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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峡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为抢救祖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辛勤工作、无私奉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是一次弘扬民族精神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抢救和延续了三峡的历史文化,我们也创造了历史……

  

  一

  长江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是随着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而逐渐开展起来的。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近五十年中,通观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是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的初始阶段。

其中1958年与1960年曾先后两次在长江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为了配合葛洲坝工程建设,七十年代初由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牵头,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等单位的文物考古人员参加的水文考古队,自湖北宜昌至四川宜宾进行水文考古调查,取得了这个地区长江的洪水与枯水资料,为葛洲坝工程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配合葛洲坝工程中,七十年代初主要是围绕坝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主要是配合葛洲坝库区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和秭归县进行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

  第二阶段自1984年至1986年,是长江三峡工程坝区施工准备阶段。

当时中央政府决定修建长江三峡工程,但1996年底又决定不修建。

国家文物局对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组织了一些大专院校的考古专业师生与部分省市的文物考古专业人员,在三峡工程坝区开展了一系列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工作的重点是在三峡工程的坝址所在的中堡岛。

  第三阶段由1992年至2003年,是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至三峡工程第二期工程结束。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

至此,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序幕便正式拉开,同年国家文物局迅速责成湖北、四川两省文物部门对长江三峡坝区与库区进行文物考古调查。

当年4月,湖北省文化厅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宜昌博物馆的20多名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三峡坝区文物考古调查,在1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古代遗址和古墓葬25处,古代建筑3处,共28处文物点。

依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两重两利”等文物保护原则,制定了“长江三峡工程坝区的文物保护规划”。

1992年下半年,国家文物局审查批准了该规划报告并正式上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审批。

同年春季,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在湖北省人民政府的关心和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三峡坝区范围内的文物考古工作顺利地进行。

为了确保三峡工程坝址所在地――中堡岛的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物局组织了长江流域8个省、市的考古专业干部,举办考古领队培训班,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发掘。

湖北省文化厅组织全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其余的遗址与墓地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1994年夏,三峡工程坝区范围内的文物考古保护工作基本完成,保证了三峡主体工程基础施工的顺利进行。

  三峡地区地理景观十分独特且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具有相当发达的文明程度。

国家文物局对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历来十分重视,1993年成立了国家文物局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下设湖北省和四川省两个工作站。

同年11月和12月,先后在北京和四川成都召开制定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的动员与组织工作会议,拟定了工作原则并作了工作部署。

尔后,在国家文物局的部署下,全国30余个文物考古、建筑、地学和人类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300余名科研人员,跋涉在三峡工程淹没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历时两年多的大规模调查、试掘,摸清了三峡工程库区文物的家底,成为编制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基础资料。

1994年3月,国家文物局指定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文物研究所具体负责制定规划,并成立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

1995年春夏,湖北、四川两省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三峡工程移民迁建区的地下和地面文物进行全面的调查。

经过上述工作,到1996年在长江三峡库区和迁建区内确定有地下文物点829处,地面文物点453处,总计1282处。

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在这些基础资料的基础上制定了三峡工程库区与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初稿完成后多次召开论证会,反复修改,并于1996年5月下旬将规划报告送交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审批。

四年后的2000年6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正式审批并印发了《三峡工程淹没区及移民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保护项目和保护方案)》,最终确定的文物点为1087处。

这些文物中,有752处分布在重庆库区(地面文物246处,地下文物506处),335处属于湖北库区(地面文物118处,地下文物217处)。

其中地下文物723处,规划总发掘面积170余万平方米;

地面文物364处,包括搬迁保护133项、原地保护87项、留取资料144项。

涉及135米水位下的文物保护项目723个(重庆库区435个,湖北库区288个)其中地下考古发掘项目468个(重庆库区276个,湖北库区192个)发掘面积60.779万平方米。

地面文物保护项目255个(重庆库区159,湖北库区96个)。

至此,三峡工程文物的大抢救在经历许多坎坷后终于迈出来最具实质性的一步。

  二

  1993-1994年,在三峡工程坝区施工建设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湖北省及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文物保护专家和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坝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冒烈日酷暑、战淫雨清寒,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在对三峡坝区文物点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有重点的勘探后,为及时抢救宝贵的文化遗产,保证不影响三峡工程工期,先后有计划、有目的地发掘了长江两岸的白庙、鹿角包、大坪、杨家湾、三家沱、朱淇沱、茅坪、三斗坪、中堡岛等多处古文化遗址,发掘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勘探面积达21万平方米,揭示出一大批距今7000多年前至汉代乃至明清时期内容丰富的文化遗存,清理出大量房基、水沟、灰坑、陶窑、墓葬等大量遗迹,获得了数以万计的不同时代、不同质地的珍贵文物。

