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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体育传播效果与测量
第十四章体育传播效果与测量
内容提要：
在人类社会，人们的一切传播活动都是有目的性的，传播不仅是传播主体实现自身传播目的的手段，而且在传承人类文明、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对于传播活动而言，传播效果如何至关重要。
从西方传播学的发展历史看，人们对传播效果的研究要远早于传播学体系的形成，它一直是传播学研究中最受重视、研究最有深度、研究成果最丰硕的研究领域。
传播效果研究不仅是理论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应用传播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此意义上说，对体育传播效果的研究是体育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内容。
本章主要从传播效果与体育传播效果的概念出发，对体育传播效果的内容与形成机制、相关理论与案例、测量与评价方法进行探析。
第一节体育传播效果的概念、内容与形成机制
一、体育传播效果的概念
传播效果指传播者借用传播媒介将传播内容传递给受众的全过程，对受众、社会、传播者自身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其所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
传播效果的概念包涵双重含义：
（1）它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
说服性传播，指的是通过劝说或宣传来使受传者接受某种观点或从事某种行为的传播活动，传播效果通常意味着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
（2）它指的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无论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
传播效果包涵三个层面：
环境认知效果、价值形成与维护效果、社会行为示范效果。
从时间上，传播效果可分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从与传播者意图的关联上，可分为积极效果、消极效果、逆反效果等。
英国学者戈尔丁依据时间和意图两个要素，把传播效果分为四种类型：
（1）短期的预期效果，包括“个人的反应”和“对媒介集中宣传报道活动的反应”；
（2）短期的非预期效果；（3）长期的预期效果；（4）长期的非预期效果。
根据对传播效果概念的综述，结合体育实践及体育传播的特殊规律，本文将体育传播效果定义为：
体育传播者发出的体育相关信息经媒介传至受传者，从而引起受传者在体育认知、体育情感、体育态度、体育观念及体育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
从此概念出发，在微观上我们可以认为体育传播效果指体育传播者通过媒介发出体育相关信息对受传者个体实施的影响；在宏观上指由于受传者接收体育相关信息发生的改变而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的影响。
二、体育传播的个体效果
（一）体育传播个体效果的形成机制
从体育传播效果的定义可知，体育传播者经由媒介传递至受传者的体育相关信息，既影响个体的体育认知、体育情感、体育态度、体育观念及体育行为方式，也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运行状况。
体育传播的个体效果专指体育相关信息对受传者个体体育认知、情感、态度、观念及行为方式的影响，其形成机制如图1所示。
媒介（传播及过滤体育信息）
体育传播者（发出体育信息）
图1体育传播个体效果的形成机制
从图1体育传播个体效果的形成机制我们可以看出，体育传播效果是受众面对媒介体育信息时，通过认知层面的传递，在心理和态度层面上引起思想观念或价值体系的情感变化，从而做出行动层面上的表现。
它是媒体实现活动的起始点和最终归属，是受众与媒介交流的结果，决定着传播的内容、风格和整体面貌，是评估媒介传播效果得失的关键。
体育传播者通过媒介传播体育相关信息，由于受到受众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的影响，受众通过媒介接受这些信息后，在体育认知、情感、态度等方面发生改变，其改变的程度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进而在体育信息满足、体育活动参与体验、体验项目选择及体育习惯等行为方面产生影响，形成不同的体育意识观念，体育传播个体效果的达成与否及程度如何最终体现在个体的体育信息满足度、体育参与满意度、生活质量提高度及身体健康提升度的效果上。
（二）体育传播个体效果的影响因素
1个人因素
性别：
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受传者的体育传播效果明显高于女性受传者。
究其原因，一是受体育传播受传者基数的影响，男性体育受传者人数要比女性受传众者的人数多；二是受传统文化中关于性别差异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女性在社会期望角色方面，存在照顾子女、主持家务、配合家人等期望，其自由支配时间少于男性，因此其接收体育信息的概率也少于男性。
三是受性别性格差异影响，因为在性格上男性比较喜欢运动，女性比较喜欢安静，特别是青少年表现更为突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体育的普及，女性主动接受体育信息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年龄：
不同年龄阶段人群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和自由参加体育活动时间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
就可支配的时间而言，35岁至45岁年龄阶段的人口可自由支配时间最少。
从参加体育活动年龄阶段来看，18岁至25岁年龄阶段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和45岁以后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相对较多。
在关心观赏和接受体育信息方面普遍呈现较高的比例，在我国有95%的受传者不同程度的通过报纸、电视和人网络等媒体观赏体育赛事，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观赏体育赛事而改变态度，积极参与体育体验养成运动习惯，建立良好的体育生活方式，提升健康水平，媒介体育传播达到良好的效果。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和素质对于人的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
