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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你就有了可利用的价值。
这样,我可以吃饱饭了,本来以为这辈子,就没机会再吃饱饭了。
2上了大学到监狱也有好处,我背着行李在饶阳公安押解下进了第二监狱的办公室,那里的狱警看了看我的判决书。
轻轻哼一声:
哦,还是个大学生呢。
几秒钟就决定了,把我分到三大队一中队去。
原来这个中队的犯人都是重刑犯,同时差不多都有些技术或者学历较高,这是一个汽车修理队。
这在监狱里,这是最令人羡慕的工种。
和我一样从北京到饶阳,同样是思想犯的杨秉荪先生,就没我这么好的运气了。
他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他就少了一个条件。
同时,他来这里之前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
这里的警察觉得一个拉琴的,就是个艺人,没什么文化,哪知道他是第一批留苏,还在匈牙利继续深造。
就把他分到我们同一个大队的第三中队,那是一个建筑队,让他去浇灌水泥板。
重体力活儿啊。
我一到了一中队,就听说这里有一个本地大名鼎鼎的现行反革命。
这就是易先生,他就是位于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扭送了的反革命学生。
被判处了死缓。
写了和湖北的反革命学生杨晓凯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很相似的文章,这可以被看作是反革命的宣言。
可是,他现在不在队里而是因为他继续思考,继续写文章,而被关进了监狱中的监狱---禁闭号。
人们悄悄告诉我,估计这次他凶多吉少,死缓的犯人在这里“继续犯罪”,很容易被改判为立即执行。
我虽然不认识他,心中也暗暗为他捏一把汗,都是学生,都是北京人,都是死刑犯,惺惺惜惺惺啊。
3我到了这个中队没多久,有一天我们组的值星员姚福荣叫我到队长办公室去。
所谓值星员就是我们这个组的犯人头儿,他在我们组就是个小皇帝,说一不二。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所有的狱警都叫队长,把所有的解放军都叫班长。
礼多人不怪,在前清人们就说,在这儿人人都是爷。
我们都不是人了,我们都是犯,犯字不是犬犹边吗?
原来是这个中队的李指导员找我,当时,我们中队的狱警左股长就是司令员,主管行政和生产,而李指导员就是政委,负责思想教育和学习。
他高高的个子,说话态度和风细雨。
他第一句话就问:
“你刚刚改判了,有什么感想?
”我不假思索立刻回答说:
“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
给我一条自新路。
”也许读者会觉得这个人也太虚伪、太油滑了,怎么都快和甫志高差不多了呢?
我得给自己辩解几句。
别忘了,原来是一个死刑犯,还没改判成死缓。
在那年头儿,随时我党需要教育人民分分钟都可以把我拉出去打靶。
这就是古代的斩监侯,还是个侯爷呢。
一下直接给我改判成十五年有期徒刑,还有五个尾巴。
你还能不感谢吗?
所谓五个尾巴的正式说法是“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这就太便宜了,我就可以走出看守所,进入监狱或者劳改队。
人就有活路了。
我在看守所的六年里,且不说饿成了细脖大脑壳的人灯,还因为不服软,就被多次毒打。
实话实说,这你得感谢打你的队长和班长们。
他们这是帮你勒马悬崖边儿。
要不是他们让我吐了几次血沫子,昏死过去几次。
没准早就拉去卢沟桥了。
卢沟桥那时候,就是天然大刑场。
这以后我才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这就是列宁先生的名言:
你不能和流氓讲理,只能用流氓的方式来对待流氓。
从此,我乖的不得了,再也不和他们违抗。
我只守一条底线,明哲保身但绝不出卖别人。
李队长又问我:
"
你有没有上诉的打算呢?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样的判决已经太宽大了,我再上诉就是不知好歹了。
”我很清楚,在那个时代所有反革命案件的上诉,只能加刑。
我好不容易判成了有期徒刑,要是上诉,弄好了改成无期,弄不好就又回死刑号去了。
你好不容易,离开每分每秒提心吊胆的境遇,还折腾?
我没那么傻。
李队长追问一句:
“以后不会翻供?
”我说:
“永不翻案!
