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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元史》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遭致时人的不满和后来学者的讥议。
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进行修改，原编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遗》，均可为时人不满的证明，不过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补遗、续编之类的工作。
清代部分学者对《元史》的讥议更多，如顾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两传”的现象；
“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等等①。
钱大昕也指出：
“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
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
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
“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等等②。
鉴于《元史》的成书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种种指摘，自明朝以来就不断有人企图增续和重修，先后成书的有：
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
民国以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
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
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
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
乾隆四十六年（1781），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是最坏的版本，毫无可取之处。
道光四年（1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
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
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
197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①《日知录》卷二六《元史》。
②《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
《元典章》
本书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60卷，附《新集至治条例》，编者不详。
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曾规定各地官府编类中统建元以来的“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
所以沈家本于光绪戊申（1908）为《元典章》撰写的跋文中即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
但有人以为此书“殆吏胥所钞记，然主其事，似为坊贾也”①。
本书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世祖中统元年（126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1322）。
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1门、467目、2391条。
此书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
书中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
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
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关系、会种科差、课税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元代币制、高利贷盘剥及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生动的反映。
吏部各卷对元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记载。
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
本书可以补充和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
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
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
这就为一般读者和初学元史者带来困难。
今可参读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①，作为打开《元典章》等史籍之门的一把钥匙。
《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光绪戊申（1908）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
惟此刻本错误极多，错字、漏字且不说，其中整段、整页脱漏者亦不在少数；
陈垣据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勘正“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①，读沈刻本时，当对照利用此书。
197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已将所藏元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出版，为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对该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别于1964年和1972年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
刑部》第一册、第二册。
①昌彼德：
《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见台湾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后。
①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①两书分别于1931年、1934年由国立北平大学研究所刊行。
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时，将两书收入，同时重印。
《通制条格》
本书现存22卷，官修。
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
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
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内容亦汇辑成《别类》。
书成于延祐三年（1316）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
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②。
全书88卷，凡2539条。
此书仅有第二部分《条格》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故名《通制条格》，现存的22卷是：
卷二至九（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三十（杂令、僧道、营缮）。
本书的性质与《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书的汇编，故其史料价值极高，研究元代历史尤其是各种制度时，必须参考此书。
惟其通读的难度，也和《元典章》相仿。
本书仅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影印本，凡6册。
日本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研究译注》3册（国书刊行会刊），将《通制条格》全部加以句读，然后译成日文，并详加注释。
1986年3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时鉴点校本，用新式标点对全书进行分段点校，为读者通读本书，特别是难度很大的“硬译”公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经世大典》
本书全名《皇朝经世大典》，880卷，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
此书是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
天历二年（1329）冬，元文宗下令“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命赵世延、虞集等主其事。
次年（1330）四月十六日开局，至顺二年（1331）五月一日成书。
全书分10篇：
帝号、帝训、帝制、帝系4篇为“君事”，由蒙古局担任纂修；
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6篇为“臣事”，由虞集等编纂。
《经世大典》书成之后，仅有“缮写呈上”的写本，未有刻本，今不传。
②孛术鲁翀：