教育程度与体育的认知程度和参与程度成正比，教育程度越高对体育认知程度和体育参加的频度也就越高。
同样，教育程度高的人其接收体育信息能力较强，体育传播的正面效果较好。
这是因为，一个人在接受良好的教育的同时也相应地接受良好的体育教育，对体育知识、技术、技能有相应的掌握，形成自觉地从事体育活动的观念意识，养成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
并能够自觉地通过接收体育传播信息和参与体育活动来进行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增进健康，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提高生命质量。
另外，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处的社会阶层会有所不同。
教育程度较高者一般在处于白领阶层、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上层、中上层的角色较多，由于其约束时间较少，可自由支配时间较多，工作时间有一定的弹性。
因此，这一部分人参加体育活动和休闲娱乐的机会加大，通过体育传播达到个体体育需求的效果更好。
2社会因素
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是指人们对社会职业声望的客观评价，这种评价可反映出每个职业者在社会中的位置。
社会地位不仅是人们身份的象征，而且与个人财富、教育、权利、声望、消费行为、生活方式相联系。
社会地位高者享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教育、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在休闲消费和生活方式上更有条件和可能进行体育活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中中产阶级和社会中间阶层人群在不断地扩大。
在主观上，他们在享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教育和更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寻求建立一种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健康生活方式。
在客观上，这一社会阶层大多居住在城市，在体育信息密度、体育传播便利度、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指导人员、体育活动组织等方面都具备利用体育传播提升生活质量的条件。
因此，社会地位是影响体育传播个体效果的重要社会因素。
经济水平：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一切行为方式的基础。
没有解决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问题，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无法进行包括体育在内的其他活动，也谈不上体育传播效果如何。
因此，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从整体上决定了国民的体育参与水平和体育消费水平，也决定了体育传播效果的大小和发挥程度。
一般地说，经济发展水平愈高，体育设施、体育产品愈充足，体育信息越丰富、体育传播媒介越发达，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需求就愈强烈，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就愈多，参加体育活动的方式会愈趋多样化，体育消费水平愈高，体育传播的个体效果就越好。
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国民经济将得到更快的发展，国家将加大对全民健身工程的投入，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体育设施和条件将得到改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会进一步健全，为体育传播效果的优化提供物质保障。
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是体育活动的存在形式及实现体育传播个体效果的必备条件。
关于闲暇时间影响体育传播效果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是工作与闲暇时间的配置问题。
工作与闲暇是人们一天中生活活动和时间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人们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在于工作与闲暇等各种活动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这对于提升体育传播效果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技术革命加速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相对缩短，通过拼命工作以满足物资生活需要的手段价值大大降低，人们开始更多地追求生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从而引起工作与闲暇以及闲暇时间内部各种活动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价值观念，人们从劳动本位向休闲本位转移，从而为人们通过体育传播获得体育信息、形成体育行为习惯、建立体育生活方式提供条件。
第二是闲暇时间内部活动的合理安排问题。
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闲暇活动的种类繁多，但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消遣娱乐型活动，二是发展型活动。
这两种活动对于实现人的个性发展和生活需要的满足来说，各有各的功能，缺一不可，两者之间应根据主体的不同需要保持动态的平衡。
但是，在风靡全球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影响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较普遍地存在过多地把闲暇时间用于消遣娱乐活动上。
由于闲暇时间内部活动安排不合理，使接收体育信息、通过体育传播促进体育健身等健康的、高层次的活动受到冷落，对人们积极的生活方式的建立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因此，合理配置人们的工作与闲暇时间，以及适当安排闲暇时间的活动，才能使通过体育传播建立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3环境因素
