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与共识的美国内政外交与美国大选展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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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与共识的美国内政外交与美国大选展望
摘要：
2019年的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分裂趋势都在不同程度地加剧。
两党党争激化到接近引发宪政危机，部分蓝州和特朗普政府之间诉讼不断，甚至将司法系统裹挟到政治斗争之中。
经济增长、美股“牛市”和就业市场表现良好等未能缓解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问题，特朗普减税政策和美联储降息的“双降”刺激效应在减弱。
受益或受损于经济全球化的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
“市场提供福利”的思路仍在加剧收入差距和劳资收益失衡。
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日益成为“撕裂”美国政治的导火索，美国社会分裂的维度在日趋多元化。
在分裂的背后，“保持美国霸主地位”的共识仍是美国在面临重大调整和变化的进程中保持稳定的基石所在。
美国在进行整体战略收缩的同时重点关注大国竞争，特别是遏制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共识，试图重构有利于美国自身利益的全球秩序。
因此，2020年美国大选相当程度上是美国自身“孤立主义-全球主义”两种路线之争的集中表现，将深刻影响未来美国的走势。
“美国社会的凝聚力空前地下降……精英和社会凝聚力对于任何一个政体的成功具有重要性，并且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1]从美国的政治极化、贫富悬殊和社会分裂等方面分析，美国社会凝聚力的下降是显然的。
一方面，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初值达到2.3%左右[2]，美股市场主导全球股市大幅攀升，已接近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外交不断升级，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已经成为精英阶层的共识。
这体现出分裂与合力（凝聚力）的相互作用。
“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是一条美国内政外交的常规轨迹，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因为不同的历史事件，两种力量的强弱有所变化。
这种强弱变化和相互作用将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得到集中体现，也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整体走向。
一 政治困局与党派之争
2019年是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第三年，以两党缠斗倒逼政府关门开启，以国会启动总统弹劾高调收尾。
[3]在此期间，既有国会民主党人借“通俄门”“通乌门”“避税门”与特朗普总统针锋相对；也有两党就边境政策、选区重划、控枪、医保等公共政策议题相互掣肘，内耗严重，关注点偏离利国利民方向。
总体而言，2019年的美国政治尚未脱离持续分裂的阴影，一是在特朗普力保政治基本盘的同时煽动不同选民群体之间的分化对峙；二是政治精英的极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府会之争为代表的党争公开化，不利于国家决策的整体效能及稳定性；三是联邦、州与地方之间高度竞争性分权，致使地方保护主义限度超出常规制衡的需要，政治缠斗司法化趋势愈演愈烈。
与上述艰难和分裂同时发生的，是两党在遏制阿片类药物危机和重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有共同意愿，围绕带薪育婴假法案等进行了折中妥协等。
这些情况说明，两党仍有较多可合作与正在合作的领域，温和派仍在发挥矫正作用，日益极化的价值观仍有扭转政治衰败的“公共空间”。
（一）基本盘稳健，政治碎片化浮现
自上台以来，特朗普因行事风格我行我素、政策安排变动不居、言论偏激且颠覆传统而饱受争议。
但截至2019年底，美国经济温和扩张，低薪就业岗位显著增加，再加上特朗普坚持其反全球化和反移民立场，善于运用“狗哨政治”及“逆向身份政治”策略呼应其关键选民，宣扬美国中心主义叙事，所以，主要由低收入白人男性、极端“爱国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构成的特朗普阵营基本盘仍保持稳固。
