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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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
洪大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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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3-161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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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Fragment-->【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西方环境社会学（主要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产生背景和发展
阶段；采用类型学的方法概括分析了20多年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指出环境社会学的真
正主题是“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社会影响”，认为该门学科的未来发展将取决于其中程
理论建设的情况。
【正 文】
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
EnvironmentalSociology）。
这门学科在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当代社会的
环境问题及其影响。
本文试图对环境社会学的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并采用类
型学的方法概括分析20多年来的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探讨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之路
。
一、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环境社会学在70年代出现，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科发
展背景。
首先，环境社会学的产生是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反应。
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
学，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有的人甚至认为社会学就是关于社会问题的学问
。
社会问题的存在，要求社会学给予科学的解释。
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在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对
立日益加剧。
到本世纪中叶，在人们开始享受经济增长之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环
境破坏后的报复。
当代公认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中的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英国“
伦敦烟雾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水俣病事件”、“骨疼病事件”和“米
糠油事件”等，都是在二战后到50、60年代期间发生的。
70年代以来，世界环境状况恶
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不仅是威胁到一部分人的健康，而且日益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生存
和发展。
这种状况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包括社会学者的关注。
但是，鉴于传统社会学研
究旨趣和概念框架的局限，一些学者开始采借其他学科的概念框架，以分析和研究环境
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
这是环境社会学诞生的背景之一。
其次，日益活跃的环境运动引起了社会学者的注意，为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
。
在对环境运动的研究过程中，成长出了环境社会学。
随着环境状况的日趋恶化，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程度也在增长。
从60年代末起，西
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千百万人不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有力
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
对环境状况的关心，在很多情况下还表现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
各种环保组织纷纷
成立，而且发展迅猛。
例如，原联邦德国1972年成立“环境保护——全国自发组织联合
会”时，就已拥有1000多个自发组织约30万成员，到1985年，它的追随者已超过150万；
甚至在环境运动发展较慢的日本，到1976年也有1000多个公民组织投入反环境污染的斗
争（奚广庆、王谨，1993，178～179）。
这种环境运动在很多方面都与传统的社会运动不一样，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就其
最基本的方面而言，就是这种运动的基础并非阶级的对立与冲突。
因而，新兴的环境运
动吸引了一些社会学家的注意，他们分别就其根源、主张、运动的组织形式和策略等进
行研究，从而开辟了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
第三，在原有的社会学框架内，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这种研究为环境社会
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为了区别于后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邓拉普（Dunlap）和卡顿（
