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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健康理念、健康实践得天独厚，健康传统、健康生活，积累丰硕。
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确切性而言，中国养生文化的萌芽大概只能上溯到殷商时代。
从已经出土的甲骨文的考证中可以发现，殷商时的人们在生病、分娩时都祈祷祖宗神灵佑助；
对日常生活中的吉凶祸福与健康状况也不时卜问，进而举行各种形式的祭祀活动以清除不祥。
此外，甲骨文中还出现了有关个人卫生（如沐、浴）和集体卫生（如大扫除称“寇帚”）之类的记载。
逮至西周，养生思想进一步发展。
周代还设有食医专门掌管周王与贵族阶层的饮食，指导“六饮、六膳、百馐、百酱”等多方面的饮食调理工作，提出饮食调理要与四季气候相适应；
并有了专职主管环境卫生的职官，如“庶氏掌除毒蛊”；
“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薰之”；
“壶涿氏掌除水虫”，使水清洁。
中国养生文化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首推春秋战国。
当时的史书对养生的记载已经十分具体，例如《左传》就记载了秦国医和为晋侯治病，指出晋侯之疾是“近女室。
疾如蛊”的结果，已经注意到了房室起居与健康的关系。
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法、道、墨四家，而在养生问题上贡献最大的又属其中的儒、道两家。
儒家养生思想。
儒家学说的奠基人是孔子。
孔子不但博学多才，精通六艺，而且也长于养生之道。
从《论语·
乡党》中可以看出，孔子在饮食起居方面的清规戒律很多，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食饣壹而饣曷。
鱼馁而肉败，不食。
色恶，不食。
臭恶，不食。
失饪，不食。
不时，不食。
割不正，不食。
不得其酱，不食。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除了讲究饮食卫生之外，孔子还提出：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因此“知者乐，仁者寿。
”（《颜渊》）。
《论语·
李氏》这就表明孔子已经注意到从少、壮、老三阶段不同身心状况出发，提出相应的养生之道，堪称开创阶段养生理论之先河。
至于被后世儒家称为“亚圣”的孟子，他在养生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孟子·
公孙丑上》说：
“夫志，气之帅也；
气，体之充也。
”从而颇富创见地提出，一个人要想做到身心健康，那就只有“善养吾浩然之气”。
至于如何才能养“气”，孟子也提出了两点带有鲜明儒家色彩的独到方法：
其一是“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也就是说一切都要从儒家的所谓道义出发，理直气壮，从而使个体保持一种旺盛的精神状况；
其二是“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意思是说养“气”必须培养良好的心理状态，心地要光明坦荡，不能邪念存心。
总之，孟子的养生思想具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色彩，堪称后世强调通过陶冶道德情操以养生流派的鼻祖。
道家的养生思想。
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养生思想最丰富深邃，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
老子，姓李，名聃，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养生理论家和实践者。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称：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老子之所以能够活到160余岁，这首先得力于他本人主观上十分重视“长生久视之道”，甚至把养生治身置于治国平天下之上。
老子一方面是“修道而养寿”的身体力行者，另一方面又在长期的养生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带有道教色彩的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
他所提出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思想，既反映了道家的处世哲学，也体现了“清静无为”、“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观。
特别是老子提出的“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老子》十章）更是涉及到了气功养生的具体方法和具体步骤。
老子所倡导的上述锻炼原则，在先秦以降的两千多年气功养生史上，曾经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中期道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与老子相比，庄子的养生思想和养生方法更为具体、深邃。
他不但直接继承了老子“归真返朴”、“清静无为”的养生理论，而且编制了一整套导引、吐纳的养生方法。
《庄子·
刻意》说：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导）引之土，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这在先秦诸子中堪称是最早对气功导引方法的一种具体而形象的描绘。
在庄子开创的诸多养生理论中，最有特色的大概莫过于“心斋”和“坐忘”二法，可以说它们已经涉及到了我国静功养生学的核心问题。
人世间》称：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耳止于听，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
“坐忘”的概念见于《庄子·