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是指与人们工作时间、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等有关的环境。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传统的大机器工业的人数将大为减少，而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工作的白领阶层、知识工人的人数将大大增加，由于通过信息网络工作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增加了工作时间的柔性和弹性。
这一工作方式和工作特点的变化，必然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安排，从而产生新的、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这种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为人们参加体育活动和休闲娱乐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人们通过体育信息传播，形成体育行为习惯成为可能。
同时，人们在稀缺的时间资源面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
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群可以利用各种条件摆脱耗费时日的强制性劳动，并且有更多的机会参加丰富多彩的有益活动。
只有那些享有社会特权和从事高知识产业的人才能使工作和闲暇相互渗透，实现工作与闲暇一体化、重叠化，而一般的蓝领工人则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
在现代社会由于各社会阶层之间在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上的不同，使得他们获得体育信息及通过接收的体育信息树立体育价值观、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机会完全不同，因此，工作环境和性质成为制约体育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居住环境：
居住环境是指人们住宅的周边环境。
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在住宅附近进行体育活动较多。
目前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城镇小区的体育健身苑数量较多，体育器材也比较齐全，利用率也较高。
经济条件较差的城镇体育健身苑的数量还远远满足不了人们体育健身的需求。
同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们居住环境的体育信息量和密度差距巨大，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的社区通常可以通过不同媒介宣传体育知识、健身及比赛信息等，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健身器材、组织和信息资源进行科学锻炼，逐步达成体育传播的个体效果。
然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体育设施缺乏，体育信息传播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因此，居住环境的优劣及其周边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体育传播个体效果的重要因素。
体育休闲环境：
体育休闲环境是指有益于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自然环境包括登山、林间小路、河溪旁的道路和野外等有益于体育休闲活动的场所。
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城市居民更多的利用双休日和假期，或家人或朋友或同事结伴去到自然的环境中进行休闲娱乐和进行各种体育活动。
体育人文环境包括体育组织、体育指导人员、教练人员、体育同伴和自身周围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状况等。
同伴理论认为一个人参与休闲体育运动，需要技巧、同伴才能够进行并得到享乐，因此，参与体育活动的项目和频率就决定于共同参与的同伴是否能够共同参与。
当一个人参加某一个体育组织，他便有了归属感和约束感，自觉地接受该组织的领导，参加该组织的各项活动。
因此，体育休闲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均为体育信息有效传播的基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成熟的体育人文环境能为人们提供信息传递的有效空间，提升人们在体育休闲中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促进了体育传播正面效果的强化。
（三）体育明星的传播效果
一般来讲，体育明星是指在体育界成就卓越、表现突出、为大众所瞩目的杰出人士,主要指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管理者及其他从事体育的工作者等。
不同的体育项目造就了不同的体育明星，反之，不同的体育明星又进一步推动和普及不同体育项目在普通人群中的开展。
实践已经证明，姚明、刘翔、丁俊晖等一个个体育明星的产生，使关注和参与篮球、110米栏、台球等项目的人数日益增多，体育明星的传播效果日益显现。
1、媒介体育传播制造体育明星
体育明星的产生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宣传。
媒体对体育赛事的传播，能引起广大群众对体育赛事的关注、激发群众的热情并同时产生他们崇拜的“体育明星”。
现阶段对体育明星的传播也往往是众多媒体吸引受众的一大利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体育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从经济学理论看，体育传播和体育明星行的是双赢之道。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逐步成为传媒界的主力。
电视把竞赛场上精彩生动、激烈紧张的场面传送到千家万户，使体育明星迅速走红，为体育项目的普及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
日前，同步直播、网络互动、微博等先进的媒体传播手段在体育赛事中的不断运用，使体育竞赛的关注度和影响度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被体育所吸引，使体育成为大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体育大众化发展的同时，通过体育传播媒介的报道和宣传，体育明星不断被推向公众的视野，体育传播塑造了一个个人们耳熟能详的体育明星。