Cottan）称之为“环境问题社会学（SociologyofEnvironmental lssues）”的研
究（邓拉普和卡顿，1979）。
这类研究大致上包括：
（1）对野外娱乐休闲场所（如森
林、公园和野营地等）的游客行为的研究；
（2）对资源管理与运用的研究；（3）对环
境主义的研究；（4）对美国人环境态度的研究。
这类研究的出发点通常是将环境自身当作一个常量，而将人的行为当作变量。
这与
邓拉普和卡顿所强调的不太一样，在他们看来，环境自身也是一个变量，它直接或间接
地作用于人和社会，这正是他们刻意区分“环境社会学”与“环境问题社会学”的用意
之所在。
第四，在某种意义上说，环境社会学的诞生也并非是60、70年代的突然事件。
环境
社会学在70年代的出现不过是这样一个过程的表现，即由潜在到公开，由不被人注意到
被人注意。
按照邓拉普和卡顿的分析，美国社会学的先驱萨姆纳（Sumner）早就写过一篇杂感
，担心地球的环境容量迟早有一天会显得不足；印度人穆克吉（Mukerjee）在30年代就
发表过两篇文章，明确指出：
人类如果不能理解和应付生态系统的制约，就不能长期保
持他们对生物界的稳定统治；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Sorokin）也曾在40年代研究过饥
荒的社会影响，其观点与当时流行的“人类几乎不受生物环境制约”的一般见解是根本
对立的；蓝迪斯（Landis）在其40年代末编写的一部社会学教科书中，还曾专辟一章，
探讨自然环境问题；在50年代，科特雷尔（Cottrell）还出版过一部专著《能源与社
会》（1955），发挥了高耗能的现代技术未必可取的精辟见解。
甚至，雷德（Reid）在
60年代，就用“自然社会学（TheSociologyofNature）”这个词作书名，出版了一
本旨在探讨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著作。
不过，所有这些努力，也许是生不逢时，没
有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然而，它们确实成为环境社会学产生和成长的思想资源。
第五，环境社会学也是二战以后社会学自身发展的产物。
分支社会学的发展是二战
以后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现象日趋复杂化，跨学科
研究势在必行。
据不完全统计，二战以后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已达70余种，而且都有其相应的社会需
求和学科地位。
正如华勒斯坦在其《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所言，“在1850至1945年期
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
认的学科名称。
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
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
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性基础”（华勒斯坦，1997，51）。
此外，生态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迅速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环境社会学的产
生。
近代生态学最初源自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Haekel）所开创的植物生态学研究。
后
来，达尔文所发展的物种进化理论曾经名噪一时。
在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生态学曾
经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发生重大影响。
此后，生态学曾一度归于沉寂。
60年
代，随着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生态学开始关注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并以其生态
系统和生态平衡等概念，再次引起世人关注。
生态学家们也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环境运动
。
环境社会学的诞生无疑受到生态学复兴的影响，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一些重要的环
境社会学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采用或借鉴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二、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阶段
70年代以来的环境社会学，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70年代雄心勃勃的初创
时期、80年代歧路彷徨的过渡时期和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来柳暗花明的发展时期
。
1.雄心勃勃的初创时期
从70年代初期开始，一些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社会学者，如人口学者、农村社会学
者、城市社会学者、社会心理学者、发展社会学者和政治社会学者等等，围绕环境与社
会的关系对传统社会学进行反思，以期创立一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Kl
ausner, 1971;Burch,1971;Schnaiberg,1972,1975;Jeffery,1976;Catton, 1976;
Buttel,1976;Anderson,1976;Morrison,1976）。
使环境社会学体制化的努力，体现在一系列组织机构的设置上。
早在1964年，美国
“农业社会学学会”就成立了“森林研究委员会社会学小组”，几经更名，后来成为70
年代“农业社会学学会”下属各机构中最为活跃的“自然资源研究组”。
1973年，美国
“社会问题研究委员会”建立“环境问题分会”；1974年，为促进“环境社会学分会”
的建立，美国社会学会组建了“环境社会学特别委员会”，次年，“环境社会学分会”
正式成立。
在整个70年代，环境社会学分会的会员呈增加趋势，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有着
广泛研究兴趣的人员，包括住房和建筑环境、环境社会影响评估、自然灾害、环境主义
以及能源等方面的研究人员。
体制化促进了环境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发展，使得环境社
