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易先生的故事张郎郎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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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易先生的故事张郎郎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同时你就有了可利用的价值。

这样,我可以吃饱饭了,本来以为这辈子,就没机会再吃饱饭了。

2上了大学到监狱也有好处,我背着行李在饶阳公安押解下进了第二监狱的办公室,那里的狱警看了看我的判决书。

轻轻哼一声:

哦,还是个大学生呢。

几秒钟就决定了,把我分到三大队一中队去。

原来这个中队的犯人都是重刑犯,同时差不多都有些技术或者学历较高,这是一个汽车修理队。

这在监狱里,这是最令人羡慕的工种。

和我一样从北京到饶阳,同样是思想犯的杨秉荪先生,就没我这么好的运气了。

他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他就少了一个条件。

同时,他来这里之前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

这里的警察觉得一个拉琴的,就是个艺人,没什么文化,哪知道他是第一批留苏,还在匈牙利继续深造。

就把他分到我们同一个大队的第三中队,那是一个建筑队,让他去浇灌水泥板。

重体力活儿啊。

我一到了一中队,就听说这里有一个本地大名鼎鼎的现行反革命。

这就是易先生,他就是位于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扭送了的反革命学生。

被判处了死缓。

写了和湖北的反革命学生杨晓凯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很相似的文章,这可以被看作是反革命的宣言。

可是,他现在不在队里而是因为他继续思考,继续写文章,而被关进了监狱中的监狱---禁闭号。

人们悄悄告诉我,估计这次他凶多吉少,死缓的犯人在这里“继续犯罪”,很容易被改判为立即执行。

我虽然不认识他,心中也暗暗为他捏一把汗,都是学生,都是北京人,都是死刑犯,惺惺惜惺惺啊。

3我到了这个中队没多久,有一天我们组的值星员姚福荣叫我到队长办公室去。

所谓值星员就是我们这个组的犯人头儿,他在我们组就是个小皇帝,说一不二。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所有的狱警都叫队长,把所有的解放军都叫班长。

礼多人不怪,在前清人们就说,在这儿人人都是爷。

我们都不是人了,我们都是犯,犯字不是犬犹边吗?

原来是这个中队的李指导员找我,当时,我们中队的狱警左股长就是司令员,主管行政和生产,而李指导员就是政委,负责思想教育和学习。

他高高的个子,说话态度和风细雨。

他第一句话就问:

“你刚刚改判了,有什么感想?

”我不假思索立刻回答说:

“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

给我一条自新路。

”也许读者会觉得这个人也太虚伪、太油滑了,怎么都快和甫志高差不多了呢?

我得给自己辩解几句。

别忘了,原来是一个死刑犯,还没改判成死缓。

在那年头儿,随时我党需要教育人民分分钟都可以把我拉出去打靶。

这就是古代的斩监侯,还是个侯爷呢。

一下直接给我改判成十五年有期徒刑,还有五个尾巴。

你还能不感谢吗?

所谓五个尾巴的正式说法是“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这就太便宜了,我就可以走出看守所,进入监狱或者劳改队。

人就有活路了。

我在看守所的六年里,且不说饿成了细脖大脑壳的人灯,还因为不服软,就被多次毒打。

实话实说,这你得感谢打你的队长和班长们。

他们这是帮你勒马悬崖边儿。

要不是他们让我吐了几次血沫子,昏死过去几次。

没准早就拉去卢沟桥了。

卢沟桥那时候,就是天然大刑场。

这以后我才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这就是列宁先生的名言:

你不能和流氓讲理,只能用流氓的方式来对待流氓。

从此,我乖的不得了,再也不和他们违抗。

我只守一条底线,明哲保身但绝不出卖别人。

李队长又问我:

"

你有没有上诉的打算呢?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样的判决已经太宽大了,我再上诉就是不知好歹了。

”我很清楚,在那个时代所有反革命案件的上诉,只能加刑。

我好不容易判成了有期徒刑,要是上诉,弄好了改成无期,弄不好就又回死刑号去了。

你好不容易,离开每分每秒提心吊胆的境遇,还折腾?

我没那么傻。

李队长追问一句:

“以后不会翻供?

”我说:

“永不翻案!

