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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元批评”的概念,在当代学术着作和论文中似不多见,故而在进入现象分析之前,需要对此概念略加辨析。
以笔者所见,专文提出这一概念并加以分析和阐述的,只有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刘安海教授。
前者主要是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界的现象进行分析,后者则更偏重于理论性探讨。
在2002年发表的《阻隔与沟通:
异元批评与对话批评》一文中,刘先生将“异元批评”作为“对话批评”的对立概念提出。
按他的解释,所谓异元批评,“是指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各个批评者由于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学观念的不同以及所持的批评理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批评方法的相异,常常使得在批评同一对象时所持的见解和所得出的结论不仅迥然有别,而且批评的双方根本无法形成对话。
”[1]看得出来,刘先生对“异元批评”概念的理解与界定,主要是从批评者（即人）的角度来说的,适合于透视双向或多方的批评（争论）现象,而不太适合于透视单向的批评现象。
相对而言,严家炎先生的界定与解释则更着眼于批评对象即文学作品。
按照他的解释:
所谓异元批评,“就是在不同质、不同‘元’的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
譬如说,用现实主义标准去衡量现代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用现代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用浪漫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现代主义作品,如此等等。
这是一种使价值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牛头不对马嘴式的批评,犹如论斤称布、以尺量米一样荒唐。
”以上两种解释,虽然着眼点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指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由于批评者在批评观念和价值立场上的严重错位,导致批评者的批判行为,在本质上是无效的——前者导致论争各方自说自话,相互间难以形成真正对话;
后者导致批评者对批判对象（作品）的评价,表面看来能自圆其说,本质上却不符合文本实际,有着“论斤称布、以尺量米”的荒唐色彩。
本文将主要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只是在与“对话批评”概念相对使用时,取前一种意义。
如引言中所说,金庸小说批评界的异元批评现象,主要发生金庸小说的反对者身上。
如果将他们的言论稍加透视,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观念和艺术逻辑,对武侠小说包括金庸小说的幻想性特质加以攻击,称之为“虚假”。
譬如1994年,在中国大陆学界率先对金庸小说发难的鄢烈山先生,在其《拒绝金庸》一文中开篇即说:
“我的理智和学养顽固地据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一向无惑又无惭。
……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的活灵活现,我都根本无法接受。
”1999年,和严家炎先生发生正面交锋的袁良骏先生,在基本观点上更明确显示了其现实主义的文学价值观与文学批评立场,他说:
“五大派系的矛盾不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而是出于作家自己的杜撰”,“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仍然是不食人间烟火,仍然是天马行空,云山雾罩”。
同样的观点还出现在另外两位反对者合写、并于翌年发表的《金庸小说真的是“另一场文学革命”吗?
》一文中。
当然,最为典型、在大众中影响面最大的还是王朔,在1998年成功挑起着名的“王、金风波”的《我看金庸》一文中,他这样说:
“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我指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的那一部分”,“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在看一堆机器人作业。
”王朔的话虽然比较感性和夸张,却有相当的穿透力和迷惑力,他的观点在当时又获得过相当广泛的共鸣,故而需要来辨析一下。
首先必须承认,王朔所言非虚,金庸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确实有着明显的简单化、概念化痕迹。
但问题是,第一,文学的“真实感”是否只能有一种?
按照我们的文学常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即使是以最狭隘、最简单化的分法,文学的真实感也应该包括两种,一是现实意义上的真实感,即王朔所要求的“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的真实感;
一是象征意义上的真实感,即虽然在人类中没有真实存在过,却是“可能”存在的、与人类心灵相应合的真实感。
前者可称为“近距离的真实感”,后者可称为“远距离的真实感”。
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说,一般而言,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多给人以前一种真实感,而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以及童话小说、寓言小说、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则更多给人以后一种真实感。
这其实是不必辩解的,既是常识,也是王朔内心实际上有数的,否则他就不会脱口而出,说“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这样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话了——这样一来,要否定段誉的真实性,他就必须连贾宝玉也一同否定掉了,显然后者对他是不利的,那样不仅会自曝命门,还会引起公愤。
从中我们就不难看出王朔内心的某种隐在矛盾。
既有内在矛盾,却根本没有觉察,依然要坚决地指责金庸小说虚假,不是现实主义文学本位意识作怪又是什么?
