）
笔者完全同意胡等的论述，认为客家不可能由自称开始。
客家自称说是对客家历史的第一个误会。
二、为什么叫做“客家”？
根据胡希张等（1997：
106-107）的总结，客家这个名称起码有11各种说法。
此外，还有匈奴说、土著汉化说（房学嘉，1994）、畲族混血说（张光宇，1995）。
各种说法可说是百家争鸣，应有尽有。
虽然有些更是引经据典，但不少也只是信口雌黄，毫无根据。
他们都忽略了“客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客家”形成时的土客冲突背景。
这些论说的特点，除了徐旭曾的中原移民说以外，很多都是在20世纪以后才产生的。
就是说，这些学说都是经过广东西路客粤械斗，转为客粤笔战以后才兴起的。
这时“客家”已经深入民间，要找出源头已经十分困难了。
我在这里把这些说法分为三类：
（1）中原移民类：
客萌说、给客说、客户说、河洛说、夏家说、客卿说。
这些说法强调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是中原南迁的汉人，不是广府人所认为的蛮夷。
前面三种说法原则上继承了徐旭曾的中原移民说，但部份对客家得名的时间做出补充。
它们的分别仅在于南迁的时间：
客萌说为秦汉、给客说为晋朝、客户说为唐宋。
河洛说、夏家说则没有明确说明其时间，但标志着客家是值得骄傲的名称。
客卿说则认为客家人的祖先较显赫，因为抗元有功而被封为有客卿别于其他移民。
这类说法虽然很容易受到客家人的接受，部份更是“客家优越说”的表表者，但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很多都只是作者一时的想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便出台的，顺口雌黄的态度居多，立论没有可靠的历史资料支持。
结果是大部份都给人一个不认真的感觉，缺乏一个学术探求应有的严谨态度。
（2）作客说：
外人说、客居说、佃客说。
主要说明客家是从外地迁入的居民，而且自己没有土地，但没有说明迁入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强调他们从那里迁来，但不至于否定客家人是汉族。
这类说法的优点是它们不会错到那里去，但缺点是对我们认识客家这个名字的来由帮助也不大。
例如说，全国都有居民迁居别处，或从别处迁入，但为什么只有在华南某些地区，外地迁入的居民才成为客家人呢？
（3）非汉族说：
外族说、Haka国说、匈奴说、“山客”说。
这些论点跟以上的大为不同，认为客家人是跟汉族不同的种族。
非汉族说其实不是什么新的观念，因为广府人从他们接触客家人的开始，就认定客家人不是汉族，而是野蛮民族。
就是在20世纪初期，还有不少人写了一些观点，否定客家人是汉族，例如罗香林（1933）介绍的：
“1905年，顺德人黄节，于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所着广东乡土历史，其第二课误据上海徐家汇教堂所编中国地舆志，谓‘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老二族，非粤种，亦非汉种’，客家人士，接阅此书，大为不满”（罗香林1933：
5-6）。
其他的外族说或匈奴说认为客家是他称，他们是中国北方的外族南下广东以后，被称为“客家”的。
Haka国说和“山客”说，则一并解释了“客家”名字的起源。
Haka国说认为是一个在中国西北部的国家，在亡国以后，子民南迁不忘故国的自称。
“山客”说则由房学嘉（1994）提出，内容也跟其他的外族说大同小异，他认为：
客家共同体是古越族遗民的一支，与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融合、汉化而形成。
客家的“客”是他称，不是自称。
古越族遗民大都居山，一些为逃避赋役的汉人也居山入越。
汉族人及汉化较早的荆楚人、吴越人等称之为“山客”。
而古“山客”之客即今天之“客”，历史上不存在客家南迁史。
（房学嘉，1994：
155）
现在，就算连非客家人一般也不会认为客家人不是汉族，但这些说法却由客家人提出，跟客家人认为自己是中原汉族的观念大相迳庭，不但很难在客家人之间找到信徒，就算在非客家人间也往往被一笑置之，只有一些外国学者会感到有兴趣。
（4）畲族混血说：
这是张光宇（1995）对客家人和客家话的一个新看法。
但是他也是按照罗香林的说法追溯，认为无论闽客都是中原人闽南迁的后代，但是他认为客家人的祖先是晋代的司豫移民，而闽南人多源于青徐移民。
结论是客家人是司豫移民部分同化为畲族，但多数是保持了汉族认同，更强烈地认为自己是“客家人”而不是“畲”。
他写道：
客家人虽然身上流着畲族人的血液，但在他们的心目中仍自任“华夏胄裔”，与信守狗图腾的畲族大有区别。
客家人的族群已是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勤修族谱以中原郡望自矜。
…而是告诉子孙“宁卖祖宗坑，不卖祖宗声”。
因为这样才能简单明了地显示“华夏胄裔”的身份。
客家人以是否有中原意识来区别客、畲；
外人以是否带有畲族血统去界定客家人，客家人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激发了特别强烈的族群意识。
