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当前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中的问题与建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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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当前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中的问题与建议
第七讲：
当前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中的问题与建议（讲四点）（重新整理）
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
本讲主要结合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的实践及所采取的对策执行情况，首先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局势的主体特征、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在具体制定执行中的尴尬与困境；其次，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效果的对策性建议，尤其是总结了越南金融动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对宏观调控的启示。
通过学习应重点思考：
（1）当前的宏观经济金融局势的主体特点究竟表现在哪里？
（2）当前宏观经济金融运行中所有问题的主要症结何在？
（3）对于2003年下半年以来所采取的措施，究竟如何评价？
（4）下一步中国宏观经济金融调控的重点在哪里？
如何更有效的进行宏观经济金融调控？
（5）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及其对宏观调控的冲击与建议。
该讲基本内容：
一：
我国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回顾与总结；
简单评价我国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措施与效果
时间
1998年--2003年下半年
2003下半年--2008年初
2008年--2010年初
2010年初--至今
内容
背景
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在国际压力下不能贬值；贷款质量差；银行“慎贷”，流动性陷阱；出口下降，经济需要内需来拉动。
“非典”冲击；钢材、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产品投资过热；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热钱”大量流入。
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攀升；房地产热；雪灾和地震灾害冲击。
国际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主权债务危机冲击加大、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国际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人民币面临着升值压力及较强的通胀预期。
目标
CPI控制在3%；经济GDP增长在8%以上；人民币不能贬值。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在3%以内；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发展为全面的通货膨胀，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经济结构调整。
2008年提出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2009年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4%左右；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的目标；“一保一控”
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4%左右；国际收支状况改善；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结构发展方式。
主要措施
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实行完全的资产负债管理，存款与贷款比率不得高于75%，征收20%的利息税，发行特种国债，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大力开展消费信贷，赤字财政政策，多次降低利率。
121文件控制房地产过热；恢复信贷控制；金融体制改革；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幅度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适度提高利率；农村税费改革；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2008年由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城乡就业；推进自主创新。
9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4次上调利率；恢复30年期国债的发行；公开市场加快货币回笼力度；房地产新规；贷款新规（不仅是贷款问题，还影响了流动性）；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
效果评价
GDP达到了8%；人民币不但没贬值反而升值；物价持续下跌。
经济连续5年保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物价总水平波动幅度加大，通货膨胀一度严重。
GDP比上年增长8.7%；粮食产量实现连续6年增产；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物价一度得到有效控制。
2010年经济保增长目标基本实现、但是结构调整步履维艰、通货膨胀预期依然高企、稳定物价的难度很大。
存在的问题
资产泡沫（房地产），下岗失业人数。
经济结构矛盾突出，三大产业比例不合理，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依然偏大；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引发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的因素仍然存在；房价依旧高居不下。