大宗师》：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
战国末年，诸子各家学说出现了相互交融的局面。
产生于这一时期而被后世称为“杂家”的《吕氏春秋》一书，在养生学方面显得更加成熟，养生理论也更加专门化。
概而言之，《吕氏春秋》的养生观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节欲。
《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感官欲求乃是人的自然天性，但决不可听任欲望无限膨胀，而必须有所节制。
在作者看来，耳目鼻口等感觉器官都是服务于生命整体的，所以“不得擅行，必有所制。
”（《贵生》）人们的生活固然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物也者，所以养性也”（《本性》），决不可放纵物欲，以损害身体健康作为享乐的代价。
骄奢淫佚的生活不仅是道德的堕落，同时也是健康的大敌。
为此，作者在《本生》篇中提出了一条含义深刻的养生格言：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机；
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
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
适度。
提出在精神、饮食和居住环境等方面均应调节得当、轻重适度。
人们要想健康长寿，首先在精神上必须保持平静、安详，避免过度刺激，不受“大喜、大怒、大忧、大哀”（《尽数》）等不良情绪的骚扰；
其次，在饮食方面应该做到定时定量，正所谓“食能以时，身必无灾；
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脏之葆。
”（同上）对于那些“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的食物，切忌贸然入口；
复次，居住环境也要力求做到冷暖、干湿适宜，防止“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的侵袭。
运动。
《吕氏春秋》中首次提出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蝼”的运动养生观。
《尽数》篇中就明确提到：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
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拘为聋，处目则为目蔑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疛，处足则为痿为蹷。
因此要想去病健身，就必须坚持运动，以便达到开塞通窍，使精气血脉畅流不息的养生目的。
总之，先秦时期属中国养生文化的滥觞，特别是诸子百家在养生领域中所作的各种大胆探索，更是为中国养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至隋唐的千余年间，堪称中国养生文化繁荣的鼎盛期。
西汉初年开始，由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大多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养生文化的兴盛。
在西汉产生的众多养生诸作中，最令世人瞩目的要算《黄帝内经》。
该书汇集了先秦时期的各种养生观点、并且首次专门从医学角度探讨了养生问题。
《黄帝内经》涉及的养生原则主要有两条：
一是调摄精神与形体，努力提高机体防病抗衰能力；
二是适应外界环境，避免外邪侵袭。
对此，《上古天真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此外，《黄帝内经》还记载了许多具体的养生术，如《异法方宜论》中介绍的导引、按足乔等等，都具有实用养生价值。
以上种种理论和实践均在中国养生文化史上产生过极大影响。
后世的各种养生著作，多数是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
东汉以后，在《黄帝内经》的引导和带动下，中医养生学日趋繁荣。
这一时期很多著名的医学家都长于养生，其中又以张仲景和华佗为影响之最。
张仲景在《金匮·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提出了若干具体养生原则，即“不令邪气干忤经络”、“导引、吐纳”、“房室勿令竭之，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以及“饮食禁忌”等等。
华佗认为运动是却病延年的重要途径，为此极力主张通过劳动运动来养生。
华佗还根据古代导引法，创立“五禽戏”；
“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
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
”尤为可贵的是，华佗还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五禽戏”锻炼，以至“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战争频繁、政权更迭的动乱时期。
战乱和灾祸接踵而至的现实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使得当时人体的寿命十分短暂。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出于一种生命本能的需要，往往沉醉于养生之道。
在道德修养方面，这些人迷恋于老、庄之学，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
在具体的养生实践上，则由重视导引吐纳转向炼丹服食，进而形成了一系列颇具道教色彩的养生方法。
3、中国养生文化历史代表人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养生文化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葛洪和陶弘景。
葛洪，字雅川，自号抱朴子，他的养生文化思想集中体现在《抱朴子·
内篇》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主张恬愉淡泊，涤除各种嗜欲；
提倡宝精行气，创立胎息功法；