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在世所瞩目的三峡工程坝址――中堡岛遗址上,工程部门和文物部门通力配合考古工作者发掘近2000平方米,抢救出中堡岛历史上最后一批宝贵的考古资料,共清理墓葬、灰坑、窖藏、房基等200余座。

此外在坝区范围内,文物部门经过艰苦的努力,为原地保护目前坝区唯一一处古代建筑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杨家湾老屋(清代),三峡工程业主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和湖北省文物局,出资对杨家湾老屋进行了有效的恢复和维修,环境得到彻底的整治,这一最能反映三峡坝区传统建筑风格的古建筑群,与三峡现代化的宏伟工程交相辉映……。

  1995-1997年,为抢时间湖北省迅速垫支经费和调集专业技术力量,率先进入三峡库区开展抢救工作,文物部门着重进行了地面文物的资料抢救工作,全面完成I线水位线下的地面文物的照相、摄像、拓片、文字、测量、绘图等资料及部分项目的设计工作,对重点的地面文物建筑进行全面测绘,并采取先期进行残质购买等措施加以保护。

湖北省文物部门在组织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过程中,深知湖北地处三峡工程坝上库首,水位低,文物保护时间的紧迫和保护三峡历史文化遗产责任的重大,确定“抢先务实”的指导思想,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省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与库区巴东、秭归、兴山、宜昌县的文物部门一道,对保护三峡地区的地面文物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97年就组织队伍深入秭归新滩民居群,开始进行大规模测绘,复原设计工作,并组织力量开始进行搬迁,拆迁工作严格按照文物保护的程序进行,首先进行测绘,对木质、石质的文物构件进行逐一编号,按制定的拆迁工作方案进行拆迁、包装和运输到复建的指定位置。

与此同时在地面文物保护方面,确定“集中保护,规模发展”的总体思路,并委托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制定秭归县、巴东县地面文物搬迁保护总体规划,在经过多次论证和专家评审通过后,力争做到拆迁与复建工作相衔接,从而使地面文物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1997年国家正式下达文物保护计划,时距三峡工程开工已有4年之久,留给文物部门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的时间十分有限,而文物保护的工作量则是空前的。

1997年国家文物局在重庆召开对口支援三峡工程文物保护会议,动员全国文博单位和科研院所支援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

到2005年底,湖北省和重庆市文物部门根据“重点发掘,重点保护”和“先淹没先处理”的原则文物部门参照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计划,累计同80多家文博单位、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及施工企业等签订了文物保护工作协议,涉及到文物考古、建筑、地质、测绘、水文等各个方面,累计已有文物考古科技工作者7000多人次,学校师生1000多人次,民工8万多人次全面投入到三峡文物保护工作中。

  三

  在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中,到2005年底,在地下考古发掘方面,已累计完成考古发掘任务达110.7万多平方米。

据不完全统计,已出土珍贵文物9千余件,一般文物17万余件,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空前的大会战,是一个壮举,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与三峡工程本身一样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纪工程。

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已取得许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和大批考古资料和历史文化信息,在很多方面填补了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空白,三峡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全面的完善,三峡历史文化的脉络已经清晰的再现在我们的面前,大量珍贵文物和研究成果正不断地向世人展现三峡地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地面文物保护方面,通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完成留取资料项目171项,原地保护项目51项,完成搬迁项目117项,完成复建51项,较为系统、科学、完整地记录了三峡库区地面文物的现状和历史信息,三峡区域重要的地面建筑和人文景观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大量具有峡江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得到了延续,在这个文物世纪大抢救和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延续了历史,也传承了文明……

  地下考古发掘

  1、旧石器时代考古

  1993年,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三峡调查发现了近60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石器地点,就广义的三峡地区而言,这里仍是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

从石制品的特征看,三峡地区的砾石石器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

由于三峡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制约了当地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体系。

重庆奉节鱼复浦等遗址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或者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意义重大。

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所获,已经将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由已知的距今约2万年向前推进到距今约15万年左右。

  2、新石器时代考古

  是三峡地区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和需要浓描重写的一段,这个阶段的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从五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三峡地区考古的重要工作。

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所进行的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除了了解和解决三峡古代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区域性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将进一步丰富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整体研究,并能促进华夏文明的多元起源等重要内容的深入研究和重新认识。

三峡库区通过规划调查确定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已发现84处,多年来对许多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或全面揭露。

大量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基本上建立了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系列,并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类型、文化内涵与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发现和新命名了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在重庆库区初步建立起了考古学文化序列,而在湖北库区则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已有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已经得到廓清。