《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现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干类子目除序录外，还收录了一部分子目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两类收录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方面。
根据《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书的内容梗概。
阅读《永乐大典》残卷中保存的《经世大典》残文，尚可窥见其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
驿传》类的“站赤”①，出自《赋典·
漕运》类的“海运”②，出自《宪典·
仓库》类的“仓库”③。
翻检《广仓学窘丛书》所收的《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元代画塑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等6篇，又可知道《经世大典》的部分内容，此6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这些原文除《仓库》一卷尚存外，其余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
此外，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转载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一幅，据魏氏在说明中称该图“得自《永乐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页”。
如今刊载原图的《永乐大典》业已不存，幸赖《海国图志》得以保存。
《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书，其内容大都来自有关机构的档案，故其史料价值极高。
惜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台湾苏振申对《经世大典》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著有《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84年5月版。
可供参阅。
《元朝名臣事略》本书15卷，元苏天爵编。
苏天爵本卷另有传。
他曾预修《武宗实录》及《文宗实录》，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本书外，还有《元文类》和《滋溪文稿》。
另有《松厅章疏》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散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苏天爵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
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征信者亦采纳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书特点。
此书取材极广博，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散佚，全靠此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的珍贵资料。
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时，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资审定”；
缪荃孙辑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搜集了许多资料。
明朝初年纂修《元史》，取材于此书的更多，例如木华黎传，差不多全采用此书。
又此书47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4卷都是蒙古人、色目人，其余是汉人（其中无南人）；
而《元史》列传前32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卷三十三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可见《元史》连列传的编次也是仿照此书的。
①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三。
②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
③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
此书元刊本极少见。
1962年，中华书局根据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开头有韩儒林撰《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序文介绍了本书作者简况、史料价值和版本状况。
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
过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是依据《四库全书》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因为校勘不精，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错字和脱文，脱文多的竟达千字以上，甚至因《赵良弼传》和《贾居贞传》中间有缺页，竟把两传并为一传，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加以改译，给研究蒙元史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对一般读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碍。
《历代名臣奏议》本书共350卷，明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
永乐间，朱棣命翰林编修黄淮、杨士奇等编辑此书，采古名臣奏疏之类，汇集以备观览。
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书成进览，命刊印，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
是书所录自商、周迄于宋、元，分64门，名目过繁，然搜罗甚富，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阅而知。
本书搜集元代诸名臣的奏议，对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搜集的元代两种重要的奏议，一是元世祖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镜策》，今虽有元刊本8卷传世，但极罕见，一般读者很难有机会睹其庐山真面目，而本书中已加收录，散见于有关各门；
另一种是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所上的《太平策》，未见单刻本传世。
单就这两种奏议而言，其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内容广泛，如投下、驱口、匠户、钞法、盐法、军站、田制等，均有所论述，对了解元代各种制度，有很大的帮助①。
本书有明经厂刻本、明崇祯八年张溥删节本和四库全书本，以前者为最佳。
张溥删节本非足本，重要内容如赵天麟所上奏文均遭删削，故此本价值甚差。
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1989年10月影印出版此书的明永乐内府刻本（即经厂本），为学人利用此善本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国初群雄事略》
明末清初，钱谦益编撰。
本书共收集元末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计有韩林儿、郭子兴、徐寿辉、陈有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李思齐、扩①参见陈高华：
《中国古代史史科学》页329，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廓帖木儿、纳哈出、陈友定、何真等人的起兵或割据的史料，广征博引，使一些今已散失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为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一部重要史籍。
全书“采自诸书，抵牾处不改定，参差处不画一，仍是长编之例，实非刊定之书”①。
从本书作者的生卒年代及书名用“国初”二字，即可知是书编成于明朝。
其具体年代一说“大约编撰于明天启六年（1626）前后”②。
本书有钞本多种，各种钞本的分卷也不尽相同，有15卷、14卷、不分卷等。
近人张钧衡校订是书，定为12卷本，收入《适园丛书》中。
198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德信、韩志远点校本（14卷）。
是本以沈韵斋钞本为底本，参照清钞本和《适园丛书》本加以标点校勘。
《出版说明》云：
“对书中所引资料，其书尚存者，均取原书校核；
所注资料出处不够明确的，予以查补。
凡钞本中因讹、舛、衍、脱而有乖文义者，加以改正，并作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
”“书中所引资料原书今已散失者，用有关史料校勘，不动原文，只在校勘记中说明。
”因此，中华书局版为是书最好而又易得的版本。
①《国初群雄事略》，《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
②1980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说明。
第二节行记
《西游录》
本书为上、下卷，耶律楚材著。
耶律楚材，本卷下册别有传。
1218年，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之召至蒙古怯绿连河畔的大斡耳朵。
次年春，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往返西域凡7年之久。
据《西游录·
自序》说，他于戊子（1228）驰传到燕京，很多人问他西域的情况，因著此书，以省应对之烦。
本书未有“戊子清明日”题记一行，可见书成于1228年。
《自序》写于己丑（1229），为书成后翌年刊印时所作。