房价上涨过快；金融资产存在泡沫；外汇储备增幅过快，人民币升值及货币通胀预期加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是份额突出。
原因分析
将物价问题看的过重；信用建设滞后；改革的系统性不强；单纯采取凯恩斯政策，忽视弗里德曼政策；央行独立性与合作性不够。
投资结构不合理；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依然偏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房地产调控涉及很多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衡；积极的财政政策未能及时退出；结构性通货膨胀因素导致全面物价上涨压力。
一揽子刺激计划及天量信贷导致货币流动性过剩；贷款资金的用途监管不力导致其流向股市及房地产领域；政策出台过于密集，超短期化；政府政策措施和调控效果不稳定。
附录一：
97.98亚洲金融危机的回顾及启示：
（4.25）
1997年以前的泰国，是与马来西亚和印尼齐名的“亚洲三小虎”之一。
从1990至1996年，泰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约达8%。
1995年，泰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2500美元，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突然来袭，犹如一场剧烈的台风，横扫了这个从经济到旅游都一度炙手可热的国度。
-1.4%，-10.5%，这分别是泰国1997和1998年的经济增长幅度。
大厦绝不是在一天之内倒塌的。
时至今日，我们当然已经知道，泰国当年引进外资、迅速推进金融自由化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就已经埋下了忧患的种子。
反观今日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数年，经济总量甚至超过了英国，位居全球第四。
亚洲巨人的崛起举世瞩目。
同时，外资热钱大量流入，短期外债比重偏高，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整体经济过热，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所有这些现象无一例外地牵动了我们警惕的神经，似乎在暗示着我们：
切勿过早地陶醉，想想那前车之鉴吧！
此时的我们，是否也潜藏着危险的基因呢？
诚然，比起当年的亚洲伙伴，我们的优势还是明显的。
除了充裕的外汇储备后盾，还有历经打磨日渐娴熟的。
尽管如此，这等经济问题一旦应对不当而可能造成的灾难性损失，是万万不容我们掉以轻心的。
所以，对这段历史的重思和对眼下现实的考量，毫无疑问，仍旧有着不凡的意义——防患于未然，繁荣才会来得更持久。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是健康的。
但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我们也不难找出一些危险因素，包括跨境资金大量流入、短期外债比重偏高、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房地产价格涨幅过快以及外资的优惠过多等。
这些不太健康的因素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泰国、日本，都可以依稀找到它们的影子。
从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进程看，我国目前正处于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利率、汇率和资本市场等市场化改革三头并进的时代，这一历史特征与1990年代的泰国也非常相似。
正因为当年没有处理好三大改革之间的关系，所以泰国经济在1997至1999年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为确保我国经济能保持健康发展势头，我们认为，结合日本、泰国金融危机之前的历史，对我国当前的一些潜在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中找出应对之策是非常必要的。
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泰国:
由于泰国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始发国，而且其病症颇具典型意义，因此我们就从泰国先谈起。
受各种因素影响，1989年香港曾一度出现了信心问题及走资、迁册、移民浪潮，内地的外商投资也明显下滑。
从那个时候起，泰国就定下了宏伟计划，一方面想吸引更多外资以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试图把曼谷建设成与香港相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
为此，泰国颁布了一揽子措施，迅速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
泰国1989年实行利率浮动，1990年允许外汇自由兑换，之后又陆续推出了许多自由化措施，包括允许境内外汇结算，证券投资及居民对外投资1000万美元以下可自由汇出，居民对非居民贷款不受限制，居民可以自由对外举债，外债本息汇出无须经过事先批准，商业银行可以进入境外货币市场自由发债，以及大力发展货币期货和期权、国债期货、利率期权和调期等衍生金融工具等。
与此同时，泰国还积极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国内货币市场，努力将国内的资本市场国际化。
1993年泰国引进OUT-OUT（从国外吸收存款和借款，在外国以外币形式贷款）和OUT-IN（从国外吸收存款和借款，在泰国以外币形式贷款）的国际银行业务，1995至1996年又将开办国际银行业务的外资银行升格为全面银行，允许它们增设机构，使外资银行的数目迅速接近本土银行。
泰国上述一系列改革确实达到了引进外资、加速经济发展以及培育金融市场的目的。
但是，它们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不安定因素。
其一是境外资金大量流入，民间机构借外债的风气非常盛行，导致泰国外债总额节节攀升至1996年底的857亿美元，而且短期外债比重超过50%。
其二是大量外资流入房地产行业，金融公司投放于房地产的贷款比重也高达25%，致使空置率偏高，地产商面临着开发用外汇、售房收入收泰铢的货币错配风险。
其三是金融自由化和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泰国股市、楼市乃至整体经济都出现过度的繁荣。
从1990到1995年，泰国GDP的平均增幅高达9.04%。
经济过热使房租、楼价、劳工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全面上扬，严重削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导致经常项目赤字急剧扩大，泰铢面临贬值的压力。
其四是泰国虽然迅速推进金融自由化，但泰铢仍然钉住美元，以致泰铢汇率逐渐被高估，矛盾被积累至一触即发的地步。