第二,不妨退一步说,即假定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纯幻想性的,我们也必须追问:
是不是所有的小说样式,在人物塑造上都必须严格遵守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显然,像童话小说、寓言小说、幻想小说、鬼怪小说、荒诞小说等等,如果不给予其较大的假定性艺术空间与自由,这几类小说恐怕早就灭亡了。
而金庸小说恰恰是一种融会了幻想小说、童话小说和寓言小说质素的小说形态,自然就会带上这几类小说本质上的幻想性或假定性特征,这本来就是这种小说形态固有的艺术权利和自由。
如果无视这种艺术权利和自由,仍然固守自己的现实主义立场,大斥其虚幻性,大斥其“不可理喻”及“不食人间烟火……天马行空,云山雾罩”等等,不正是异元批评的典型表现?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金庸小说之所以会遭受到那么多人的本能排斥和猛烈抨击,以至于至今都有许多人面对金庸小说登堂入室、进入高雅殿堂（如学术研究、文学史、中学语文课本等）的局面愤愤不平,或困惑不已,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骨子里现实主义文学本位意识太强而不自知,常常处于一种观念错位之中。
其实,对于反对者来说,如果能够对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念和批评立场不过于自信,对其缺陷之处有所认识和警醒,他们的许多偏激情绪就可以有效消除。
举例来说,如对王一川先生将金庸排入20世纪文学大师一事,反对者只要能静心听听他的解释——“长期以来,我们仅以‘现实主义’这一标准衡量文学创作,这未免失之偏颇,金庸作品的特点是,用通俗手法表现深刻内涵,情节虽然荒诞,但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
”——再想一想自己的现实主义本位立场,我想就不至于空自愤懑,伤肝伤肺。
二、过度阐释现象
过度阐释现象不仅主要发生在金庸小说的支持者身上,而且集中体现在他们对金庸小说之现代品格与意义的分析与阐述中。
目前为止,学术界对金庸小说之现代品格的研究,主要在两个向度中展开,即文化内涵的现代性和文学品格的现代性。
其中,已被阐述得比较充分或者说基本上形成共识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金庸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模式,尽量消解了“武”这一小说元素的暴力性和血腥味;
二是金庸小说摆脱了传统武侠小说中的狭隘民族意识,即“尊夏贬夷”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而以开放、平等的观念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
三是金庸小说中渗透了作者对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追求,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精神文化传统;
四是金庸小说中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意识,如现代人的生存困惑、现代性焦虑、孤独意识等等;
五是金庸小说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独立批判人格;
六是金庸小说对儒道佛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反思,体现了作者对重构中国文化本体的现代吁求和深入思考,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文学性层面则主要集中于金庸小说对新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扬光大,丰富了新文学的文学经验体系等问题的探讨。
从以上简要概括中可以看到,对金庸小说的现代品格与意义,研究界已经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
目前金庸研究界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中,绝大多数都曾涉足于此,如严家炎、钱理群、陈墨、徐岱、曹正文、林心宅、冷成金、吴秀明等等。
可以说,这是金庸小说研究界唯一已经挖掘得比较充分的研究领域。
正是在这一领域,过度阐释的现象时有出现。
限于篇幅,这里只以程度的轻重,各举一例。
程度相对较轻的过度阐释例子,是陈墨先生之于金庸小说中的“孤独意识”的论述。
陈先生对金庸小说之现代性的研究,一个主要着力点就是对金庸小说之“孤独意识”的发掘。
看得出来,他对此也是颇为自重的,故而将自己的一本主要着作取名为“孤独之侠”。
在该书中,他阐述道:
“所谓的孤独之侠,是指金庸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些形形色色的孤独者。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他们大都是些孤儿,……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独子。
进而,他们生存于世,虽或有师门兄弟,或有帮派团体,看起来同道甚多,热闹非凡,但却没有或缺乏真正的朋友。
在人群之中,他们都是真正的孤独者。
就算《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虚竹、段誉三人结为异姓兄弟,但却从未见到他们有真正的内心交流,萧峰之死就完全出乎虚竹与段誉的意料,因而这一死也是真正的孤独之死。
”这段话显然是全书的主旨所在,但其牵强之处确实让人担忧。
首先,它与我们的阅读感受显然有一定的抵牾之处,因为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数在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特有的一份坚定,他们个人的生命立场、目标与意志大都十分明确而坚定,他们在倍感人世沧桑和内心孤独的同时,几乎都拥有一份相当充实而坚定的内心感觉。
其次,陈先生说他们缺乏真正的朋友,萧峰与段誉不算么?
那种刹那间心地敞亮、心灵相通,并从此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内心感觉,算不算是真正朋友之间才有的?
推而广之,异性间那一份超越爱情本身的心灵默契（如郭靖与黄蓉、杨过和小龙女、令狐冲和任盈盈之间）算不算是真正朋友式的心灵交流?
再次,陈先生在这里连续使用“真正的”这样一个相对模糊的修饰词,其意到底何指也让人迷惑——也许是指一种更高的、人类终极意义上“真正的心灵交流”和“真正的孤独”?
但这就太悬了,若以此为尺度,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能找到不孤独的人物么?