原刊本末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表明系家刻自印之本。
全书分上、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专记自北京出发以及西域各城的情形；
第二部分是专门抨击长春真人邱处机的。
著名学者向达在校注本书时，于其未完之作《前言》中说：
“记地理和反道教的两部分都很重要。
”他又指出，《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二书，“都是十三世纪记述天山以北和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历史地理最早最重要的书。
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关于天山以北以至于葱岭以西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一带，游历其地归而以汉文记载游踪的，绝无其人、其书。
《宋史·
高昌传》只凭王延德所记，略及北廷，如大食、拂林诸传不过得之传闻而已。
到了十三世纪《西游录》、《西游记》二书，始首先对于上述诸地目识亲览所得，著成文字，公诸于世。
”他还说：
“二书也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以及阿姆河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
”向达的《前言》系未完之作，故对本书第二部分的价值未及作评价。
今就其内容看来，反映当时释、道两教的矛盾由来已久，斗争之激烈，跃然纸上，也可见当时释门中多方诋毁道家的一斑。
《西游录》刊行以后，最早收录它的是元代盛如梓的笔记《庶斋老学丛谈》①，但仅节录其西游地理的一部分凡八百余字。
1926年，日人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旧钞本足本，1927年神田据以排印出版，后《六经堪丛书》曾据之重印，是为过去通常使用的足本。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本，虽注释偶有疏忽之处，但仍不失为目前最佳而又易得的版本。
《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
《北使记》金乌古孙仲端撰，刘祁记。
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金史》卷一二四有其传。
本书记作者出使北朝（蒙古）、西域期间沿途的所见所闻，对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状况等均有记载，可供了解十三世纪二十年代的蒙古和西域①见《知不足斋丛书》。
情况作参考。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四种曾收有此书，对书中磨里奚等几个部族名作了注解，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
此外，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及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祁《归潜志》点校本，亦收有本书。
《长春真人西游记》共2卷，为金元之际李志常撰。
志常（1193—1256）字浩然，号真常子，又号通玄大师，是金、元之际全真道领袖邱处机（1148—1227，号长春子）的弟子，后掌全真道门（1238—1256）。
己卯（1219）冬，成吉思汗遣侍臣刘仲禄持诏至莱州（今山东掖县），敦请邱处机赴西域“问道”。
次年正月，邱处机率门徒尹志平、李志常等18人启程，在燕京（今北京）、宣德（今河北宣化）等地盘桓多时。
辛巳（1221）春二月，离宣德，取道漠北西行，中经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抚州（治今河北张北）、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鱼儿泺（今内蒙古达里诺尔），东北行至斡辰大王帐（今内蒙古新巴尔虎旗东），转西北行至陆局河（今克鲁伦河）入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处，沿河南岸西行，又经窝里朵（当在杭爱山北麓）、阿不罕山（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之宗海尔罕山）北、金山（今阿尔泰山）、鳖思马（即别失八里）、昌八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阿里马（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东13公里之阿脱诺克）、大石林牙（即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布拉纳古城）等，复经霍阐没辇（今锡尔河）及其以西诸地，于同年11月18日至邪米思干（即撒马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壬午（1222）三月，复经碣石（今撒马尔罕以南之沙里夏勃兹地方），过铁门。
渡阿母没辇（今阿姆河）东南行，于同年四月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成吉思汗。
五月返回邪米思干。
八月，再抵成吉思汗驻地，入帐论道。
九月下旬，三抵邪米思干。
十月，离此东还。
癸未（1223）六月初渡碛。
宿渔阳关（当即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之吴公坝），复经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下水（今内蒙古岱海）等地，于同年秋八月回到宣德，并于甲申（1224）回到燕京；
丁亥（1227）七月，病逝。
邱处机死后，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以亲随其师西游之经历，记述所经山川道里和沿途所见风俗人情等见闻，并兼及邱处机生平，是研究十三世纪漠北、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
此书过去鲜为人知，乾隆年间钱大昕从苏州玄妙观《道藏》中钞出，并为之作跋加以表彰，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近人王国维为之作校注，是目前较好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
《蒙鞑备录》南宋赵珙撰。
此书原题“朱孟珙撰”，误，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已辨正。
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赵珙奉其上司贾涉之命，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至燕京，见到总领蒙古大军攻金的木华黎国王。
他将自己出使期间的见闻著录成书。
全书分立国，鞑主始起，国号年号，太子诸王，诸将功臣、任相、军政、马政、粮食、征伐、官制、风俗、军装器械、奉使、祭祀、妇女、燕聚舞乐共17目，为研究当时蒙古国和幽燕一带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是《说郛》本，1926年刊行的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是通行诸本中较佳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黑鞑事略》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
大雅字子文，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嘉定七年进士，官朝请郎，出为四川制置副使。
史书载其嘉熙四年（1240）使北。
淳祐三年（1243）守重庆，蜀地残破，大雅重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根柢，人德之，为立庙。
卒谥忠烈。
据王国维《黑鞑事略跋》之研究，彭、徐二人分别于壬辰（1232）和乙未至丙申（1235—1236）年间作为南宋使节的随员，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
彭大雅是书状官，先将自己的使蒙见闻写成书稿，徐霆随使归宋，亦将其见闻记录编撰成稿。
后二人相遇，各出所撰以相互参考，遂以彭著为定本，把徐霆的不同记载作为“疏”写在各有关事项之下，合成本书。
书中顶格书写者为彭大雅原书，其低一格者是徐霆之疏。
本书内容丰富，从多方面介绍了蒙古国的主要人物、地理气候、游牧围猎、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法和占筮、差发赋税、贸易贩贾、官制和习惯法、军事装备、行军扎营，布阵破敌、作战方法、军马将帅以及所属各投下状况等等。
全书共分“其主”、“其子”等48条。
所记内容为作者身历其境、耳闻目睹的记录，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王国维1925年为本书作跋，指出“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
本书通行诸本中以1925年王国维笺证本为佳，见《王国维遗书》。
《纪行》、《西使记》
《纪行》1卷，张德辉撰。
张德辉，《元史》卷一六三有传。
他是金朝御史台的下级官吏，金亡后，为真定军阀史天泽幕僚，充当经历官。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载其事迹。
1247年，忽必烈在漠北潜邸召他北上询问当世事。
德辉从中原北上，途经驴驹河（今克鲁沦河）、浑独剌河（今土剌河）、和林城及塌米河等地而达于忽必烈驻地。
本书是他记录这次北上的经历及沿途所见所闻，对于当时蒙古族居住的大漠南北风土人情，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地理情况记述颇详，对研究蒙古国时期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原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玉堂嘉话》卷之八，常见的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西使记》1卷，刘郁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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