民调显示，与往届总统相比，特朗普的平均支持率仅为40%左右，水平不高却异常稳定（见图1），2019年底虽因遭遇众议院弹劾而有所震荡（34%），但最终仍逆势上扬，以45%收官。
[4]尽管2020年初新冠疫情蔓延全美，特朗普政府反应迟缓，管控不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支持率因“聚旗效应”[5]仍出现过短暂上浮。
图1特朗普总统2019年支持率（1～12月）
如果将观察角度从全国深入特定选民群体，则会发现三年来特朗普坚持“反建制”立场、“推特”治国等瞄准底层选民的“反精英”路线始终吸引着那些铁杆支持者。
例如美国农民，既是推动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的重要力量，也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创最深，而《农场日报》（FarmJournal）2020年1月的定向民调显示，83%的农业企业员工对特朗普的工作表现表示认可，称“高度认可”者从2019年底的61%升至64%，达到了数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6]虽然这部分核心支持者并不构成选民的大多数，但为特朗普提供了充满活力的牢固政治基础。
特朗普执政和谋求连任的策略主要有：
一方面依靠提升各类经济指标堵住反对特朗普力量的悠悠众口；另一方面不断将传统技术官僚、移民和种族乃至被其贴上“战略竞争对手”标签的国家标记为“他者”，通过人为地制造“我们与他者”对立的二元叙事，来动员基本盘，吸引中间派，打击反对者。
这种做法的确能够凝聚少数共识，但是其对美国整体的“副作用”亦显而易见——导致美国公众在现实和虚拟空间的“碎片化”现象日益突出。
统计显示，依据政治光谱，美国的舆论可从左到右划分为七个“部落”：
（1）进步主义激进派（ProgressiveActivists），特点是年轻化、有都市背景、受教育充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对美国社会中的公平和公正议题高度敏感且悲观；
（2）传统自由派（TraditionalLiberals）；（3）消极自由派（PassiveLiberals）；（4）政治绝缘派（PoliticallyDisengaged）；（5）温和派（Moderates），他们包括了大多数民众，受制于自身所处阶层、年龄段和宗教状况差异而关心不同议题，但大多立场较为模糊和摇摆，有意寻求妥协或干脆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隐形”，有待接触和动员，是抵消潜在两极分化的关键；（6）传统保守派（TraditionalConservatives）；（7）死忠保守派（DevotedConservatives），作为特朗普的稳定票仓，立足于爱国主义、基督教基础，对“强调多样性、贬低美国成就”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倍感威胁，力争捍卫美式传统价值。
[1]
换言之，尽管67%的民众立场居间，温和中庸，甚至远观政治，但在特朗普不断用身份圈定同人和异己、用“外部归因”掩盖内部矛盾的今天，他们越来越从“独自打保龄时代”那种“有主见的个体”聚合为多个贴有阶层、种族、性别、地域标签的排他性小团体，依赖意识形态分野锚定站位，表达立场，判断是非，并从中求得身份归属感。
加之具备定制化、利益导向化特点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高度普及，公众日常信息获取通道越来越“偏狭”，导致美国人将自己隔离在“意识形态的孤岛”（IdeologicalSilos）中，不知不觉间充当着加剧政治极化和碎片化的推手。
[2]
（二）党争白热化，党内分歧凸显
特朗普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中呼吁：
“倘若团结一致，我们必定能打破数十年的政治僵局，弥合旧分裂，疗愈旧伤痕，建立起新联盟，提出新解决方案，从而共绘美国伟大的未来。
”[3]实际情况是自2018年中期选举以来，府会矛盾和两党斗争日趋激烈、频繁和表面化，政治分裂的加剧直接导致决策僵局、政治失序和公共政策的不确定性。
具体而言，2019年的两党对立和政治极化表现有三。
1.两党矛盾从议题导向的互相拆台升级为“逢你必反”的政治嫌恶
2018年12月22日到2019年1月25日，两党因边境墙拨款而相持不下，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纪录。
看似双方争论焦点在于将移民视为“国家安全威胁”还是“劳动力缺口的有益补充”，处理方式是“建墙堵截”抑或“为改善融入提供梯子”，但此番扯皮以及随后特朗普坚持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挪用军费建墙等做法，实则折射出两党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全球主义-本土主义的不同取舍。
两党为此不惜挑战宪政体系，忽视公意福祉，宁可异化公共政治也要打击、钳制对方的诉求。
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提醒人民：