当然,我并不是说金庸作品中没有孤独意识,对于金庸这样一个历经坎坷、内心体验丰富、创作期间还遭受过严重误解和屈辱的作家来说,笔下流露出较强的孤独意识,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从他处理人物的惯常方式上看,金庸总是会在表现主人公之孤独感受的同时,又赋予其一种异乎常人的生命意志、一种相当饱满的生命激情与热力,以此来冲淡人物内心及小说底蕴上的孤独感觉,从而使小说的内在情感世界获得一种结构性力量,以维持一种极富张力的内在平衡。
至于说这些人物大都是独子,我更愿意简单地理解为作者写作时一种必要的回避策略,否则人物关系枝蔓太多,作者恐怕难以招架。
而且众所周知,金庸小说在结构上深受西方流浪汉小说的影响,这类小说一般都是以单个人物为主线。
但我们显然不能说流浪汉小说里都会表现孤独意识,更何况对其笔下大多数主人公,金庸并没有直接交代是不是独子,也许他只是把他们的兄弟姐妹隐去了。
因此在我看来,陈先生的阐述显然用力过猛,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
更严重的例子出现在一些野心更大、目标也更大的论述中。
譬如有学者在对金庸小说之于现代中国的文化价值和文学地位进行阐述和论证时,这样说道:
“……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与轻视。
正是在这种文学发展的情势中,金庸以独具的敏锐率先嗅出了民族文化的危机,并坚持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从事写作,在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学形式中小心翼翼地守护民族文化的血脉,显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趋向稳健的文化抉择。
”如果单独地看,这一观点似乎难以辨驳,但其论据是:
“金庸的武侠小说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被轻视与遗忘的遭遇。
典型的是《鹿鼎记》。
《鹿鼎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朝野上下四方人士都在不惜一切代价争夺佛学典籍《四十二章经》,然而人们的兴趣并不在于博大精深的传统佛学,他们争夺的实质是垂涎于藏在经书中49的财宝龙脉图。
金庸对这种买椟还珠的愚蠢行为的暗讽正反映出了他对国人轻视传统文化的痛惜。
……这种异族人珍爱汉族文化而汉族人遗忘自身传统文化的对比正昭示出了金庸对民族文化危机的深切焦虑。
”这样的阐述逻辑显然太牵强了,非但是典型的过度阐释现象,且明显有误读的成分在内。
如果单纯从策略上来说,支持者们如此专注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问题,多少显得不太明智。
其一,总体而言,表现现代人的情感与生存体验,至少不是小说家金庸的长处。
且不说由于武侠小说文体的限制,使他无法在这方面和一些优秀新文学作家相比,即便在武侠小说作家中,古龙小说的现代特征就比金庸小说更加突出。
因此,过分专注于挖掘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等于是扬短避长,不仅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视线,阻碍人们去充分认识金庸小说的真正价值。
换句话说,不管人们挖掘得多么充分,对于金庸小说的真正价值来讲,其现代性价值毕竟只是二流的东西。
如果以此为据,将他放到20世纪新文学作家行列中,则不仅其真正大师级的品质无法充分彰显,反而还会给人以不过尔尔之感。
其二,这样做要冒很大的学术风险——假如金庸小说中的现代性因素,并不像支持者们所预想的那么丰富,过度阐释现象自然就在所难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支持者们竟有如此欠明智之举呢?