强调房事养生，“得其节宣之和”。
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主张人的言行举止，存思计虑都不应超出正常的生理限度。
陶弘景，字通明，南京人，齐梁时期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兼养生家。
陶弘景一生著述宏富，仅养生方面的专著就有若干种，如《养性延命录》、《导引养生图》、《养生经》等等。
现存的养生著作主要有《养性处命录》，书中涉及到多方面的养生内容，它们是：
认为形神相依，主张清心寡欲以养神，导引运动以养形；
认为人的寿命长短固然与先天因素有关，但后天的调养更为重要；
提倡过用病生，主张节用以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隋唐二代，养生文化进一步沿着秦汉魏晋以来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孙思邈和司马承祯等重要养生学家。
孙思邈的养生思想主要收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中。
孙思邈既主张静养，又强调运动；
既强调食疗，又主张药补；
既强调节欲，又反对绝欲。
不但涉及到衣、食、住、行与养生的关系，而且专门探讨了老年保健问题。
这些都对后世中国养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司马承祯的两部重要著作《天隐子养生书》和《坐忘论》，都大抵本于老、庄，阐述了收视反听、遗形复照的内修养生理论和方法。
在具体的养生方法上，司马承祯还创立了各种服气法、导引法，详见其《服气精义论》和《导引论》二书。
较之于其他的道教养生方法，司马承祯创立的上述方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能够运用中医理论探讨服气、导引的作用机制。
除了上述重要的养生理论和养生人物之外，汉唐时期还有一中重要的养生问题必须提到着重阐述，这就是道教气功的发展情况。
此外，气功不但开始被道教吸收，而且逐渐形成了能体现道家养生特色的“存思”和“内丹”两大流派。
4、中国养生文化的历史派别 存思派。
存思，又名存想，它是一种专以调神为基本练功手段的气功功法。
在道教早期的经典《太平经》中，存思法就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至晋代，则出现了专以存思法作为修炼内容的上清派道教。
隋唐以后，道教存思派气功进一步得到发展，仅宋代张君房所辑《云笈七签》收录的《老君存思图》所述存思法的具体方法就达18种之多，存思的内容也较前更为丰富。
伴随着存思派气功的产生和发展，一种具有自我心理保健功能的存思疗法也开始得到普及与提高。
东汉时期，存思疗法已初具规模，《太平经》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魏晋时期，存思疗法的种类增多，而且论述也更加详细，如《养生要集》中就提到：
“行气欲除百病，随病所有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使其愈，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
此养生大要也。
”隋唐以后，存思疗法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诸病源候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内丹派。
内丹，是道教炼丹术的一种。
该法将人体拟作“鼎炉”，把体内的精气当作“药物”，运用“神”去烧炼，从而使精、气、神凝聚结成“内丹”。
内丹派气功奠基于东汉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
但“内丹”这一名称却一直到晋代许逊的《灵剑子》中才始有记载。
魏晋时期，道教气功方面出现了一部融合内丹、存思两派基本特点的内修专著，这就是《黄庭外景经》。
内丹气功兴盛于隋唐二代，此时相继出现了《群仙会真记》和《日月玄枢论》（已亡佚）之类的内丹气功集大成之作。
5、中国养生文化的发展历史 两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出现了流派争鸣的局面，涌现了金元四大家和陈直、邹铉等一大批著名养生家；
同时由于宋代帝王对养生学十分关注，组织力量编写了《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之类的大型官修医书，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医养生学沿着《黄帝内经》开创的思路继续向前发展，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
注意从发病学的角度探求养生规律。
当时的中医养生家已经认识到人的形体“因气而荣，因气而病”（《圣济总录》），于是主张养生应该努力保养气血，调理气机。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认为“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从而相应地提出了养生要务在于保养脾胃之气的理论主张。
同为金元四大家的失丹溪则改弦易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一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格致余论》），因而在治病和养生方面都以滋阴为主。
注重联系老年生理特征探求养生长寿之道。
邹铉《寿亲养老新书》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认为老人精神真气及五脏衰弱耗竭，肠胃虚薄，喜怒性情不定，类似儿童，且孤僻易于伤感，故应重视饮食调养、精神调摄，怡情悦志，以及顺应四时气候变化以养生。
宋丹溪在《格致余论·
茹淡论》中则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提出了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老年养生食谱。
宋代以后，由于真宗、徽宗等皇帝狂热崇道，使得道教宗派迅速蕃衍，道教理论有所深化。
在众多道教流派和五花八门的道教学说中，内丹派理论影响最大，并相继出现了陈抟、丘处机、王珪等著名道教养生家。