党派间常常用无端猜忌和虚假警报来煽动社区，激起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仇恨，甚至引发暴乱……政府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效忠党派超过了效忠国家。
[4]然而两百余年后的今天，两党在税收、福利、移民、控枪、堕胎等议题上的“左”“右”差异已远超种族、教育水平、宗教信仰不同造成的裂痕。
[5]
两党间的反感已凌驾于具体议题之上。
国会极化达到内战结束以来最高水平，且毫无缓解迹象。
本为重要调和力量的温和派在红蓝阵营几乎完全分裂的环境下，往往被本党视为“不忠”，且被反对党指责为“同谋”，失势已在所难免。
[6]皮尤调查显示，94%的共和党人与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以及92%的民主党与倾向民主党人士认为，两党冲突是不争的事实，且双方均有超过70%的人感到冲突“非常强烈”。
[7]此外，对民主党人士极端反感的共和党人比例从1994年的16%飙升至2017年的44%，民主党中表示痛恨共和党人的比例也从17%增至45%。
[8]这种歧见还伴有明显的辐射和溢出效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普通民众对择偶、交友、居住地的选择。
无怪乎美国政治学者艾伦·阿布拉莫维茨（AlanI.Abramowitz）认为，激烈的党争使美国看起来更像是分别由共和党、民主党主导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国家。
[9]
2.通过质疑特朗普的总统身份而弹压共和党
党争更趋表面化的表现之一，即民主党不愿承认特朗普担任一国之首的合法性、有效性、正当性。
2019年3月，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Mueller）结束了历时675天的调查，向司法部递交报告证明特朗普未与俄罗斯勾结干涉大选，但对其涉嫌妨碍司法未做定论。
随后，众议院数次质疑该报告的调查和公开过程，直到有密告称特朗普利用援助要挟乌克兰领导人调查其2020年大选劲敌拜登，才把注意力转至以“威胁美国民主制度”为由启动总统弹劾调查。
12月18日，众议院全院投票通过了对特朗普进行弹劾的两项指控，分别为“滥用总统权力”和“妨碍国会调查”。
但2020年2月5日，参议院投票否决了相关弹劾条款，特朗普成功脱罪。
两次风波虽诱因有别，却均在众议院民主党人的推动下直接质疑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国家和宪法忠诚，且以“倒特”为目标持续发酵。
然而以上种种并未影响共和党人为特朗普背书，2019年末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达到89%，而民主党对其支持率仅为8%。
[1]很显然，弹劾成功的可能性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参议院非常低，因此，原本慎之又慎的弹劾在分裂的背景下降低了使用门槛，演化为一场结合选情打压对手的政治表演。
3.被党派间分歧掩盖的党内分歧
理论上，政党高度极化意味着政党之间的立场南辕北辙，而阵营内部的理念愈加同质化。
但从2019年共和党、民主党各自的情况来看，共和党“特朗普化”不代表故事的全部。
一方面，高支持率的产生恰恰是因为温和派与持不同立场者被缺乏包容的党内环境彻底“挤出”；另一方面，共和党议员大多就本党传统议题附议特朗普，而当特朗普在诸如医改、涉俄问题上背离共和党的传统理念时，便会与党内建制派发生龃龉。
[2]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际，有关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坚持贯彻“小政府”治理是否恰当，病毒是否应该被政治化、武器化，是否对医疗物资加征关税等问题，进一步暴露了共和党内的分歧。
同样，2019年也是民主党内政治光谱较为分散的一年。
从最初寻求总统选举提名的参选人数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女性和少数族裔过半，身份涉及前总统、国会/州议员、百万富翁、华人企业家等，便可折射出民主党内尽管“击败特朗普”的立场统一，但“反特”行动缺乏统一的战略部署，温和的建制派与激进的进步派之间的分野日趋明显。
加之民主党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初选过程中也缺乏像克林顿和奥巴马那样的强力年轻领袖人物，反而致使政治内斗异常激烈。
（三）分权制掣肘，政治缠斗司法化
美国共和政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分权。
这不仅体现为纵向的联邦、州与地方的分权，还涉及横向的三权分立。
但2019年，无论纵向抑或横向的制衡关系，都表现出鲜明的内部张力与失衡。
1.联邦与（蓝）州的关系紧张
历史地看，联邦、州与地方的纵向分权制衡对于避免人浮于事、权力滥用和体制僵化颇有助益，不过鉴于分权的竞争性特质，州和地方彰显自主性通常以国家主义为前提和限度。
2019年的美国不仅需要处理常规议题，还要在身陷困境的多元文化主义、被反向激活的民族主义、持续升级的技术革命等“后现代陷阱”中谋求生机。