”我那时不是有意要学邓小平先生的名言,对我们这些重刑犯来说“永不翻案”,是个流行的表态方式。
李队长微微一笑说:
“好,就把你这个想法的来龙去脉写一篇发言稿。
我们下星期要开一个‘易卜维批判大会’,你们的罪行和案情都差不多,可是你们俩的认罪态度是两个极端。
你好好写,好好帮助他。
这也是你立功的好机会,再说我们还是要挽救他的。
”实话实说李指导员当时的确态度诚恳。
我也小有感动。
就答应了回去好好写。
4回到宿舍我就有了一点儿小小的特权,那就是可以不参加小组里的学习和生产讨论,我就在一边写发言稿。
我已经写了六年各种版本、各种要求的认罪书和检讨书,早就对这套模式背得滚瓜烂熟。
按照常规这种发言稿,最多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写完了。
可是每次,我都要求单独写好几个晚上,我哪怕坐在那儿发愣、养神,总比去继续学毛选好。
我可不是反对学毛选,或者说毛选没得可学,决不。
再好的菜你也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吃上六年。
我们在看守所里六年多天天蹲在那里,统共就这一套书。
先念,再复习,复习就背诵老三篇,然后再背《将革命进行到底》,再背《别了,司徒雷登》,再背《促杜聿铭投降书》,再背,再背,再背。
终于都背完了。
然后,再背注释。
老天爷,那功夫我们是时间的富翁啊!
有人送饭,有人给你站岗,您就没日没夜地苦读红宝书,再宝的书也读得透明了。
这样的好日子口,值得回味。
平时,写这类东西我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光辉的主席思想顺着笔杆就哗哗往外淌,你手腕子一抖,妙文嘎然而止。
完活了。
在这方面我绝对是个熟练工人。
可是这会儿我却白着小脸、皱着眉头;
开始抓耳挠腮。
说实在的在我眼里这位愣折不弯的易先生,也就是过去血气方刚的我。
那会儿的我也被其他犯人屡次批斗,一开始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心里想:
你们和我是一条黑蔓上的苦瓜,相煎何太急。
批判批判我也染红不了谁的顶子,你们和我一样的秃瓢,顶子是没有的。
可是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
政府让群犯批判你,指定谁发言谁也不敢不说。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你方唱罢我登场,让咱们唱哪出,去什么角,无所谓。
咱们都只动腮帮子不动情,就行了。
可是,这位易先生我不认识,他明白这点吗?
能谅解我吗?
况且他能理解我的苦心吗?
那位该问了,你也是个犯人。
还轮不到你侈谈苦心。
这您就不知道了,我想拐弯抹角地告诉他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在这里,在这个时代,不死就是胜利!
咱们死刑犯装傻不算骨头软。
此时此地继续高扬高尚和高贵的头,等于对猪弹琴。
人真不如猫,因为猫有九条命,可咱们只有一条命。
咱们今儿就在这儿和他们磕了,不值!
不替别人想想,也得替你的亲人想想,那你就明白了。
我在发言稿里,不能直接就这么写。
组织多聪明啊,一看就知道你没按本子办事。
得,人家还不批准了。
于是,我左琢磨、右琢磨终于想出来按照这个思路来写:
先写我们都是大学生,是我党和伟大的祖国给予重望的幸运儿。
养活一个大学生需要多少多少农民,面对黄土背朝天干上多少年。
还需艰苦奋斗的国家要从国库里搬出来多少银子,把我们喂得一肥二胖,坐在宽大明亮的教室里打盹。
党和祖国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可是我们喝饱了优质的乳汁,忘记了母亲的恩情。
我们就是忘本啊!
这就是祖国母亲的不肖子孙。
我们还要反了,那就是忤逆,那就是滔天大罪,千刀万剐也不足平民愤更别说赎罪了。
现在,我们居然没有被枪毙,还把我们送到着暖如春风的劳改环境,这说明母亲并没有唾弃我们,还要挽救我们,把我们这样政治上堕落孩子拉回来,指出光明大道,让我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然后,在这里我再笔锋一转:
就算咱们就不说这些大原则,就说你自己真正的母亲,你的亲人养育你这么多年容易吗?
如今咱们家出了咱们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那会有多大的压力啊?
咱们不能两眼漆黑、一意孤行。
我觉得你的内心深处一定不忍心让他们为而痛苦,要是你还残存着一丁点儿孝心,那就赶紧回头是岸。
你唯一的出路、只有认罪服法,好好改造,才可能有自己的出路。
你有了出路,你全家人才能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上边说的是大架子,我还添了不少零七八碎的,那纯粹都是煽情了。
我知道这里边的文章,就需要这样做的。
几天后交上去了,连改稿都不用,一稿准。
不错,看来李指导员水平还可以。
要是审稿的是块白薯,指不定闹出多少笑话,还不把我给累死。
5稿子交上去了没几个星期,我们中队在一个春夏之间阳光明媚的下午,一本正经地召开“现行反革命分子易卜维批判大会”。
会场设立在一中队的汽车修理零修组车间里。
零修组车间用来开会十分方便,你想:
零修汽车的意思是随到随修,可能就是两榔头、一改锥的活儿。
我一到这儿就分到了零修组,后来才知道,这是对我的照顾。
零修组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儿才是高手云集的地方。
你想想这个汽车修配厂,是归河北省公安局管的。
也就是说,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公安局服务。
啊?