其五是泰国政府没有贯彻金融机构改革优先的原则，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过于急促，以致当六年间市场化改革基本到位之后，本地银行及金融机构的素质仍然很差，金融人才仍然很缺乏，监管法规也很不完善。
甚至当衍生产品市场迅速发展之后，泰国央行的大部分监管人员仍然对此缺乏认识。
最后是金融自由化不仅发育了过度繁荣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还为外资大规模撤出提供了便利。
最突出的是危机期间外资金融机构针对泰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和监管上的漏洞，运用舆论攻势和雄厚的资金实力操控市场，对危机的孕育、恶化和扩散起到了巨大的破坏性作用。
其中，过早发育的衍生产品市场更为对冲基金利用其杠杆效应，以超出实际资金量数十倍的效应来冲击泰铢和资本市场提供了大好机会。
在外资及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泰国损失极其惨重，仅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泰铢就贬值了56.7%，楼价跌幅超过了35%。
最后，泰国91家金融公司中，被关闭和接管的超过63家，15家本地银行中未被政府接管或外资控制的仅剩下4家。
金融市场中的不安定因素从泰国及其他国家在危机期间的惨痛经历看，我国经济金融领域存在的一些不健康因素确实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首先是挥之不去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与此相关的境外资金的持续大量流入和短期外债比重的快速上升。
自2003年以来，在西方国家政府及投资银行的肆意炒作下，境内外出现了非常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加上我国长期实施刺激出口、鼓励外资的政策，因此，国际收支一直处于大幅顺差的状况，每年顺差的规模约在2000亿美元即1.6万亿人民币左右。
跨境资金的持续大量流入，一方面导致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经济领域出现明显过热的迹象，央行不得不靠发行票据来回笼资金；另一方面，由于加息势必会减少投机者的机会成本，从而刺激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因此，我国不得不对加息尤其是存款加息采取慎重的态度，这难免会使政府遏制经济过热和房地产泡沫的努力面临市场化手段的局限性。
这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困局是比较相似的。
在资金大量流入的同时，我国外债余额于2005年底达到281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余额高达1561亿美元，比重为55.56%。
虽然我国外汇储备充裕，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均在安全线之内，而且短期外债比重较高与2001年调整统计口径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短债比重从2002年底的31.4%，跳升至2004年3月底的40%以及2005年底的56.56%，大幅偏离国际公认的25%的警戒线，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短期外债过多，对一般企业而言，一旦形势逆转可能会面临被集中索债及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对那些借外汇收本币的企业来说，可能还会像泰国房地产企业那样，面临着债务负担在贬值情况下因货币错配而骤然加重的困局。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受打击最重的几个国家短期外债比重都相当高；其中，韩国高达67%，印尼高达62%，泰国六家最大商业银行的短债比重更超过了77%。
依照前车之鉴，我国对短债比重的持续、快速上升，确实应当予以高度重视,避免经济过热和泡沫化倾向.其次是经济持续偏热，导致国内出现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出现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劳工短缺的情况。
如前所述，泰国鼓励外资及金融自由化曾经引起过多的外资流入房地产，导致房价大幅上涨和银行不良贷款增加。
截至1997年5月底，泰国91家金融公司的呆账达到64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属于房地产贷款。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阻止大量跨境资金流入和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曾经采取低利率、宽财政的政策，结果导致信贷过于膨胀，资金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和股市。
从1985至1990年，日本平均住宅价格攀升了40%，日经指数更从13000点急升至39915点，为1990年代初经济泡沫的破裂埋下了祸根。
从我国情况看，尽管大部分城市还没有出现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但全国住宅价格的平均上涨幅度仍然比较高，上海、深圳、杭州等少数城市甚至一度出现了房价涨幅失控的状态。
房价过高，一方面使中下阶层置业困难重重，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恶化了当地的投资环境。
虽然在房价上涨过程中，地方政府达到了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的目的，但房价过高肯定会打击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投资意欲，最终反过来阻碍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旦泡沫破灭，居民资产缩水，就有可能会像1997年以后的香港一样，遭遇消费需求下降、民怨上升以及银行呆坏账大幅增加的局面。
当前，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及房价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境外资金已经以外债、资本金及购房的形式大量流入我国；在经过房地产调控、收紧国内银根之后，房地产企业外资或借外债的趋势更加明显；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内资、有利于外资，还会进一步抬高房价、加剧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其引起的负面效应非常值得监管部门关注。