陈抟所著的《指玄篇》、《阴真君还丹歌注》、《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治病图》均为阐述道教丹丹派养生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专著，其中又以后者在民间流传最广。
丘处机的养生思想除了强调“全神炼气”、养气内守之外，还著有《摄生消息论》一书。
王珪在所著的《泰定养生主论》中论述了婚后至孕育和婴幼、童壮、衰老诸阶段的生理调摄，疾病治疗等问题，很有特色。
尤其是书中关于药食养生的观点，更具创见。
有宋一代，儒家一反汉唐专治经学的传统，转而引释、道入儒，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学。
当时的理学家认定“理”是先天存在的、是永恒而至高无上的。
为了穷究此“理”，理学家们提出了“去人欲、存天理”的总原则，而静坐则被视为实现这种原则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尽管“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学原则本身是与人们的养生目的相悖的，但静坐方式却包含了积极的养生意义。
以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为例，“静坐”固然被他视为穷理尽性的主要方法，但在“静坐”穷理的实践过程中，邵雍同样感到了这种方式所具有的养生功效。
因此，在他的某些诗作，如《何处是仙乡》中，就写出了一种独特的静坐感受。
对静坐养生感受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南宋理学。
由于晚年健康状况甚差，所以朱熹十分倾心符合其理学大师身分和经历的静坐养生法。
据《宋元学案》记载，为了提高和加强静坐的养生效果，朱熹还作有《调息箴》一首。
继朱熹之后，南宋著名学者真德秀，世称西山先生，更为注重养生，认为“运气之术，甚近养生之道”，于是采集诸家养生之要，编为《卫生歌》一篇。
《卫生歌》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当时的理学家已经注意对各种养生功法加以兼收并蓄，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养生文化开始向通俗与普及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它有可能真正从少数研究者的“象牙塔”中走向广阔的社会各阶层，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大众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奉行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
当他们“通则兼济天下”之时，也许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去建功立业；
而一旦处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况之际，他们常常对道家的学说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趣。
这种兴趣本身自然就包含了对养生之道的关注。
早在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王绘、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们的养生活动。
由唐入宋，诗人墨客养生的热情有增无减，当时不少文学家都是锻炼有素的养生里手，其中又以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陆游最为突出。
苏轼认为“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因此他对唐孙思邈《千金要方·
养性》篇中记载的胎息法曾“反复寻究”，颇有所得。
苏轼还融闭息、存思及保健功于一体，创立了一种简易有效的养生方法。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是一位杰出的养生家。
他所习的养生功法兼及道、释，包括导引、行气、内丹、坐禅诸项内容。
6、中国养生文化的自我完善 明清两代，中国的养生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因此得以显著提高。
仅以《中国医学人名志》中所列医学家的寿命进行统计，其中80岁以上高龄的医学家共107人，而明代就占有86人。
概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养生文化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
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
明清两代在养生学术理论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张景岳。
张氏在《类经》的“摄生”类中汇集了《黄帝内经》的论述，并加以阐发。
他自己的创见则集中体现在《治形论》中。
张景岳在《治形论》中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消极人生观，辩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体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提出形是神和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并明确指出：
“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
”张景岳之前的养生家大多重视养神，从未如此响亮地提出过“养形”，可见他的养生理论确实很有创见。
明代重要的养生理论家除了张景岳之外，尚有李诞和李时珍。