重刑囚犯给警察修车?
行吗?
也是,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有些荒诞。
其实你一想就明白了。
这些重刑犯人人都趴在生死的边缘上。
当年,我们看守所的所长就这么说,你们都和蚂蚱一样,过去趴在锅台上,现在你们已经趴在锅沿儿上了,一不留神就进了油锅了。
生死攸关啊。
我们零修组的急活儿最多,公安局吉普车,卧车,卡车都有。
那年头,汽车毛病还特别多,零修组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所谓修理,和看病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判断毛病出在哪儿。
我们的值星员姚富荣在我们中队牛气冲天,就因为他判断迅速、准确,修理也是干净、麻利、脆。
队长们都对他让三分。
零修的车间其实就是个大停车场,来了车就修,修完了就走。
所谓布置会场就是把等待修理的汽车开到院子里去,然后挂上一个会标。
就算布置好了。
各组的犯人一人一个马扎,整整齐齐地按组坐好。
就一切就绪了。
当然,在会场前面中间得安个麦克风,旁边得有张大桌子,摆几把椅子。
那就是领导席位。
今天,看来二监狱的领导,还挺重视。
主管思想教育工作的费狱长也坐在领导的席位上。
听说,他是狱领导中间最有文化的一位。
虽然他是副狱长,我们照样叫他狱长。
旁边大队、中队的领导都一一落座。
等各个组此起彼伏地大声朗诵毛主席语录都好几个回合了,差不多了。
左股长威严地站了起来,朗声宣布命令: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易卜维押上来!
”只见一个年轻读书人被左右两人拧着胳膊从车间外走了进来,押到舞台的一侧,放下了他的胳膊让他站在那里。
他们就静候在两旁。
要是你第一次见到这个画面没准会感到恐惧和残酷,可是在我们这帮身经百战的新老反革命眼里,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首先,没给他来个五花大绑,也没给他来个上下一齐砸,意思是没给他带着李玉和当年的大镣大铐。
这儿的犯人都是重刑犯,这种行头不知用过多少次了。
我看他今儿完全是轻装上阵,心里就有了些许放心,估计二监狱的领导,并不打算让他当从严典型。
那么,看来有从宽的迹象。
行。
像河北省第二监狱这种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单位,每年逢年过节之前总要严打一批,从宽一批。
这种单位的功能和看守所、死刑号不一样。
这儿的功能就是让这些犯人在这里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
看守所、死刑号判决一批犯人的节目,是演给社会看的,那是教育群众的。
这儿的宽严节目,是演给犯人看的,是教育我们的。
因为节目的观众不同,目的不同,行头自然不同。
你看那跑龙套的也不对,两个押送主角卜先生上场的两个龙套居然还是两个犯人。
这在社会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犯人怎么能押送犯人了。
这不是乱套了吗?
他们怎么能干警察的活儿呢?
其实,在监狱里犯人太多了,要单靠警察管,就管不过来了。
采取的办法是以犯治犯。
这两位一个叫杜二四,另一个叫老广嘴,他们俩改造并不比别人强,主要是他们俩膀大腰圆。
合适干这个活儿。
跑这个龙套,符合剧情。
这位主角易先生虽然带着眼镜,虽然在禁闭室里关押多日。
仍然看得出,他身体状况很好,结实的肌肉像运动员一样。
这哪像一个长期关押在禁闭室里的书生。
要是我,恐怕自己都走不出来,非得让别人来个拖死狗不可。
我顿时就感到,这位易先生看来非同凡响。
绝不是我这种浪漫书生,他是意志坚强、头脑清晰的理智型强者。
他很清楚应该怎么保存自己生命,强化自己的健康,同时还不卑不亢地保持自己的尊严。
看到他这个形象,使我想起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怎么办》。
他就是那个拉赫美托夫式的理性理想主义者,和我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人。
我对他们这样的人由衷佩服,因为我生性自由散漫,天真热情。
虽然我佩服他们这种人,可是学也学不像,只能暗暗感慨而已。
这时候,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李指导员非得用这么两位哼哈二将不可了。
老广嘴外号的意思是老广大嘴,也就是说这位广东佬的嘴不小。
叫四个字太麻烦了,于是就简称为老广嘴。
一般的老广个子就不高,也不健壮。
可这位老广是东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