除房地产外，我国今后还应避免经济持续过热和股市出现泡沫化倾向，避免劳工价格过快上涨削弱制造业的对外竞争能力。
有专家估计，随着人民币升值及部分地区劳工短缺情况的加剧，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30%-50%。
虽然从全国范围看，我国的劳动力优势仍十分明显，但对那些房价涨幅过快的沿海城市而言，工资在房价的压迫下持续上涨，对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在宏观经济方面，我国GDP最近几年的升幅也有些偏高，2005年的升幅为9.5%，今年第一季度的升幅更是高达10.3%，其中固定资产的增幅达到27.7%，比去年同期快了4.9个百分点。
所幸的是，由于资本市场一直存在股权分置、关联交易监管及公司治理机制等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因此，我国股市现阶段的市盈率还算比较合理。
但从日本的历史教训看，当一国货币处于升值预期时，大量跨境资金就会持续流入，股市不仅会大幅上涨，还有可能出现泡沫化问题。
我国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一段时间A股迅速上升之后，外资入市的态度也变得非常积极。
某美国著名投行甚至预言，牛市远未结束，沪市指数年底将达到2000点，以后则有可能上升至5000点左右。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我国一方面应继续搞活资本市场、尽快恢复股市的融资功能，另一方面也应吸取日本、泰国的经验教训，时刻留意今后是否会出现泡沫化倾向。
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与监管须优先最后是我国一方面正在开展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另一方面又不断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
应该说，同时开展以上三项工作是必要的，其本身没有对错之分。
但是，如果我们在决策上不注意先后顺序，在银行、证券及保险公司的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就贸然加快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我国就有可能犯历史性的错误。
就对外开放而言，我们认为，让外资适当增加分支机构，允许其从事更多的业务，允许其参股中资金融机构，确实可以达到加强竞争、引入先进管理经验、促进金融创新的目的。
但是，从泰国、香港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看，外资在金融业中占支配地位，其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他们往往会凭借雄厚的实力和娴熟的金融技能，在市场上翻江倒海，借机达到在动荡中渔利的目的。
以资本市场为例，外资在韩国、泰国股市中的比重分别达到10%和34%，而台湾则只有3.5%（外资存放款比重在台湾也只有4%左右）；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泰两国的伤势要比采取渐进式开放的台湾重得多。
在香港，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量抛空股票、抛售港元、买进认沽恒指期权、看跌港元远期汇率的，大都以外资尤其是对冲基金为主。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对外资采取客观的态度，既不能不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也不能过于开放，让外资在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目前，美国正在高分贝喊话，一是要我们大幅升值，二是要求加快金融业对美资的开放。
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绝不能崇洋媚外、过分依赖外资，不能忽视外资对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忘记美国对联想业务、中海油并购以及中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所设置的种种限制。
在自由化改革方面，我国确实应推进人民币可兑换、国际化以及汇率、利率等市场化改革，让金融机构逐步培养资金价格波动的风险意识，让衍生产品成为企业对冲风险的工具，让金融创新有比较合适的土壤。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坚持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优先的原则。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体质还不够健康，监管部门的大部分人员还缺乏资金大进大出、市场急剧波动的考验，缺乏对金融实务尤其是衍生产品的深刻认识；在此情况下，市场化改革应该贯彻逐步、有序、风险可控的原则。
否则，过度的自由化将为投机力量的进出及跨境攻击提供极为方便的通道，原作为锁定风险手段的衍生产品也会因其杠杆效应，而成为拥有庞大资金实力的外资金融机构冲击我国金融市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另外，在金融自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还应妥善处理好银行业对内开放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应组建全新的商业银行，包括地区性和全国性商业银行，以鼓励竞争、改善服务和分散风险；但另一方面，新的商业银行也不应设得太多太滥。
在这方面我国台湾的经验教训同样值得借鉴。
1990年台湾开放民间设立商业银行之后，3年内就设立了16家新银行（老行库仅26家）；票券公司在1994年之前只有3家，但开放之后3年内就增设了9家。
台湾新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是由工业资本或房地产商建立起来的。
这就带来了如下三个问题：
一是银行的职业道德可能会屈服于大股东利益。
即使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银行大股东也可以通过增设人头户和子公司，规避监管部门对关联交易和单一贷款的限制。
二是企业投资如果出现失误，有可能会遗祸于其所控股的银行。
三是企业和银行双方交叉持股，容易导致股价偏离正常水平。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台湾曾先后出现了台中地区中小企业银行和板信商银被挤提以及宏福票券公司被重组等一系列金融事件。
在金融危机之前的1995至1996年，台湾也曾发生过华侨银行、台东企银被大规模挤提的事件。
这些事件都是台湾金融业对内开放速度太快，对关系人贷款监管不到位造成的。
有鉴于此，内地在推进金融业对内开放时，也一定要贯彻监管优先、金融机构健全优先以及逐步、有序开放的原则。
类似农行按省分拆的建议最好是连提都不要提。