但特朗普挂一漏万的回应策略显然难以令州和地方满意，因此他们同联邦的权力争夺和执行冲突在医保改革、大麻合法化、非法移民、公共卫生治理等领域十分突出。
这其中包括一些州奉行“拒绝执行原则”（Nullification），不愿配合联邦或执行联邦的法律、政策。
如2019年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Cuomo）不顾特朗普大幅收紧移民政策的要求签署了《绿灯法案》（GreenLightLaw），允许无证移民申请驾照，且除非州长许可，禁止州机动车管理局向联邦移民管理局共享这部分数据。
[3]再如，2020年2月，联邦政府在为海外撤回新冠病毒感染者选择隔离点时，遭到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亚拉巴马州地方政治领袖的巨大阻力，他们以确保本地区安全为由断然回绝了“征地”要求。
[4]在疫情中，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在防疫物资、是否重启经济、居家令等方面激烈交锋，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三州达成“西部州条约”，而东海岸的七个州也成立了“多州委员会”，绕过联邦政府结成科学抗疫协同互保联盟。
[5]以上种种加剧了联邦与州之间的分歧，凸显了权力多中心化导致的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的一面。
此外，一些州直接与联邦政府“对簿公堂”。
自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以来，多州起诉联邦政府的次数达到1980年来的峰值。
[6]加利福尼亚州甚至在过去两年内状告特朗普50次，打破了得克萨斯州曾在8年间对奥巴马政府提起48次诉讼的纪录。
可以说，如今的司法系统经常充当特朗普与蓝州批评者之间的重要“战场”。
[7]如2019年8月14日，13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旨在收紧合法移民的“公共负担新规”违反多项联邦法律。
再如，就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问卷中是否恢复公民身份的问题，17个州、华盛顿特区及6个城市发起了对美
国人口普查局和商务部的诉讼。
迫于州和地方的压力，2019年7月特朗普发布行政令，放弃在调查中添加此类询问。
[1]
2.司法系统被卷入政治斗争
由此引出美国政治在2019年的另一特点，即司法系统被频繁地卷入政治斗争。
州政府对联邦政府的诉讼活动只是其中一个侧面，与此同时，两党之间难以妥协的矛盾，民主党和一些民权组织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如今都会选择上诉至各级法院，通过寻求司法裁夺达到攻讦与反制对方、扩大自身影响、争取民间力量声援等多重目标。
从制度设计中的“司法独立”到当前的“政治司法化”现象一则根源于宪法的模糊性、开放性、抽象性，故而司法系统释法和判定对于诸多政治斗争的走向非常关键；二则特朗普就职3年内已先后任命187位保守派法官，仅2019年便多达102位[2]，显著增强了其对提交司法判决的自信；三则对于特朗普的很多“超常规”举措，反对者们倾向于借助司法体系直接挑战其合法性与合宪性，从而达成自身政治目标。
也就是说，此番政治司法化堪称是政治失序向司法领域蔓延的结果，这也恰恰回应了托克维尔的论断，即“在美国，任何政治问题几乎迟早都会变成司法问题”。
[3]
总而言之，2019年美国两党之间的对抗进一步加剧，几乎引发宪政危机。
该趋势同公众政治立场的碎片化二者相呼应，在联邦与州、精英与平民、司法与政治、科学经验与人文传统等对立统一关系中不断制造新裂痕，从而持续强化着“用政治分歧、派系冲突取代共识”的竞争型政治文化。
有鉴于此，尽管2019年总体经济形势良好，但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柔性护栏”——规则、惯例、习俗——的破坏力使他在2020年大选中获得连任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如今的政治危机虽然迫近“红线”，却不应被过分夸大。
毕竟在意识层面，基础价值观共识尚未瓦解，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弹性尚在；在实践层面，民主党内温和派正在发力，两党在遏制阿片类药物危机和重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共识，围绕带薪育婴假法案等进行了折中妥协；更重要的是，至少5300万美国人栖居的小镇依然维持着相对的稳定[4]，人们务实工作，并用小城价值观以及社区精神修补着看似日益碎片化的美利坚精神与认同。
[5]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治的分裂在大选背景下难以收敛，但为数不多的中庸、共识仍是美国度过艰难期的重要基础。
二 经济民族主义与增长趋缓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业情况、薪酬增长和股市表现等多方面的指标来看，2019年的美国经济表现良好但增长趋缓。