会学的初创时期有蒸蒸日上的势头。
1978年，卡顿和邓拉普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第13卷上发表题为《环境社会学：
一个新范式》的文章，公开向传统社会学的“范式”挑战，提出了发展环境社会学的雄
心勃勃的计划。
在这篇文章中，卡顿和邓拉普不仅反思自迪尔凯姆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学的一个正统
观念，即社会事实必须用社会事实去解释，他们指出，环境因素同样很重要。
更重要的
是，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各种社会学理论尽管表面上分歧对立，但是都具有人类
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点”，因此他们将传统社会学所公开或不公开使用的“范式”概括为
“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认为这种范式离不
开以下几条公认的假设：
第一，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有文化
；第二，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无限的，文化的变迁相对于生物特征的变化更为迅速；第
三，因此，人群的差异是由有文化的社会引起的，并非从来就有，而且这种差异可以通
过社会加以改变，甚至被消除；第四，文化的积累意味着进步可以无限制继续下去，并
使所有的社会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
而这几条假设导致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环境
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增长，愈取愈求，从而否定匮乏的可能性”。
显然，这种观念在卡
顿和邓拉普看来，是不利于正确认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不利于环境社会学之发展的。
因此，卡顿和邓拉普根据人类社会对于环境系统的依存性这一前提，提出了与传统
社会学所持范式相对的、能够指导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即“新环境范式”（
NewEnvironmentalParadigm,NEP）。
构成这一范式的几条基本假设为：
第一，社会生
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第二，复杂的因
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第三
，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
物学上的潜在限制。
很明显，这种范式与传统社会学所持的范式差别很大，它强调了环
境因素对于社会事实变化的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卡顿和邓拉普是在努力开创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
科的环境社会学，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向整个社会学发起挑战。
先不说其挑战的结果如何
，但是其勃勃雄心确实是显而易见的。
2.歧路彷徨的过渡时期
但是，70年代环境社会学发展的良好势头好景不长。
进入80年代，从整体上看，环
境社会学开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趋势。
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美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
分会的成员迅速减少，参见下图（邓拉普、卡顿，1994）：
附图{图}
图1 美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分会的成员发展情况
由上图可以看出，刚刚进入80年代，环境社会学学会的会员就跌至300以下，并在1
983年跌入低谷，只有274个。
环境社会学的滑坡不仅表现在会员减少这一点，而且表现在其他方面，如研究经费
减少、研究成果发表的数量下降（特别是在核心社会学杂志上，很难见到环境社会学的
文章）、课程被削减、教材建设脱节、招生遇到困难、学生就业困难、学科凝聚力低，
等等。
因此，至少在80年代末期以前，环境社会学处在艰难过渡时期，看不到比较明朗
的前景。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大气候的原因。
80年代以来，美国里根政府推行
保守的社会经济政策，大力鼓吹经济增长，反对所谓“增长极限”的说法。
里根许诺“
使美国重新伟大”，通过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很快解决了能源短缺的反常情况，这使
得关于“极限”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不攻自破。
美国社会重新陶醉于增长和繁荣之中。
显然，这种社会气氛对于强调环境之于社会的限制作用的环境社会学而言，是极为不利
的。
其次，环境社会学不仅受到来自社会学圈外的一些学者的攻击，而且受到来自圈内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人士的攻击。
例如，贝尔、李普塞特和奈斯比特等著名社会学家，
甚至在70年代末，就直接撰文批评所谓生态限制（Bell,D.,1977;Lipset,S.M.,1979;Ni
sbet,R.,1979）。
其中，贝尔说得最为直接，他认为，如果有什么增长的极限的话，那
么，这个极限也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物物理的。
因此，环境社会学实际上根本得不到主
流社会学的庇护。
第三，环境社会学自身也有着重大缺陷。
70年代，以卡顿和邓拉普为代表的环境社
会学家向传统社会学发出全面挑战，提出所谓“新环境范式”，但是，这只是几条高度
抽象的假设，对于促进环境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并无多大意义。
就在卡顿和邓拉普发表文
章的同一期杂志（《美国社会学家》1978年第13卷）上，巴特尔（F.H.Buttel）发表题
为《环境社会学：
一种新的范式？
》的文章，对所谓“新环境范式”提出质疑。
此外，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队伍本身就过于庞杂，它试图把所有研究环境与社会之关
系的学者都包容进来，这支由各具背景的不同研究者所组成的队伍，本身也没有什么凝
聚力，极易分化瓦解。
尽管如此，环境社会学领域的一些立场坚定者，还是坚持下来，为这门学科的发展
