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语文名著阅读复习学案课外名著阅读《儒林外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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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语文名著阅读复习学案课外名著阅读《儒林外史》
中考复习专题——课外名著阅读(六)
——《儒林外史》阅读
【作品赏析】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
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
在商人的资助下,他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
在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
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
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
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
“众里寻他千XX,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
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
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
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
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
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
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
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
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
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那些所谓的“儒生”,他们满口“之乎者也”,可实际上并无什么才学,表面上对功名不屑一顾,可实际上醉心于功名利禄,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由于这种极端的野蛮的疯狂的追求,导致了官场的黑暗龌龊,许多读书人的心灵被扭曲,甚至变态。
可若要究其错源,归根结底是是黑暗的社会,是封建科举制度给了他们“信念”、“理想”,让他们到死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是腐朽、虚伪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开创了八股文科举,这可让多少有志之士宁可“处江湖之远”亦不愿“居庙堂之高”。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
王
冕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
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
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
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
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
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
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
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
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
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读完整部书,让人感慨万千,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我们应持着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虽然通过科举选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可是科举也成为读书人疯狂追求的唯一对象,可黑暗的官场又让他们的心灵扭曲,彻底败坏了“儒生”这个名头。
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科举这类的话,也没有了书中迂腐的现象。
但是,我们常常看见家中老人为了让下下代的认凌晨排队报课外班,诸多考生因为中考高考日以继夜读书,有些考上的扔书庆贺,有些考不上的跳楼自杀。
没有人为了什么“秀才”、“举人”磕头撞板,却有人为“硕士”、“博士”不择手段。
很多人拿着文凭大吃大喝。
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一本“儒林次史”来讽刺这个时代的制度。
【艺术成就】
一、《儒林外史》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它富有民族特色的讽刺艺术,它将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1.作者能秉持公心,把握分寸,针对不同的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
对贪官污吏是无情揭露和严厉鞭挞,对迂腐儒生是既同情又讽刺,对正面人物是在肯定中略显微词,做到了“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而且,作者的讽刺还往往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2.作者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和真实性结合起来。
《儒林外史》的讽刺,能够面向现实,挖掘其社会根源,使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得到高度的统一;在表现讽刺对象的喜剧性特征时,绝不以主观好恶去阉割客观形象的丰富性、整体性,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真实场景使其获得“讽刺的生命”。
3.作者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
《儒林外史》能真实地展示出喜剧性情节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锋利冷峻,振聋发聩,使讽刺包含有深邃的社会批判和巨大的文化容量;同时也形成了“戚而能谐”、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表现出其独特的艺术品格。
4.作者善于运用含蓄、婉曲的讽刺手法,冷静超然,不动声色。
在作品中作者往往直书其事,不加断语,既不介入事件的讲述,也不带任何褒贬色彩,而是把合理的夸张和客观的描述有机结合,使讽刺的深意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在蕴藉中见出锋芒,在超然中寓有沉痛,真正做到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二、与以往的长篇小说相比,《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新的特点。
1.《儒林外史》继承并发展了《金瓶梅》的写实观念,真正完成了古代小说从传奇性向现实性的转变,是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美学内涵的一大跃进;与此相适应,《儒林外史》已从故事型小说跨入到性格型小说,它有意淡化故事情节,弱化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
2.《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已经突破类型化的模式,显示出充分的个性化。
与前此的通俗说部相比,它在艺术形象的审美特点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
人物形象从超常性变为平凡性;人物特征从单色素转为多色素;人物性格从稳定性走向流动性;肖像描写从脸谱化转向具象化。
3.《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作品的叙事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
三、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颇有特色。
它没有贯穿首尾的中心人物与主要事件,而是分别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
各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故鲁迅称它是“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实际上全书以对儒林的厄运进行反思为中心题旨,将各自独立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统摄起来,因此结构仍不失谨严完整,布局也不失和谐统一。
四、《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单纯明净,清新洗炼,同时也吸收了文言语体的艺术传统,实现了白话语体的雅洁化和韵味化。
其语言描摹世态,曲尽人情,常常寥寥数笔,就使人物穷形尽相,画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
写景则充盈着自然情趣,洋溢着诗韵画意,不愧为灵活驾驭语言的圣手。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鲁迅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的精神。
小说中许多人物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
作者加以典型的概括,从而显露出幽默的讽刺锋芒。
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
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
同时,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
总之,《儒林外史》运用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的讽刺手法,其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人身攻击。
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
《儒林外史》语言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
常以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
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
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面前。
吴敬梓学习运用人民群众的口语相当成功,对话中有时引用谚语、歇后语,也能恰切自然。
《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
《儒林外史》的结构,正如鲁迅言“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全书没有一线到底的人物和情节,而以同一主题贯串全书。
有时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
“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
这种独特形式主要还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
全书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主干,通过这一点,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
因此,尽管这种结构形式难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
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
《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
它不但具有与其它优秀小说共同的特点,即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它自己所独具的特色,即强烈的讽刺性。
它的这两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
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
作为一部讽刺杰作,鲁迅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认为它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使后来者难以为继。
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
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