2、体育明星提升体育传播效果
两级传播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拉斯菲尔德在调查实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经典理论。
“所谓两级传播无非是指在大众传播时代，信息总是先由大众媒介传播给社会成员中的少数舆论领袖，然后再由舆论领袖扩散给全体公众”。
两级传播过程为：
传播者—体育舆论领袖—受众。
这里的舆论领袖就是积极主动地向人们提供某方面的客观事实，并加以主观评断的人。
两级传播强调的是第二级，显然体育明星在体育传播中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
体育明星通过体育传播媒介向受众（包括一般舆论领袖）推介信息，产生示范作用，并直接或间接地对受众施加着巨大的影响。
在此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向体育舆论领袖的信息传递是一级传播,体育舆论领袖向受众的信息传递是二级传播。
通过体育明星的二级传播，强化了受众对体育信息的认同度，提升了体育传播效应。
另外，由于体育明星在运动员时期的突出成就和个人魅力,成为大众喜爱和尊敬的公众人物。
他们在大众传媒具有创造深入传播对象心目中的人物的特殊功能，即传播学上称为大众传媒“授予地位”的功能，指大众媒介能够授予个人、团体、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运动以地位，使其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和尊崇的典型、膜拜的偶像，从而出现明星效应。
因此，在大众文化语境中体育明星通过提升传播效果，具有自身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
然而，体育明星的社会文化功能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性的。
大众在巴乔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高贵的忧郁，在库娃身上看到了一种健康的性感，在刘璇身上看到了娇巧与美貌的完美结合，在阿姆斯特朗身上看到了与死亡抗争顽强不屈的意志。
体育明星不但给大家带来力与美的享受，同时他们的自信、拼搏、团结协作精神能够帮助受众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受众的成长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甚至有时成为民族精神教育的楷模，比如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能够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民族认同感、归属感。
但是，在看到体育明星对受众成长有着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体育明星的社会行为对受众所带来的负面传播效应，并努力加以遏制，避免负面传播效应的扩散。
三、体育传播的社会效果
（一）体育传播的社会整合效果
体育传播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场合当中的一种行为的协调整合。
社会协调整合主要有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
价值整合是整合功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
每个社会的成员在价值观上都有差异，在良好文化的熏陶和明星效应的引导下，大多数人会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正确的观念和良好的行为规范。
体育文化本身的特征和性质使其在形成社会舆论、规范个人行为，协调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
正如奥林匹克主义所倡导的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
体育传播将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
建立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发挥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推崇一般伦理道德基本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体育明星在赛场上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团结协作的作风，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遵守规则的行为规范，成为受众处世的典范。
同时，通过大众传媒对体育的传播一方面可以使体育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可以使体育的发展得到大众的有效监督，遏制体育商业化、产业化、职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和腐败行为。
从而更好地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公平竞争、和平的社会，使人类社会朝着有序、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二）体育传播中的劝服社会效果
美国著名劝服学教授RichardPerloff在他的名著《TheDynamicsofPersuasion》一书中对“劝服”作出定义：
“劝服是一种活动或过程，在此活动或过程中，传播者通过信息的传递，力图诱导有一定自由程度的他人和群体在信念上、态度上和行为上发生改变”。
劝服的途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正面陈述劝服内容和理由，这种劝服的技巧性主要表现在逻辑构思、遣词造句等言语表达方面，即系统地提供有说服力的信息，激起个体的积极反应；二是侧面提供线索以激起个体的思考，让对方体会和把握劝服内容。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类丰厚的精神文化和道德准则。
大众传媒通过对体育、特别是体育比赛的传播，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关于“和平”、“公正”、“参与”的体育精神进行“劝服”,使比赛的规则和公正执法的概念内化外人们共同的生活准则和社会规范。
受众在接受“规则劝服”后，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认识并遵守比赛或游戏规则,违者受罚,遵者受奖,正是其对社会契约关系及其文明生活方式的了解和模仿过程。
青少年受众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对社会行为约束的接受,从不同到趋同,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他律到自律,即将外在的社会行为要求转化为个人的内部心理习惯。