李诞在他的《保养说》中提出《黄帝内经》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和“精神内守”是养生正宗，并据此而创立了避风寒、节劳逸、戒色欲、薄滋味、寡言语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则丰富和发展了饮食调养的理论，在养生学领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表达方式通俗易懂。
明清两代，随着中国养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其中唯心成份日益减少，很多养生学家都开始注重养生理论与实践的大众化。
此时的内丹气功一改以往“奥雅难通”的旧貌，开始变得简洁明了。
针对修炼内丹所涉及的人体部位及五脏功能作了明晰的阐述，尤其提出了修炼内丹的重要部位在于三丹田和三关，并指明其要点，使人一看即懂，十分通俗明了。
表达通俗化，还突出地表现在明清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养生读物方面。
象《医先》、《遵生八笺》、《食色绅言》、《呻吟语》、《类修要诀》、《老老恒言》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包含了自古以来丰富多彩养生文化内容，而又雅俗共赏的优秀养生读物。
其中明代王文禄所撰的《医先》，就用人们十分熟悉的事物作比喻，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许多深奥养生理论，如论形神关系：
“形譬灯缸盛油，神譬灯油燃火，摇翻灯缸则灯油泻，炙干灯油则灯缸裂，必形与神俱，即魂魄足，营卫调。
”胡文焕的《类修要诀》则以警句和格言形式，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方法，如其中的《养心要语》谈及情志调摄的养生作用时写到：
“笑一笑，少一少；
恼一恼，老一老；
斗一斗，瘦一瘦；
让一让，胖一胖。
”不仅语言平易，朗朗上口，而且形式也很活泼，极易为大众所接受。
养生读物的通俗化，不但促进了养生文化的普及。
养生对象偏重老人。
中国的养生学，自唐代孙思邈提出“养老大例”之后，研究的重点便开始逐渐转向老年人。
但这种观点真正达到普及的程度，则是在明清两代。
尤其是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长生之举，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也曾多次举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动，最高统治者的上述举动客观上促进了重视老人颐养保健风气的形成。
这一时期出现的养生著作，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联系到老人的健康和长寿问题。
明清两代养生对象重老人，还显著地表现出当时出现的大批老年医学专著中，如《寿世保元》、《老老余编》、《老老恒言》等书，都把颐养老人列为重要的养生内容，其中明代御医龚廷贤还在《世寿保元·
衰老论》中，对衰老原因作为专题研究。
此外，当时的许多非养生专著中的养生篇章也十分重视老人的保健与长寿问题。
养生方法多元并存。
较之前代，明清时期的养生方法并无重大改进只是对各种已有的养生之道加以兼收并蓄，从而显示出了一种动静并重、综合调理的多元趋势。
这一时期的静态养生方法尤重治理心神。
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着重提醒人们，保生须知护养心神，才能却病延年。
与静态养生重心神的特点相对应，明清时的动态养生则重视导引法。
所谓“导引”，实际上是一种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为特点的主动呼吸运动与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保健法。
它起源于战国时代，与气功、按摩共同构成了我国动态养生方法的三大支柱。
明代以后，由于《道藏》的刊行和武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导引术的普及与提高，如明代正德年间状元罗洪先所撰的《仙传四十九方》中，就十分详尽地收藏了华佗的“五禽图”，并指出：
“凡人身体不安，作此禽兽之戏，汗出，疾即愈矣。
”点明了导引方法的保健养生作用。
此外，综合调理也是明清两代最主要的养生方法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终于以自己的聪明睿智创造出了一系列与疾病和衰老抗衡的独特理论方法，逐渐使养生成了一种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文化研究的最重大意义就在于探求各种文化现象的内在目的和特征。
就感应的中国养生文化而言，尽管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的健康与长寿，但健康和长寿在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单单是人体本身的问题，而是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及其自然环境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提醒我们，研究和探求中国养生文化的基本特征决不能仅仅囿于人体生物模式之中，而必须结合社会、经济、政治、哲学，乃至艺术的诸多层面加以综合考察。
中国养生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产物，其理论体系本身具有这种学科所具有的双重特征。
具体来说，中国养生文化的社会科学性质主要体现在其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养生文化的自然科学性质则主要体现在它的传统医学发生一种血肉相联的关系。
作为一种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文化现象，传统养生学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也积累了一整套实用、同时又充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睿智的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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