默默地工作着。
1983年，邓拉普和卡顿在《社会学探索》（SociologicalInquiry）杂
志的第53卷上发表文章，在总结环境社会学家之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其1979年在
《社会学年评》上撰文提出的、采自邓肯（Duncan）的环境社会学分析框架，使其更具
分析价值。
巴特尔在1986年《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38卷上撰文评述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情况，仍对未来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1987年的《社会学年评》上，巴特尔撰文进一步
指示环境社会学的新方向，包括：
（1）新人类生态学研究；
（2）环境态度、环境价值
和环境行为研究；（3）环境运动研究；（4）技术风险和风险评估研究；（5）环境政治
经济学和环境政治研究等。
瑞恩（E.H.Rhyne）在1987年《社会学视野》（Sociologic
alSpectrum）杂志的第7期上撰文指出，环境社会学应当更具有社会学的色彩，应当考
虑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居住和工作形式的变化对于环境的影响。
同时，还有一些学者针
对污染对居民和社区的影响，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经验研究（Levine,1982;Schnaiberg
etal.,1986）。
所有这些努力，为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来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打
下了基础。
3.柳暗花明的发展阶段
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出现了一些对于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非常有利的条
件。
首先，有科学证据表明，环境状况继续恶化，环境问题表现出新的特点。
（1）环境
问题的规模大大扩大，已不再是区域性问题，例如臭氧层空洞，因此，可能对更多的人
发生影响；
（2）一些区域化问题，如供水污染和固体废物存放不当等，发生的频率大
大提高，媒体也经常报道，使得它们被看成一般化的问题，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恶化
具有扩散性；（3）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环境问题的原因懂得太少，而且其后果难以察
觉和预测，因此当代环境问题比早期环境问题显得更具“风险性”和复杂性；（4）许
多问题对人类（包括后代人）以及其它物种的健康与福利有着极为严重的影响，而且这
类影响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总之，环境问题无论在发生的频率上，还是在其规模和严重
程度上，都已大大提高或扩大了。
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环境衰退通常被看成是一个审
美的问题，最多是妨碍了户外活动；而现在，它从地区性（如毒物污染）问题发展为全
球性问题， 这种全球性环境变迁（ 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简称GEC）
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与福祉。
因此，环境社会学作为关注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学科，再
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邓拉普和卡顿，1994）。
其次，环境运动日益高涨，并表现出新的特点。
在80年代，部分地是由于对里根政
府环境政策的不满，群众性的环境运动就一直在发展。
1988年夏季的气候反常、1990年
“地球日”20周年纪念活动、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环境与发展首脑大会”以及一
些非常有影响的传媒（如《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
对于环境问题的频繁报道，更是促进了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心，这种关心较之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环保团体数量更多，活动更加频繁。
特别是一些基于社区和种族／
下层的环保运动，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第三，随着“讨厌”环保的里根和“忽视”环保的布什执政的结束，美国政府对于
环境问题的态度有所转变，特别是积极主张环保的戈尔担任副总统之后，美国政府更加
重视研究和对付环境问题，这不仅使得环境社会学研究有可能得到资助，而且使人们觉
得自己的研究更有意义，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与政策有关。
第四，经过70年代的初创时期和80年代的过渡时期，环境社会学自身也在某种程度
上走向成熟，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环境社会学家，也收敛了早期的锋芒，对传统社会学
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这样就为学科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学术环境。
与此同时，主流社会
学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Laska,1993），特别是一些欧洲著名社会学家，如安东尼·吉
登斯（吉登斯，1987，1990），也越来越关注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这对作为分支学科的
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促进。
在种种有利条件下，环境社会学似乎走出了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困境，不仅再次复
兴，而且出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分会的会员数量在经历了80年代初期的急剧下降之
后，从1988年开始迅速增加。
同时，在社会学会议上提交的以环境为主题的论文数量、
获得研究资助的机会也大大增加。
还有，教材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有关专业的招生规模