大众传媒在传播体育时不断强化这种观念：
在体育活动中,当愿望与规则、利益与名誉、情感与理智、行为与规范发生冲突时,如果违反规则,使体育活动本身受到损害,将会遭到同伴或群体的谴责,甚至受到被排斥的制裁,这是每一个青少年受众都不愿意接受的。
为了保持与群体的一致性,就只有不断约束自己的行为,履行义务,遵守规则,并逐渐形成习惯。
正是体育的规则意识通过大众传媒的“劝服”对其行为的不断强化,使青少年的自我约束力、自我控制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体育传播的“劝服”社会效果也因此得以体现。
（三）体育传播的社会文化交流效果
在“国际奥林匹克宪章”第一章第二条原则部分就明确指出：
“奥林匹克是文化和体育的结合”。
在奥运会期间,举办城市开展奥运会艺术节、时装表演、大型文艺演出等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良好平台。
同时，利用先进的现代大众传播技术和手段，可以放大体育赛事、活动的社会文化交流效果。
例如，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利用举办国际性体育活动、开设英文网站等平台对外传播；日本充分利用年轻人最感兴趣的体育动漫、体育游戏等，将本国的文化向外国传播。
由于体育自身的娱乐性和普及性,其日益成为传播、交流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的重要手段。
在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的时代,通过体育赛事展现体育文化的活动日趋频繁。
在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期间,借助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举办城市将自己的城市文化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举办地的城市文化得以迅速走向世界,国际影响力得以增强。
例如，北京奥运会期间，组织者通过大众传媒将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风土人情、建筑遗存、景观特色等充分展现在世界各国人们面前，既让世人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北京和中国文化，也达到了媒介传播预期的社会文化交流效果。
（四）体育传播过程中体育权利保障效果
媒体能反应社会，但他们在创建社会概念中也扮演工具的角色。
尽管大众传媒可能不能告诉我们该怎么想，但一定能告诉我们该思考什么。
媒体影响和加强文化以及创造文化的力量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通过这种力量，媒体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体育实体的动态过程，影响体育文化以及公众的体育观念。
媒体对体育的描绘大多都受体育媒体、体育组织种类贫乏的影响而不够全面，如弱势群体（如女性、农民、少数民族、城市低收入者等）依然处在未被充分代表的地位，在媒体角色扮演中也未被给予足够重视。
同时，在我国还存在竞技运动员文化教育权利缺失、学生体育权利无法全面保障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指出:
“有效地行使人权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每个人应能自由地发展和保持他或她的身体、心智与道德的力量,因而任何人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均应得到保证和保障。
”现代人权理论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重要的人权,健康权则是其中之一。
因此,大众传媒通过对相关弱势群体体育权利保障制度及法规的宣传、对其健身方法及体育意识的传播，是实现该部分人群“增强体质、追求健康”权利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大众传媒还可以通过对该部分人群生存状况的深度报道，引起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对于其体育权利的关注，增加其体育权利保障的渠道和砝码。
四、体育传播的负面效果
（一）构筑体育文化直接交流的屏障
所谓文化屏障，是指大众传媒在促成文化传播的同时，有意无意间传播，不断造成信息的发出、传递、接受三维之间的“中断”。
从这个角度看，大众传媒执行了这一悸论的角色。
它使人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沟通、对话、交流的同时，隐含着可恶的离间、挑拨甚至欺骗。
正因为如此，在当代大众的体育生活中出现了“羸弱的体育爱好者”的现象。
体育场馆在被传媒不断扩大作用的同时，又使大众不断的远离它。
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被隔离开来，交流的“在场有效性”被消解，交流过程中主体双方自然流露的情感不复存在，人际间的情感加深也已不可能，代之而起的是人际关系的冷漠，温情的缺乏。
体育本是人类加强沟通、交流和对话的领域，然而由于大众传媒极其所具有的视觉文化的介入，使得这一切都更大程度的是在个体的孤独和冷漠中进行的，这一点无疑成了当代体育的巨大讽刺。
（二）主客体关系重建，导致人的主体性缺失
在体育商业化需求及体育传播技术的推动下，体育在不断地被翻新和包装，应接不暇的体育赛事、节目、话题在不断地塑造观众，塑造他们的消费习性。
而大众对媒体的依附性又决定了它不愿意也不能够进行及时的消化和处理。
于是便染上了信息消化不良病——一种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的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久而久之，使大众对体育了麻木感。
大众传媒的这种麻木作用使大众懒于思考，对体育的审美能力萎缩，趣味趋同，使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坚毅的品质和创造的精神遭到严重消蚀。
（三）体育大众传播为体育的异化推波助澜
大众传媒制造新的文化霸权，体育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成熟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秉承了来自社会深层的物役性，在市场与效益的胁迫下，“不断通过极为便捷的信息通道操纵大众的生活，并演示生活境界低俗化的真相。
从而将电脑化的思维方式和当代消费的价值标准强加给所有社会阶层和个人，役金钱神话的意识权力话语方式控制大众的思想，使钱成为意义困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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