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
【作者简介】
吴敬梓(1701--1754年),清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
雍正诸生。
早年生活豪纵,后家业衰落,移居江宁。
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托病不赴,穷困以终。
工诗词散文,尤以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成就最高。
又有《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诗说》等。
吴敬梓出身望族。
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
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
吴敬梓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
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
1729(雍正七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
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
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
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
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
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故事背景】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写的是“儒林”之“外史”。
换句话说,《儒林外史》不是正史,不体现官方意志,也不是稗官野史,其主旨是“写世间真事”穷极文人情态,针砭时弊,讽喻世人。
作者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而科举制度已经过兴盛之期,显露出它的弊端。
文士们醉心举业,道德沦丧。
《儒林外史》主要描写对象为儒林文士,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
为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吴敬梓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
作者托明写清,目的是要塑造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生动描绘吃人的科举制度、礼教制度和腐败的政治体制,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
【内容简介】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成功塑造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
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
整书开首以王冕“视功名如粪土”为引子“敷陈大义”,把历史上王冕追求功名的旧事一概不提,塑造了一个高人的形象,然后描写的是周进、范进一批八股学士,包括王惠、荀玫,都不再是多少光鲜亮丽的形象。
荀玫等人之后,《儒林外史》中大着笔墨的便是蘧公孙娄公子一批官宦之后了,也不过是附庸风雅之辈,接着又引出马二先生匡超人等一批人物来,坑蒙拐骗,混迹“文坛”上。
最后作者写下琴棋书画四大奇人,身有一技之长,谋生吃饭,闲暇便做“学问”,自言“我也不是要做雅人。
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
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
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
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
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
【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中写得好的不是完人,而是卑微的小人物,或是丑人。
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如周进、范进、梅玖);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如严贡生、汤知县、王惠太守);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如杨执中、权勿用、杜慎卿、娄三、娄四公子);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如王冕、杜少卿、庄征君、虞育德)。
”这是《儒林外史》中主要写的四类人。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
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
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
‘众人劝着不住。
金有余道:
你看,这不是疯了吗?
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
’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
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
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
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
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
“噫!
好!
我中了!
”欢喜得发了疯。
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
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
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
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
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
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
“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
‘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
’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
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
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
两边看的人多笑。
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
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
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
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
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
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
“古语说得好: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而今什么是书?
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
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
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
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
“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
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
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
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
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
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
”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
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
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
”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实战演练
1、《儒林外史》中,有较多作者本人影子的人物形象是()。
A、匡超人B、杜慎卿C、杜少卿D、牛布衣
1、C
2、《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作者以高妙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
请以范进这个典型人物为例略作分析。
2、以生动的语言,通过对话和细节描写,运用夸张、讽刺手法,刻画了一个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范进的形象,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3、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名著浩如烟海。
为了便于记忆,有人编了一首二十八字口诀:
东西三水桃花红,官场儒林爱金瓶。
三言二拍赞古今,聊斋史书西厢镜。
请你说出这二十字诀包括哪些古典文学名著,至少说出其中的十部。
3、依次为:
《东周列国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桃花扇》《红楼梦》《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金瓶梅》《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今古奇观》《聊斋志异》《史记》《西厢记》《镜花缘》。
4、请将下列“一句话评语”和对应的名著连接起来。
《儒林外史》历史的长城
《红楼梦》龙争虎斗
《三国演义》书生现形记
《诗经》失去的大观园
《聊斋志异》先民的呼声
《史记》瓜棚下的怪谈
4、《儒林外史》——书生现形记《红楼梦》——失去的大观园《三国演义》——龙争虎斗《诗经》——先民的呼声《聊斋志异》——瓜棚下的怪谈《史记》——历史的长城
5.下列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明清时期,社会小说的两种表现形式主要是“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B.“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主要的区别是表现手法不同。
前者的描写比较夸张,对社会的态度更激愤痛恶,对人物毫不留情;后者的描写比较含蓄,对社会的态度比较客观公允,对人物有所体贴。
C.《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它可与意大利的薄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法国的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D.《儒林外史》主体部分的结构不同于一般长篇小说,它“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采用的是“糖葫芦串”式结构;整部小说采用独特的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
解析:
B项,将“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表现手法说反了,应把二者对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第6-8题。
(匡超人)次日清早起来,拿银子到集上买了几口猪养在圈里,又买了斗把豆子。
先把猪肩出一个来杀了,烫洗干净,分肌劈理的卖了一早晨。
又把豆子磨了一厢豆腐,也都卖了。
钱拿来放在太公床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
见太公烦闷,便搜出些西湖上的景致,以及卖的各样的吃食东西,又听得各处的笑话,曲曲折折细说与太公听。
太公听了也笑。
太公过了会,向他道:
“我要出恭,快喊你娘进来!
”母亲忙走进来,正要替太公垫布。
匡超人道:
“爹要出恭,不要这样出了。
像这布垫在被窝里,出的也不自在。
况每日要洗这布,娘也怕熏的慌,不要熏伤了胃气。
”太公道:
“我站的起来出恭倒好了,这也是没奈何!
”匡超人道:
“不要站起来,我有道理。
”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自己扒