  3、夏商周时期

  是三峡考古的又一重要阶段,在这个大的文化时期,三峡地区因为与巴人的起源有关,而倍受学界关注。

三峡东段与中原地区夏代相当的是以白庙为代表的遗存,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煤山类型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相当。

丰富的白庙类型遗存的发现无疑是库区田野工作的又一重大收获。

大体在中原地区的商王朝建立的前后,三峡东段出现了朝天嘴文化,这一文化可以以秭归朝天嘴遗址命名。

朝天嘴文化遗存的延续年代应基本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二里冈文化到殷墟文化的前期。

它在三峡西陵峡区有广泛的分布,该文化遗存与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有着一定的文化联系。

三峡地区的材料表明,在商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原地区商王朝的文化影响已经波及到峡区,但似乎并没有对三峡地区进行直接的控制与管理。

大体在相当与中原地区商王朝后期,三峡东段又出现了路家河文化。

路家河文化一方面与十二桥文化有比较密切的文化联系;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及其江汉平原西部与商文化有密切联系的荆南寺遗存有过密切的文化接触。

从朝天嘴文化到路家河文化的改变应该与中原地区商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冲击有关。

路家河文化大体从商代后期延续到西周前期。

从西周中后期开始,带有浓厚西周文化色彩的文化进入三峡东段。

有迹象表明这类遗存的年代可能下延至西周阶段,以前我们一般认为它不晚于商末阶段。

楚文化的研究,是我们在配合三峡工程建设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东段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带有浓厚的楚文化特色,表明楚文化已经控制了这一地区,并逐步向西推进。

从现有的材料可以看出,大约在春秋中期,楚国的势力已扩展到今湖北的秭归、巴东等地;

战国中期,楚国的势力开始不断西扩,近年不仅在今重庆的巫山、云阳、万州有新的楚文化考古发现,而且在忠县的崖脚墓地也发现了典型的楚墓,这是目前为止已发现楚墓分布的最西界。

这些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使我们对楚国疆域西扩的历程有了新的认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峡区文化遗址中与楚文化共存的还有一批土著遗存,目前这批遗存东起宜昌,西至川东,广有分布,年代从春秋至战国中期,有关这批遗存的源起、以及与楚文化的关系等为我们的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在三峡地区以往对巴文化的了解主要局限于战国以来的晚期阶段,通过多年的工作,目前找到了以涪陵蔺市、镇安、石沱,忠县哨棚嘴、中坝,万州糖房坪、中坝子,奉节新浦,巫山下沱等大批遗址为代表,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湖北西部夏商时期文化诸多联系的一支文化;

丰都石地坝,忠县邓家沱、瓦渣地,万州苏和坪、麻柳沱,云阳明月坝、三坝溪,奉节老油坊,巫山双堰塘、蓝家寨等地西周至东周时期发现的以尖底器,花边口圜底器为代表的器物群,具有最鲜明区域文化特征,这些对于早期巴文化的认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涪陵小田溪,云阳李家坝,忠县崖脚,开县余家坝,万州大坪、中坝子,巫山塔坪等地战国时期大量生活、生产类遗存和大规模墓地的发现,对于晚期巴文化的总体把握和巴、蜀、楚、秦等关系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在忠县中坝、瓦渣地等地开展的盐业考古则有助于探索和窥见古代巴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面貌。

  

  4、秦汉时期的考古收获

  在配合长江三峡工程建设而进行的坝区、库区的考古发掘中,虽然也发掘了大批战国两汉墓葬,但认真细致地检核所有的考古发掘资料,却未见有秦代的文化遗存。

究其原因,一是秦王朝仅仅存在十五年即告灭亡,当时峡江地区地处偏远仍沿用传统的生活用具随葬,无法区分;

二是当时峡江地区并非战略要地,秦人并未驻扎于此地,而是在夷陵(今宜昌),江陵(楚郢都)等战略要地驻扎,因而在峡区没有发现秦代遗存。

三峡地区两汉时期墓葬尤其突出,墓葬型制丰富,主要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等,这些墓葬的年代早晚演变关系清晰。

自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三峡地区的多人合葬墓较为普遍,当与家族或家庭墓葬有关。

  5、六朝、唐、宋、元、明时期的文化遗存

  在配合三峡工程坝区、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发掘了大批六朝至宋代的文化遗存和墓葬,有许多新的考古发现,填补了许多空白,使这一地区的六朝至唐宋时期的文化呈现一片全新的面貌。

六朝时期是三峡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时期,遗存分布很广,遗址和墓葬均有大量发现,特别是一些城址的发现和清理是这一阶段考古工作的又一重要收获。