特朗普政府将其上任以来的经济增长归功为“美国优先”经济民族主义，采取了减税、放松监管、能源独立和与世界多国重新进行贸易谈判等多项提振经济的举措。
[6]私人消费强劲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明显减速的投资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动能。
尽管特朗普政府致力于贸易再谈判，但贸易逆差仍在持续；反复强调“制造业回归”，但如果以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制造业占比在负增长，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占比则在正增长。
[7]多项指标显示，特朗普减税政策和美联储降息的“双降”刺激效应在减弱，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性仍在恶化，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趋于增强，特别是投资的明显减速和制造业的萎缩，这一超长经济扩张周期的可持续性堪忧。
（一）经济持续扩张，增长动能趋缓
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呈现先高后低的态势，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为3.1%、2.0%、2.1%和2.1%，全年实际GDP增长率为2.3%。
2019年美国名义GDP为21.43万亿美元，与2018年的20.58万亿美元相比新增0.85万亿美元，仍是当前世界唯一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的国家。
美国的人口约为3.29亿，人均GDP超过了6.5万美元。
[8]
实际GDP增长是指剔除了物价上涨因素之后的真实增长，2019年美国的实际GDP是19.073万亿美元，GDP平减指数是1.1234。
“强消费和弱投资”是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结构的主要特点，详见表1。
表12017～2019年美国实际GDP构成和GDP增长率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2019年美国的GDP构成：
私人消费的GDP占比约69.6%，实际GDP约为13.28万亿美元；投资总额的GDP占比为17.19%，实际GDP约为3.42万亿美元；政府支出和总投资的GDP占比为17.3%，实际GDP约为3.3万亿美元；产品和服务净出口并未因“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而有效改善，实际GDP仍是-0.95万亿美元，GDP占比为-2.9%。
1.私人消费相对稳健
美国经济是以消费为驱动力的发展模式。
如果把平减指数加回去，大概2019年美国名义GDP中私人消费部分的GDP接近15万亿美元，其中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45%，商品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25%。
商品消费进一步区分为耐用品消费（食品饮料、服装鞋帽、汽油和能源等）和非耐用品消费（汽车及配件、娱乐休闲、家具和家居等），非耐用品消费的GDP占比约为16%。
耐用品消费的GDP占比约为9%。
耐用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全年增长表现都趋缓，非耐用品消费从年中开始逐渐下行。
与2018年相比，美国境内的商品和服务物价是增长的，即私人消费增长中有一部分是物价上涨引起的。
整体上，2019年私人消费稳中趋缓，增长乏力。
消费相对稳健是因为领先指标的居民收入增加速度提高，消费借贷增长且明显高于住房抵押贷款债务增速，以及美国股价上涨等带来财富效应等。
消费增长乏力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减税效应在减弱，居民整体债务水平已经达到历史高位等。
2.投资明显减速
2019年美国的私人国内投资GDP增长率仅为1.8%，较之2018年的5.1%减速明显，其中基础设施投资（-4.3%）和住宅投资（-1.5%）呈现负增长，仪器设备投资增长下滑明显，但知识产权投资仍在持续增长。
投资减速的原因较多：
第一，消费增速的高位放缓给工业生产和资本支出带来负面效应，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发布的2019年12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47.2%，低于50位荣枯线，制造业PMI指数已经连续9个月下跌，全年平均值为51.2，创10年来最低水平，表明美国制造业并未恢复景气[1]；第二，美国制造业的GDP占比并未提升，巨头波音公司因最畅销型号飞机737MAX的被停飞停产而陷入困顿，通用汽车罢工令以福特为代表的企业在美国市场举步维艰[2]，再加上以哈雷摩托为代表的企业将部分制造转移出美国进行组装生产等，美国企业的盈利堪忧，拉低了投资信心；第三，特朗普减税政策使企业获得的利润增加，但企业并未用利润进行投资以扩大再生产或产业升级，而是用于回购股票推高股价，导致2019年末美国企业债自1991年以来第一次超过家庭负债，表明美国企业在进一步“脱实向虚”[3]；第四，美国与中国等多个国家的贸易摩擦升级和贸易政策不稳定，影响了投资信心与意愿。