亚洲金融危机启示语录（自学）（2008年，十周年祭时的讲话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站在旁边看到了这场危机给国家、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危险的场面，因而给自己敲响了警钟，也使得我国在不断地反省，如果自己遇到金融危机有没有承受能力？
98年以来的三次金融工作会议，我国政府也确实在不断地反思金融体制所存在的问题。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所遇到的问题，战争是不会全面爆发了，但是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如果受到大的损害，可能一个是能源的，一个是金融的。
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金融业的竞争，在国际的资源配置方面谁能够有更好的金融配置资源能力，谁在世界上就有很好的实物资产的配置能力。
”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
“亚洲金融危机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教训，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汇率政策的各国感染、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互换等这些问题。
事后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外部性、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等都是有外部性的，都不是本国自己的事，这对于后来整个国际金融业的合作有很大的促进，大家都认识到大家都是互相联系的，大家坐下来讨论，该让步的还得让步。
这些联系起来看，实际上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种观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咱们国内学术界和实际金融部门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咱们国家之所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幸好咱们自己的货币不可自由兑换，现在这种观点也是有争议的，不能自己关起门来防止危机。
金融业更开放，按照国际市场上的游戏规则，按照国际市场上创造灵活的多样金融工具交易，才是最后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
自己关起门来，虽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但这样付出的损失，或者说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
“亚洲金融危机时大家的问题是都没有钱。
危机发生时，很多国家出现了支付危机，外汇储备都用光了。
大家记得在电视上，韩国老百姓在街头捐首饰帮着政府还债，就是因为没有了硬通货了。
而现在中国是钱太多，一万七千多亿的外汇储备，外贸大幅度的顺差，同时资本账户大幅度顺差。
我们处于高额双顺差的局面，而且资本账户还是有管制的，不能自由出去。
所以说，发生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情况目前对我们来说确实不太可能，我们不会发生支付性的危机。
我们对于资本流动还是有管制的，我们的外债水平很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我们的评级下降，给我们的贷款额度下降，到现在的外债也比较少。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些新的风险，特别是未知的风险，应该说我们还是在研讨当中。
”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究竟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是内部经济失衡和制度缺陷，是索罗斯别有用心和暗中使法还是各国政府应对失当，很明显当时马来西亚的首相和印度外长持的是前一种看法，认为是外部冲击。
而美国副国务卿和摩根公司主管亚洲的首席经济学家，持有的是后一种看法。
“其实索罗斯冲击泰国等东亚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失衡和重大的政策失误，诸如本币高估和固定汇率制度、金融自由化过度和金融监管不够、大量举借外债，这些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给这些外部的冲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我们不能说当年的冲击就是阴谋，因为索罗斯等人是为了要取利。
外部冲击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导火索。
”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
“危机是那么可怕的吗？
很多专家都提出遭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的几个国家，比如说韩国，很快就复兴了，但是像菲律宾，现在增长也还是比较慢的，在危机时他是遭受伤害比较小的。
现在看来，往往是遭受危机比较剧烈的国家、经济体，只要应对得当，事后的复苏还是可以比较快速的，而且可以焕发出一种活力。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法，要纠正以往的错误、疏漏，也许必不可免地要通过危机的形式，因为危机以一场剧烈的变动、剧烈的经济收缩，不仅给决策者，以及中间的干部，还有包括基层群众，重新认识外在和内在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才有可能更容易获得一些新的共识，促进改革和调整，而危机往往也是一个机遇。
”
附录二：
越南金融动荡的回顾及启示：
2008年年中越南金融顷刻来到了危机的前夜。
越南目前的情况，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泰国惊人的相似。
泰铢在被国际投资者认为高估以后，被全球投资者疯狂做空。
东南亚金融危机随即横扫整个亚洲市场，引发韩国香港等数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危机。
越南经济恶化带给我们什么启迪？
2008年5月中旬，正当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地进行抗震救灾的时候，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农德孟在未经预告的情况下突然访问中国，胡锦涛从汶川救灾现场回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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