”我那时不是有意要学邓小平先生的名言,对我们这些重刑犯来说“永不翻案”,是个流行的表态方式。

李队长微微一笑说:

“好,就把你这个想法的来龙去脉写一篇发言稿。

我们下星期要开一个‘易卜维批判大会’,你们的罪行和案情都差不多,可是你们俩的认罪态度是两个极端。

你好好写,好好帮助他。

这也是你立功的好机会,再说我们还是要挽救他的。

”实话实说李指导员当时的确态度诚恳。

我也小有感动。

就答应了回去好好写。

4回到宿舍我就有了一点儿小小的特权,那就是可以不参加小组里的学习和生产讨论,我就在一边写发言稿。

我已经写了六年各种版本、各种要求的认罪书和检讨书,早就对这套模式背得滚瓜烂熟。

按照常规这种发言稿,最多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写完了。

可是每次,我都要求单独写好几个晚上,我哪怕坐在那儿发愣、养神,总比去继续学毛选好。

我可不是反对学毛选,或者说毛选没得可学,决不。

再好的菜你也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吃上六年。

我们在看守所里六年多天天蹲在那里,统共就这一套书。

先念,再复习,复习就背诵老三篇,然后再背《将革命进行到底》,再背《别了,司徒雷登》,再背《促杜聿铭投降书》,再背,再背,再背。

终于都背完了。

然后,再背注释。

老天爷,那功夫我们是时间的富翁啊!

有人送饭,有人给你站岗,您就没日没夜地苦读红宝书,再宝的书也读得透明了。

这样的好日子口,值得回味。

平时,写这类东西我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光辉的主席思想顺着笔杆就哗哗往外淌,你手腕子一抖,妙文嘎然而止。

完活了。

在这方面我绝对是个熟练工人。

可是这会儿我却白着小脸、皱着眉头;

开始抓耳挠腮。

说实在的在我眼里这位愣折不弯的易先生,也就是过去血气方刚的我。

那会儿的我也被其他犯人屡次批斗,一开始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心里想:

你们和我是一条黑蔓上的苦瓜,相煎何太急。

批判批判我也染红不了谁的顶子,你们和我一样的秃瓢,顶子是没有的。

可是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

政府让群犯批判你,指定谁发言谁也不敢不说。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你方唱罢我登场,让咱们唱哪出,去什么角,无所谓。

咱们都只动腮帮子不动情,就行了。

可是,这位易先生我不认识,他明白这点吗?

能谅解我吗?

况且他能理解我的苦心吗?

那位该问了,你也是个犯人。

还轮不到你侈谈苦心。

这您就不知道了,我想拐弯抹角地告诉他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在这里,在这个时代,不死就是胜利!

咱们死刑犯装傻不算骨头软。

此时此地继续高扬高尚和高贵的头,等于对猪弹琴。

人真不如猫,因为猫有九条命,可咱们只有一条命。

咱们今儿就在这儿和他们磕了,不值!

不替别人想想,也得替你的亲人想想,那你就明白了。

我在发言稿里,不能直接就这么写。

组织多聪明啊,一看就知道你没按本子办事。

得,人家还不批准了。

于是,我左琢磨、右琢磨终于想出来按照这个思路来写:

先写我们都是大学生,是我党和伟大的祖国给予重望的幸运儿。

养活一个大学生需要多少多少农民,面对黄土背朝天干上多少年。

还需艰苦奋斗的国家要从国库里搬出来多少银子,把我们喂得一肥二胖,坐在宽大明亮的教室里打盹。

党和祖国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可是我们喝饱了优质的乳汁,忘记了母亲的恩情。

我们就是忘本啊!

这就是祖国母亲的不肖子孙。

我们还要反了,那就是忤逆,那就是滔天大罪,千刀万剐也不足平民愤更别说赎罪了。

现在,我们居然没有被枪毙,还把我们送到着暖如春风的劳改环境,这说明母亲并没有唾弃我们,还要挽救我们,把我们这样政治上堕落孩子拉回来,指出光明大道,让我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然后,在这里我再笔锋一转:

就算咱们就不说这些大原则,就说你自己真正的母亲,你的亲人养育你这么多年容易吗?

如今咱们家出了咱们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那会有多大的压力啊?

咱们不能两眼漆黑、一意孤行。

我觉得你的内心深处一定不忍心让他们为而痛苦,要是你还残存着一丁点儿孝心,那就赶紧回头是岸。

你唯一的出路、只有认罪服法,好好改造,才可能有自己的出路。

你有了出路,你全家人才能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上边说的是大架子,我还添了不少零七八碎的,那纯粹都是煽情了。

我知道这里边的文章,就需要这样做的。

几天后交上去了,连改稿都不用,一稿准。

不错,看来李指导员水平还可以。

要是审稿的是块白薯,指不定闹出多少笑话,还不把我给累死。

5稿子交上去了没几个星期,我们中队在一个春夏之间阳光明媚的下午,一本正经地召开“现行反革命分子易卜维批判大会”。

会场设立在一中队的汽车修理零修组车间里。

零修组车间用来开会十分方便,你想:

零修汽车的意思是随到随修,可能就是两榔头、一改锥的活儿。

我一到这儿就分到了零修组,后来才知道,这是对我的照顾。

零修组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儿才是高手云集的地方。

你想想这个汽车修配厂,是归河北省公安局管的。

也就是说,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公安局服务。

啊?