（张光宇1995：
177）
这个看法虽然新鲜，但与事实可能不符。
在第六章中我们便会知道，“客家人”跟广府人在血统上极为相似，几乎无法分辨；
虽然他们也和邻近的少数民族很接近，但张光宇却从来没有指出广府人也是汉畲混血。
有趣的是，张氏在这篇文章中用来区别客、闽的特征词“香、镬、摘、整（修理）”，却也是粤语的特征词。
问题是，张氏延续了罗氏的说法，虽然有新的思维，但也无法摆脱客、粤、赣、闽在人种语言上互相区别的固有观念，只是在误会的基础上加深误会而已。
三、客家何时得名？
目前影响客家研究最深远的学说，是罗香林的客户说。
他不但解释客家称谓的由来，而且将时间定为五代或宋初：
此外从客家各地方志所在其他户口宋时主客分列一史实观赏，亦可推知客家先民的迁移运动在五代或宋初是一种极其显著的事象，“客家”一名亦必起于是时。
（罗香林，1933：
18）
根据胡希张等的资料，就算在清初出版的《广东新语》中，明明是在描写到客家风俗习惯的章节，也还没有“客家”这个名词（胡等，1997：
109）。
他们也发现，在广东、江西、福建的纯客县县志，直至晚清也没有“客家”的记载，仅自称为“汉”，不称客。
许多学者将古代出现“客”的文献，当作是“客家”的命名时间。
这些说法显然不属于严谨的态度。
“客”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很普遍的名词，用来称呼一些本来不属于一个地方的人。
这是在统计户口时常常用到的。
将外地来的人口称为“客”是很自然的，所以朱希祖先生在为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写的序中，便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却很少人注意到。
例如1960年代，西德的经济起飞，劳动力严重不足，最后他们决定从土耳其招募劳工，帮他们作一些厌恶性的工作，如清洁、开车等，这些土耳其人一抵达德国，便被称为“客劳”（Gastarbeiter），到现在还是一样，可见“客”这个词在不同社会的普遍性。
鉴于其他的资料，罗香林没有把晋代的“给客制度”当成是客家的起源，因为这样他就更无法解释目前“客家”的分布和客语的形成年代，但他将宋代的“客户”误会为客家的起源，也是犯了类似的毛病。
因为“客”跟“客家”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有普遍意义的，任何一个离开原住地的个体或群体，和土著相对之下都属于“客”，没有代表一个特定的种系、语言、文化。
而“客家”是专指一个自古以来（罗香林认为是宋大开始），便生活在粤闽赣交界，有一个相对稳定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人群。
将“客家”和任何一个带有“客”字的此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但如果我们想在宋代到清初间的古代文献中找寻“客家”，也是徒劳无功的。
一如万、刘（1992）的结论：
从五代赵宋到明初，闽、粤、赣三省交接地带既不存在一块客家基本住地，当地不存在唐宋以来称“客家”的居民，不存在称“客家”的的方言及名为客家民系的民系。
…“客家”一名应是明清闽、粤、赣三省交界地一股特殊移民浪潮的产物。
“客家”是只明清时由三省交界地大批外迁的移民。
（万、刘，1992：
20）
因此，他们认为客家得名于明代中业以后。
但笔者认为他们的说法虽然接近事实，但却没有说明这些移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被称或自称“客家”。
其实客家得名比他们所提的明中业还要晚，应该是清初（1700年）以后，而且仅起源于一小部份的由嘉应州外迁的人口。
最后顺带提到王东《客家学导论》（1998）的观点，他的结论也是和万、刘（1992）的近似，但最特别的是他认为“客家”是闽南人而不是广府人给的（王东，1998：
158），因为他没有看到广东把外地人称“客”的习惯。
但他这个结论是不当的，因为无论广府、嘉应、赣南或闽南话，都常用“客”来代表宾客、外地人或来回的人群，这在徐旭曾的话中已经可以领略到。
闽南人称嘉应州认为“客仔”或“客人”反而跟“客家”无关，因为“客家”这个称号具有“客仔”或“客人”没有的特殊意义，而且更没有受到客家人或官方的认同。
因此，日治时代的客语词典只有“广东话”的称号。
梁肇庭（Leong,1997）已经说明，嘉应州人在明代中叶以后在惠州等一带已被称为“客民”，和赣南、闽南的经验差不多。
但是真正被冠上“客家”称号的时间和地点却要等到清代的珠江口，后面会讲到这点。
第二节误会二、“客家人”的源流
一、“客家”是较纯粹的汉人？
客家学的一个最大漏洞，是对于客家人的定义不够严谨，这个问题会在第四章再讨论。
由于缺乏一个严谨的定义，“客家”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很就显得困难重重。
因为客家人的定义可以随便发挥，于是客家研究便到处吹着“泛客家说”的歪风。
有人认为，讲客家话的汉人便是客家人，既然有些操嘉应方言的人的祖先，在秦朝已经定居岭南，这样“客家人”便应该始于秦代驻军。
又有人说，既然赵佗在汉初已经定居广东龙川，而他一些部下的后人也成为今天客家民系的一部份，所以客家人也应该由他们算起了。