三、原因分析:
新文学本位意识
导致这两种批评现象的根源,可以从双方的对峙格局中去寻找。
从反对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坚决拒斥金庸的原因,除了其文学观念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位意识过强以外,还包括他们内心里另一种相对狭隘的观念意识,即现代本位意识。
这在他们文章中很容易看出,因为他们批评金庸小说的主要火力点之一,就在于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中“天生具有”的所谓“旧意识”。
除了上文提到的鄢烈山先生、袁良骏先生等人的文章外,何满子先生发表于1999年前后的《为武侠小说亮底》、《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等数篇文章,其主要观点也正是如此。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反对者这里,文学观念上的现实主义本位意识和文化观念上的现代本位意识,其实最终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新文学本位意识。
因为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样式,即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新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又始终是在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现代性焦虑”中完成的,这导致新文学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极度倚重于现代性价值。
因此,在当前中国许多人的文学观念中,是否具有丰富的现代性价值,就成了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基本标准,进而也就使得新文学本位意识中,必然就包含着现代本位意识。
这一点,从一位青年学者的话里即可得到清楚的印证:
“金庸小说的叙事能力绝不在王朔之下,从他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学术功底、文化观念、历史知识都让我钦服。
但是,金庸的小说完全不能称之为‘新文学’,他总是在极力张扬一种传统的人格理想,而这恰恰与现代人的意识构成矛盾冲突。
我认为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应该体现出一种现代精神以及自由、民主、开放的意识,这恰恰是金庸作品无法体现的。
”[10]总之,反对者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斥金庸,本质上正是其骨子里的新文学本位意识所致。
而当他们纯粹以新文学艺术逻辑和文化价值标准去批评金庸小说时,异元批评现象的出现也就变得无可避免。
从支持者的角度来说,显然,他们之所以会将研究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他们所感受到的来自反对者的巨大压力。
从这意义上说,他们所做的这种学术努力,可视为一种群体性的自觉回应。
应该说,支持者们的这种回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牵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金庸小说在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格局中的身份合法性问题,甚至还关系到金庸研究（即“金学”）本身的学术合法性问题。
正因为有着这么繁重的、超出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本身的外在压力,支持者们在阐释金庸小说时屡屡出现过度阐释现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以理解。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一面看,金庸研究界这种“过度聚焦”的研究格局的形成,包括过度阐释现象的屡屡出现,与研究者内心里的新文学本位意识也难脱干系。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严家炎先生的《金庸小说论稿》中,就可找到一定的线索。
在该书中,作者总是试图通过对金庸小说中现代性因素的挖掘,为金庸小说构筑一座通向现代性的桥梁。
所以在全书具体讨论金庸小说的9章中,用了4章探讨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生活化趋向”、“影剧式技巧”、“新文学功底”,即便在其它几章谈“义”、“情”、“武”、“传统文化”时,论述所指也总是金庸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气质[11]。
虽然从策略上讲,严先生这样做,无疑是对反对者最有力的回击,且从学术价值角度讲,该书也是迄今为止金庸研究界学术价值最高的学术着作之一,但如果要追思一下其遗珠之处,则该书总体上所倚持的基本文学观念和价值立场,毕竟有令人玩味之处——尽管从书中的主要内容看,作者已基本不囿于新文学视野的限制,但从全书之结构脉络以及多处的论述逻辑看,作者显然也未能彻底摆脱新文学本位意识的纠缠与限制。
对此,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即可略见端倪。
无庸讳言,在目前的金庸研究界,这种新文学本位意识的存在,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对此,不用多举实例,只要看看近几年的一个醒目的现象——相当多的学者在评价金庸的文学史地位时,中心话题总不外乎是“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等等,亦即在历史视野上总是跳不出“20世纪中国”——问题就会被凸现出来。
不妨追问一下,既然金庸小说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新文学作品的、更具汉语小说本土性特征的小说形态,为什么一定要放到20世纪中国文学或新文学视野中来考察?
亦即为什么不能放到汉语文学的整体语境和历史视野中去考察中国大陆学者中,只有冯其庸、陈平原等少数学者以这种眼光审视过金庸,但不系统）呢?
中国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什么时候竟变得如此缺乏长远的历史意识和眼光了?
这是不是和我们内心里那种新文学本位（现代本位）意识有关呢?
……如果觉得这样说有点空泛,则不妨再来看一个实例,即有学者在论证金庸小说的文学史价值时,曾这样说:
“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在80年代中期,集中在韩少功、阿城、郑义、李杭育等作家评价‘寻根文学’的时候也许都没有意识到,早在五六十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已经透露出了强烈的寻根意识,可以说金庸是当代‘寻根文学’当之无愧的先锋。
”[12]其观点本身或许无可厚非,但如此迫切、不避嫌疑地要将金庸小说往主流文学（新文学）体系中靠,其背后的新文学本位意识,是不辩自明的。
如果将这段话,和上面所引的来自反对者的那段话（“金庸小说完全不能称之为新文学”）并列起来看,则意味尤其深长。
通过上面的考察与透视,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反对者的异元批评现象,还是支持者的过度阐释现象,其主要根源是一致的,即批评者（研究者）内心里那种根深蒂固的新文学本位意识。
这样一来,金庸小说批评界的情形也就变得颇为微妙。
首先,从对立双方来看,一方面,反对者坚守着新文学本位立场,不惜以“异元批评”的方式,坚决地拒斥和批判金庸;
另一方面,支持者也普遍不自觉地站在新文学本位立场,不惜冒着“过度阐释”的学术风险,勉力地回护和阐释金庸。
二者盾同而矛不同。
进而,本文所分析的两种批评现象之间的界线,也变得相对模糊起来——既然支持者所用的是一套不太适合于金庸小说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则他们对金庸小说的过度阐释,是不是也有着异元批评的嫌疑?
而反对者的异元批评,不也正可以视为对金庸小说之负面因素的过度阐释吗?
——异元批评和过度阐释之间,竟俨如近邻!
这又是什么缘故?
当然,这只能交给理论家们去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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