重刑囚犯给警察修车?

行吗?

也是,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有些荒诞。

其实你一想就明白了。

这些重刑犯人人都趴在生死的边缘上。

当年,我们看守所的所长就这么说,你们都和蚂蚱一样,过去趴在锅台上,现在你们已经趴在锅沿儿上了,一不留神就进了油锅了。

生死攸关啊。

我们零修组的急活儿最多,公安局吉普车,卧车,卡车都有。

那年头,汽车毛病还特别多,零修组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所谓修理,和看病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判断毛病出在哪儿。

我们的值星员姚富荣在我们中队牛气冲天,就因为他判断迅速、准确,修理也是干净、麻利、脆。

队长们都对他让三分。

零修的车间其实就是个大停车场,来了车就修,修完了就走。

所谓布置会场就是把等待修理的汽车开到院子里去,然后挂上一个会标。

就算布置好了。

各组的犯人一人一个马扎,整整齐齐地按组坐好。

就一切就绪了。

当然,在会场前面中间得安个麦克风,旁边得有张大桌子,摆几把椅子。

那就是领导席位。

今天,看来二监狱的领导,还挺重视。

主管思想教育工作的费狱长也坐在领导的席位上。

听说,他是狱领导中间最有文化的一位。

虽然他是副狱长,我们照样叫他狱长。

旁边大队、中队的领导都一一落座。

等各个组此起彼伏地大声朗诵毛主席语录都好几个回合了,差不多了。

左股长威严地站了起来,朗声宣布命令: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易卜维押上来!

”只见一个年轻读书人被左右两人拧着胳膊从车间外走了进来,押到舞台的一侧,放下了他的胳膊让他站在那里。

他们就静候在两旁。

要是你第一次见到这个画面没准会感到恐惧和残酷,可是在我们这帮身经百战的新老反革命眼里,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首先,没给他来个五花大绑,也没给他来个上下一齐砸,意思是没给他带着李玉和当年的大镣大铐。

这儿的犯人都是重刑犯,这种行头不知用过多少次了。

我看他今儿完全是轻装上阵,心里就有了些许放心,估计二监狱的领导,并不打算让他当从严典型。

那么,看来有从宽的迹象。

行。

像河北省第二监狱这种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单位,每年逢年过节之前总要严打一批,从宽一批。

这种单位的功能和看守所、死刑号不一样。

这儿的功能就是让这些犯人在这里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

看守所、死刑号判决一批犯人的节目,是演给社会看的,那是教育群众的。

这儿的宽严节目,是演给犯人看的,是教育我们的。

因为节目的观众不同,目的不同,行头自然不同。

你看那跑龙套的也不对,两个押送主角卜先生上场的两个龙套居然还是两个犯人。

这在社会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犯人怎么能押送犯人了。

这不是乱套了吗?

他们怎么能干警察的活儿呢?

其实,在监狱里犯人太多了,要单靠警察管,就管不过来了。

采取的办法是以犯治犯。

这两位一个叫杜二四,另一个叫老广嘴,他们俩改造并不比别人强,主要是他们俩膀大腰圆。

合适干这个活儿。

跑这个龙套,符合剧情。

这位主角易先生虽然带着眼镜,虽然在禁闭室里关押多日。

仍然看得出,他身体状况很好,结实的肌肉像运动员一样。

这哪像一个长期关押在禁闭室里的书生。

要是我,恐怕自己都走不出来,非得让别人来个拖死狗不可。

我顿时就感到,这位易先生看来非同凡响。

绝不是我这种浪漫书生,他是意志坚强、头脑清晰的理智型强者。

他很清楚应该怎么保存自己生命,强化自己的健康,同时还不卑不亢地保持自己的尊严。

看到他这个形象,使我想起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怎么办》。

他就是那个拉赫美托夫式的理性理想主义者,和我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人。

我对他们这样的人由衷佩服,因为我生性自由散漫,天真热情。

虽然我佩服他们这种人,可是学也学不像,只能暗暗感慨而已。

这时候,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李指导员非得用这么两位哼哈二将不可了。

老广嘴外号的意思是老广大嘴,也就是说这位广东佬的嘴不小。

叫四个字太麻烦了,于是就简称为老广嘴。

一般的老广个子就不高,也不健壮。

可这位老广是东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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