3.对外贸易逆差持续
自1976年开始，美国进出口贸易在长达44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对外贸易逆差。
美国以消费经济为主，服装、手机、消费电子产品和部分工业用品等几乎已不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商品大量依赖进口。
尽管特朗普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外贸易逆差并未因此而根本性逆转。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降幅为1.7%，受资本货物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出口减少影响，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下降了0.1%；由于原油和消费品进口减少，进口总额下降了0.4%。
[4]
4.政府支出增长
2019年美国政府支出和总投资稳定增长，其中联邦政府支出增长率显著高于州和地方政府。
联邦政府支出与投资中用于国防的部分增长最快，比重也最大，非国防支出主要投向经济事务和健康领域等。
此外，2019年，美国22个行业中的20个都实现了增长，其中专业、科技和技术服务业，金融和保险业，信息产业是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三个行业。
[5]
5.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双赤字”仍趋恶化
美国在2019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为9840亿美元，比2018财年多2050亿美元；2019财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4.6%，比2018财年提高0.8个百分点。
[6]财政收入低于财政支出，贸易逆差有小幅下降但趋势未根本改变，说明美国政府的财政能力仍在持续下降，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等结构性问题仍在持续。
此外，美国国债在2019年初接近22万亿美元，而到年底已达到23.2万亿美元。
[7]并且从2019年3月起，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这是2007年以来首次形成倒挂，也是1978年以来的第5次倒挂，前面4次都随之出现经济衰退。
与上一年相比，2019年的美国GDP只增长了0.85万亿美元，而美债增长力度却超过了1万亿美元，可以说美国经济是建立在庞大债务的基础之上的。
而这种债务基础上的经济运行又建立在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之上。
无论是在国际支付市场还是在外汇储备中，美元作为国际性货币的地位都远超其他国家的货币。
6.减税和降息的“双降”刺激效应在减弱
2019年美国GDP的增长是“在不断刺激之后的现象”，受益于2017年开始的特朗普减税政策和美联储自2019年7月底开始的连续三次降息，每次降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的首次降息。
美联储还宣布提前两个月结束被市场称为量化紧缩的“缩表”政策。
其主要原因在于减税计划的刺激效应已经逐渐消退，加之海外增长逐渐减弱，特朗普于是采取各种手段给美联储施压，用降息手段确保美国经济保持稳定较快的增长。
[1]
2019年美国经济表现较好，美联储经历了从加息到降息、从缩减到扩张资产负债表的重大转折。
美联储降息的理由是防范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下行风险，但是2019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增长2.1%、201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及服务业疲软的PMI数据等表明，降息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低于特朗普的预期，减税和降息的“双降”刺激效应都在减弱。
（二）股市就业双涨，贫富悬殊扩大
2019年美国股市表现强劲，劳动力市场表现良好，住房拥有率和家庭财富等都在增长。
美国的净私人财富在上升，但是巨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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