在徐旭曾的讲话中，又记录到部份客家人的祖先在晋代已经移民目前的客家山区，于是又有人认为客家源于晋代。
但上述的意见还不属于主流。
况且，它们推销的论点还是有点保留，不敢说客家的主体居民在唐代以前便已经定居岭南。
目前大家都接受“客家”是南下的汉人。
但到底是什么时候南下，南下到什么地点的汉人才算客家人呢，在这点上，客家学的宗师罗香林倒有一点看法：
（1）其一，“客家民系的形成，始于宋代”（罗香林，1933：
72），但又认为福建西部的纯客住县中，“其客人，大概是唐宋以前搬去的”（罗香林，1933：
94）。
而嘉应州一带的客人，“大率皆是五代到明初的移民”（罗香林，1933：
95）。
（2）其二，虽然一般而言，罗氏以宋代为界，宋以前的是“先民”，宋以后的才叫做“客家”，但实际应用时，却将“客家”一词多次作为“客家”或“客家先民”使用。
例如说，“客家五次大迁徙”便是从东晋开始，包括“客家先民”和“客家”的移民。
后来不少的客家学者，将客家人的起源时间定在东晋的“第一次”大迁徙，可以说是受到罗氏的影響。
这里显示了罗氏的论证方式：
先认定了某些地点的人是客家人后，才去查究他们祖先南来的时间。
结果当然是，客家人南下的时间不重要，南下的地点才重要。
没有南下到闽粤赣交界，没有给罗氏划到他的“客家基本住地”中的汉人，无论什么时候从中原下来，只有没有被牵涉到罗氏的客家住地内，他便没有资格成为客家人。
因此，能成为后世客家人的迁移路线，便是“客家大迁徙”。
中途脱队的汉人，自然也丧失资格。
因此，虽然广府人中十之八九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在宋代的时候经过南雄珠玑巷从北方逃难到广东的，他们本来符合“南下汉人”的定义。
而福建人也有不少是唐宋时来到南方的，也算是“南下汉人”。
但对不起，罗氏把它们编到南汉系和闽海系中，因为他们的血统跟南方民族混杂了。
而罗氏也认为客家“虽与外族少点混化...到底与纯粹有别”（罗香林，1992：
73），也算得上客观，但也留下一条种族论的尾巴。
可是，后来许多人便拿这点来作文章，说客家是如何纯正、如何没有受到外族影响，如何保存了中原的血统等等，鼓吹着一股种族主义的歪风。
这满足了部份人的自大狂，认为自己才是最正统的，别人全是杂种的阿Q精神。
同时，这也可安慰部份比不上别人的客家人，在跟别人竞争失败的时候，还有一些超人一等的地方。
但是，说客家人是“纯种”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在谈到客家人跟别的民系的人类学、遗传学比较时会详细谈到这点。
最荒谬的是，承认自己是“纯种”的时候，岂不是说自己是乱伦所生的？
而我们知道，所谓“纯种”、不跟外界进行基因交换的部落，很快便会被淘汰，这跟一般上活力充沛，适应力强的“客家人”是毫不相符的。
根据陈支平（1998）的研究，有一些家族在唐、宋的期间来到福建或广东，然后几兄弟各奔东西，一个变了客家人的祖先，一个变了广府人的祖先，一个变了闽南人的祖先，甚至还有一些回流北方的。
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例如一些广府人在元明时迁入了嘉应地区，后裔便改讲了嘉应方言，嘉应地区的也有不少人迁入广府或闽南地区融入了当地人之间的，他们又算不算是客家人呢？
罗氏以南下汉人的居住地点来决定民系的形成，观念大体是正确的。
但是他对客家命名的由来有误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笔者会在下一节谈到客家命名的时间和客家现象的关系。
但是，不少研究客家的人，只会片面抓住“南下汉人”这一点，将客家介定为唯一的南下汉人，或将南下汉人全部都当成客家，不但违背罗氏的原则，更使客家人的定义失去根据。
第三章会再检讨泛客家说的误会。
除了南下汉人说以外，当然还有上面所提到的非汉人说的。
但这些说法一般都是不为客家人所接受，对客家现象的影响也极微，更遑论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了。
二、客家是迟来南方的一群？
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讲述了南方汉人的民系形成。
他认为南方汉人可以分成五大系：
越海系（江浙人）、湘赣系、南汉系（广府人）、闽海系（福建人）、闽赣系（客家人）。
他认为南汉系形成于南汉，越海系、湘赣系形成于五代，而闽海系、闽赣系则形成于王审知称王八闽时期（罗香林，1933：
71）。
林嘉书（1994）在《对客家迟来说的再研究》一文中，用了很多笔墨来说明，客家迟来说虽然不是罗香林的原来的想法，但已经“硬要将南迁汉族后来形成的不同民系的形成年代分出明显的时代界限来，就不免在民系问题上支持了南方汉族各有一本移民史的观点。
”他更注意到在罗氏后来的《客家源流考》中說到“他们（客家人）和比他们早到南方的移民，就是围着他们的土著，很不相同。
”林嘉书因而認爲，罗氏是支持“客家迟来”说的：
...因此，这里就肯定了客家民系比其他的南方汉族民系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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