迅速扩大。
重要的是，有两本专业杂志创刊：
《社会和自然资源》、《资本主义、自然
、社会主义》。
（2）环境社会学成为相关杂志关注的焦点。
以环境为主题的专题讨论出现在一系
列社会学杂志上，如《社会问题杂志》（1992）、《定性社会学》（1993）、《社会问
题》（1993）、《加拿大社会学和人类学评论》（1994），等等。
（3）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拓宽，一些学者开展了对草根阶层
的环境团体（grass-roots'environmentalgroups）、环境种族主义（ e
nvironmentalracism）和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justice）等问题的研究。
与此同
时，传统上关于社会对环境问题之反应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如环境态度、环境政策
制定、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
（4）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加强。
很多学者自觉地就环境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方法和理论基础展开了研究。
一部分学者，主要是英国学者，试图从传统社会学理论
（包括从符号互动理论到马克思主义的广阔领域）中发掘资源，以建立有助于理解人类
社会与环境之关系的理论框架；另一部分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则试图检视理解环境
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和方法论问题。
这两种研究的最终结合，无疑将有助于增进对于环境
与社会关系的了解，从根本上促进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邓拉普和卡顿，1994）。
（5）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凸显，世界各国都开始认真关注环境与社会的关系，
这样大大促进了环境社会学的国际化进程。
与以往的环境社会学（主要是在美国）不同
，80年代末期以来的环境社会学已经扩展到国际层次，并被体制化。
到90年代，在许多
国家的全国性社团中（如日本社会学会、西班牙社会学会和英国社会学会等），已经正
式建立了环境社会学组织。
此外，自1989年以来，已经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法国
和韩国举行过几次重要的环境社会学会议。
国际社会学会在1990年筹建的一个“环境与
社会研究组”迅速成长，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研究委员会的地位。
三、两种类型的环境社会学及其研究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环境社会学研究在较为广泛的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要想在较
短的篇幅里仔细介绍这些成果是不可能的。
但是，采用社会学常用的类型学方法，我们可以将迄今为止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主
要是理论研究）大致上区分为两种类型，即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与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
。
尽管这种区分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它的确可以揭示环境社会学研究上的两种主要倾向
。
1.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及其研究
所谓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大致上表现出以下一些具体特征：
（1）在研究主题上
，主要研究的是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强调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系统的影
响；
（2）在研究方法或分析框架上，主要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或分析框架，如生
态学的分析方法和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3）在研究取向上，主要是一种宏观取向，
试图发展具有普适性的、关于理解环境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4）在与传统社会学
的关系上，主要是一种对立和批判的关系。
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内部又可以区分出许多小的研究类型，这里主要介绍两种主要
的研究。
首先是以邓拉普和卡顿等为代表的研究。
邓拉普和卡顿在其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环
境社会学的生态学分析框架（邓拉普和卡顿，1979，1983）。
邓拉普和卡顿的生态学分析框架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帕克（Park,R.E.），一是邓
肯（Duncan,O.D.）。
邓肯为了把一般生态学的观点移植到社会人类生态学上来，仿照生物学家的“生态
系统（ecosysten）”概念， 提出了“生态复合体（ecologicalcomplex）”的概念
（邓肯，1959，1961）。
这一概念强调了人类利用组织和技术手段主动适应环境的一面
，这是人类独具的特色。
因而，所谓“生态复合体”指的是人类、组织、技术和环境四
者（简称P、O、T、E）之间的某种交叉依赖关系。
其中，
（1）每一个要素与其它三个
要素相互关联；
（2）任一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外因素的变化（参见下图）。
但是，邓拉普和卡顿认为，社会学家们在运用“生态复合体”概念进行研究时，有
两种偏向，一是过分关注社会组织和技术自身，而忽视其对环境的影响；二是把这一模
型中的“环境”理解为社会环境，而不是自然物质环境。
因此，邓拉普和卡顿通过强调
环境因素在这一模型中的中心位置及其自然物质环境的含义，对这一模型进行修正，以
使其更适合环境社会学研究，参见下图：
附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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