在云阳明月坝对唐代城镇遗址数万平方米的大规模揭露,清理并取得了街道、广场、建筑等城镇布局以及建筑特点、功能等多方面资料,对我国历史上小城镇研究有重要价值;

通过发掘和调查勘探,获取了有关奉节白帝山宋代古城规模、结构及大量重要遗迹的考古资料。

这一时期发掘的重要遗址还有巴东县的旧县坪,旧县坪遗址的全面揭示,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了古代一个县治(主要是北宋)的布局,有关建筑遗址也十分完整。

遗址的东区以北为居民区,有纵横交错的街道,临街开门的房屋建筑,为我们复原北宋里坊提供了准确的资料;

元、明时期的文化呈现一片全新的面貌,己获取了一大批重要的遗迹遗物,填补了许多空白,为研究历史时期聚落时空变化,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这一时期大批城址、聚落、墓葬、建筑、窑业、农作遗迹的勘探发掘以及为数众多的珍贵文物的出土,为了解和深入研究峡江地区文明进程、环境变迁提供了大量不可替代的实物史料。

  地面文物保护

  所有搬迁保护项目均落实了搬迁选址并完成了搬迁复建总体规划、征地工作,完成全部留取资料项目的资料工作和搬迁保护项目的拆迁工作,完成51个项目搬迁复建。

重点工程中张飞庙迁建工程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

白鹤梁保护工程完成了留取资料、题刻表面及岩体加固处理工程。

2004年以来根据国家批准的规划,实施了水下保护工程的主体土建施工,完成了水下参观廊道的生产制造和安装工程,以及水下照明、摄像系统和循环水系统的制造。

石宝寨工程去年12月底通过社会招标正式开工。

目前已完成施工场地清理,施工临时设施搭建,施工用电、用水供应等前期准备,正在进行基础开挖施工。

大昌古镇搬迁保护工程,已完成补充测绘工作,正在实施古建筑落架拆除。

屈原祠已经完成概算和施工图的审查,进入招投标阶段。

湖北秭归的凤凰山文物复建区的环境治理和民居区展陈设计正在进行,通过治理和展示复建后的文物建筑将再现新滩民居群的古风古貌……

  文物考古研究和成果出版

  1997年和2003年重庆和湖北分别召开了学术研讨会。

十几年来重庆组织出版了《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1998卷,《重庆库区文物考古论文集》,《瞿塘峡题刻保护工程》,《三峡文物存真》上、下卷,《三峡古栈道》(待刊)。

并先后在库区、香港、广东举办了《重庆库区文物保护成果展》、《二期阶段文物保护工作汇报展》、《长江文明的华彩乐章》等展览;

湖北库区分别编辑出版了《三峡工程坝区出土文物图集》,《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一、二、三卷,《秭归庙坪》,《秭归柳林溪》,《秭归何光嘴》,《秭归官庄坪》,《巴东楠木园》,《巴东罗坪》等考古专题报告;

还出版了《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峡湖北库区传统建筑》及《三峡考古之发现》一、二,《永远的三峡》等学术著作。

同时,湖北省文物局已经组织有关大专院校开展了《三峡地区古代聚落研究》《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三峡地区夏商文化研究》《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互动与诸要素的适应性研究》《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及古代族群关系研究》等一批研究课题,我们相信,随着三峡地区考古成果的不断面世和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三峡文物保护的总体水平正在得到不断的提升。

  四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我国古代灿烂文明实物载体的那些遗存至今、绵延千万年、内涵极其丰富的文物,是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维系的纽带、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主义情感的载体和依托,并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精神和物质的宝贵财富。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她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三峡工程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跨世纪工程,世人瞩目。

长江三峡地区作为我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蕴藏有丰富的地下、地面文物资源。

由于这一区域文物数目巨大、种类繁多、价值较高,以及这一地区被永久淹没后所特别具有的不可再生的性质,三峡文物的保护问题被世人所关注。

历史文物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是否久远、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保护文物实际上就是保护和弘扬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

  长江三峡工程已经蓄水发电,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经过广大文物工作者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较好地完成了长江三峡库区与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所规定的139米水位以下的文物保护各项任务,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当然,三峡工程139米至175米的文物保护尚在进行之中,任重而道远。

今后我们必须更加振奋精神迎接挑战,要不断完善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力加强学术课题研究,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加强省内外的合作,努力开拓与各国的学术交流,不断加强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工作,使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果,达到更高的水平,达到实现全面复原三峡地区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目标。

  (本文摄影除署名外均为何怀强)

  作者简介:

张柏,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编辑:

田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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